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與(yu) 清代國家統一的文化建構

作者：任雪山（合肥大學語言文化與(yu) 傳(chuan) 媒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七月十六日乙卯

          耶穌2024年8月19日

作為(wei) 清代最大文派的桐城派，發展曆程幾乎與(yu) 清代相始終，不僅(jin) 文章冠絕有清一代，而且在政治、經濟、軍(jun) 事、外交、教育等諸多領域成就斐然，為(wei) 維護國家統一作出重要貢獻。

程朱理學宗奉與(yu) 清代思想文化認同。南宋以降，理學成為(wei) 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及至清朝入關(guan) ，就推行崇儒重道的政策，康雍兩(liang) 朝都強化理學的教化作用，大批理學家受到朝廷重用。桐城派代表人物基本都尊崇程朱，以維護程朱理學為(wei) 己任。

方苞為(wei) 清初理學名臣，推重宋儒，以程朱為(wei) 天地之心，對於(yu) 反對程朱者堅決(jue) 批判，並稱“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雖為(wei) 過激之言，但衛道之心溢於(yu) 言表。其所開創的“義(yi) 法”理論，也與(yu) 程朱思想緊密結合，義(yi) 為(wei) 道，法為(wei) 文，義(yi) 法即文道合一，亦即“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把道統與(yu) 文統相合於(yu) 古文。從(cong) 此，義(yi) 法成為(wei) 桐城派最基本的理論範疇，世代宗奉。劉大櫆繼承了方苞的理論，雖受道家影響，但主體(ti) 仍崇儒尊朱。姚鼐及其弟子以程朱理學為(wei) 治學根本，並與(yu) 菲薄程朱的漢學家展開論爭(zheng) ，維護理學的正統地位。曾國藩紹述程朱，一宗宋儒，溝通漢宋，同時突出“經濟”之學，把程朱理學付諸實用，賦予理學新的時代內(nei) 容。清末的吳汝綸認為(wei) 程朱之道重在涵養(yang) 己身，但嫌其空談性理。他倡導經世維新，賡續桐城文脈。

縱觀桐城派的發展曆程，主體(ti) 思想宗奉程朱，並自覺把理學貫穿於(yu) 詩文創作中，有效促進了程朱理學的推廣與(yu) 普及，推動了社會(hui) 民眾(zhong) 的道德規範和價(jia) 值觀念的統一，在潛移默化中增強了民眾(zhong) 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對於(yu) 維護國家的穩定和統一具有重要意義(yi) 。

《欽定四書(shu) 文》編纂與(yu) 清代舉(ju) 業(ye) 規範。明中葉以降，大批文士通過編選時文選本，左右文風，影響科舉(ju) 考試，分享官方的時文主導權，即後世所謂“文權在選家”。及至清初，朝廷極力扭轉這種形勢，陸續頒布“書(shu) 坊禁例方略”和“刊行程墨”的文化政策。同時官方試圖取代選家角色，主動選編鄉(xiang) 、會(hui) 試優(you) 秀墨卷，並頒發至各省官學，供士子研習(xi) 。到雍正元年（1723），開放坊間私人刊刻官方選文。雖然順治、康熙、雍正三帝努力掌握時文主導權，但選家在科舉(ju) 文選市場影響仍很大。與(yu) 此相對，“文權在考官”問題更為(wei) 突出。隨著科場弊案頻發，朝廷開始著手規範舉(ju) 業(ye) 。先是康熙帝諭令房官互相糾察，並重開帶兵入考場監察之例。其後雍正帝令鄉(xiang) 試考官需考試方能受職。至雍正十年，“清真雅正”的科舉(ju) 時文標準被正式提出。乾隆帝繼續收攏舉(ju) 業(ye) 主導權，敕命編纂《欽定四書(shu) 文》。該書(shu) 編纂完成後，頒布京師、各省及各地學館，並準許坊間商賈翻刻售賣。乾隆四十四年（1779），該書(shu) 成為(wei) 唯一入選《四庫全書(shu) 》的科舉(ju) 時文選本。無論雍正帝“清真雅正”的具體(ti) 解釋，還是乾隆帝《欽定四書(shu) 文》的編纂任務，最終都落到桐城派鼻祖方苞身上。隨著《欽定四書(shu) 文》刊行，“清真雅正”傳(chuan) 布天下，科舉(ju) 考試有了國家教材和統一標準，舉(ju) 業(ye) 主導權收歸國家。方苞與(yu) 桐城派也以此享譽士林。

書(shu) 院教育與(yu) 清代文教發展。桐城派作為(wei) 清代最大文派，很大程度上得益於(yu) 書(shu) 院教育。桐城派人多棲身書(shu) 院，書(shu) 院教育造就了桐城派，桐城派又以書(shu) 院為(wei) 國育才，大致表現在三個(ge) 方麵。首先，立足書(shu) 院，發展教育。桐城派成員逾千，遍布各地書(shu) 院，擔任山長或教員，通過學術示範和生徒傳(chuan) 授，不僅(jin) 擴展了桐城派版圖，也推進了國家教育事業(ye) 發展。其中代表有：劉大櫆主講問政書(shu) 院，姚鼐主講鍾山書(shu) 院，梅曾亮主講梅花書(shu) 院，吳汝綸、張裕釗主講蓮池書(shu) 院，呂璜主講秀峰書(shu) 院等。其次，造就學官，獻身教育。主管教育的學官，包括禮部尚書(shu) 、禮部侍郎、鄉(xiang) 會(hui) 試考官、各省學政，以及地方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以禮部尚書(shu) 、侍郎論，桐城派僅(jin) 有祁寯藻出任禮部尚書(shu) ，方苞、劉師恕、陳大受、周興(xing) 岱、鮑桂星、陳用光、姚元之、曾國藩等人為(wei) 禮部侍郎，而擔任學政與(yu) 鄉(xiang) 會(hui) 試考官者人數眾(zhong) 多，地方任教者更是星羅棋布。最後，直麵西學，改革教育。鴉片戰爭(zheng) 後，受西學衝(chong) 擊，書(shu) 院紛紛進行改革。吳汝綸主講蓮池書(shu) 院時，增設外文課程，延請外籍教師，招收外國留學生，勉助蓮池學子出國留學。他晚年又赴日本考察學製，促進了中國近代學製改革與(yu) 京師大學堂建立。

古文經世與(yu) 清代國家治理。桐城派以文名世，但其文與(yu) 現代散文不同，它不僅(jin) 融通經史，而且經世致用。桐城派文集多錄有奏議文體(ti) ，奏議並非普通文章，而是政事之樞機，一旦被帝王采納，即為(wei) 朝廷的施政方略，影響國計民生。桐城派的經世實踐，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

第一，以方苞為(wei) 代表的清初實踐。雍正乾隆間，方苞官居貳卿，大量奏議涉及稅收、禁酒、荒政、治河、戍邊、儀(yi) 禮、人事等領域，不少被朝廷采納，當時影響最大的是禁酒疏，引發朝野廣泛討論，實施後又不斷修正。第二，以曾國藩為(wei) 代表的清中晚期實踐。在軍(jun) 政方麵，曾國藩先平定洪楊之亂(luan) ，後又赴山東(dong) 剿撚，挽大清於(yu) 危亡。在經濟方麵，開辦洋務，在安慶設軍(jun) 械所，在上海辦江南製造總局，又設譯書(shu) 館，培養(yang) 機械製造人才。同時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第三，以張謇為(wei) 代表的清末民初實踐。張謇經世實踐涵蓋實業(ye) 、政治、教育等領域。實業(ye) 方麵，以經濟為(wei) 立國之本，積極采用新工藝新技術，有效利用外資，與(yu) 朝廷合作，興(xing) 辦民族實業(ye) 。政治方麵，與(yu) 時俱進，辛亥革命前主張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後轉向共和。教育方麵，一生創辦幾百所學校，對中國教育由傳(chuan) 統向現代轉型發揮重要作用。此外，姚瑩治理台灣之實踐，也彪炳史冊(ce) 。尤其是鴉片戰爭(zheng) 時期，姚瑩領導台灣軍(jun) 民，大敗進犯英軍(jun) ，打擊了侵略者的氣焰，維護了國家統一。

共同體(ti) 建構與(yu) 國家穩定統一。在現代學術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視為(wei) 文學流派。但它並非單純的文派，而是一個(ge) 綜合型的文化流派。

政治上，誕生了方苞、方觀承、陳大受、劉師恕、姚元之、鄧廷楨、溫葆深、曾國藩等朝廷大員，關(guan) 心民瘼弊政，注重經國濟世。外交上，湧現出郭嵩燾、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外交家，為(wei) 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藝術上，孕育出姚鼐、吳德旋、曾國藩、祁寯藻、張裕釗等人的書(shu) 法碑帖藝術，與(yu) 辭章交相輝映。教育上，從(cong) 翰林院教習(xi) 到省級學政，再到書(shu) 院山長，桐城派為(wei) 國育才，桃李成蹊。

桐城派成員之間，雖然跨越地域和時間限製，但都遵循著相近的學術理念、價(jia) 值追求與(yu) 精神祈向，形成典型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共同體(ti) 。桐城派文化共同體(ti) ，呈現三大特征。

其一，理念認同是桐城派文化共同體(ti) 生成的思想基礎。其二，師事學緣是桐城派文化共同體(ti) 建構的基本方式。其三，互利共生是桐城派文化共同體(ti) 發展的基本保障。從(cong) 時間來看，桐城派共同體(ti) 從(cong) 清初延伸至清末；從(cong) 空間來看，桐城派共同體(ti) 從(cong) 江南形成，輻射到蓮池、湘鄉(xiang) 、嶺西、武夷、江右等全國各地；從(cong) 思想來看，桐城派200餘(yu) 年一以貫之的理念是文以載道，義(yi) 理與(yu) 考據、辭章相融，古文與(yu) 經世相合。桐城派雖以地域命名，實為(wei) 全國性的共同體(ti) ，其長期存在和發展，促進了清代國家共同體(ti) 的形成。

綜上所述，桐城派與(yu) 國家命運相結合，宗奉程朱，立足教育，以文入世，匡輔政事，並功德言於(yu) 一途，有效推動了清代國家的穩定統一。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方苞與(yu) 清代學術研究”（20BZW118）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