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滌生《荀子集釋》平議

作者：姚海濤（青島城市學院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原載《山東(dong) 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24年第4期

摘要：《荀子集釋》雖然是一本出版於(yu) 1979年的書(shu) ，但卻時常活躍在研究者的征引之列，其學術價(jia) 值顯然經受住了時間的淘洗，獲得了荀子研究者的認可。鳥瞰後世注釋《荀子》之作，此書(shu) 當在《荀子》注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從(cong) 格局、體(ti) 例、方法三大層麵進行衡定，該書(shu) 有相當大的學術價(jia) 值和啟迪意義(yi) 。其一，在研究格局上，廣采眾(zhong) 家，由博返約。其二，在撰著體(ti) 例上，題解精妙，案語多當。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訓詁為(wei) 主，兼及義(yi) 理。這三大層麵所彰顯出的特色決(jue) 定了此書(shu) 是一部融訓詁、思辨於(yu) 一身，兼普及、研究於(yu) 一體(ti) 的有著鮮明特色的《荀子》注釋類著作。可以逆料的是，當代《荀子》注釋類著述與(yu) 相關(guan) 研究亦當沿此三大層麵進行，才能獲得突破性進展。評析、衡定李滌生《荀子集釋》的學術價(jia) 值，對當代《荀子》注釋類著述以及荀子研究均有重要啟示意義(yi) 。

關(guan) 鍵詞：李滌生；《荀子集釋》；學術價(jia) 值；論衡

一、引言：《荀子》文本的性質及後世注釋鳥瞰

《荀子》一書(shu) ，今存三十二篇，大部分為(wei) 荀子親(qin) 著。荀子開學者撰書(shu) 先河，對後世著述起到了激發與(yu) 推動作用。如《呂氏春秋》一書(shu) 的麵世便與(yu) 《荀子》的激發密不可分。《史記·呂不韋列傳(chuan) 》雲(yun) ：“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shu) 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wei) 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yu) 萬(wan) 言。以為(wei) 備天地萬(wan) 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②]“荀卿之徒，著書(shu) 布天下”的直接結果就是《荀子》等書(shu) 在世間普及，而這間接推動了《呂氏春秋》的編撰。荀子生活於(yu) 戰國末年，長期講學於(yu) 稷下，網羅眾(zhong) 家思想，標舉(ju) 儒家大纛，為(wei) 一批判熔鑄型哲學家，終成先秦思想之集大成者。以今人眼光觀之，《荀子》一書(shu) 突破了以往語錄體(ti) 之舊藩籬，確乎為(wei) 論文體(ti) 的早期文本之一，類似於(yu) 學術專(zhuan) 著。

先秦典籍如《周易》《論語》《孟子》等均曆經漢儒訓釋、宋儒發揮、清儒注疏，曆代學人輾轉相訓，由此形成了一條不間斷的詮釋史脈絡，今人才得以順暢理解這些古老的先秦文本。《荀子》一書(shu) 則由於(yu) 作者地位不顯，在思想史上長期遭受不公正待遇之故，導致在經漢代劉向整理之後至唐代楊倞作注之前的漫長曆史中鮮有學者關(guan) 注，更遑論注疏與(yu) 研究了。

《荀子》奧義(yi) 艱辭頗多，又多存先秦古義(yi) ，實具有極高的思想史價(jia) 值。作為(wei) 一部先秦之書(shu) ，《荀子》去古既遠，直至西漢劉向校書(shu) 時才有了第一次整理。劉向將當時所能見到的荀子書(shu) 三百二十二篇，除去複重者二百九十篇，定著為(wei) 三十二篇，分為(wei) 十二卷，可謂《荀子》成書(shu) 第一功臣。在後來的曆史中，《荀子》未有注者，直到唐代楊倞有感於(yu) “獨《荀子》未有注解，亦複編簡爛脫，傳(chuan) 寫(xie) 謬誤”[③]，在劉向整理的基礎上，撰成《荀子注》，將舊十二卷分為(wei) 二十卷，並進行了篇目移易，使《荀子》可讀，樹立後世注釋《荀子》典範，堪稱平地起風雷之舉(ju) ，可謂《荀子》注釋第一功臣。隨著中唐學術思想史上的孟升荀降趨勢的到來，至宋代竟成聲討荀子之勢，故宋元之時無有為(wei) 《荀子》作注者，實為(wei) 學術史上一大冤案，亦為(wei) 學術史上一大不幸。

有明一代，陸粲曾注《荀子》，校定章句，訓釋文辭，惜今已不存。明末清初傅山撰《荀子評注》，重新接續注釋之脈。清代中期以後，郝懿行、王念孫、俞樾等人注釋、校正《荀子》，大大推動了《荀子》訓詁學的發展。隨後王先謙《荀子集解》一書(shu) 付梓殺青，成為(wei) 迄今為(wei) 止集大成式的《荀子》權威注本，是書(shu) 匯集楊倞注及清代注荀之作，間有作者讀荀新見，可謂《荀子》注釋又一功臣。唐、明、清三代與(yu) 先秦在時間上相隔久遠，加之並未能形成代際訓釋傳(chuan) 承之勢，使得《荀子》文本中不少字句尚不能通讀無礙，殊為(wei) 憾事。近代諸賢校理《荀子》亦有不小成績[④]。不少學人在王先謙《荀子集解》的基礎上，繼續補正、注釋《荀子》，如鍾泰《荀注訂補》（1936年）、梁啟雄《荀子柬釋》（1936年）等。另有一些訓詁學者沿著清代學術道路前行，繼續訓釋古典，《荀子》成其訓詁研究視野中一份有價(jia) 值的資料。

白話譯解類《荀子》則隨著白話文運動的不斷深入而發展起來，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葉玉麟的《白話譯解<荀子>》[⑤]。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沒再有白話譯解版《荀子》出現。究其原因，大約是《荀子》不少疑難詞句尚未得到解決(jue) ，所以學界將精力傾(qing) 注到訓釋類工作中去了，並未全力介入白話譯解領域。直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由於(yu) “評法批儒”運動的需要，荀子因被視為(wei) 法家代表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由此出現了大量的《荀子》注釋本、節選本。這些本子帶著深深的時代烙印，部分地失去了學術之客觀性。若去除掉那些鮮明的階級鬥爭(zheng) 話語，不少注本仍可視為(wei) 一時佳作。這些作品在客觀上推動了《荀子》注釋工作，為(wei) 接下來的白話全譯做好了鋪墊。

這一時期，對《荀子》作通篇注釋且犖犖大者，有王忠林《新譯荀子讀本》（1972年）、章詩同《荀子簡注》（1974年）、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譯》（1975年）、李滌生《荀子集釋》（1979年）、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荀子新注》（1979年）[⑥]、龍宇純《荀子論集》（1987年）等。經過學者較長時間的努力，《荀子》中一些疑難文本得到了部分解決(jue) ，大量白話譯本重新開始出現。隨後的楊柳橋《荀子詁譯》（1985年）、楊任之《白話荀子》（1991年）、蔣南華等人《荀子全譯》（1995年）、張覺《荀子譯注》（1995年）等著作的出版，掀起了一個(ge) 白話全譯《荀子》的高潮。其後《荀子》注釋類比較重要的著作主要有駱瑞鶴《荀子補正》（1997年）、董治安鄭傑文合著的《荀子匯校匯注》（1997年）、王天海《荀子校釋》（2005年）、蕭旭《荀子校補》（2016年）[⑦]、董治安與(yu) 鄭傑文、魏代富等合著的《荀子匯校匯注附考說》（2018年）等。

台灣學者鮑國順曾有《荀子注釋書(shu) 評介》[⑧]一文，將王先謙《荀子集解》、梁啟雄《荀子簡釋》[⑨]、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譯》、李滌生《荀子集釋》（以下簡稱《集釋》）四書(shu) 進行了比較式研究。因其以一篇文章的體(ti) 量將四書(shu) 同評，故每書(shu) 僅(jin) 略作評介，惜未能深入。四部書(shu) 中，除《集釋》外的三書(shu) 在海峽兩(liang) 岸均有出版，隻有《集釋》雖影響力較大但尚未在大陸出版，故將其置諸《荀子》注釋史之中衡定其學術貢獻與(yu) 價(jia) 值，揀擇其可資鑒之處，對當代《荀子》詮釋與(yu) 荀子研究的新開展當有啟示意義(yi) 。

二、研究格局：古今與(yu) 中外相結合，廣采眾(zhong) 家，由博返約

《集釋》由台灣學生書(shu) 局初版於(yu) 1979年，至今已印刷多次，尚未改版，亦未在大陸出版。作者李滌生先生雅好《荀子》，《集釋》是其研習(xi) 荀子多年後推出的一部力作。全書(shu) 有牟宗三先生序、作者自序、凡例、荀子三十二篇全文、題解、集釋與(yu) 為(wei) 數不少的案語。此外，書(shu) 後有兩(liang) 個(ge) 附錄，分別是施之勉所作《荀子年表》與(yu) 本書(shu) 的重要參考文獻。按牟宗三的說法，對於(yu) 《荀子》一書(shu) 的注釋，李先生“一字未安，輒不能寐；一字得解，怡然心喜。”[⑩]據自序，作者從(cong) 1955年開啟治荀之路，至1979年本書(shu) 出版，研治荀子達二十餘(yu) 年。以二十年通一經的工夫完成的這部著作自然分量不輕。牟先生極力推介道：“吾講荀子，必先閱王先謙《荀子集解》。今而後，則必先閱滌生先生書(shu) 。”[11]可見，牟先生將《集釋》與(yu) 《荀子集解》相提並論而略有表彰《集釋》後來居上之意。

《集釋》一書(shu) 為(wei) 補《荀子集解》之不逮而作。李滌生先生看到了《荀子集解》之弊：“惟集解所采眾(zhong) 說，征引繁博，一字訂正，動輒百言，初學之士，望而興(xing) 歎。今所采擷，皆略其征引，而取其結論。”[12]一則征引太多，訓釋浩博，而說法抵牾之處便自不能免，讀之如墜五裏雲(yun) 霧，莫知所從(cong) 。《荀子集解》僅(jin) 有博采眾(zhong) 家的匯聚之功而未有博而返約的取舍之力。二則清儒考訂未能盡善盡美，甚至失誤多有。其失有四：有無當於(yu) 荀旨者，有不誤而為(wei) 誤者，有糾誤反為(wei) 誤者，有衍奪竄訛者。簡言之，《集釋》翦除以往注家之繁蕪，僅(jin) 征引可取之說，盡量給出讀者一個(ge) 個(ge) 清晰可信的注解。

能否處理好博與(yu) 約的關(guan) 係是檢驗一部“集釋”類書(shu) 的試金石。此類著作之成功必然需下一番博觀而約取的功夫。第一步，占有大量而豐(feng) 富的相關(guan) 資料，即博觀古今中外相關(guan) 著述，匯聚有用的資料庫。第二步，對搜集來的相關(guan) 資料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權衡加工，剪裁製作，由博返約，敢於(yu) 取舍。如果沒有廣博的資料作支撐，恐怕難以為(wei) 讀者提供一本集合眾(zhong) 家、方便觀覽的書(shu) ，也難以達到讓讀者擇善而從(cong) 之目的。

《集釋》萃集之注打撈古今注解與(yu) 中外注釋，可謂將古今與(yu) 中外相結合。《集釋》後起，較之王先謙《荀子集解》所見材料更廣，所能夠吸納、取舍的觀點自然也就更多。除唐楊倞之注外，還將清人之注網羅殆盡，擇善而從(cong) ，又博采近人乃至日人學者之注。

據凡例，《集釋》一書(shu) 除附錄中參考文獻所列之外，清儒部分主要來自《荀子集解》，近賢部分主要來自《荀子約注》。其中，引自《荀子集解》者有楊倞、盧文弨、王念孫、劉台拱、郝懿行、俞樾、王先謙、汪中、陳奐、顧千裏、郭嵩燾，另外還有孫詒讓（《劄迻》）。近代學者則有梁啟超、梁啟雄（《荀子約注》）、章太炎（《新方言》）、鍾泰（《荀注訂補》）、劉師培（《荀子斠補》《荀子補釋》）、陶鴻慶（《讀荀子劄記》）、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譯》）、王叔岷（《荀子斠理》）、龍宇純（《荀子集解補正》）、趙海金（《荀子校釋》）、於(yu) 省吾（《雙劍誃諸子新證》）、高亨、潘重規、劉念親(qin) 、阮廷卓等。日人學者有久保愛（《荀子增注》）、豬飼彥博（《荀子考》）、片山兼山[13]等。所稱引除訓詁學者外，尚有哲學史研究者，如胡適、牟宗三、吳康、馮(feng) 友蘭(lan) 等。《集釋》列入“中國哲學叢(cong) 刊”出版，顯示著此書(shu) 哲學性的一麵，或者說透顯著該書(shu) 與(yu) 荀子哲學的關(guan) 聯性。

由《集釋》立意深遠、格局博達、視域廣闊可知，今日荀子注釋類作品要想取得突破前人的成果，在撰作之初宜將目光投向時下所能搜羅到的古今中外的荀子類材料。當然，既要廣采眾(zhong) 書(shu) ，又要由博返約，而成一定之見，才能在全書(shu) 立意、格局、視域上超越同類書(shu) 籍。觀後來的大多數注荀類著作，之所以一直難以望《集釋》項背，最大原因便是未能打開研究格局，未能占有更豐(feng) 富的研究資料，未能開啟更廣闊的研究視域。這種狀況直到董治安、鄭傑文《荀子匯校匯注》[14]、王天海《荀子校釋》[15]和董治安、鄭傑文、魏代富《荀子匯校匯注附考說》[16]才在材料搜集、研究格局方麵超而越之。尤其注意的是，新的研究不是以材料全麵為(wei) 鵠的，而是在占有豐(feng) 富材料基礎上，作通盤考量、反複權衡分析，或為(wei) 讀者呈現一“最大公約數”，或體(ti) 現撰者的明斷洞見。如此才有可能突破前人，為(wei) 後人貢獻一部研治《荀子》值得依賴的權威版本。

三、撰著體(ti) 例：題解與(yu) 案語相結合，題解精妙，案語多當

撰著體(ti) 例是指一部作品的寫(xie) 作格式、組織形式，包含諸如標題、目錄、凡例、索引、題解、案語等豐(feng) 富的內(nei) 容。作者通過選擇合適的體(ti) 例進行寫(xie) 作，可以使著作或更有深度，或更具可讀性，以實現當初撰作目的。好的體(ti) 例可以使著作更加清晰、條理，利於(yu) 內(nei) 容的表達，更好地凸顯著作的學術水平和研究深度。《集釋》運用了“題解”結合“案語”的體(ti) 例，且能將作者研荀的獨到見解貫注其中，為(wei) 讀者與(yu) 後續研究者展現了用合適體(ti) 例進行有內(nei) 涵撰作的著作範例。

撰著體(ti) 例是曆史上眾(zhong) 多作者長期接力摸索的結果。《荀子》題解，啟自楊倞注，《集釋》則發揚廣大之。《集釋》在每篇之前增加“題解”，進行一總體(ti) 性的勾勒，評價(jia) 點染出輪廓，以助益讀者更好地理解篇章內(nei) 容，也將作者對於(yu) 此篇的大體(ti) 認知吐露無遺。《集釋》“題解”大多是篇前附以較長的說明文字以利讀者把握此篇大意。早於(yu) 《集釋》的方孝博《荀子選》[17]所選十六篇《荀子》皆有題解，晚於(yu) 《集釋》的張覺《荀子譯注》[18]亦有之。與(yu) 《集釋》同年出版的北大組《荀子新注》篇目下大多有較為(wei) 完備的“說明”，僅(jin) 後四篇《子道》《法行》《哀公》《堯問》無之。而此書(shu) 2018年版的後繼版本[19]摒棄了原來“評法批儒”式的激進論調，而代之以客觀平正的學術基調，重新編撰“說明”，並將原來缺少的四篇“說明”補齊。“題解”這一體(ti) 例淵源有自，且多書(shu) 采用，是為(wei) 適合的體(ti) 例之一。

《集釋》除《君子》篇引楊倞注以及《大略》篇引楊倞注與(yu) 久保愛之說為(wei) “題解”外，其他三十篇“題解”皆為(wei) 作者精心撰寫(xie) 。《集釋》題解，長短不拘，多則長篇大論，少則三言兩(liang) 語。長者如《解蔽》《性惡》《正名》《勸學》諸篇之“題解”，短者如《修身》《不苟》《榮辱》，而最精彩得當者要屬《天論》篇“題解”。除闡釋篇目立意、篇中內(nei) 容之外，還有大量作者的崇論閎議。李滌生先生深耕精研荀子多年，所撰“題解”決(jue) 非空語浮言之可比，真所謂“提要鉤玄，洞見真章”[20]。

《集釋》撰著體(ti) 例的另一成功之處就是案語的恰當運用。所加案語大多可圈可點，是作者精研荀子的心血凝聚。案語篇幅長短不一，但絕無空論。篇幅短小者，如在解釋《儒效》篇“彼求之而後得，為(wei) 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時，所加案語是：“‘求’、‘為(wei) ’、‘積’、‘盡’是治學的四個(ge) 階層。”[21]稍加點撥，便將荀子思想的邏輯性突顯出來。另有篇幅較長者，似一小論文，令人讀之有得。如論孟荀論性之差別甚妙[22]，對於(yu) 厘清孟荀人性論大有提點之功。

此外尚有一些案語，不僅(jin) 可啟發讀者深思，而且推進了學術研究。如《禮論》篇“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一段案語雲(yun) ：“此說與(yu) 性惡論，似頗有出入。”[23]在《禮論》篇另一處“性者，本始材樸也；偽(wei) 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wei) 之無所加，無偽(wei) 則性不能自美”一段案語雲(yun) ：“此數語與(yu) 性惡說，頗有出入。”[24]此二處案語指出了《禮論》內(nei) 容與(yu) 荀子性惡說不協，是為(wei) 作者深刻洞見。一方麵，可以看作是勘破荀子人性論非能以性惡論一語概括之。另一方麵，則可由此深思不相協的原因以及如何處理這一“矛盾”現象。由是，可生發出荀子人性論相關(guan) 研究課題。荀子人性論可能並非字麵所顯示的“性惡論”，而是有更深層的蘊謂。當今學界荀子性惡、性樸等論爭(zheng) ，正是為(wei) 解決(jue) 此一問題而進行的學術探索。

對於(yu) 一本注釋類荀子書(shu) 來說，選擇何種撰著體(ti) 例在某種意義(yi) 上決(jue) 定著該書(shu) 質量的高低。撰著體(ti) 例是形式要件方麵的規定性，雖看似一形式卻與(yu) 內(nei) 容密不可分，甚至決(jue) 定著內(nei) 容。誠然，內(nei) 容的最終呈現要受到學術史積累與(yu) 作者視野的共同影響。實事求是地講，後續荀子注釋類書(shu) 要想在撰著體(ti) 例上取得突破，將麵臨(lin) 很大挑戰。因為(wei) 體(ti) 例主要是由曆史提供的可能選項，並不能隨意造作。所以，未來的此類研究仍需要在題解、案語的內(nei) 容書(shu) 寫(xie) 上下功夫。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對《荀子》持續而深入的思想研究，則不可能寫(xie) 出超越前人的作品。

四、研究方法：訓詁與(yu) 義(yi) 理相結合，訓詁為(wei) 主，兼及義(yi) 理

談到經典文獻的研究方法，訓詁與(yu) 義(yi) 理二者的關(guan) 係向來是學界爭(zheng) 論的永恒焦點，是學者需要謹慎處理的棘手難題。《荀子》一書(shu) 作為(wei) 先秦之書(shu) ，兼具訓詁與(yu) 義(yi) 理的雙重意義(yi) 。其訓詁學意義(yi) 在於(yu) ，《荀子》一書(shu) 保存先秦之舊，有不少先秦獨有，甚至是荀子特有的字詞，而這對於(yu) 董理、校釋其他先秦文本有著重要參照價(jia) 值。其義(yi) 理意義(yi) 在於(yu) ，荀子處於(yu) 先秦與(yu) 秦的分水嶺上，正是思想史轉折時期，加之荀子本人思想博大而深邃，是先秦諸子之集大成者，具有特殊的思想價(jia) 值。要研究《荀子》，在研究方法方麵當於(yu) 訓詁與(yu) 義(yi) 理間進行抉擇。

《集釋》牟宗三“序”有言：“讀古典必先通章句，不可望文生義(yi) ，隨意馳騁遐想。”[25]唐君毅亦曾道：“清儒言訓詁明而後義(yi) 理明，考核為(wei) 義(yi) 理之原，今則當補之以義(yi) 理明而後訓詁明，義(yi) 理亦考核之原矣。”[26]兩(liang) 位以精研義(yi) 理之學著稱的先生均注重義(yi) 理與(yu) 訓詁間的緊密結合。稍有不同的是，牟先生指出的是處理二者的時間先後關(guan) 係時，當以訓詁為(wei) 先，義(yi) 理隨之。而唐先生則指出了處理二者間的互證權重關(guan) 係時，當以義(yi) 理為(wei) 重，訓詁為(wei) 輕。但不能否認的是，訓詁與(yu) 義(yi) 理二者合則兩(liang) 利，分則兩(liang) 傷(shang) 。如何協調二者關(guan) 係而恰當運用之，才是學者需要精心考量的問題。

相較而言，王先謙《荀子集解》明顯不是麵向普通讀者的通俗讀物，而主要是作為(wei) 荀子研究者或訓詁學者的案頭書(shu) 。反觀《集釋》，則既可作為(wei) 初學入門書(shu) ，亦可視為(wei) 研荀參考書(shu) ，既兼顧普通讀者，又惠及荀子研究者。當然這與(yu) 作者的寫(xie) 作初心、功力與(yu) 學識有關(guan) ，更與(yu) 作者選擇的訓詁為(wei) 主、兼及義(yi) 理的方法有關(guan) 。《集釋》牟宗三序明言：“滌生先生此書(shu) 於(yu) 義(yi) 理則多引而不發，蓋亦重在通句意，立基礎，不欲人隨意遐想也。”[27]實際情況是，側(ce) 重訓詁的《集釋》一書(shu) 並未廢黜義(yi) 理。《荀子集解》因過分執著於(yu) 訓詁考據，遂有義(yi) 理不明不透之弊。前車可鑒，所以《集釋》注重“既明其章句，複通曉其義(yi) 理”[28]，采用的是訓詁為(wei) 主，兼及義(yi) 理，將文字注釋與(yu) 義(yi) 理疏通相結合的方法。如此一來，自然在處理複雜的文字與(yu) 思想問題時遊刃有餘(yu) 。

從(cong) 義(yi) 理疏通來看，《集釋》的段落劃分與(yu) 解析非常明了，段意總結與(yu) 概括格外精當，段落、篇章間的疏通與(yu) 勾連特別到位。總體(ti) 來看，每小節節末有節旨，每段段末有段旨，基本做到了段段有總結，句句有貫通，字字有交待，讓初學者能了解文本大意，讓研究者略知所歸。

《正論》篇解釋“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luan) 今厚葬飾棺，故抇也”句時，《集釋》批曰：“故荀子此文是斥墨家節葬之說。”[29]《富國》篇解釋“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時，加以批注雲(yun) ：“此段言利民愛民是為(wei) 政的根本，王霸安危皆係於(yu) 此。下一段即暗承此義(yi) 而詳加論列。”[30]此類疏通文義(yi) 之解釋不勝枚舉(ju) ，不僅(jin) 有利於(yu) 讀者閱讀、理解，對荀子研究有重要啟發。

應當承認，在義(yi) 理疏通上，《集釋》存在較為(wei) 鮮明的個(ge) 人立場，其中的某些觀點亦值得商榷。如認為(wei) 荀子反對科學雲(yun) 雲(yun) ，即是顯例。荀子“是以理智主義(yi) 的態度，對迷信思想之否定，而彰顯‘天人之分’一義(yi) 的。其目的並不是積極的建立其科學思想。言科學則必究心於(yu) 物之所以生，而後才能致力於(yu) 物之所以成，荀子卻說‘君子……其於(yu) 天地萬(wan) 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君道篇）這種態度，適是反科學的。因為(wei) 荀子的理路雖近乎科學，但他用以解決(jue) 的問題則是人文的（人倫(lun) 問題）。故不能向純知識的科學方麵發展，而建立純科學的學問。”[31]

此論事關(guan) 荀子與(yu) 科學間的關(guan) 係，大有可商榷之處。[32]一則，以理智主義(yi) 態度否定迷信思想本身即是科學主義(yi) 的一部分，屬於(yu) 清掃地基的工程。二則，荀子所處年代決(jue) 定了其當然不會(hui) 以建立某門具體(ti) 科學為(wei) 目的，但這並不妨礙其思想存有科學主義(yi) 的方法與(yu) 因子，並成為(wei) 重要的科學思想史來源。三則，荀子此語所舉(ju) 的話語主體(ti) 是“君子”，而此處君子僅(jin) 指統治者的意思。君子固然是社會(hui) 人群中的政治管理者，但並不包納所有人，僅(jin) 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以一小部分君子所當持態度而否定其他人所當持的態度，犯了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因為(wei) 荀子說“唯聖人為(wei) 不求知天”，講“官人守天而自為(wei) 守道”，其意在於(yu) 說明統治者不需要知天，而相關(guan) 的官員（如日官、星官、太史等）則屬於(yu) 應當知天之列。此等立場過於(yu) 明顯的表述往往易引發對《集釋》一書(shu) 性質的如下質疑：這到底是一本注釋《荀子》的書(shu) 還是一本闡釋荀子思想的書(shu) ？當然瑕不掩瑜，有自己立場與(yu) 觀點的書(shu) ，才可能是本好書(shu) 。從(cong) 紛繁蕪雜之中闡古義(yi) ，在先秦字句之中覓思想，於(yu) 經典古籍之中尋科學，本身已經證明了作者確乎有卓越識見。

從(cong) 文字注釋來看，《集釋》較好地處理了《荀子集解》一眾(zhong) 清儒訓詁、近代學者觀點和日本儒者注釋三者間的關(guan) 係，去偽(wei) 存真以融貫三者，盡量得出一最接近文本真相的結論。在三者關(guan) 係處理上，《集釋》基本以楊倞及清儒訓詁為(wei) 主，以近代學者觀點為(wei) 輔，兼采日本儒者注釋。而在具體(ti) 解釋時，《集釋》注重貫通儒家早期經典，如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管子》《韓非子》《莊子》等典籍或以解荀，或以證荀。既重外證、他證、旁證，也重文本內(nei) 證，將《荀子》書(shu) 內(nei) 重出之句、意同之句皆能通貫而詮釋之，同篇之中若相發明之句亦勾而連之、合以觀之，故其所得解釋可信。

《集釋》持論相對平正，較之王先謙《荀子集解》，收錄不在多，而在公允判斷之後的易曉明通。暫舉(ju) 一例以明之。如《勸學》篇“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句，作者不是以字或句解，而是進行了長達一頁多的義(yi) 理疏解，將《荀子》書(shu) “類”概念的具體(ti) 用法進行梳理，總結分疏得細密而恰當。[33]此等不局限於(yu) 字句、通全書(shu) 而貫之的寫(xie) 法確能公允判斷，也更易曉明通。

《集釋》對於(yu) 不能解決(jue) 的訓詁問題，如實言之，不去另立新解或妄加解釋。如注釋《大略》篇“藍苴路作，似知而非”句時明言“上四字不知其確解。”[34]再如注釋《解蔽》篇“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yu) 我歌矣’”句即雲(yun) “此文不得其解。”[35]對於(yu) 不能解者，不強作解釋，闕如以待後來者的實事求是態度值得肯定和提倡。

研究方法的選擇與(yu) 處理是所有研究者都要麵對的難題。在這個(ge) 方麵，《集釋》為(wei) 後來的《荀子》研究者作了很好的學術示範。全書(shu) 貫徹的訓詁為(wei) 主，兼及義(yi) 理的方法永遠不會(hui) 過時。在研究與(yu) 著述之時，關(guan) 鍵在於(yu) 如何處理訓詁與(yu) 義(yi) 理間的先後次序，如何甄別並選用合宜的方法。訓詁學所期待的抵達文本原義(yi) 是包括《荀子》在內(nei) 所有經典研究的基礎。唯有在此基礎上，才會(hui) 有可靠的義(yi) 理建構。否則，隨意驅馳古文，必然會(hui) 陷入四無依傍的窘境。妄作應景文章，必然會(hui) 落入貽笑大方的深淵。

結語

綜上所述，《集釋》因其在研究格局、撰著體(ti) 例、研究方法三方麵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完全可以成為(wei) 從(cong) 事此項工作學人的重要參考藍本，在具體(ti) 闡釋、注解方法、注解體(ti) 例諸方麵均能獲取有益借鑒和豐(feng) 富啟示。《集釋》不失為(wei) 一部視域廣闊、兼顧訓詁與(yu) 義(yi) 理，又不乏精彩之處的《荀子》注釋類著述，完全可以成為(wei) 後人開展《荀子》研究的一麵鏡子。

平心而論，書(shu) 無完書(shu) ，白璧有瑕，在所難免。鮑國順曾言：“隻是此書(shu) 迻述他人之說頗多，而未能一一注明出處，考察不便，則不免為(wei) 小疵。”[36]管窺所見，《集釋》亦不可避免地出現失校、失誤、失引等狀況[37]。當然，不能因《集釋》有上述錯誤就否定其價(jia) 值。這反而表明《集釋》一書(shu) 有待於(yu) 進一步修繕與(yu) 重訂，若能進行一番較為(wei) 徹底的校對與(yu) 修訂，當能更好地發揮其在《荀子》注釋與(yu) 研究領域內(nei) 不可替代的作用。

世易時移，學界呼喚注荀類著作不斷推陳出新。遺憾的是，雖然已經步入現代社會(hui) ，無論《荀子》訓釋還是白話譯解，仍然難以做到字字落實而不誣。就《荀子》版本來說，《宋本荀子》[38]、古逸叢(cong) 本《荀子》[39]當然是經典版本，清代王先謙《集解》依然是集大成的版本，成為(wei) 如今尚不可超越也無法超越的經典文本。但隨著時代發展與(yu) 學術進步，後來注荀者的新觀點需要整合，舊有版本的時代局限性也日益凸顯。為(wei) 進一步推動《荀子》研究，發揮荀子無法取代的思想價(jia) 值，時代呼喚有誌之士在《荀子》注釋中作出新的更大成績，呼喚新的注荀本出現。

注釋：
 
[②]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3046-3047頁。
 
[③]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整理：《荀子集解》，中華書局，2012，第43頁。
 
[④] 要詳細了解二十世紀中國的荀子研究，可參閱《20世紀前期的荀學研究》一書和《20世紀後期大陸的荀子文獻整理研究》一文。具體信息如下：（1）江心力：《20世紀前期的荀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2）廖名春：《20世紀後期大陸的荀子文獻整理研究》，《邯鄲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第20-28頁。該文亦收錄於廖名春：《荀子新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第256-272頁。
 
[⑤] 葉玉麟：《白話譯解<荀子>》，大達圖書供應社，1935。
 
[⑥] 饒有趣味的是，李滌生《荀子集釋》與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荀子新注》，好似心有靈犀一般，於1979年分別在海峽兩岸出版。此二書對兩岸荀子普及與研究起到了較大推動作用。後北京大學注釋組《荀子新注》在台灣裏仁書局曾以北京大學哲學係之名出版，而李滌生的《荀子集釋》迄今未有大陸版。《荀子新注》由於所持之階級鬥爭立場而將荀子目為法家之代表，作為批判儒家之助，不及《集釋》所論客觀，故以學術研究角度觀之，略遜一籌。後該書重新修訂，將其中若幹過時與激進的觀點進行了刪改，成為一部主動適應時代變遷的“荀子新注”。具體可參閱：（1）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荀子新注》，中華書局，1979。（2）北京大學哲學係注：《荀子新注》，裏仁書局，1983。（3）樓宇烈主撰：《荀子新注》，中華書局，2018。
 
[⑦] 《荀子校補》一書是近年來《荀子》訓詁研究領域內成係統、有分量、大部頭著作。因該書出版地在中國台灣地區，大陸學人多不能見，而對其了解不多罷了。具體可參蕭旭：《荀子校補》（全三冊），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年。
 
[⑧] 鮑國順：《荀子學說析論》，華正書局，1984，第191-206頁。
 
[⑨] 梁啟雄《荀子簡釋》一書，曾在台灣地區的華正書局、河洛出版社影印出版，而世界書局印行時更名為《荀子約注》。具體可參閱鮑國順：《荀子學說析論》，華正書局，1984，第199頁。
 
[⑩] 李滌生：《荀子集釋》，台灣學生書局，1979，第ⅰ頁。
 
[11] 同上書，第ⅱ頁。
 
[12] 同上書，第ⅲ頁。
 
[13] 嚴靈峰著錄日本學者片山兼山（1730-1782）《荀子》研究著作四種：《荀子楊注正誤》《荀子考》六卷、《荀子一適》（或作《荀子一滴》）、《讀荀子抹點》（或作《讀荀子抹》）。參見張京華：《日本江戶時代以來的<荀子>研究》，《中華讀書報》2017年9月13日，第19 版。
 
[14] 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5] 董治安、鄭傑文匯撰：《荀子匯校匯注》，齊魯書社，1997。
 
[16] 董治安、鄭傑文、魏代富整理：《荀子匯校匯注附考說》，鳳凰出版社，2018。
 
[17] 方孝博選注：《荀子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18] 張覺：《荀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9] 樓宇烈主撰：《荀子新注》，中華書局，2018。
 
[20] 鮑國順：《荀子學說析論》，第202頁。
 
[21] 李滌生：《荀子集釋》，第156頁。
 
[22] 同上書，第559頁。
 
[23] 同上書，第446頁。
 
[24] 同上書，第440頁。
 
[25] 同上書，第ⅱ頁。
 
[26]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第1頁。
 
[27] 李滌生：《荀子集釋》，第ⅱ頁。
 
[28] 同上書，第ⅳ頁。
 
[29] 同上書，第406頁。
 
[30] 同上書，第218頁。
 
[31] 同上書，第379頁。
 
[32] 姚海濤：《荀子對智性的闡揚及其與科學的關係》，《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23年第5期。
 
[33] 李滌生：《荀子集釋》，第12-13頁。
 
[34] 同上書，第633頁。
 
[35] 同上書，第493頁。
 
[36] 鮑國順：《荀子學說析論》，第205頁。
 
[37] 筆者曾通讀《荀子集釋》多遍，下了較大的功夫進行過詳細核對校正。2020年初讀之後發表《學生書局版<荀子集釋>印象簡談並文字勘誤》一文。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zg2MDU0OQ==&mid=2247527577&idx=3&sn=01842bb8d324a53dfeacd7c4f6784b67&source=41#wechat_redirect。2023年重讀之後又發表《學生書局版<荀子集釋>印象簡談並文字指瑕勘誤（修訂版）》一文。網址：https://www.biodynamic-foods.com/article/25296。此類“低級錯誤”的出現，與出版方的校對有關，當然與作者原稿恐怕也有關係。
 
[38] 荀況撰.楊倞注：《宋本荀子》（全四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39] 黎庶昌編《荀子》（古逸叢書影印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