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鄭玄《毛詩譜》的結構形式及其成因

作者：楊延平（山東(dong) 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華文化論壇》2024年第2期

摘要：《毛詩譜》是鄭玄晚年的《詩》學著作，其結構呈現為(wei) 係於(yu) 政教的雙層形式，即顯性的風、雅、頌層和隱性的空間層。風、雅、頌層是以政教為(wei) 單一核心的可逆體(ti) 係。空間層包含風目空間和頌目空間，前者以政教為(wei) 尺度，呈以周、召為(wei) 中心坐標，“廣萬(wan) 裏”的三層結構。後者以和周王室血緣的遠近為(wei) 尺度，呈以周王室為(wei) 中心，以周魯宋三國之域為(wei) 地域範圍的三層結構。究其成因，除《詩經》固有分類與(yu) 標目情況的限製外，鄭玄“天道成於(yu) 三”的讖緯思想、“存二王之後”的三統觀念、三層次的宇宙觀及三重天下體(ti) 製的社會(hui) 現實等因素影響了《詩譜》結構的三重架構，而鄭玄以政教思想與(yu) 尊君思想為(wei) 內(nei) 核的政治哲學決(jue) 定了《詩譜》結構的劃分標準。

關(guan) 鍵詞： 《詩譜》  鄭玄  結構  政教  尊君 

《毛詩譜》（以下簡稱《詩譜》）是鄭玄所作的《詩經》學著作，自被孔穎達載錄進《毛詩正義(yi) 》後，原單行本便在流傳(chuan) 過程中逐漸散佚，並由此產(chan) 生了以歐陽修《鄭氏詩譜補亡》為(wei) 代表的一係列輯本[1]。所幸在諸如馮(feng) 浩菲等現代學人的研究、複原後，我們(men) 可大致窺其全貌[2]。王洲明較早關(guan) 注到《詩譜》的內(nei) 容體(ti) 製，並從(cong) “明時代、定地理、說正變”等三個(ge) 層麵進行了深入論析[3]。後凡論《詩譜》內(nei) 容者多不出王說範圍[4]。此外，郭樹芹、周豔及吳寒等學人又對《詩譜》曆史譜係的構建進行了細致研究[5]。但這些研究隻關(guan) 注到《詩譜》的內(nei) 容體(ti) 製及曆史譜係，對《詩譜》的結構形式還未予以充分的關(guan) 注，這對一部具有係統性的著作來說顯然是一個(ge) 缺憾。本文不揣冒昧，對《詩譜》的結構形式論述於(yu) 下，以就正於(yu) 方家。

一、顯性的風、雅、頌層次

風、雅、頌是《詩經》的固有標目，《毛詩》承之未變。基於(yu) 此，鄭玄在創作《詩譜》時，首先麵對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風、雅、頌三者之間的關(guan) 係，於(yu) 是，風、雅、頌便構成了《詩譜》結構中的顯性層次。

《毛詩序》是較早對風、雅、頌之關(guan) 係進行解說的文獻，其中有雲(yun) ：

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xing) 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yu) 神明者也。[6]

在毛公看來，風、雅、頌三者間的關(guan) 係由兩(liang) 個(ge) 維度構成：一為(wei) 風、雅之間的空間維度，二為(wei) 雅、頌之間的政教維度。從(cong) 上引文可知，風、雅之間的空間維度較為(wei) 明顯，即二者在施政空間的範圍上存在差異。風的範圍是“一國”，而雅的範圍是“天下”，正如孔穎達疏解的那樣，“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yu) 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7]，“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yu) 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8]。可見，風的施政範圍是天下的一部分，其施政者為(wei) 諸侯，而雅的施政範圍是天下的全部，其施政者為(wei) 天子，前者包含於(yu) 後者之中，同時，前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擴充轉化為(wei) 後者。雅、頌之間的政教維度較為(wei) 隱晦，毛公隻闡述頌之得名在於(yu) 政教成功而通於(yu) 神明。通過“盛德”二字可知，在毛公眼中，頌之政教已達於(yu) 極致。然而，政教與(yu) 空間屬於(yu) 兩(liang) 個(ge) 不同的維度，這就使得風、雅、頌三者之間無法構成一個(ge) 統一的體(ti) 係。由此，毛公在解釋小、大雅的由來時，又將雅納入到了政教維度之中，孔穎達在疏解“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時直言：“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9]孔氏用“政教”來解釋《毛序》中的“政”字，可謂深得毛公原意。就這樣，雅在具有空間維度的基礎上，又具有了政教維度，並和“盛德”之頌關(guan) 聯了起來。與(yu) 此同時，雅、頌兩(liang) 者在政教的程度上也產(chan) 生了差別，雅是“王政之所由廢興(xing) ”，是“成功”之前，而頌是“成功”之後，政教程度是雅的提升與(yu) 進階。由上可知，毛公以雅為(wei) 中心，通過空間與(yu) 政教兩(liang) 個(ge) 維度將風、雅、頌三者構成了一個(ge) 完整的體(ti) 係。

鄭玄在為(wei) 《毛詩》作《譜》時，並未簡單地承繼毛公的觀點，而是在其基礎上對風、雅、頌三者之關(guan) 係進行了高度的係統整合，具體(ti) 而言就是淡化了風、雅間的空間維度而將三者直接統一於(yu) 政教維度中：

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製禮作樂(le) ，而有頌聲興(xing) 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10]

鄭玄認為(wei) ：“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yu) 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11]其眼中頌的含義(yi) 和政教程度均與(yu) 毛公無異，即政教成功而達於(yu) 極盛。不同的是，頌是“由此風、雅而來”，即頌與(yu) 風、雅同屬於(yu) 政教係統，而頌是風、雅的發展與(yu) 進步。就正風、正雅而言，前者是周、召二公“施先公之教於(yu) 己所職之國”[12]，以期使“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yu) 南國也”[13]，可謂是政教之始，而後者是“盛德之隆”[14]，可謂是政教之盛。正如孔穎達所言：“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xing) 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15]在“風、雅係政廣狹”[16]的基礎上，正風—正雅—頌在政教的維度上構成了政教程度逐漸加強的聯係。為(wei) 了維護政教維度下風、雅、頌層次的係統性與(yu) 合理性，鄭玄也將變風、變雅納入進了政教維度中，他在《詩譜序》中直言變風、變雅的產(chan) 生是由於(yu)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以致“紀綱絕矣”[17]。也就是說，變風、變雅是因政教損壞、社會(hui) 衰弊而由正風、正雅演變而來。自此，風、雅、頌三者完全被鄭玄統一置於(yu) 政教維度中了。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以政教為(wei) 中心的風、雅、頌三者間的關(guan) 係並不是單向發展的，而是雙向、可逆的，即風、雅、頌可以按照政教程度由小到大或由大到小的變化而分別構成風—雅—頌或頌—雅—風的相應關(guan) 係。這可從(cong) 鄭玄對《王風》的論述中略見一斑。《王城譜》雲(yun) ：“以亂(luan) ，故徙居東(dong) 都王城。於(yu) 是王室之尊與(yu) 諸侯無異，其詩不能複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18]《王風》本是東(dong) 周王畿內(nei) 的詩歌，係於(yu) 東(dong) 周王室，理應歸屬於(yu) 雅之行列。然而，因其政教衰退，難以遍施天下，“化之所及，與(yu) 諸侯相似”[19]，“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20]。鄭玄為(wei) 此還將《王風》與(yu) 幽、厲之雅進行對比，說明《王風》由雅入風之根源。

幽、厲無道，酷虐於(yu) 民，以強暴至於(yu) 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yu) 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yu) 諸侯，故為(wei) 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為(wei) 風也。[21]

以政教程度為(wei) 準的，風可因政教程度的加深而進為(wei) 雅，雅亦可因政教程度的衰退而退為(wei) 風。以之為(wei) 例，由於(yu) 風、雅、頌同屬於(yu) 政教係統，所以可推知三者亦能因政教程度的改變而產(chan) 生各自相應進、退的情況。可見，鄭玄構建的以政教為(wei) 中心的風、雅、頌體(ti) 係是可逆的。

由上可知，鄭玄通過政教維度，將風、雅、頌三者構建成了一個(ge) 以政教為(wei) 單一核心的可逆體(ti) 係。在這一體(ti) 係中，風、雅、頌既可以根據政教程度的大小而形成正風—正雅—頌的政教發展關(guan) 係，亦可因政教的衰退而形成頌—雅—風的可逆關(guan) 係，還能在政教質變的情況下，形成變風、變雅的情況。由於(yu) 風、雅、頌是《詩經》的固有標目，所以鄭玄所構建的風、雅、頌體(ti) 係便自然地成為(wei) 了《詩譜》結構形式中的顯性層次。

二、隱性的空間層次

鄭玄雖在風、雅、頌體(ti) 係中剔除了毛公所使用的空間維度，但卻以之為(wei) 借鑒，在風、頌內(nei) 部使用了空間維度，將風、頌兩(liang) 目構建成了《詩譜》結構形式中的隱性空間層次。

就風部而言，鄭玄在撰寫(xie) 《詩譜》時並未按照《毛詩》中《國風》的次第依次作《譜》，而是把《毛詩》中的十五《國風》合並、重排成了十一譜，即《周南召南譜》《邶鄘衛譜》《檜鄭譜》《齊譜》《魏譜》《唐譜》《秦譜》《陳譜》《曹譜》《豳譜》及《王城譜》[22]。在此基礎上，鄭玄通過以下兩(liang) 種方式將上述十一《譜》中的詩類名稱定位成了地理方位。

首先，鄭玄合並《風》目的主要原則就是基於(yu) 地域上的相近或相繼。如合並《周南》《召南》是因為(wei) 周、召二者是“分歧邦”而成，均屬西周的西岐舊地，在地域上十分接近[23]。合並《邶》《鄘》《衛》是因為(wei) 衛國“後世子孫稍並彼二國，混而名之”[24]，合並《檜》《鄭》是因為(wei) 鄭國在東(dong) 遷之後奪去了檜國之地，後兩(liang) 者在地域上具有前後相繼的關(guan) 係。

其次，上述十一《譜》的敘述結構多相類，開首之語“均用‘A（B）者，CD（也）’這種訓式”[25]來闡明詩類名為(wei) 某一地理方位，次接敘該地理方位在《禹貢》中的大致地域範圍、該地在漢時相應的地理方位及該地的政治曆史沿革等三部分內(nei) 容[26]。其中，鄭玄還在首句中用“（地）名”（《周南召南譜》《秦譜》《曹譜》《豳譜》）、“地”（《邶鄘衛譜》《魏譜》《唐譜》《王城譜》）、“墟”（《檜鄭譜》《齊譜》《陳譜》）等帶有地理位置色彩的字眼著重突出與(yu) 說明，由此突出了詩類名稱在地理意義(yi) 上的含義(yi) 與(yu) 色彩。

既然上述諸《譜》中的詩類名被鄭玄定義(yi) 為(wei) 了地理方位，而且通過與(yu) 《禹貢》和漢時地理方位的對照而具備了地域範圍[27]，那它們(men) 就會(hui) 在空間上具有一定的分布、排列與(yu) 組合。在研究十一《譜》的空間分布之前，還需要追問一個(ge) 問題，即由十一《譜》所組成的空間範圍有多大。鄭玄在上述分《譜》中雖偶有“商紂畿內(nei) 方千裏之地”[28]“更方五百裏”[29]“周東(dong) 都王城畿內(nei) 方六百裏之地”[30]等多處關(guan) 於(yu) 地域麵積的論述，但由於(yu) 這些論述太過散亂(luan) 、互有重疊，以致於(yu) 我們(men) 無法以之為(wei) 依據來推算整體(ti) 空間上的範圍。不過，我們(men) 仍可從(cong) 鄭玄對地名的使用情況上，來獲得答案。《周南召南譜》有雲(yun) ：“於(yu) 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鹹被其德而從(cong) 之。”[31]其中，“雍、梁、荊、豫、徐、揚”之地名均為(wei) 九州之區域名。在鄭玄之前，關(guan) 於(yu) 九州的描述共有以下四種說法：

冀州、兗(yan) 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洲、雍州（《尚書(shu) ·夏書(shu) ·禹貢》[32]）

揚州、荊州、豫州、青州、兗(yan) 州、雍州、幽州、冀州、並州（《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氏》[33]）

冀州、豫州、雝（雍）州、荊州、楊（揚）州、兗(yan) 州、徐州、幽州、營州（《爾雅·釋地》[34]）

豫州、冀州、兗(yan) 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雍州、幽州（《呂氏春秋·有始覽·有始》[35])）

由上可知，上列四種說法存在六個(ge) 相同的區域名稱，即冀州、兗(yan) 州、揚州、荊州、豫州與(yu) 雍州。其它四個(ge) 區域名則相互間存在不同的差異，若以《禹貢》為(wei) 參照標準，則其與(yu) 《周禮》和《爾雅》分別存有兩(liang) 個(ge) 名稱差異，即《禹貢》中“徐”“梁”二區域名，《周禮》作“幽”“並”；《禹貢》中“青”“梁”二區域名，《爾雅》作“幽”“營”。其與(yu) 《呂覽》隻存在一個(ge) 差異，即《禹貢》之“梁”《呂覽》作“幽”。從(cong) 重複角度來看，《禹貢》獨有梁州之名，《周禮》獨有並州之稱，《爾雅》獨有營州之名，《呂覽》無獨有之稱。《周南召南譜》中雖隻有六個(ge) 區域名，但通過“梁”字可知，其所使用的九州區域名與(yu) 《禹貢》相同。而《齊譜》中“周公致大平，敷定九畿，複夏禹之舊製。成王用周公之法”[36]的論述表明，在鄭玄眼中，以周公、成王為(wei) 代表的西周統治者，在地製上使用的是“夏禹之舊製”，即《禹貢》九州，這也證實了十一《譜》所組成的空間範圍與(yu) 《禹貢》九州的大小相同。鄭玄在注解《禹貢》時認為(wei) ：“禹弼成五服，土廣萬(wan) 裏。”[37]可見十一《譜》所組成的空間範圍為(wei) 萬(wan) 裏。

鄭玄在“廣萬(wan) 裏”的空間上排列上述十一《譜》次序時，首先確立了一個(ge) 中心坐標，即《周南召南譜》。為(wei) 此，鄭玄賦予了該《譜》獨特的意義(yi) 與(yu) 地位。首先，鄭玄將《周南召南譜》列於(yu) 風目諸《譜》之首，賦予了其獨特的次序優(you) 勢[38]。其次，鄭玄將《周》《召》二詩的創作時間列於(yu) 周初，認為(wei) 是“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39]時所得，要早於(yu) “周公居東(dong) ”時的《豳》詩和處於(yu) 夷、厲左右及之後的風類諸《詩》[40]，賦予了《周南召南譜》獨特的時間優(you) 勢。最後，鄭玄將《周》《召》定義(yi) 為(wei) 正風，為(wei) 政教之始，其餘(yu) 諸風定為(wei) 變風，為(wei) 政教之衰，賦予了《周南召南譜》獨特的政教優(you) 勢[41]。在次序、時間和政教的三重優(you) 勢下，《周南召南譜》成為(wei) 了風目空間的中心坐標，其餘(yu) 風目諸《譜》則按空間方位排列於(yu) 該譜的周圍。雖然上述十一《譜》所在的地理方位在空間的排布上較為(wei) 散亂(luan) ，但若以《周南召南譜》為(wei) 中心，大體(ti) 從(cong) 四方的分布來看，《王城譜》《檜鄭譜》《邶鄘衛譜》《曹譜》與(yu) 《齊譜》大致依序排布於(yu) 《周南召南譜》的東(dong) 方，《豳譜》《魏譜》與(yu) 《唐譜》大致排布於(yu) 《周南召南譜》的北方，《秦譜》排布於(yu) 《周南召南譜》的西方，《陳譜》排布於(yu) 《周南召南譜》的南方。由此，風目十一《譜》構成了以《周南召南譜》為(wei) 中心、其餘(yu) 十《譜》為(wei) 外圍的兩(liang) 層空間結構。

可以確定的是，風目十一《譜》的地理方位並未涵蓋《禹貢》九州的全部[42]，所以，上述兩(liang) 層空間結構並不是“廣萬(wan) 裏”空間的全部範圍，也就是說，在兩(liang) 層空間結構之外，還存在一層風類《詩》未涉及到的空間層次。鄭玄已注意到這一現象，基於(yu) 此，他將這一空間層次描述成了風目空間中的第三層隱性層次：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wei) 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xing) 衰，何以無變風？”

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wei) 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yu) 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yu) 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yu) 此。”[43]

鄭玄認為(wei) ，《詩經》中之所以沒有南國之詩，不是因為(wei) 南國無詩，而是有詩未錄。正是因為(wei) 南國諸侯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違背了周朝的正統，自疏於(yu) 周朝的政教之外，所以孔子在編《詩經》時，認為(wei) 南國像夷狄之族一樣，未承周之政教，從(cong) 而棄南國之詩不錄[44]。而吳、楚之外的南方小國，除不受周朝政教的因素外，其不被錄於(yu) 《詩》的原因還在於(yu) 其國土麵積狹小。為(wei) 此，鄭玄還以邾、滕、紀、莒等在周政教之內(nei) 的北方小國，亦不被錄於(yu) 《詩》的情況來進行說明。綜合來看，南國之詩之所以未出現於(yu) 《詩》中，其決(jue) 定因素在於(yu) 政教的缺少，即不在周王朝的政教之內(nei) ，而狹小的國土麵積隻屬於(yu) 次要因素。在鄭玄的闡釋下，這些以徐、吳、楚為(wei) 主、與(yu) 夷狄之族一般、詩歌未被納入進《詩經》的南方諸國，在空間布局上便構成了風目空間中的第三層隱性層次，與(yu) 十一《譜》所構成的兩(liang) 層空間結構共同組成了“廣萬(wan) 裏”的空間布局。

由上可知，鄭玄在《詩譜》中，通過十一個(ge) 風目分《譜》構建了一個(ge) 二顯一隱、“廣萬(wan) 裏”的三層空間結構（圖1）。該空間結構的中心起於(yu) 周、召而非周王室的都城，即鎬京或王城，表明鄭玄在構建這一空間結構時重在政教，這也體(ti) 現了他以政教而非京師為(wei) 天下中心的思想觀念。由圖1可見，從(cong) 周、召中心出發，鄭玄所構建的空間結構可由內(nei) 而外依次表征為(wei) 政教之始（正風）—政教之衰（變風）—政教之外的政教體(ti) 係，該體(ti) 係以政教為(wei) 核心、以三層空間結構為(wei) 布局。

圖1《詩譜》構建的風目空間結構

與(yu) 風目的空間層次相似，鄭玄亦用三個(ge) 分《譜》將頌目構建成了三層空間結構。《周頌》《魯頌》《商頌》是《毛詩》原有之次目，鄭玄在《詩譜》中承而未變。而要想在固有、確定的次目中注入自己的詩學理念，就必須對三《頌》次第的成因進行新的闡釋。

鄭玄首先將《周頌》《魯頌》《商頌》分別係屬於(yu) 周、魯、宋三國，使得頌目具有了共同的時、空基礎，三《頌》的空間範圍也由此得以確定，即周、魯、宋三國之域。其次，由於(yu) 頌已是政教之極，故周、魯、商三頌之間便不存在政教程度上的差異，由此，鄭玄在構建頌目空間時放棄了政教維度，轉而以和周王室血緣關(guan) 係的親(qin) 密程度為(wei) 排列標準。在鄭玄眼中，《詩》三百篇是周朝之詩[45]，而《周頌》是周王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46]，故《周頌》便自然成為(wei) 三頌之“正統”，即三頌之中心。《魯頌》是魯國歌頌魯文公之作，因魯國既請命於(yu) 周，獲得周天子的準許，又有享受天子之禮的特權，再加上如孔穎達所指出的，“以魯是周宗親(qin) 同姓，故使之先代前也”[47]，即由於(yu) 魯國君主是周王室的宗親(qin) ，相較宋國而言，其血緣關(guan) 係和周王室較近，國際地位也因此較高，故列於(yu) 《商頌》之前。而《商頌》雖然產(chan) 生時間較早[48]，但由於(yu) 宋國君主既與(yu) 周王室毫無血緣關(guan) 係，又沒有享受天子之禮的特權，隻是作為(wei) 商朝後裔使“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49]，以示當朝對前朝的禮敬之意，故《商頌》列於(yu) 《魯頌》之後，位於(yu) 三頌之末。需要說明的是，鄭玄並沒有在《詩譜》中直接闡述這一思想，而是將之歸於(yu) 孔子，借孔子編《詩》之意而代為(wei) 傳(chuan) 達。

由上可見，鄭玄通過和周王室血緣關(guan) 係由近到遠的原則，在以作為(wei) 正統的周王為(wei) 中心的前提下，由內(nei) 向外依次排列了魯國與(yu) 宋國，進而對三《頌》次第的成因進行新的闡釋，將三《頌》原有之次目排列在了範圍在周、魯、宋三國之域的三層空間結構中（圖2）。

圖2《詩譜》構建的頌目空間結構

三、係於(yu) 政教核心的雙層結構形式及其成因

通過上文的論述可知，鄭玄《詩譜》的結構形式大體(ti) 可分成兩(liang) 層，即顯性的風、雅、頌層次和隱性的空間層次。前者以政教為(wei) 維度，將風、雅、頌三目構建成了一個(ge) 政教係統，後者分別以政教與(yu) 血緣關(guan) 係為(wei) 維度，將風目與(yu) 頌目各自構建成了三層空間結構。具體(ti) 而言，鄭玄通過十一個(ge) 風目分《譜》，以政教為(wei) 維度，將風目在“廣萬(wan) 裏”的空間上構建了一個(ge) 以《周南召南譜》為(wei) 中心坐標、依次向外為(wei) 政教程度逐漸降低的三層空間結構。而通過對三《頌》次第成因的再詮釋，以血緣關(guan) 係為(wei) 紐帶，在周、魯、宋三國之域的空間範圍上，將三頌構建了一個(ge) 以《周頌》為(wei) 中心、依次向外為(wei) 血緣關(guan) 係逐漸減弱的三層空間結構。鄭玄之所以在構建頌目空間時不使用政教維度，是因為(wei) 在他眼中，頌已是政教之極致，不存在像風、雅那樣的正、變情況。也就是說三頌本身不僅(jin) 包含政教的因素，而且其政教程度已經達到了相同的極限。

由此，我們(men) 可以發現，不管是顯性的風、雅、頌層次還是隱性的空間層次，它們(men) 之中都包含有政教的因素，也正是在政教的維度上，上述兩(liang) 個(ge) 層次得以連成一體(ti) （圖3），使得《詩譜》呈現出了一種係於(yu) 政教的雙層結構形式。

鄭玄之所以將《詩譜》構建成上述結構形式，其原因是多方麵的。為(wei) 了方便有條理地深入論析，本文擬從(cong) 該結構形式的突出特點入手，來進行相應的探究。

圖3《詩譜》的結構形式

（一）數字“三”意識的凸顯

在《詩譜》的結構形式中，不管是顯性層次還是隱性層次，都具有一個(ge) 明顯的特征，即多為(wei) 三重架構，數字“三”的意識較為(wei) 凸顯。如風、雅、頌三目、三層風目空間及三層頌目空間等。這其中固有《詩經》自身分類與(yu) 標目情況的客觀限製，但不可否認的是，除此之外還有更為(wei) 深層的因素。

首先，三重天下體(ti) 製的現實影響。正如王珂所論，漢帝國的天下體(ti) 製“具有三重的構造，即‘漢人’的地域、中國領域內(nei) 位於(yu) 周邊地域的由異民族集團實行自治的‘內(nei) 屬國’、和位於(yu) 中國之外的‘外臣國’”[50]。漢人地域即漢王朝直接統治的區域，包括漢王朝所建立的諸侯國。內(nei) 屬國即漢王朝為(wei) 安置歸附的匈奴、羌、夷等少數民族而特別設定的行政區劃，顏師古釋為(wei) “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51]，它們(men) 雖有獨立的發展權但卻受製於(yu) 漢王朝，如元狩二年（前121），漢武帝為(wei) 匈奴昆邪王所設的五屬國等。外臣國“主要是南越和朝鮮等處於(yu) 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即統治區以外的周邊民族政權”[52]，它們(men) 雖“名為(wei) 外臣，實一州主也”[53]，不但基本上不受命於(yu) 漢王朝，而且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內(nei) 擁有完全的自主權，如南越、朝鮮等。作為(wei) 漢末的大儒，鄭玄極可能深受這一史實的影響，這可從(cong) 風目空間的布局中略見一斑。風目空間是以周朝政教為(wei) 維度的二顯一隱的三層布局，與(yu) 以漢王朝實際控製權為(wei) 維度的三重天下體(ti) 製高度相類，二者各維度的程度從(cong) 內(nei) 向外均依次減弱，至第三層時皆處於(yu) 近乎消失的隱性狀態。

其次，讖緯思想的反映。自中元元年（56）漢光武帝“宣布圖讖於(yu) 天下”[54]後，讖緯之學便成為(wei) 漢朝的“內(nei) 學”，大興(xing) 於(yu) 世，並逐漸和經學相雜糅。讖緯在構建天道學說時，直接將其與(yu) 數字“三”相關(guan) 聯，認為(wei) “三”是世界萬(wan) 物的構成準則，為(wei) 此還以三光、三形與(yu) 三等為(wei) 例進行論證。這可從(cong) 官方所定的法典《白虎通》中得以印證：“天道莫不成於(yu) 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師。”[55]鄭玄早在少年時便已通曉讖緯與(yu) 方術之學，並以之名世[56]。此後不僅(jin) 以讖緯注經，還將六經的淵源直接和讖緯相關(guan) 聯，其在《六藝論》中說道，“《六藝》者，圖所生也”，而“《河圖》《洛書(shu) 》，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57]，將六經的源頭直接歸結到讖緯。單就《詩經》而言，鄭玄還將讖緯之“五際、六情”說引入其中，他不僅(jin) 在《六藝論》中“引《春秋緯·演孔圖》雲(yun) ‘《詩》含五際、六情’”[58]，還如孔穎達所論，“以《泛曆樞》雲(yun) 午亥之際為(wei) 革命，卯酉之際為(wei) 改正”[59]，將《詩經》與(yu) 讖緯相融合。可見，鄭玄將讖緯之“天道莫不成於(yu) 三”的思想應用於(yu) 《詩譜》，也在情理之中了。

再次，三統觀念的折射。三統說是春秋公羊學的重要思想內(nei) 容，是通過黑、白、赤三統間的循環變化“來解釋朝代更迭、曆史變遷現象及其內(nei) 在規律的曆史哲學理論形態”[60]。鄭玄早在少年時便師事第五元先而通《公羊春秋》，此後不僅(jin) 針對何休的《公羊墨守》而著有《發墨守》，還以“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61]的重任自居，則其對三統說自是熟悉。鄭玄在闡釋三統說時，特別重視“存二王之後”，他在《駁五經異義(yi) 》中說道：“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62]也就是說，鄭玄認為(wei) 統治者通過存二王之後，讓他們(men) 各自保留原有之文化形態，從(cong) 而才會(hui) 在本朝的基礎上通天三統。這一說法和《魯頌譜》之“同於(yu) 王者之後”《商頌譜》之“著為(wei) 後王之義(yi) ”及“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等句的含義(yi) 相同[63]，均屬於(yu) 三統說的範疇，而頌目空間的布局更能體(ti) 現三統說，即《周頌》類似當朝的本位之統，而《魯頌》與(yu) 《商頌》類似二王之後，為(wei) 其他王者之統，其中，相較《魯頌》而言，《商頌》與(yu) 《周頌》的關(guan) 係更為(wei) 疏遠。可見，《詩譜》之結構形式存在受三統觀念影響的痕跡。

最後，宇宙觀的表現。漢人的宇宙觀可大致分成兩(liang) 類：宇宙發生與(yu) 發展的過程及宇宙的構成情況[64]。鄭玄的宇宙觀主要體(ti) 現為(wei) 後者，其代表觀點為(wei) “六天說”，即宇宙之天是由天與(yu) 五帝構成。據陳贇的研究可知，鄭玄的“六天說”可分成三個(ge) 層次：昊天、上帝與(yu) 五帝。同時，這“三個(ge) 層次對應著三種配天之祭，即祭祀昊天的圓丘禮、祭祀上帝的郊祀禮、總祭五帝的明堂禮”[65]。三層次天與(yu) 三種禮製各自相配，這種三重構造和《詩譜》的結構形式高度相似，除此之外，鄭玄還將這一內(nei) 容運用到《詩經》的箋注之中，如他認為(wei) 魯國雖然能享受天子之禮，但其事天之禮隻能上達天的第二層次，且在五帝層麵上也隻能祭祀東(dong) 方青帝靈威仰，而非五帝全部[66]。可見，《詩譜》亦很可能受到過鄭玄宇宙觀的影響。

（二）政教與(yu) 尊君的交織

鄭玄在構建《詩譜》的結構形式時，在不同的結構層次上采用了不同的分類標準：在顯性的風、雅、頌層次及隱性風目空間中為(wei) 政教維度，在隱性頌目空間中為(wei) 與(yu) 周王室血緣關(guan) 係的親(qin) 密程度。而這兩(liang) 種標準所各自反映出來的思想，即政教思想與(yu) 尊君思想，恰是鄭玄思想的內(nei) 核，是其政治哲學的一體(ti) 兩(liang) 麵。

《詩譜》是鄭玄晚年的著作[67]，它不僅(jin) 是鄭玄對《詩經》的綜合認識，更是鄭玄思想成熟的產(chan) 物。正如邊家珍先生所言，“鄭玄以學問著稱於(yu) 世。他生逢亂(luan) 世而不仕，但並非漠視現實、不問政治。他對政治的認識，他的思想見解，是寄寓在其著述中的”[68]，而《毛詩譜》便是其中之一。鄭玄生活於(yu) 漢末，既經曆過皇權未衰時的黨(dang) 錮之禍，又遭受過皇權衰落後的黃巾之亂(luan) 與(yu) 董卓之亂(luan) 。麵對這種動蕩的社會(hui) 局麵，鄭玄試圖尋找一種可以挽救世勢的方法，其思考的結晶便是政教與(yu) 尊君並重的政治哲學。

鄭玄已注意到有效的權力統治可以穩定社會(hui) 秩序，維護社會(hui) 安定。為(wei) 此，他在《詩譜》中借周王朝的統治史作以說明，當周天子有效行使天子職權時，可以達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yu) 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69]的統治效果，而當其權力淩夷，至“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70]，不僅(jin) 天下秩序陷入混亂(luan) ，而且具有普適價(jia) 值的社會(hui) 規則與(yu) 社會(hui) 倫(lun) 理也會(hui) 遭受極大地破壞與(yu) 衝(chong) 擊，從(cong) 而導致社會(hui) 逐漸走向衰落與(yu) 倒退。由此，鄭玄主張尊君以維護社會(hui) 的安定。

當然，鄭玄也注意到，如果僅(jin) 僅(jin) 一味地強調尊君也會(hui) 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君王若統治方式不當，就會(hui) 導致曆史上“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71]的悲劇重演，形成現實中的黨(dang) 錮之禍，進而會(hui) 使社會(hui) 走向不可挽控的混亂(luan) 。基於(yu) 此，鄭玄試圖以政教矯之，已有學者指出，鄭玄眼中的政教是指聖人應天命而製作的法度[72]，具體(ti) 到《詩譜》中便是周公所製定的禮樂(le) 製度[73]，王者行此便是行“聖人之化”[74]。才能達到百姓安定、社會(hui) 治理的局麵。若政教不行於(yu) 王者，則行政教之人便會(hui) 有功於(yu) 民，使百姓“鹹被其德而從(cong) 之”[75]，進而接受天命而“為(wei) 天下所歸”[76]，完成像商代夏、周代商一樣的朝代更替，正如其於(yu) 《小宛》箋雲(yun) ：“有萬(wan) 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77]。這雖是不可避免的曆史規律，但經曆過黃巾與(yu) 董卓之亂(luan) 的鄭玄卻看到了這一曆史進程中的流血與(yu) 陣痛，他在《中穀有蓷》中雲(yun) ：“人居平安之世，猶鵻之生於(yu) 陸，自然也。遇衰亂(luan) 凶年，猶鵻之生穀中，得水則病將死。”[78]亂(luan) 世之下，普通大眾(zhong) 的命運隻會(hui) 走向悲劇甚至是死亡。所以，鄭玄的理想是“君子當居安平之處”[79]。

由此，鄭玄便形成了尊君與(yu) 政教並重的政治哲學。鄭玄認為(wei) ，尊君和政教是理想政治的一體(ti) 兩(liang) 麵，二者既缺一不可又不可偏廢，尊王就是尊崇行政教之王，政教就是所尊崇君王的施政方式。由於(yu) 這一政治哲學是鄭玄晚年所思考出的救世之道，故其時時體(ti) 現於(yu) 鄭玄解經、注經之中。如其在《桑扈》中箋雲(yun) ：“然而（王者）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80]先王之法即政教，王者行之則受福祿，否則便會(hui) 有亡國之憂；其注《孝經·天子章》雲(yun) ：“天子為(wei) 善，天下皆賴之。”[81]突出天子行政教之重要；其注《尚書(shu) ·禹貢》時雲(yun) ：“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82]不僅(jin) 直言天子應行政教，還將尊君與(yu) 接受天子之政教當作諸侯的職責。

鄭玄尊君與(yu) 政教並重的政治哲學亦勢必會(hui) 影響到其《詩譜》的創作，這可從(cong) 鄭玄對張逸的問答中得到印證：“鄭答張逸雲(yun) ：‘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人君行之則為(wei) 興(xing) ，廢之則為(wei) 衰。’”[83]正如上文所論，風—小雅—大雅—頌是《詩譜》中以政教為(wei) 維度的顯性層次，從(cong) 風至頌的政教程度逐漸加強。鄭玄所謂的“人君行之”，就是要君主行使風、雅、頌所構成的政教係統，隻有這樣君主才能實現興(xing) 治。可見，《詩譜》的結構形式深受鄭玄政治哲學的影響。

結語

鄭玄以“《詩》之大綱”[84]來定義(yi) 《詩譜》，希望讀者能通過該《譜》達到“舉(ju) 一綱而萬(wan) 目張，解一卷而眾(zhong) 篇明，於(yu) 力則鮮，於(yu) 思則寡”[85]的效果。鄭玄對《詩譜》如此重視，不僅(jin) 在於(yu) 它“注序世統，事資周普”[86]，是鄭玄晚年對《詩經》的一種綜合認識，代表了鄭玄的《詩》學觀念，更在於(yu) 它“微言大義(yi) ”，是一部哲學著作，飽含了其救世的理想與(yu) 方法。政教與(yu) 尊王既是鄭玄在創作《詩譜》時所使用的兩(liang) 個(ge) 維度，更是他為(wei) 漢王朝的長治久安所開出的兩(liang) 味良藥。鄭玄的《詩譜》不僅(jin) 具有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還具有重要的社會(hui) 和現實意義(yi) ，是其通經致用思想的有力體(ti) 現。

注釋
 
[1]周豔、孔德淩及鄧雅琴等多位學者已相繼對《詩譜》的流傳、輯佚及版本情況做了詳細的說明，茲不贅述。參見周豔：《〈詩譜〉文獻考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第4期；孔德淩：《〈毛詩譜〉的版本流傳》，《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8年第6期；鄧雅琴：《鄭玄〈毛詩譜〉古今版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7年第2期。
 
[2]馮浩菲與李霖二人在前人輯佚的基礎上，進一步對《詩譜》進行複原研究。其中，馮著堪稱《詩譜》複原的代表。參見馮浩菲：《鄭氏詩譜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李霖：《鄭氏〈詩譜〉考原》，《中華文史論叢》2018年第1期。
 
[3]王洲明：《論鄭玄〈詩譜〉的貢獻》，《先秦兩漢文學與文化》，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58—176頁。
 
[4]如馮浩菲將王說細分為六個方麵，章原與郭樹芹對王說各有側重，楊允與李世萍等則從“說正變”引發出對《詩譜》文學與教化思想的論述。參見馮浩菲：《鄭氏詩譜訂考·緒論》，第3頁；章原：《四家詩與〈毛詩譜〉》，《貴州文史叢刊》2002年第2期；郭樹芹：《〈毛詩譜〉的流傳及其學術思想》，《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1期；楊允：《鄭玄〈詩譜序〉文學觀初探》，《沈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李世萍、李登雲：《鄭玄〈毛詩〉譜、箋中的教化思想》，《青海民族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1年第6期。
 
[5]郭樹芹較早關注到鄭玄對曆史譜係的構建，他認為鄭玄通過借鑒班固的觀點，建立了《詩經》“以時序變遷為縱軸，以地理方位為橫軸”的曆史譜係，並於其中考索具體詩篇的內涵意義。周豔進而認為鄭玄通過時、空兩個緯度，在構建嚴密的曆史敘事體係時，又提升了《毛詩》的理論建構。此後，吳寒又對《詩譜》構建曆史譜係的方法與理路進行了分析，他認為《詩譜》通過“第義統一”與“正變對照”兩種邏輯，在一個以周王世係為大綱的曆史譜係內，強化了詩歌反映或評價時政的功能，彰顯出了獨特的經史觀念。見郭樹芹：《〈毛詩譜〉的流傳及其學術思想》，《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1期；周豔：《〈詩譜〉體式溯源及其對〈詩經〉曆史敘事的構建》，《求索》2010年第3期；吳寒：《鄭玄〈詩譜〉構建曆史譜係的方法與理路》，《文學遺產》2022年第2期。
 
[6][7][8][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9—21頁，第19頁，第19頁，第20頁。
 
[10][15][17]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詩譜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7頁，第7頁，第9頁。
 
[11]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九《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495頁。
 
[12][13]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3頁，第14頁。
 
[14]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九《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631頁。
 
[16][18][19][20][21]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四《王黍離詁訓傳第六》，《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296頁，第295頁，第296頁，第296頁，第296頁。
 
[22]孔穎達在撰寫《毛詩正義》時將《詩譜》分拆、重排，以就《毛詩》之次序，故今本《毛詩正義》所呈現的《詩譜》內容已非鄭本之原貌。據馮浩菲研究可知，《詩譜》中的分譜次序為《詩譜序》《風譜》《小大雅譜》《周頌譜》《魯頌譜》及《商頌譜》。本文讚同馮說。參見馮浩菲：《鄭氏詩譜訂考·緒論》，第2頁。
 
[23]不可否認，鄭玄合並《周南》《召南》還有政教上的因素，但政教因素也是為空間的建構而服務的，相關論述詳見下文。
 
[24]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二《邶柏舟詁訓傳第三》，《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31頁。
 
[25]馮浩菲：《鄭氏詩譜訂考》，第29頁。
 
[26]學界對《詩譜》體例的論述已較為充分，此不贅述。可參看王洲明：《論鄭玄〈詩譜〉的貢獻》，《先秦兩漢文學與文化》，第158—176頁；陳敘：《試論〈詩〉地理學在漢代的發生》，《南京社會科學》2006年第8期。
 
[27]文中所論十一《譜》均用“（在）《禹貢》”“其封域在《禹貢》”“於《禹貢》”等三個句式表明該詩類名在《禹貢》中的地域範圍。除《邶鄘衛譜》《齊譜》《魏譜》《秦譜》《陳譜》外的六《譜》還用以“今（曰、屬）”開頭的句式闡明該詩類名在漢時的相應地理位置。
 
[28]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二《邶柏舟詁訓傳第三》，《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28頁。
 
[2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五《齊雞鳴詁訓傳第八》，《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381頁。
 
[30]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四《王黍離詁訓傳第六》，《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293頁。
 
[31]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2頁。
 
[32]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六《禹貢第一》，《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60—184頁。
 
[33]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三三，《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022—1029頁。
 
[34]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卷七《釋地第九》，《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09頁。
 
[35]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卷一三《有始覽第一》，梁運華整理，中華書局，2009年，第278頁。
 
[36]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五《齊雞鳴詁訓傳第八》，《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380—381頁。
 
[37]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三《禹貢第三下》，陳抗、盛冬鈴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第205頁。鄭玄除在《禹貢》中直言九州方域為萬裏外，其在注解《皋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時亦雲：“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裏，故有萬裏之界、萬國之封焉。……四麵相距為方萬裏也。”（《尚書今古文注疏·皋陶謨第二下》，第114頁）鄭玄對《禹貢》九州的注解雖然以《周禮》為本進行了新說，不符合《禹貢》原意，但“方萬裏”的解釋確是鄭玄對《禹貢》九州的獨特體認，而這一認識也必然會延續到其晚年所作的《詩譜》中。參見陳壁生：《鄭玄的天下觀》，《社會科學輯刊》2019年第5期。
 
[38]相較《毛詩》的《國風》次第，鄭《譜》將《周南》《召南》合為《周南召南譜》，將《邶風》《鄘風》《衛風》合為《邶鄘衛譜》，將《檜風》的次第提前並與《鄭風》合為《檜鄭譜》，將《王城譜》列在《豳譜》之後。可見，鄭玄在排列風目諸《譜》時並未遵循《毛詩》已有的次第，而是出於己意進行更改。其將《周南召南譜》列於諸分《譜》之首，可見其對該《譜》用意頗深。
 
[3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3頁。
 
[40]從時間先後來看，鄭玄認為《豳》詩作於周公居東之時，上距《周》《召》二詩的時間最近。《齊》詩始作於周懿王，《邶鄘衛》及《陳》詩始於周夷王，《檜》詩始於周夷王、厲王之時，《唐》詩始於共和時期，《秦》風始於周宣王，《鄭》《魏》《曹》《王》四詩均始於平王東遷之後，其中《曹》詩的時間下限最晚，始於周惠王。從《齊》詩開始的風詩與《周》《召》二詩的時間差距越來越大。
 
[41]《毛詩序》雖然最早提出了變風、變雅的理論，但並未將這一理論與具體詩篇的曆史定位相結合。鄭玄則首先將這一理論具體應用到每一篇詩歌，標注出它們的正、變性質，傳達了自己的正、變理念。參見周豔：《〈詩譜〉體式溯源及其對〈詩經〉曆史敘事的構建》，《求索》2010年第3期。
 
[42]據鄭玄的論述可知，風目十一《譜》共涉及《禹貢》九州之五，即雍州（《周南召南譜》《秦譜》《豳譜》）、冀州（《邶鄘衛譜》《魏譜》《唐譜》）、豫州（《檜鄭譜》《陳譜》《王城譜》）、青州（《齊譜》）、兗州（《曹譜》）。未涉及到的《禹貢》九州有四：徐州、揚州、荊州與梁州。此四州構成了下文所述的第三層隱性層次。
 
[43]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7—18頁。
 
[44]鄭玄認為《詩經》是由孔子編錄而成。這一思想在《詩譜》中多有顯現，如《詩譜序》之“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毛詩正義·詩譜序》，第9頁）、《魯頌譜》之“故孔子錄其詩之頌”（《毛詩正義·魯頌譜》，第1625頁）、《商頌譜》之“孔子錄《詩》之時”（《毛詩正義·商頌譜》，第1683頁）等。此外，其還在《六藝論》中直言：“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毛詩正義·詩譜序》，第10頁）由此可知，引文“今棄其詩，夷狄之也”的施動者亦應是孔子。此外，為了體現南國的夷狄之性，鄭玄在風目十一《譜》中均論述道，分《譜》所在地為某古聖賢發源地、生活地或周王室所封之國，而非夷狄之地，嚴控了夷夏之辨。如周、召為周之先公太王的生活地，邶、鄘、衛為周王室封國所在地，檜、鄭為高辛氏之墟，齊為爽鳩氏之墟，魏為虞舜、夏禹所都之地等。需要說明的是，豳地雖然早期為夷狄之地，但公劉遷入此地後，“修後稷之業”（《毛詩正義·豳譜》，第564頁），施行教化，故該地最終脫離了夷狄之性而變成了華夏之地，成為了周先公的生活地。
 
[45]鄭玄認為孔子所錄之詩的時間為“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毛詩正義·詩譜序》，第10頁），為此他將除魯、商二頌外的其餘詩作均直接係於周王世譜之下，並用“將時間定於周朝”及“獲得周王室特許”等兩種敘述手法將魯、商二頌歸於周朝曆史的時空之中，如其論述《魯頌》是周惠王、襄王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毛詩正義·魯頌譜》，第1624頁）；《商頌》是周宣王時，“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毛詩正義·商頌譜》，第1683頁）而得。由此，通過鄭玄用周代的曆史沿革去闡釋《詩經》的發展與變化的行為，可看出其認為《詩》三百篇為周詩的思想觀念。
 
[46]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九《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494頁。
 
[47]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22頁。
 
[48]鄭玄認為《商頌》作於殷商湯、太戊及武丁等三王之時，其產生時間要遠早於作於周初周公、成王時的《周頌》和作於周惠王、襄王時期的《魯頌》。
 
[4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二○《駧詁訓傳第二十九》，《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683頁。
 
[50]王珂：《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曆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8頁。
 
[51]《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中華書局，1962年，第177頁。
 
[52]劉瑞：《秦、西漢的“內臣”與“外臣”》，《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53]《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中華書局，1959年，第2994頁。
 
[54]《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一下》，中華書局，1965年，第84頁。
 
[55]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四《封公侯》，吳則虞點校，中華書局，1994年，第131頁。此外，《春秋感精符》中亦有“法三正之道也”的相關論述，參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第2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5頁。
 
[56]劉孝標在注《世說新語·文學》時引《鄭玄別傳》雲：“（鄭玄）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群書，精曆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見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周祖謨、餘淑宜、周士琦整理，中華書局，2007年，第223頁。相關論述參見王利器：《鄭康成年譜》，齊魯書社，1983年，第31—40頁；林曉希：《鄭玄少時受業考》，《甘肅理論學刊》2015年第6期；敖堃、諸偉奇：《鄭玄與讖緯關係臆解》，《曆史文獻研究》2010年總第29輯。
 
[57]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八四，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848頁。
 
[58][5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22頁，第22頁。
 
[60]黃樸民：《公羊“三統”說與何休“〈春秋〉王魯”論》，《管子學刊》1998年第4期。
 
[61]《後漢書》卷三五《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第1209頁。
 
[62]皮錫瑞：《駁五經異義疏證》卷八，吳仰湘編：《皮錫瑞全集》第4冊，中華書局，2015年，第262頁。
 
[63]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二○《駧詁訓傳第二十九》，《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625、1683、1683頁。
 
[64]參見王繼訓：《漢魏宇宙觀之述評》，《理論學刊》2007年第7期。
 
[65][66]陳贇：《鄭玄“六天”說與禘禮的類型及其天道論依據》，《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67]王洲明通過《詩譜》內容本身、《詩譜》與《鄭誌》對《棠棣》作時的不同解釋及趙商師從鄭玄的時間等因素推斷《詩譜》為鄭玄晚年之作。此後，諸如章原、郭樹芹等學者，在論及《詩譜》成書時間的問題時，皆襲王說，本文亦從之。參見王洲明：《先秦兩漢文學與文化》，第160頁；章原：《四家詩與〈毛詩譜〉》，《貴州文史叢刊》2002年第2期；郭樹芹：《〈毛詩譜〉的流傳及其學術思想》，《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1期。
 
[68]邊家珍：《鄭玄經學的特色及評價問題》，《理論學刊》2005年第8期。
 
[6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九《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495頁。
 
[70][71]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詩譜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9頁，第8頁。
 
[72]陳壁生：《〈論語鄭氏注〉中的政治哲學》，《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按：在該文中，陳氏所謂的聖人特指孔子，本文則據《詩譜》將周公納入進聖人的行列，特此說明。關於鄭玄的聖王觀念參見高瑞傑：《周孔陟降：鄭玄聖王觀探析》，《哲學動態》2022年第6期。
 
[73]《周南召南譜》雲：“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第13—14頁）鄭玄在此處所指的聖人為周公，則周公所製定的禮樂製度理應為後王所遵循的政教。
 
[74][75]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周南召南譜》，《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4頁，第12頁。
 
[76]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九《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631頁。
 
[77]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二《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870頁。
 
[78]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四《王黍離詁訓傳第六》，《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306頁。
 
[79]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六《唐蟋蟀詁訓傳第十》，《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462頁。
 
[80]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四《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010頁。
 
[81]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卷上，吳仰湘編：《皮錫瑞全集》第3冊，第30頁。
 
[82]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三《禹貢第三下》，第202頁。
 
[83]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22頁。
 
[84][85]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詩譜序》，《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第11頁，第11頁。
 
[86]範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4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