韓愈《師說》之“師”新解

作者：李建明（廈門大學嘉庚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七月十六日乙卯

          耶穌2024年8月19日

《師說》寫(xie) 於(yu)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年），韓愈時任四門博士。文章中所謂“師”，既不是指各級官府的學校老師，也不是指“授之書(shu) 而習(xi) 其句讀”的啟蒙教師——唐人並沒有否定這樣的斷文識字的教師，而是指學有所成，能夠“傳(chuan) 道受業(ye) 解惑”的人。這種老師的標準很高，不僅(jin) 滿腹經綸，而且要是“聞道”者，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韓愈既以這樣的人自我標榜，也以好為(wei) 人師而著稱。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shu) 》說：“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wei) 狂人。”（《柳河東(dong)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頁，下略）這也充分說明，“師”不是普通的老師，而是有特指的。

與(yu) 此相關(guan) 的是對“師者，所以傳(chuan) 道受業(ye) 解惑也”的理解，人們(men) 通常認為(wei) ：“老師，是借以傳(chuan) 授道理、教給學業(ye) 、解除疑惑的人。”這一句揭示的是老師的職能。其中，“道”為(wei) 孔孟之道，“受”通“授”，“業(ye) ”指儒學經典。這種詮釋出自曾國藩：“傳(chuan) 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ye) ，謂古文六藝之業(ye) ；解惑，謂解此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頁，以下隻標頁碼）還有一種說法來自吳小如先生，他在《讀韓愈〈師說〉》中提出：“師者，所以傳(chuan) 道受業(ye) 解惑也”，承首句“古之學者”言之，言學者求師，所以承先哲之道，受古人之業(ye) ，而解己之惑也。並不是傳(chuan) 道於(yu) 人，授業(ye) 於(yu) 人，解人之惑也。（吳小如《古文精讀舉(ju) 隅》，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頁）這兩(liang) 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究竟如何正確理解，不可不辯。

韓愈以廓清佛老思想和恢複建立儒學道統為(wei) 己任，他在《原道》中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yu) 佛之道也。堯以是傳(chuan) 之舜，舜以是傳(chuan) 之禹，禹以是傳(chuan) 之湯，湯以是傳(chuan)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chuan) 之孔子，孔子傳(chuan)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焉。”（20頁）韓愈儼(yan) 然以繼承道統者自居，他第一次總結了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傳(chuan) 承，他把道統上溯到堯舜禹和周公，說明他建立的道統源遠流長。因此把韓愈所傳(chuan) 之道僅(jin) 僅(jin) 看成是孔孟之道，恐怕不全麵。韓愈在《進學解》中，借諸生之口說：“先生口不絕吟於(yu)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yu) 百家之編（即諸子之書(shu) ）。”（51頁）這就說明韓愈提倡以儒家為(wei) 主，旁采百家。他在《送孟東(dong) 野序》中，肯定孟軻、荀子外，也肯定墨子、莊周、屈原、張儀(yi) 、蘇秦等：“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屍佼、孫武、張儀(yi) 、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xing) ，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261頁）韓愈在《答侯繼書(shu) 》中，自述學習(xi) 態度：“仆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shu) ，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誌惟在其意義(yi) 所歸。”（184頁）可以看出韓愈兼收並蓄的胸懷。《進學解》中的“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師說》一文中的“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也可看出韓愈的視野較寬。

曾國藩的解釋還有一個(ge) 不足就是把“受業(ye) ”理解為(wei) “授業(ye) ”。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的《古文鑒賞辭典》在《師說》的注釋中就把“受”看成通“授”。在《唐宋八大家鑒賞辭典》中，直接把“受”改成“授”。（《唐宋八大家鑒賞辭典》，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2021年版，第28頁）這值得商榷。其一，從(cong) 版本看，宋朝末年廖瑩中的世采本《韓集》，近代古文名家馬其昶及其長孫馬茂元教授整理的《韓昌黎文集》用的是“受業(ye) ”而不是“授業(ye) ”。坊間的本子不應該擅自改動古人版本。其二，“受”不是“授”的通假字。“授”是“受”的後起加符字。“受”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解釋道：“受者，自此言。受者，自彼言，其為(wei) 相符一也。”（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中國書(shu) 店2011年版，第580頁）“受”本身包含接受和給予兩(liang) 方麵意思，也就是所謂施受同辭。即你施與(yu) 我，對我來說是接受，對你來說是授予。古字形上麵是爪即手，下麵是又，亦為(wei) 手。中間部分即接受和授予的東(dong) 西。“授”與(yu) “受”不是通假！哪有後起字借古字的道理？何況，在《師說》中，韓愈是把“受”與(yu) “授”分開的。文中有：“彼童子之師，授之書(shu) 而習(xi) 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chuan) 其道解其惑者也。”這裏用的是“授”，即教授學業(ye) 之意。開頭的“受”不能解釋為(wei) “授”是很清楚的，解為(wei) “接受”，也不準確。“受”在這裏隻能解釋為(wei) 習(xi) 學。這種用法在唐以前常見，比如漢朝劉歆《移書(shu) 讓太常博士》：“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cong) 伏生受《尚書(shu) 》。”晉朝杜預《春秋經傳(chuan) 集解序》雲(yun) ：“左丘明受經於(yu) 仲尼。”唐朝李延壽的《北史》卷五十八《齊煬王憲傳(chuan) 》：“少與(yu) 武帝受《詩傳(chuan) 》，鹹綜機要，得其旨歸。”這幾句中的“受”都是學習(xi) 的意思。“受業(ye) ”即學習(xi) 古文六藝經典。而在領悟修己治人之道和學習(xi) 經典過程中，必然有疑惑，“解惑”也就是曾國藩所說的解此二者之惑。因此，“師者，所以傳(chuan) 道受業(ye) 解惑也。”正確的理解是：作為(wei) 一個(ge) 教師，自己要肩負起複興(xing) 道統的責任，學習(xi) 古文六經之業(ye) ，解決(jue) 求道和學習(xi) 過程中出現的疑難問題。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出，韓愈在《師說》中，隻強調了老師有“道”可傳(chuan) ，並要解“道”的疑難問題，而對於(yu) “受業(ye) ”並沒有展開，原因是“受業(ye) ”是老師自身的要求，還有，“受業(ye) ”本身也是一種求道的過程，因為(wei) 在古人看來，修身也是一種知識學習(xi) 。所以韓愈在行文時，對於(yu) “受業(ye) ”並沒有展開。“師者，所以傳(chuan) 道受業(ye) 解惑也”這一句其實講老師的標準和要求，文章提出的是跟從(cong) 誰學習(xi) 的問題。

韓愈寫(xie) 《師說》，與(yu) 他當時在政治文化中心長安任四門學官有關(guan) 。登門或致書(shu) 向他請教的人不少，韓愈將自己的文道觀告訴他們(men) ，並且勸誡他們(men) 要重視修身。在這些求教的人中，有晚輩，也有年長於(yu) 他的。對此，韓愈提出這樣看法：“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cong) 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cong) 而師之。”對於(yu) 向他求教的人，他一律視為(wei) 弟子，而一般的人往往以“人之患，在好為(wei) 人師”為(wei) 戒，不以師自居。比如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shu) 》就提出“取其實而去其名”，即可以幫助對方，但是不敢以師自居。而韓愈卻不回避老師、弟子的名分：“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wei) 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yu) 為(wei) 言辭。”韓愈的行為(wei) 引起當時恥於(yu) 從(cong) 師士大夫們(men) 的不快，一些人甚至對此相聚而罵，視韓愈為(wei) 狂人。韓愈在罵聲中覺得有必要整頓師道，於(yu) 是，在好古文的李蟠向韓愈執弟子之禮的時候，寫(xie) 下《師說》，對當時恥於(yu) 從(cong) 師的陋習(xi) 挑戰。這也引來了更多的忌恨。在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他為(wei) 監察禦史時，上《禦史台上論天寒人饑狀》，十二月九日就被貶陽山。貶官的命令一下，即刻上路，連安頓家小與(yu) 妻子告別的機會(hui) 都沒有。韓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中回憶：“中使臨(lin) 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臥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頭。”（方世舉(ju) 撰，郝潤華、丁俊麗(li) 整理《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中華書(shu) 局2012年版，第160頁）這是多麽(me) 淒慘！對於(yu) 韓愈被貶的情形，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shu) 》中說：“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dong) ，如是者數矣。”認為(wei) 朝廷對韓愈如此嚴(yan) 苛，除了得罪當時京兆尹李實外，也與(yu) 他好為(wei) 人師的罵名有關(guan) 。柳宗元在韓愈被貶陽山時，為(wei) 監察禦史裏行，對於(yu) 朝中內(nei) 幕，應該很清楚。柳宗元的判斷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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