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政治儒學》平議 
作者：徐晉如（深圳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曾經甚囂塵上的“後學”讓位給新儒家，一時間“致良知”之說蔚為風尚，新儒家代替新左派，成為國內最烜赫的校園思潮。在這樣一個宏大的敘事背景下，蔣子（慶）推出他的巨著《公羊學引論》，明確提出：新儒家不過是儒學的歧途，政治哲學才是儒學的本質，公羊春秋才是儒學的玄門正宗，實具強烈的反潮流傾向。然而，蔣子的這一特立獨行的見解並未讓一般關注儒學的讀者“若受電然”，如清末讀書人之初受龔定庵。在這個學者們甘願躲在象牙塔中玄思的年代，新儒家學說所具有的體係自足性和概念的遊戲意味更能吸引為了單純的求知欲而做學問的人們。現在，蔣子出其緒餘，再著《政治儒學》一部，意在探討“當代儒家的轉向、特質與發展”，其反響依然平平，這不能不使人發出“今世何世也”的喟歎。同《公羊學引論》滿足於體係的架構以及理論的內在完善迥異，《政治儒學》企圖開出的，是一種全新的經世濟用之學，它本應比《公羊學引論》獲得更多的關注。然而實際情形正好相反，它的影響力甚至還不如《公羊學引論》。這是為什麽？作為本書的讀者，我在初讀此著開頭幾章時激動萬分，而讀完卒章後，卻覺得興味索然，這又是為什麽？ 
    
    先來解答第一個為什麽。按儒學本為內聖外王之學，此點毋庸置疑。蔣子的這部弘著，也正是從論證新儒家不能開出新外王入手，以向讀者鄭重介紹儒學的玄門正宗——政治儒學的。然而蔣子或許是太沉迷於理論了，全然忘卻“世事通明”對於一位政治哲學家是多麽地重要。蔣子隻顧著體驗理論創設所帶來的快感，卻完全記不得這樣一件事：理論總要同政治勢力相結合才可能產生作用，如果一個理論不能尋找到任何政治勢力作為其基礎，這種理論就隻能是紙上樓閣。換言之，馬克思主義在和工人運動的實踐相結合之前，不會成為一種改造世界的力量。儒學在傳統上是應帝王之學，而如今朝市之學是為與時俱進之學，國家並不需要通天徹地的創教者，它隻需要張居正那樣的實幹家。蔣子對此當何以自處？蔣子又認為，新儒家以民主為目標的“新外王”是錯誤的，其理由是民主隻是西方的標準，並非全球的標準，民主並不能與中國的傳統水乳交融、陰陽燮理。考慮到蔣子曾參與翻譯埃德蒙•伯克的《自由與傳統》，他的這一主張完全可以理解。但蔣子對於新儒家的“同情之理解”還很不夠。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民主思想既已深入人心，“應帝王”已經為俗儒所不恥，自梁啟超以還，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希圖從事的事業是“新民”，是通過啟蒙下愚、爭取大眾而達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新儒家把民主當作新外王，一方麵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學理背景，另一方麵卻也是迫於無奈。畢竟很少有人敢像托克維爾一樣公然蔑視民眾的。蔣子的主張，上不能影響廟堂，下不能波及江湖，其地位之尷尬，是可以想見的了。 
    
    然而這還不是蔣子理論體係中最致命的弱點。我在讀竟蔣子的這部弘著之後，發現蔣子對儒學最根本的缺失在於，它太自立門限了，以至於完全沉浸在對新儒家的道德傲慢當中不能自拔。蔣子既以儒家是政治哲學，而非心性之學，則必對心性之學不無排斥。蔣子以為，孔子而後，派生出荀子齊學與思孟之學，思孟的心性之學後來影響擴大，以荀子為代表的政治化的齊學乃反隱而不彰。殊不知孔子遺教本僅一端，初無二派，孔子學說的本質在於依人心以立則，齊學僅重立則，思孟徒講正心誠意，均非孔子本意。孔子既見有君子，有小人，人之心性殊別，遂製禮以立則，他所要建立的是禮樂各得其正的社會，這一理想國的最終目的是保證君子不失位，而小人不得其位。惟有朝著這個方麵努力，方是孔子的真精神，否則便是執於一，而非用於中，都不能免於偏頗。 
    
    “複古更化”是蔣子《政治儒學》一書宗旨所在。在很大程度上，蔣子之論證儒學應成為未來中國的指導性學說，乃是從保守主義立場出發。蔣子認為民主是西方的、而非人類的，這一文化本位的立場也存在問題。事實上，民主是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任何民族一旦充分市場化，也就必然充分民主化，民主從來不需要人們去爭取，通常需要人們流血鬥爭以得到的是自由，而非民主。蔣子於此，亦不免有所蔽。民主社會確有極大弊端，然此弊端非如蔣子所雲，是在於它和中國傳統的圓鑿方枘，卻是在於，最普遍的民主往往帶來的是精英階層自由的縮減，以及諸多不合理的現象。近讀經濟學家薛兆豐文，他認為市場原則高於一切，因此那些“靠的隻是搔首弄姿，並沒有下過苦功”的“暴富的明星”比“考古學博士、紅樓夢專家”收入高是相當合理的，——因為市場對前者更有需求嘛。這是民主弊端的一個典型例子。一個社會之所以得以維係，除了靠自由的原則，還應該有正義的原則。民主社會往往以為平等即正義，但平等並不能保護一個社會最可寶貴的精神力量不受戕害。好了，現在既然明星的收入要比教授高得多，誰還會尊重那些使我們的心靈得到提升的力量呢？這是以平等學說為基礎的民主社會自身所無法克服的弊端。隻有儒家才可以解決這個弊端。倘若這個社會是以儒家學說為標準，那麽政府就會規定演藝行業為賤業，你收入再多，也不能獲得和教授一樣的社會地位，這是一種“禮”的製衡，隻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始終有一種向上的力量。我所指的儒家可以救民主之弊即在於此。 
    
    夫近百年來儒學之所以屢遭批判，正因為民主是以平等為價值觀的社會製度，而儒家的本質，如上所說，卻在確定一種“唯上智下愚不移”的等級製。孔子又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為孔子辯護，認為這是宋儒斷錯了句，應該是“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其實世界上哪一個民主國家不是在依照“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原則運作的呢？隨著平等觀的日漸深入，民主社會的弊端也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儒家學說也愈加彰顯出它的偉大意義。蔣子惜未從此處著力。 
    
    又蔣子對於儒學，常遊移在儒學與儒教之間，故每以儒學與西方宗教相類比。這也是對儒學的極大曲解。比如蔣子認為當今社會婚姻關係過於脆弱，需要用儒學重建婚姻的神聖性。在這個問題上蔣子遠不如他的先驅康子。康子的《大同書》裏早就指出婚姻是違背人性的，男女生活在一起超過兩年，互相之間通常就隻有相互折磨的份了。在這些問題上，還是與時俱進的好。事實上，在孔子看來，世上最難以忍受的事情莫過於亂朱奪紫，也就是小人竊居高位，君子位沉下僚，如果說儒學應當有什麽神聖的東西，也應該是等級製而非其他。 
    
    蔣子既以公羊經師自命，則又侈言大一統。實則大一統為漢代公羊經師所增，非孔子本意。在中國曆史上，最讓人向往的時代如先秦、魏晉，都不是大一統，而大一統的時代，往往是知識分子過得最不像人的時代。 
    
    不管怎樣，蔣子在該著中體現出來的強烈的道德使命感還是讓人久久難忘。然而，在這個不需要創教者的除魅時代，蔣子真的能實現他的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嗎？蔣子是孤獨的，蔣子的孤獨不僅在於他對公羊經的闡發在今時已成絕學，更在於，他太鍾愛公羊經了，以至於自設門限，未能自廣。與蔣子同時的很多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任何漠視個人自由的學說都不可能帶來社會的真正進步，蔣子卻是如此地特立獨行。 
    
　　江湖寥落爾安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