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崛起的背景評蔣慶的《政治儒學》
作者：薑誌勇（中國國家信息中心副處長）


    2003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蔣慶的《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以下簡稱《政治儒學》），該書出版後毀譽之聲皆有，但詆毀之聲要多於讚譽之聲，有的學者甚至進行了嘲諷和攻擊[i]，而更多的學者是在“同情之理解”的視角下對該書提出批評。近段時間，受康曉光老師《中國歸來》一書的提醒，我認真的閱讀了《政治儒學》，感覺蔣慶提出政治儒學切中當前學術、文化和政治發展上的時弊，有必要重新評價這本書，把該書的真正價值闡發出來。 
    
    評價他人的著作，一般都要求站在“同情之理解”的立場，否則必會歪曲作者的原意，不過，這個立場對評價《政治儒學》是不夠的，還需要評價者站在時代的大背景下，懷有和作者同樣的焦慮。中國當前的時代大背景是中國崛起、民族複興，並且是經濟發展起來之後的複興任務——文化的複興，而文化複興指的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複興，蔣慶認為“脫離中國傳統的現代化是建立不起來的，因為現代化必須建立在傳統的基礎之上，這已經被東西方現代化國家走過的道路所證明。”“鑒於此，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建問題就不再是‘全盤西化’的問題，而是現代中國‘複古更化’的問題。所謂現代中國的‘複古更化’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導原則來轉化中國的政治現實，使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國自己文化傳統的基礎上。”[ii]蔣慶說的“複古更化”不是全盤恢複古代中國的政治文化製度，而是相對於“全盤西化”說的，國內一些人不明白這一點，便說蔣慶提出的是“複古主義。”[iii]其實，蔣慶並不是如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否認西方民主等價值，相反，他認為“新儒家開出的新外王應該既包括西方民主政治的可欲成分，又包括儒家政治理想的傳統成分，而不能一昧向西方的自由民主製度看齊。”“西方民主製度並非盡善盡美，儒家追求的是比民主製度更高的政治理想。” [iv]
    
    蔣慶在《公羊學引論》中認為，“人類的學術都是從人類的焦慮中產生出來的，人類創立學術的目的是希望憑借著自己的智慧通過係統的理論方式來解決自己心中的焦慮。一般說來，人類的焦慮根據其性質的不同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實存性的焦慮，一類是製度性的焦慮。”[v]並進而認為，心性儒學的焦慮是實存性的焦慮，公羊學的焦慮是製度性的焦慮。製度性的焦慮也是蔣慶焦慮，為此他在寫作《公羊學引論》後寫作了《政治儒學》一書。另外，為了更好的體會蔣慶的焦慮，我再引證他的一段話，“當今中國，基督教憑借著西方強大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媒體、教會的實力向中國人傳教，據有關人士統計，現在中國的基督徒已近一億人！如果對這一趨勢不加阻止，任其發展，致使今後中國的基督徒超過中國人口的一半，中國就會變成一個基督教的國家，基督教文明就會取代中華文明入主中國。現在非洲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成為基督徒，非洲原生態的許多文明已經被基督教文明取代，非洲要回到自己的傳統文明已經不可能，故中國不能步非洲的後塵。”[vi]讀《政治儒學》能感受到蔣慶對中國文化和製度的深深焦慮，從他在《政治儒學》一書的序言來看，他是基於心性儒家忽視了傳統儒學的政治儒學一麵、現代一些學者歪曲誤解儒學的性質，呼籲重續政治儒家而寫作此書的。 
    
    通過對《政治儒學》的出版背景和蔣先生焦慮的分析，我認為《政治儒學》具有以下幾方方麵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提出了政治儒學這個新的學術領域。正如《政治儒學》中分析的那樣，宋明後，心性儒學成了研究儒學的主流，政治儒學少有人問津，五四後，熊十力先生開創的當代新儒家接續心性儒學傳統，在學術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新儒學對中華民族的精神貢獻可謂有口皆碑，功不可沒”，然而當代新儒學也繼承了宋明儒學忽視儒學中的政治與製度傳統，注重關注生命與心性，“我們不能不說新儒家代表的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文化。”[vii]基於當代新儒家繼承的是儒學中的一麵，蔣慶提出應該重視研究儒學中的另一麵也就是政治儒學，並指出政治儒學源自儒家的《禮》和《春秋》。以上是蔣慶提出政治儒學的主要理由。不論這些理由是否非常準確，蔣慶在心性儒學之外提出政治儒學這一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我們研究儒學指出了新的方向。關於儒家的政治傳統問題，國內學者多從古代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去分析闡述，把儒家的政治思想與道法墨名等的政治思想並列，並和西方古代的政治思想進行對比，這種簡單歸到思想史的做法，隻是闡述分析各個儒家學者的思想，卻忽視了儒學中的政治傳統，更重要的是，不是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史上的每一個人物都和儒家的政治傳統有關。所以，我認為，政治儒學這一概念提出來後，政治學界和曆史學界在梳理寫作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同時，還可以就政治儒學及其傳統問題進行專門研究，且對後者的研究更富有意義。 
    
    《政治儒學》的另一個意義是提出了應對近百年來困擾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應對之法。五四時期，陳獨秀、胡適等知識界的代表人物提出要打倒孔家店、否定傳統文化，他們的理由是儒家文化是不符合科學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有礙中國富強，所以要被打倒。自此以後，如何應對民主問題便成了複興儒家文化的一個挑戰，一個邁不過去的坎，而政治文化的重建問題也成了近百來中國政治上的最大問題。為了繼承傳統文化並在此基礎上應對西方民主製度的挑戰，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唐君毅等新儒家立誌於從儒家心性之學中找出和西方民主思想對接的因素，在他們四位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還專門指出了中國文化之發展與民主建國問題，而他們提出的理由無非是儒道主張限製君權、儒家有天下為公等思想，這些思想和民主思想是兼容的，其中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說最有代表性。不過，新儒家企圖從內聖開出外王的做法並沒有成功，蔣慶認為，新儒家未能開出新外王的原因是兩個方麵的：曆史原因和學統原因，特別是新儒家把儒學理解為心性儒學，使當代儒學隻向著生命與心性一偏發展。而政治儒學是能開出外王的儒學，不僅在學理上有這種可能性，而且在曆史上來看，“儒家在漢建立的禮樂刑政的政治法律製度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是相當先進的，隻有古羅馬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政治法律製度才能與之相比。”[viii]為了應對民主的挑戰，蔣慶還專門分析了政治儒學與現代民主政治的關係。可惜的是，《政治儒學》一書沒有給出如何應對民主挑戰的具體思路，隻是給了一個從政治儒學的角度去應對的提示。不過，這個提示很重要，他為我們解決近百年來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製度重建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應對之法。
    
     《政治儒學》的第三個意義就在於為中國的複興提出了一條新的思路。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基本達到小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複興麵臨的最大問題是“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而要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就必須建立起中國式的政治製度，因為中國式的政治製度不僅要考慮基於理性與民意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還要考慮基於曆史與傳統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ix] “要在中國建立中國式的政治製度，就必須打破新儒學仍然沉溺於其中的‘五四謎思’，超越科學與民主的現代迷障。”蔣慶的觀點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特別適合破除國內自由主義者、民主萬能者的民主迷信，不過蔣慶沒有直接指出，成功建立中國式政治製度的理論信心來源於西方民主製度的缺陷。 
    
    筆者認為，西方民主製度的基本形式是權力製衡和選舉，實質是維護自由和人權，這種製度在實行過程中會遇到以下問題：“首先，人權的界限在那裏？理論界的共識是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今年5月有媒體報道稱[x]，美國一些學生認為男女分樓/寢室居住侵犯了他們的權利，在此批評下，美國一些大學開始實行男女學生同寢室居住，顯然，這些學生的權利主張沒有侵犯他人的權利，但卻違背了男女有別的道德原則，如果沒有男女之別，這個世界將會怎樣？在西方民主製度下，人權是一種免費的贈與品，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主張自己有各種各樣的人權，但不需要支付成本，也正是不用承擔成本導致了人權主義泛濫，如果人權的界限僅僅是不侵犯他人的權利，那麽，現代社會的很多規範都會被人權主義者衝垮。其次，西方民主有朝不寬容道路發展趨勢。民主理應是一種寬容的製度，能容納各種各樣的政見和價值觀，也正因為此，西方社會近代以來才引領了全球的發展，但是民主在過去西方經驗中的成功不能推論出民主也適合其他國家，更不能發展成民主帝國主義。”[xi]現代西方民主政治製度隻是人類多個政治製度中的其中一個，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也就是說現代西方的民主政治製度不會是人類政治製度的最後形態，人類終將麵對建構新的政治製度的問題。民主在西方的運行產生了很多問題，其中許多都涉及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如何克服這些問題，創造一個更好的製度，這是當今社會的一個重大課題，也是中國崛起的一個機遇，如果中國能成功的走出一條包涵民主價值的積極方麵又能去除民主消極方麵的，融合中國民族優秀傳統的價值與製度，那麽中國的崛起將是不可阻擋的，崛起的中國也是堅不可摧的。 
    
    《政治儒學》一書還談到了“以製說經” 、市民社會、全球倫理、民族主義和文明衝突等問題，但我認為該書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對政治儒學的論述，不過，對於政治儒學，蔣慶隻提出了概念、傳統和意義等方麵，而沒有就政治儒學具體包括那些內容、原則及發展曆程展開論述，這是此書的缺憾。《政治儒學》一書不是蔣慶專門寫作的，而是由他自己的一些論文、講稿匯集而成，以至於此書的內在邏輯銜接上不嚴謹，且不少地方有重複之處，希望該書再版時能夠補足以上缺憾，給廣大讀者提供一本更加全麵係統的政治儒學專著。 


注釋


[i]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友漁2007年2月1日在《北京日報》上撰文稱，倡導“政治儒學”是異想天開，認為倡導“政治儒學的人企圖恢複傳統思想的正統地位，使中國回到‘獨尊儒術’的時代，他們否認‘人民授權’的現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統作為國家權力的來源，甚至要把孔教立為國教。這純屬異想天開，會極大地損害國學的補課與複興。”《北京日報》此篇文章的網上鏈接地址是：https://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02/01/content_5681205.htm

[ii]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第39-40頁。

[iii] 北京工商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副教授劉東超在《“奇思妙想”的複古主義——讀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一文認為，蔣慶提出的是“複古主義”，“在價值取向上，蔣慶過分褒揚傳統價值的理想層麵且貶低近現代現實價值，沒能看到傳統價值一旦落實到社會生活層麵而產生的各種各樣問題，沒能充分理解近現代價值的現實有效性和演進的可能性，沒能看到從傳統價值過渡到近現代價值具有曆史的必然性。在論證邏輯上，蔣慶實際上以一種文化相對主義的方式在否認或降低自由、平等等現代性價值對中國社會的適用性。其暗含的比較方式是：在中國社會需要的維度上，儒家理想比西方近現代現實價值更適用於中國。”

[iv]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第23頁。

[v] 蔣慶：《公羊學引論》，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第1-2頁。

[vi] 蔣慶：《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https://www.zgrj.cn/p_info.asp?pid=1227  

[vii]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第11-13頁。

[viii] 同上書，第37頁。

[ix] 同上書，第125頁。

[x] 深圳新聞網：《兩人住同一間宿舍 美國高校男女合住引發爭議》，2008年5月4日，
https://www.sznews.com/news/conte ... ntent_2017355_2.htm

[xi] 薑誌勇，《由西藏事件對中國崛起路徑的思考》，北京：《儒家郵報》，2008年，第70期。https://www.pinghesy.com/data/2008/0630/article_3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