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廟禮製空間的近代轉型

作者：鄭雙（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來源：《史學月刊》2024年第7期

近代以來，隨著傳(chuan) 統天下秩序的崩解，孔廟所根植之政製體(ti) 係、禮教精神的神聖性逐漸消散，其所承載的權力秩序、道德內(nei) 核在現代政製下愈發不合時宜。學界先進已對近代特定時段、區域的孔廟進行深入研究，尤其注意到國家與(yu) 社會(hui) 在重塑孔廟現代價(jia) 值時呈現出的認同弱化與(yu) 悖離（如楊莉：《民國時期天津文廟研究》，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吳佩林、姚誌良：《“封建遺存”的近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孔廟祀田的國有化爭(zheng) 端》，《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第100～116頁；李先明：《民國時期曲阜孔廟募修之殤》，《複旦學報》2023年第2期，第85～94頁）。但已有成果多注重孔廟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的禮製空間，在近代轉型中的斷裂、更迭與(yu) 矛盾，而缺乏對其進行一個(ge) 整全性和貫通性的考察。有鑒於(yu) 此，本文擬重點闡釋1905年科舉(ju) 廢止後，孔廟禮製空間“由聖轉俗”的複線過程，並嚐試追尋國家與(yu) 社會(hui) 、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的聯結關(guan) 係及認同感。

一 神聖空間的維係與(yu) 解體(ti)

傳(chuan) 統時代，孔廟是奉祀孔聖及儒家聖賢的神聖空間，因兼及教化，也被稱為(wei) 文廟、夫子廟等（為(wei) 行文規範，本文統稱孔廟）。孔廟的神聖屬性根源於(yu) 儒學在傳(chuan) 統中國的正統地位。漢代以後，隨著儒學漸成治國之基，孔廟被納入國家的合法性譜係，成為(wei) 承辦祀孔儀(yi) 式的禮製空間。自唐貞觀年間朝廷通令各州縣皆立孔廟，至清末科舉(ju) 廢止前，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約有1560座孔廟[“孔子崇拜”（“Worship of confucius”），《曼徹斯特信使與(yu) 蘭(lan) 開夏郡綜合廣告報》(Manchester Courier and Lancashire General Advertiser)，1866—1—9，第6版]。可以說，在曆代王朝的推崇下，逐漸形成上及京師、下至州縣的全國性祭祀網絡。

作為(wei) 官方禮製建築，祀孔活動逐漸製度化，諸如舉(ju) 行祀典的時間、儀(yi) 軌等均以定文的方式載入典籍。為(wei) 保證祀典的莊嚴(yan) 肅穆，官方對於(yu) 致祭及陪祀者的身份也有一定要求。除地方文武官員、儒生士子外，婦女、兒(er) 童等未曾接受儒學薰習(xi) 的普通民眾(zhong) 不被允許進入孔廟。在祭祀活動中，與(yu) 祭者須保持絕對的敬畏與(yu) 虔誠，如參加祀典前需齊集學宮齋宿。祭之以時、以禮、以誠，使孔廟禮製空間的神聖屬性愈發得到彰顯。在官紳的主導下，通過春秋祀典、朔望拈香、士子入泮等儀(yi) 式，政治理念、儒學榮光、道統尊嚴(yan) 也得以傳(chuan) 播。可以說，在傳(chuan) 統的天下觀念以及王朝國家的政治架構中，孔廟是凝聚官方權威以及傳(chuan) 承儒學譜係的神聖空間，其所在之域，即為(wei) 一地文明之中心。

然而，科舉(ju) 廢止後，國家權力與(yu) 以儒學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價(jia) 值逐漸分流，其功能開始發生整體(ti) 性轉變，價(jia) 值定位與(yu) 空間認同亦經受多重挑戰。儒家與(yu) 傳(chuan) 統官僚體(ti) 係之間紐帶的終結，意味著國家權力在此時已經難同傳(chuan) 統時代那般與(yu) 孔廟深度綁定。加之，學官逐漸裁汰，孔廟開始麵臨(lin) 無專(zhuan) 人經理的尷尬境地。春秋丁祭，各省府州縣甚至出現“有司跛倚以臨(lin) 祭”、庠序之士視祭典為(wei) 具文的現象，“若存若亡”的祭孔典禮標示著孔廟禮製空間神聖性的削減（《謹注升孔子為(wei) 大祀上諭》，《北洋官報》第1256期，1907年1月，第6頁）。

盡管清廷曾嚐試於(yu) 1906年升格孔子祀典，“藉形式上之尊孔以振起精神上之尊孔”（《謹注升孔子為(wei) 大祀上諭》，《北洋官報》第1256期，1907年1月，第6頁），但這一應時之舉(ju) 並未起到重塑孔廟神聖性的效果。一方麵，由於(yu) 清末新政之際人心思變、經費支絀等因，未能及時展開或如期完成孔廟改建工程的地區並不在少數。民間社會(hui) 甚至流行北京孔廟先行應用大祀之禮，外省府州縣若未能籌措足夠經費，可暫行緩辦等語（《孔子升為(wei) 大祀》，《廣益叢(cong) 報》第143期，1907年8月，第1頁）。另一方麵，清政府“對孔子的熱忱”反而“把儒家推到了疲敝的極限”。孫中山等則認為(wei) ，“虜廷以革命風潮起於(yu) 新學，遂尊孔子為(wei) 上祀”，即升格孔子祀典的行動邏輯在於(yu) 破壞民族主義(yi) 思想中的反滿主張。顯然，在革命者眼中，儒學被套上封建傳(chuan) 統的外衣，被劃定為(wei) 現代思想的對立麵（約瑟夫·列文森著，劉文楠譯：《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三部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224～226頁）。

1912年中華民國臨(lin) 時政府成立，新生的革命政權尚未形成妥善“安置”傳(chuan) 統文化及其載體(ti) 的“自覺”。早在前一年的11月，軍(jun) 政府內(nei) 務部曾以“文廟為(wei) 民國文化之源”為(wei) 由，要求軍(jun) 民保護廟宇（辛亥革命武昌起義(yi) 紀念館等編：《湖北軍(jun) 政府文獻資料匯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頁）；次年，革命日益高漲，棄舊置新又成為(wei) 題中應有之義(yi) 。按照規定，孔廟雖可照舊致祭，但需對跪拜等舊禮加以革新。對此，深受儒學浸染的地方精英難以認同，如唐文治曾致電參議院等處，請求沿襲舊典舉(ju) 行丁祭（《電請舉(ju) 行丁祭》，《申報》，1912年8月31日，第6版）。實際上，至1913年，國家層麵的祀孔活動已處於(yu) 中止狀態，如惲毓鼎在其日記中稱“丁祭之停，兩(liang) 歲矣”[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第2冊(ce) ，一九一三年八月初六日（9月6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59頁]。在地方上，停祀者亦有之。劉大鵬曾記錄，新黨(dang) 罷廢一切祭祀，即使孔廟“亦無一塊冷肉之可享”[劉大鵬遺著，喬(qiao) 誌強標注：《退想齋日記》，一九一三年二月初三日（3月10日），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68頁]。

學者有稱：“20世紀的第一波革命幾乎毀了孔子，與(yu) 其一起被毀掉的似乎還有某種珍貴的延續性，一種曆史認同（historical identity)。”（約瑟夫·列文森著，劉文楠譯：《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三部曲》，第481頁）曾作為(wei) 官方信仰權威的孔廟，根植其神聖性的權力、道德內(nei) 核隨政製、意識形態的更迭而消失殆盡。不過，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儒家倫(lun) 理觀念及其對孔廟的認知並不會(hui) 立刻隨製度鼎革而瞬時更易，傳(chuan) 統道德價(jia) 值的殘存及民國中前期官方意識形態的缺位，使得各方力量再度聚焦於(yu) 孔廟的安排與(yu) 利用上來。

二 國家意誌的抽離與(yu) 孔廟空間的多元表達

北京政府成立後，因受暴力革命和五四新文化的雙重洗禮，孔廟作為(wei) 傳(chuan) 統禮製空間的價(jia) 值進一步遭到質疑。加之民國十年以來，政府始終未能將政治“建設在國民意識上”（梁啟超：《市民的群眾(zhong) 運動之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對於(yu) 雙十節北京國民裁兵運動大會(hui) 所感》(1922年10月10日），湯誌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15集，演說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59頁），更遑論去填補儒學退場後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空白。退出國家合法性譜係的孔廟顯然不會(hui) 像傳(chuan) 統時代那般獲得當政者持續有力的關(guan) 注和支持。不過，無論是之於(yu) 國家還是社會(hui) ，孔廟依然具有價(jia) 值。官方意誌的淡化，使得社會(hui) 力量填注其中。是以，官方、新舊知識分子、地方勢力等為(wei) 探尋孔廟在近代國家轉型中的存續意義(yi) ，做了多方麵的實踐嚐試。

奉行尊孔政策的北京政府延續了孔廟作為(wei) 祀典空間的定位。1914年2月，出於(yu) 借助孔廟統合人心以及作為(wei) 政統隱喻的需要，袁世凱政府幾乎複刻了傳(chuan) 統祀孔舊典。此一尊孔崇祀的運作恰與(yu) 地方延續孔廟作為(wei) “道德榜樣中心”的需求相契合（斯蒂芬·福伊希特旺稱學宮是崇拜賢人和官方道德榜樣的中心。參見斯蒂芬·福伊希特旺：《學宮與(yu) 城隍》，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0年版，第726頁）。不過，祀典雖嚐試從(cong) 祭之以禮、以時、以誠等角度重構孔廟的神聖性，傳(chuan) 統文化體(ti) 係與(yu) 現代國家政製的錯位，特別是綱常倫(lun) 理與(yu) 民主、共和理念的背離，決(jue) 定了儀(yi) 式的複製並不能達到預期效果。

此後，隨著現代化建設的推進以及受袁世凱複辟事件的消極影響，複古色彩濃厚的祭祀活動受到革新人士的質疑與(yu) 反對，如浙江省長呂公望稱跪拜等項“與(yu) 現製不合”（《呂省長致北京內(nei) 務部電》，《浙江公報》第1593期，1916年8月18日，第25頁）；加之新文化運動的高漲，儒學及孔廟更是飽受爭(zheng) 議。1916年8月，內(nei) 務部遂“因時製宜”，從(cong) 服製、禮節等角度對祀典進行革新。頗具吊詭意味的是，在“反孔非儒”語境下，祭祀功能不僅(jin) 沒有被廢止，複古、繁瑣的祀孔方式反而被再度規複。1919年，“文人總統”徐世昌基於(yu) 維護治統、學統的考量，再度推行複古色彩濃厚的祭祀典禮。始料未及的是，缺乏民主精神與(yu) 民生基礎的祀典活動反向加劇了整個(ge) 社會(hui) 的撕裂（李俊領：《“文治”困境：徐世昌與(yu) 民國初年的祀孔典禮》，《福建論壇》2024年第1期，第129頁）。直至1922年徐世昌下野，行禮儀(yi) 節方才隨尊孔程度的減弱而精簡，如以鞠躬代行跪拜等（《祀孔仍改鞠躬禮》，《新聞報》，1922年9月21日，第3張第1版）。

若從(cong) 官方日常行政的角度來看，“國家意誌”似乎時刻“在場”，但儀(yi) 式展演呈現出的多岐麵貌以及孔廟工具價(jia) 值的階段性發揮實則寓示著國家意誌已處於(yu) 抽離狀態。細言之，在“祀孔熱”的表象之下，再塑後的禮製空間呈現出鮮明的形式化特征。凡舉(ju) 一例，彼時多地祀典行禮的時間愈發“隨意”，上午8時以後方才開始祀孔的現象並不少見，這與(yu) 規定的淩晨3點至5點開始行禮讚唱相差甚遠。古時之所以於(yu) 淩晨甚至是深夜著手準備祭祀事宜，其主要目的在於(yu) 方便“請神”。反觀此時的祀孔活動，盡管保留了迎神送祭等基本的饋享儀(yi) 式，白天展演儀(yi) 式的實踐卻與(yu) 儀(yi) 軌最初的設計意圖呈現出明顯的背離。“神”既然不能於(yu) 陽光下出現，致祭者白天舉(ju) 行“迎神”儀(yi) 式的做法自然是勞而無功了。顯然，孔廟禮製空間的重塑並未達到預期效果。

在現代潮流的裹挾下，單一祭祀空間的傳(chuan) 統定位難以滿足時人對孔廟的角色期待。1916年，教育部規定除保留大成殿、崇聖祠、兩(liang) 廡等核心祭祀空間外，其他場所可由地方長官酌量情形，規設通俗圖書(shu) 館、博物館、講演所等機構；有兩(liang) 處以上孔廟的城市，需將祭祀活動並於(yu) 一處，空閑孔廟改作社會(hui) 教育機關(guan) （《各地方孔廟附設社會(hui) 教育機關(guan) 辦法谘詢案》，邰爽秋等編：《曆屆教育會(hui) 議議決(jue) 案匯編》，南京：教育編譯館1935年版，第7頁）。至此，在祭祀之上，孔廟層累起發展現代社會(hui) 教育的功能，成為(wei) 不以性別、功名、年齡為(wei) 界限的公共場所。

北京政府在對孔廟空間進行現代化改造的過程中，其實尚未形成有效的策略來協調現代革新與(yu) 傳(chuan) 統延續間的關(guan) 係，僅(jin) 是通過空間區隔來維護祭祀與(yu) 發展現代教育的平衡。在具體(ti) 執行過程中，以教育界為(wei) 代表的社會(hui) 精英不按規定征用或管理孔廟的現象時常出現。如1920年，與(yu) 曲阜毗鄰的汶上縣視學員竟將本應留作祭祀之用的大成殿、崇聖祠改作豬圈、廚房[《山東(dong) 教育廳為(wei) 函覆汶上縣視學員祝品昂殘毀文廟查辦情形致衍聖公函》(1920年10月4日），孔子博物館藏，檔號：01-008004-0037-0001]；與(yu) 之相似，距曲阜不遠的商河縣勸學員在將孔廟改作校舍後，還將廟內(nei) 先賢神牌捆綁、焚燒[《商河縣族末孔憲梓等人為(wei) 請訓令省長會(hui) 同派徹查勸學員長任鏡涵毀汙聖廟、目無先師事致衍聖公稟》(1921年10月），孔子博物館藏，檔號：01-008005-0012-001]。“辱聖”行為(wei) 引得尊孔派大為(wei) 不滿，他們(men) 頻頻向地方政府、衍聖公府表達反對意見，值得注意的是，他們(men) 的訴求並非全然否認官方賦予孔廟的興(xing) 學功能，而是希冀興(xing) 學一方或孔廟管理者能夠按章有序利用孔廟。但從(cong) 糾紛的處理結果來看，其嚐試與(yu) 國家協調孔廟現代價(jia) 值的努力並未得到有效回應。

因應公眾(zhong) 對文化娛樂(le) 生活的需要，北京等地還嚐試將孔廟改造為(wei) 公共開放空間。民初以來，北京、上海等地開放孔廟的呼聲越來越多，他們(men) 認為(wei) 封閉的孔廟並不適應現代社會(hui) 的建設。一方麵，孔廟作為(wei) 名勝古跡，具備觀瞻價(jia) 值，能夠滿足時人對休閑空間的需求；另一方麵，開放孔廟更能滿足時人以平民化方式改造孔廟的空間想象，也有益於(yu) 儒學以知識的方式為(wei) 民眾(zhong) 所了解。如1914年，北京政府因應民眾(zhong) 呼聲，開放孔廟等多所京畿名勝，內(nei) 務府在呈請開放時特別提到：“若竟拘牽，自囿殊非政體(ti) 之宜，及今啟閉以時儻(tang) ，亦群情所附。”[《內(nei) 務部呈請開放京畿名勝場所的文書(shu) 》(1914年5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檔號：一〇〇二（22)]可見，開放孔廟等名勝，已經成為(wei) 這一時期社會(hui) 大眾(zhong) 的普遍呼聲，也進一步反映出孔廟近代轉型的世俗化、大眾(zhong) 化特征。

除上述嚐試外，康有為(wei) 、陳煥章等人還嚐試以宗教化的方式重建製度化儒家，提出將孔廟改造為(wei) 宗教場所的觀點，以解決(jue) 民眾(zhong) 信仰觀念的缺失。有謂：“文廟者，孔子之教堂也。”（《斥北京教育會(hui) 破壞孔教之罪》，《孔教會(hui) 雜誌》，1913年3月，第1卷第2期，第9頁）尊崇孔廟的主張雖與(yu) 北京政府的尊孔觀念相契合，但其定儒教為(wei) 國教、以宗教化的方式改造孔廟則與(yu) 當政者以及部分民眾(zhong) 的政治、文化訴求相異。隨著兩(liang) 次孔教運動的失敗以及新文化學人的激烈反對，該設想終究化為(wei) 泡影。

在官方意識形態缺位、社會(hui) 秩序失範的背景下，國家與(yu) 社會(hui) 都在嚐試采用各自的方式延續孔廟命脈，重塑孔廟角色以獲得一種新的認同：袁世凱、徐世昌等傳(chuan) 統官僚仍期待回溯傳(chuan) 統，再現孔廟祀典空間的神聖性；教育部及地方學界則希望通過解構孔廟殘存的傳(chuan) 統道德力量，將孔廟辟為(wei) 現代教育以及公共逸樂(le) 的空間；部分地方紳民嚐試在新舊功能間尋求角色的平衡，如協調祭祀與(yu) 興(xing) 學之間的衝(chong) 突；康有為(wei) 、陳煥章等人則希望仿照西方，以宗教化的方式重塑孔廟。在多元的空間表達中，孔廟逐漸完成了新舊功能的層累疊加。但國家與(yu) 地方延續孔廟現代價(jia) 值的努力似乎並未獲得普遍認同，層累序列間的衝(chong) 突持續消解著民眾(zhong) 對孔廟的認同和想象。

三 再造孔廟與(yu) 國家權力的返場

與(yu) 清政府、民國北京政府有所不同，通過激進革命手段建立政權的南京國民政府及負有近代啟蒙使命的知識分子，轉而尋求用更為(wei) 現代的政治動員手段啟發國民效忠新型國家（楊念群：《五四的另一麵：“社會(hui) ”觀念的形成與(yu) 新型組織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9頁）。國家權力的強勢返場，再造孔廟成為(wei) 必然要求。

在“反封建”“反迷信”的語境下，當政者率先對諸多傳(chuan) 統信仰空間進行顛覆性重構，孔廟亦不外於(yu) 此。如廢止千年來的官方祀孔傳(chuan) 統、延續並強化北京政府時期將孔廟財產(chan) 同發展現代教育相榫接的思路（張乃燕：《江蘇大學訓令院字第五二五號》，《江寧縣教育行政月刊》第11期，1928年6月16日，第4頁），以及以稍涉專(zhuan) 製思想為(wei) 由將“大成殿”改名為(wei) “孔子廟”（《孔廟各神位存廢移奉暨大成殿改為(wei) 孔子廟》，《內(nei) 政公報》第2卷第9期，1929年10月，第2頁）等。可以說，孔廟的再造改變了傳(chuan) 統禮製空間的形態與(yu) 布局，消解了諸多沿自封建時代的曆史記憶，作為(wei) 現代公共事業(ye) 空間的定位愈發迎合民族國家的政治架構。至1934年10月，安徽、南京、上海等18省市共有874座孔廟登記在冊(ce) ，其中近60%被改作教育文化機構[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文化”（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50頁]，興(xing) 學範圍也由浙江等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拓展至雲(yun) 南、陝西等邊疆、內(nei) 陸地區。

“不破不立”的空間改造精神雖與(yu) 國民黨(dang) 的政治、文化追求相一致，卻也引發了諸多不滿，何鍵、李宗仁等地方要員紛紛表示反對意見，希望恢複祀典。為(wei) 鞏固統治、緩和新舊文化陣營間的觀念衝(chong) 突，國民政府嚐試推行孔子誕辰紀念加以折衷。1929年6月，明確規定大成殿應供奉孔子遺像，以供孔子誕辰開會(hui) 紀念[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文化”（2)，第549頁];11月，雖然沒有明確規定紀念儀(yi) 式，但通令全國學校於(yu) 孔子誕日停課二小時，講演孔子事跡[《令各省教育廳各特別市教育局：為(wei) 內(nei) 政部函奉令孔子誕日定為(wei) 紀念日無庸規定儀(yi) 式即由部院通行知照由》，《教育部公報》第1卷第1期，1929年1月，第38頁]。於(yu) 國民政府而言，此舉(ju) 既滿足了尊孔派的要求，又因活動具有鮮明的現代屬性而不至於(yu) 招致趨新派的過多不滿。從(cong) 祭祀向現代紀念的過渡，也是國民政府重塑傳(chuan) 統禮製空間的嚐試，讓新、舊精神在孔廟中各安其位，以期形成一種為(wei) 各方共同認可的空間秩序。

但以空間為(wei) 載體(ti) ，將兩(liang) 種本不相洽的價(jia) 值觀念移植到同一場域中，實難為(wei) 地方社會(hui) 所普遍認可，斯時民眾(zhong) 實踐與(yu) 官方定位的齟齬即為(wei) 印證。浙江溫州等地甚至出現興(xing) 學空間擠占紀念空間的現象[溫州市圖書(shu) 館編，張鈞孫點校：《張日記》第七冊(ce)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九日（4月28日），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9年版，第3406頁]。這一現象背後顯露的，是國家與(yu) 地方以及不同地域在傳(chuan) 統儒學禮製秩序與(yu) 現代民族國家認同之間彼此頡頏，難以適應融通。即使政府多次規定廟產(chan) 興(xing) 學的範圍，即保留核心紀念空間大成殿，除此之外的房屋、田地才可用於(yu) 興(xing) 學[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文化”（2)，第549頁]，也依舊無法改變廟產(chan) 糾紛頻發的現象。

進入1930年代，戰爭(zheng) 形勢日益嚴(yan) 峻，民眾(zhong) 之於(yu) 孔廟紀念空間的有限實踐已無法滿足國民黨(dang) 希圖借助儀(yi) 式的規範性力量鑄造國族認同以及戰爭(zheng) 動員的需求。1934年國民政府借助國家力量升格孔子祀典為(wei) 國定紀念日，對紀念儀(yi) 節、內(nei) 部擺設等可感知的空間要素詳加規定，期冀改變此前無序的紀念狀態[《孔子誕辰紀念日案（一）》(1934年6月7日），台北“國史館”藏，檔號：001-051616-00002-001]。尤其是全麵抗戰爆發後，祀典籌備雖不易，中央及地方政府仍然多次舉(ju) 行祀孔，“闡揚孔子精神切舍抗戰救國需要”（《全國舉(ju) 行祀孔大典》，《新聞報》，1938年8月28日，第11版），孔廟也徹底從(cong) 傳(chuan) 統儒學的禮製空間，轉化為(wei) 象征民族存續的標誌物，成為(wei) 戰時國家強化民族認同、號召救亡圖存的民族國家教育空間。

當然，國民政府對孔廟空間的再造與(yu) 複魅並非是對“傳(chuan) 統”的簡單複製，而是融入官方意誌與(yu) 政治理念後的空間再建構，諸如總理遺像、黨(dang) 旗、黨(dang) 歌等音像符號均成為(wei) 國民黨(dang) 宣示意識形態、規訓人心秩序的媒介一樣。在更廣闊的時空範圍內(nei) ，孔廟作為(wei) 現代政治宣教空間的觀點也得到印證，如1927年浙江省當局通令廢除孔廟及關(guan) 嶽大祀，“且將文廟改為(wei) 孫中山紀念祠”[溫州市圖書(shu) 館編，張鈞孫點校：《張日記》第七冊(ce)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3月27日），第3162頁]。顯然，在紀念、興(xing) 學等功能之上，孔廟複被改造為(wei) 展演強勢政權意誌的現代政治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國民政府還有意識凸顯孔廟的文物古跡屬性，除頒布通令禁止孔廟駐軍(jun) 外，還多次對全國孔廟的保存、利用情況進行調查，並著令修整廟宇[《五屆八中全會(hui) 提議關(guan) 於(yu) 修整孔廟保護佛刹》(1941年5月17日），台北“國史館”藏，檔號：026-010900-0582]。官方也盡力降低廟產(chan) 興(xing) 學運動對於(yu) 孔廟的影響。如浙江省政府曾訓令地方，改用孔廟盡量“以每縣一廟為(wei) 原則”，如若有兩(liang) 座以上的孔廟，應當將相關(guan) 文物古跡移動到一廟之中，妥善保護（《令各市、縣各縣文廟有在兩(liang) 廟以上者應存留一處並將古跡物品移並保存由》，《浙江省政府公報》第370期，1928年8月4日，第17～18頁）。

為(wei) 適配普通大眾(zhong) 的知識結構和審美需求，越來越多的孔廟被改造為(wei) 旅遊景點。1936年，為(wei) 方便民眾(zhong) 前往曲阜孔廟致祭觀光，京滬、滬杭甬兩(liang) 鐵路局聯合津浦線還專(zhuan) 門成立了謁聖遊覽專(zhuan) 車，使民眾(zhong) 謁聖遊覽更加靈便（《謁聖遊覽專(zhuan) 車》，《立報》，1936年8月24日，第3版）。為(wei) 配套民眾(zhong) 遊覽，大量的旅遊指南、導遊手冊(ce) 也開始登載孔廟簡介，民眾(zhong) 在遊覽的同時還能深刻了解孔廟空間的內(nei) 涵。由此可見，孔廟所承載的逸樂(le) 功能不但拉近了民眾(zhong) 與(yu) 孔廟之間的距離，還大大改善了過往其尊而不親(qin) 的刻板印象，彼時大量公開發表的遊記即為(wei) 例證。

整體(ti) 上，國民政府一方麵利用現代民族國家的新型象征物對孔廟紀念空間進行重塑，來適應其革命者的形象和現代國家的治理需求。另一方麵，當政者又通過孔子紀念活動的推廣、孔廟旅遊景點的開發，將孔廟這一傳(chuan) 統的禮製空間塑造為(wei) 更具現代性的、強化民眾(zhong) 民族認同的公共空間。在此意義(yi) 上，其實國民政府尋找到了一條較之前人更有效地融合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思路。不過，層累功能間的頻繁衝(chong) 突亦是不爭(zheng) 之事實。在以現代之名再造孔廟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因各種因素毀及孔廟，造成開發與(yu) 保護之間的矛盾，這也是再造後孔廟功能序列持續處於(yu) 一種不穩定狀態的主要緣由。加之戰亂(luan) 影響，至1945年11月，共有675座孔廟登記在冊(ce) ，較之於(yu) 晚清數額已減少過半（《各省市孔廟實況調查表案》，台北“國史館”藏，檔號：026-010900-0568)。

整體(ti) 觀之，伴隨著近代中國社會(hui) 的劇烈變動，孔廟的傳(chuan) 統定位愈發難以滿足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需要，其逐漸從(cong) 一處奉祀孔聖魂靈兼及社會(hui) 教化的禮製空間，被改造為(wei) 嵌入民眾(zhong) 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孔廟不僅(jin) 服膺於(yu) 現代社會(hui) 的建設，更隨著政權更易被當政者有意識地形塑為(wei) 展演強勢政權意誌、增強國族認同的現代民族教育空間。質言之，孔廟近代轉型的背後存在著一條從(cong) 傳(chuan) 統禮製空間向凝聚民族國家認同的現代公共空間過渡的脈絡。

此外，透過孔廟在傳(chuan) 統與(yu) 現代間頻繁調試的複線曆史，我們(men) 還可以看到國家與(yu) 社會(hui) 為(wei) 賡續孔廟價(jia) 值而不斷尋求聯結、互動的努力。在過往“國家—社會(hui) ”二元對立的視角下，孔廟近代轉型中的斷裂往往被放大，實際上，出於(yu) 對傳(chuan) 統文化時代性、民族性的認同，國家與(yu) 社會(hui) 時常調和現代革新同傳(chuan) 統延續間的矛盾，力圖於(yu) 殘存的傳(chuan) 統道德、新承載的社會(hui) 功能以及國家意識形態之間尋求平衡，以期獲得一種為(wei) 各方所共認的功能定位和民族國家認同感。此種“聯結”雖為(wei) “低音”，卻始終存在，而這也恰是孔廟近代轉型不可忽略的麵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