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靜】儒釋道對傳統文藝思想的形塑

欄目:文化雜談
發布時間:2024-07-26 00: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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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道對傳(chuan) 統文藝思想的形塑

作者:夏靜(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六月十七日丁亥

          耶穌2024年7月22日

 

中華思想文化傳(chuan) 統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中華文明曆史悠久,從(cong) 先秦子學、兩(liang) 漢經學、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儒釋道合流、宋明理學,經曆了數個(ge) 學術思想繁榮時期。”在長期的曆史演變中孕育出了眾(zhong) 多的本土思想流派,同時也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養(yang) 分。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文化傳(chuan) 統,在互學互鑒中不斷創新,從(cong) 先秦儒道互補、六朝玄佛合流到唐宋援佛入儒,百川匯流、勝意迭出,形成了波瀾壯闊的思想洪流。儒釋道作為(wei) 中華思想文化的主流,共同熔鑄、形塑了傳(chuan) 統文藝思想的品格。

 

奠定文化基因

 

三代“六藝”之學的興(xing) 盛、春秋以後諸子百家之學的蜂起,奠定了傳(chuan) 統文藝思想發生期的基本特質。晚周以來,政教合一走向了政教分離,子學時代來臨(lin) 。諸子思想源於(yu) 以“六藝”為(wei) 核心的“王官之學”,是三代禮樂(le) 文明的產(chan) 物。班固曾提出,儒家出於(yu) 司徒之官、道家出於(yu) 史官、陰陽家出於(yu) 羲和之官、法家出於(yu) 理官、名家出於(yu) 禮官、墨家出於(yu) 清廟之守。隨著“禮壞樂(le) 崩”局麵的加劇,“王官之學”逐漸散落為(wei) 百家之學,因而圍繞“六藝”的整理與(yu) 闡釋,構成了百家爭(zheng) 鳴的重要內(nei) 容。儒家的闡發、墨家的攻擊、道家的超越、陰陽家的比附、法家的融合,代表了中華思想文化發生期的傑出成就。思想家們(men) 在談論政治、軍(jun) 事、曆史、倫(lun) 理等問題時,談經論道、談文論藝,旁及文學、音樂(le) 、繪畫、舞蹈等諸多藝術領域,為(wei) 傳(chuan) 統文藝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倫(lun) 理、政治、哲學、曆史基礎。

 

諸子之學對立互補、相反相成,但殊途同歸。在對立互補中彌合了不足與(yu) 偏執,在相反相成中奠定了傳(chuan) 統文藝思想的文化基因、價(jia) 值取向與(yu) 審美品格。其中所闡發、所討論、所爭(zheng) 辯的問題,對文藝思想發生期特征的形成有著根源性的影響。思想家們(men) 大都懷有對上古完美社會(hui) 形態的曆史想象,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莊子對“至德之世”的景慕,韓非子對三代文明成就的認可等,均帶有不同程度的複古色彩。

 

這種回望曆史的思維定勢助推了思想領域的複古風氣,曆代的文藝思想家大都以繼承古代的思想、手法、風格和體(ti) 例為(wei) 天職。要麽(me) 尊道統而複古,要麽(me) 假複古之名行變革之實,無不借古人之名抒己心誌。同時,在思想譜係與(yu) 文化心態上,諸子塑造了上古帝王、聖人的偉(wei) 大人格與(yu) 傳(chuan) 承譜係,開啟了中國曆史上道統、治統、學統、文統的思想源頭,構建了征聖、崇史、德治、教化傳(chuan) 統的曆史依據。三代以血緣、宗法、倫(lun) 理為(wei) 基礎的思想體(ti) 係,經由儒道為(wei) 代表的百家之學的創造性闡釋,根植了倫(lun) 理道德優(you) 先、政治教化優(you) 先的文化基因,奠定了古代世界觀、價(jia) 值觀、人生觀的主要內(nei) 容以及本體(ti) 論、認識論、方法論的基本格局,這是理解、闡釋包括文學藝術在內(nei) 的古代精神文化特質的關(guan) 鍵所在。

 

促進體(ti) 係建構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佛合流、三家並立,對傳(chuan) 統文藝思想的鼎盛發展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曆來被稱為(wei) 儒釋道三家之學,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釋道三家並立的態勢初步形成。漢末的社會(hui) 大動蕩導致了思想文化領域的裂變,西漢以來長期居於(yu) 統治地位的儒學漸趨式微,多元的思想文化格局迅速形成。如牟子的佛學思想,何晏、王弼的引道入儒,嵇康、阮籍的亦儒亦道,孫綽的儒道佛混合以及道安、支遁等兼擅儒道,均體(ti) 現出儒釋道三家融合的鮮明特色。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玄學興(xing) 起、佛教傳(chuan) 入以及玄佛合流。玄學是這一時期主流的哲學思想,經曆了曹魏、西晉、東(dong) 晉幾個(ge) 時期,出現了何晏、王弼、阮籍、郭象、張湛等傑出人物。玄學調和儒道,在當時產(chan) 生了巨大的反響,由此也確立了道家思想在中華文化中的長久影響力。與(yu) 此相伴,便是佛教的傳(chuan) 入。天竺佛國與(yu) 華夏道阻且長、文化各異,如何使其真識妙諦為(wei) 魏晉士人所接受乃佛教的首要任務。道家思想在魏晉時期的複興(xing) 為(wei) 佛教思想的融入提供了理論準備,加之同樣有著遁世超俗理念,且以本末、有無、體(ti) 用等玄遠話題為(wei) 探討對象的玄學,亦為(wei) 佛教傳(chuan) 播提供了重要依憑。東(dong) 晉竺法雅、釋慧遠等創“格義(yi) ”之法,援引老莊訓解佛理,佛教更呈現出鮮明的玄學化、老莊化傾(qing) 向,而這一時期的玄佛合流也為(wei) 玄學的發展引入了新的質素。六朝時期的思想文化大融合,催生了文藝自覺時期的體(ti) 係建構與(yu) 曆史總結,為(wei) 文藝創作和審美鑒賞的繁榮以及理論總結的鼎盛提供了豐(feng) 厚的思想文化土壤。玄學、佛學的議題旁及多領域、多學科,涉及本體(ti) 論、知識論、價(jia) 值論及語言學、哲學、倫(lun) 理學等,許多都是前人未曾觸及或者尚未深入剖析的話題。尤其是關(guan) 於(yu) 有與(yu) 無、言與(yu) 意、形與(yu) 神、有情與(yu) 無情、名教與(yu) 自然等話題的探討,極為(wei) 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文學、音樂(le) 、繪畫、書(shu) 法理論。

 

魏晉以後,借助於(yu) 有無、言意、本末、體(ti) 用等玄學問題的深入探討,批評家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關(guan) 注外在與(yu) 內(nei) 在、現象與(yu) 本體(ti) 、有限與(yu) 無限之間的區別,文藝批評得以全麵深化,這對於(yu) 六朝以及後世文藝理論批評深度和高度的拓展產(chan) 生了積極影響。如曹丕《典論·論文》的“文本同而末異”、嵇康《聲無哀樂(le) 論》的“聲無哀樂(le) ”、陸機《文賦》的“課虛無以責有”等,均有玄學的影子。在理論融合方麵,宗炳《畫山水序》的“澄懷味像”,僧肇《涅盤(槃)無名論》的“潛神玄默,與(yu) 虛空合其德,是名涅槃矣”,王僧虔《筆意讚》的“神采為(wei) 上,形質次之”,謝赫《古畫品錄》的“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多有玄佛合流的印記。

 

加之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漢譯佛典,其中的經序,如釋道安的《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鈔序》、釋慧遠的《阿毗曇心序》《三法度經序》、康法邃的《譬喻經序》等,探討佛經翻譯中的一些普遍性問題,其中一些問題也觸及文藝批評。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儒釋道思想融合,為(wei) 佛教文藝思想在更大範圍內(nei) 的傳(chuan) 播及其中國化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

 

提供理論資源

 

唐宋以後的佛教中國化、理學興(xing) 盛,對傳(chuan) 統文藝思想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的推進作用。這一時期的儒釋道經過激烈的辯論與(yu) 鬥爭(zheng) ,在吸收對方之長的同時,補齊自身之短,形成了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養(yang) 身的格局。兩(liang) 漢之際傳(chuan) 入中國的佛教,經曆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玄學化之後,在隋唐時期進入了中國化的新階段。佛教思想彌補了中國原生哲學的不足,助推了宋代理學的興(xing) 起。這一時期產(chan) 生了眾(zhong) 多的佛教流派,諸如天台宗、淨土宗、華嚴(yan) 宗、禪宗、律宗、密宗等,其中禪宗的中國化程度最深。禪宗一改印度佛教的修行方式與(yu) 清規戒律,其“梵我合一”的世界觀、“以心傳(chuan) 心”的認識方法,特別契合玄道思想浸淫的士人心態。

 

唐宋以後的思想家出入儒釋道,援道入儒、援佛入儒,以儒為(wei) 宗、以佛道為(wei) 用,在三者結合的基礎上,建構了儒學的新形態——理學。以“北宋五子”和南宋朱熹為(wei) 代表的理學家,致力於(yu) “太極陰陽”“理一分殊”等理氣問題、“未發已發”“道心人心”等心性問題、“格物致知”“涵養(yang) 省察”等知行問題及“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等天人問題的探討,從(cong) 而彌補了傳(chuan) 統儒學在形而上層麵的缺失。他們(men) 在創立新學說體(ti) 係的同時,也深入係統地探討了文藝、道德、審美方麵的一係列問題。理學作為(wei) 主導中國封建社會(hui) 中後期數百年的學術思潮和社會(hui) 意識,對中華思想文化產(chan) 生了全麵而深遠的影響。

 

儒釋道的深度融合,為(wei) 傳(chuan) 統文藝思想的多維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理論資源。禪宗作為(wei) 佛教中國化之典範,形成了以悟性為(wei) 本的思維方式,深刻地影響了藝術思維理論的發展。皎然的“但見情性,不睹文字”,司空圖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yan) 羽的“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等,皆是禪宗思維方式影響下的產(chan) 物。佛教中國化與(yu) 理學興(xing) 盛,也極大地豐(feng) 富了中華古典美學的概念範疇體(ti) 係。諸如禪宗之妙悟、熟參、活法、禪趣,理學之道器、神化、體(ti) 用、性命等範疇,後來均被廣泛運用於(yu) 文藝批評活動之中。禪宗、理學之於(yu) 傳(chuan) 統文藝思想的貢獻,除思維方式與(yu) 概念範疇外,還有禪宗、理學所倡導的精神境界與(yu) 審美追求。禪宗提倡“本心即佛”,追求擺脫一切外在羈絆的自我解脫,這種饑來吃飯、困來即眠的適意生活方式極具審美趣味。理學家則認為(wei) ,人生和藝術乃即體(ti) 即用、全體(ti) 大用的關(guan) 係。“文”不應隻是著於(yu) 簡冊(ce) 的文章詩賦,凡人生一切可得而見的語默動靜,皆是文章。禪宗、理學所倡導、踐行的精神境界與(yu) 審美追求,對宋元以後的文藝創作與(yu) 美學思想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也在傳(chuan) 統文藝思想的發展演變曆程中烙下了儒釋道融合的深刻印記。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象喻’批評研究”(23AZW005)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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