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文化特區”，“特”在何處？
作者：曾振宇  （作者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來源：中華讀書報2012年07月04日
 
 

    山東曲阜謀建中國首個“文化特區”，意在打造中國文化和精神的聖地。“文化特區”向無先例，建不建？怎麽建？期待有識之士共同探討。


    曲阜的文化價值與意義被國人遠遠低估！


    去年在北京東長安街聳立的孔子像，引起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高度關注。2010年底，一篇有關曲阜市要建基督教三一教堂的報道，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是什麽原因使曲阜一次次成為社會輿論和國際輿論的焦點？甚至已經成為了“曲阜文化現象”？這是因為曲阜在中國文化上至高無上的特殊性、重要性和極為重要的曆史地位造成的。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都有其長期在曆史文化中逐漸形成的值得珍惜的民族精神家園，譬如雅典、耶路撒冷、麥加等等。每一個民族的精神家園既是偉大文明的係統化符號象征，又是該民族魂魄所係的聖地。回顧人類曆史，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共同的文化現象，任何一個偉大文明的精神家園都是值得敬畏的。2004年雅典奧運會聖火采集儀式在雅典奧林匹亞山舉行，雖然聖女背後隻有幾處殘垣斷壁，但它是文化的象征，因此無比神聖與崇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盡管已經占領了法國巴黎，但他們不敢毀壞羅浮宮一磚一瓦；五次中東戰爭期間，宗教之間相互大屠殺，血流成河，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神聖的文化建築象征物仍然沒有受到大的破壞。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占領了伊拉克，但從不敢破壞信仰的象征——清真寺。與此相反，民族魂魄所係的聖地一旦遭到破壞，其引發的民族情緒如海嘯地裂，甚至曆史為此改寫。1898年春季，德國人搶占膠東半島，推毀孔廟，康有為聯合800餘人上書朝廷，在全國掀起了“保國、保種、保教”波瀾壯闊的愛國運動。毀孔廟，成為百日維新運動的直接導火索之一。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源泉，是綜合國力競爭的主要因素，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三千年中華文化的主體是儒家文化，因而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文化特區”的建設是“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需要，也是“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時代訴求。建設文化特區是一項偉大的世紀工程，其中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內容和深刻的時代意義。


    曲阜文化特區之“特”，意味著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開創性。具體表現在五個方麵：


    一、如果說三十多年前深圳經濟特區的設立標誌著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那麽，目前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又處在一個新的曆史轉折關頭——即從一個片麵追求GDP增長為主要目標的經濟，轉向一個以人的全麵發展為主要目的的綠色經濟。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必須以文化核心價值觀作為內在支撐，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配合中國經濟實現新的轉型，建設中國文化特區，是時代發展的需要。


    目前，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轉型的曆史性關頭，即如何從一個片麵追求GDP增長為主要目標的經濟，轉向一個以人的全麵發展為主要目的的綠色經濟。社會是否和諧？人與自然是否協調？江河是否被汙染？食品是否安全？人是否活得幸福？社會是否公平正義？實現這一經濟轉型的關鍵在於：必須把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建立在文化核心價值觀基礎之上。一個擁有仁義誠信文化核心價值觀的經濟形態才具備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一批具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文化信仰的人才能真正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因此，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二、配合中國文化建設方針改變，在實現“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戰略目標上，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為代表的文化主體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1949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在文化建設上奉行的方針是“破舊立新”。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是舊文化，是批評與否定的對象。目前，我國文化建設方針已發生了重大改變。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六中全會又進而提出“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強國戰略。如何實現“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必須建立在文化主體基礎上。一個具有獨立自足的文化必然具有主體性。“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當務之急，是重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積極采取各種措施，全力複興中華文化，守護中華民族精神家園，解決當代國人的精神危機問題。張岱年先生說：“一個健全的民族文化體係，必須表現民族的主體性。民族的主體性就是民族的獨立性、主動性、自覺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證民族的主體性，這種文化是毫無價值的。”何謂“文化”？文化就是“人文化成”，包含著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和信仰習俗等。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主體性喪失，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曆史中斷，意味著民族精神的衰落。章太炎一生最為景仰的顧炎武嚐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古以來，儒家一直將“國家”與“天下”兩個範疇嚴格區分。曆史上“國家”之興亡不過是一家一姓之陵替，“天下”這一概念則不同。“天下”不僅是一政治概念，也是一地理之概念，而且更重要的它還是一文化概念。“天下”表征的是一種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標識。“天下”滅亡，意味著一個民族文化標識的壽終正寢。正因為如此，晚年的章太炎才會四處奔波，高喊“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家。”“仆老，不及見河清，唯有惇誨學人，保國學於一線而已。”章太炎之籲喊，已有先儒“存亡繼絕”、“續命河汾”之深意。文化存，則民族文化血脈存。因此，在具體落實與實現“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方針戰略目標上，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為代表的文化主體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如何在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層麵上建構“現代國家”，是目前中國麵臨的一個深層次的政治文化課題。“現代國家”並非單純指謂經濟的現代化，更重要還在於政治民主化。


    目前中國民主化進程正在穩健地向前推進，已經取得了不少成就。隨著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不斷深入，文化的力量與作用不斷凸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民族文化基礎何在？中國民主政治的正當性如何評判？前者關涉民主政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產物，與中國文化絕緣；後者關係到中國文化中是否存在著一以貫之的、具有普適性的正義思想傳統。回溯兩千多年儒學史，我們不難發現，政治民主化有著深厚的曆史文化土壤。孟子“道性善”，除了現實的人文關懷之外，其文化史意義還表現為倡導人性平等。康有為評論道：“人人性善，文王亦不過性善，故文王與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為聖人，凡人亦可自立為聖人。”人人皆有善端，此乃天之所賦，因為人性平等，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由人性平等，古今學者進而抉發出孟子社會政治學說隱含之平等、自由精神：人人皆“天民”，“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錢穆由此點明孟子性善說中蘊涵“自由”、“平等”思想精髓。梁啟超也揭示孟子性善說彰顯“自由意誌”精神，黃俊傑認為此乃梁任公思孟學中“最具創發性之見解。”如果再加上孔子、荀子、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不斷闡發的“民惟邦本”、“從道不從君”、“天下為公”、“居仁由義”、“民貴君輕”、“天下為主，君為客”等等民本政治思想，儒家思想體係中內蘊著深厚的正義性與公平性思想資源。這些正義、平等與公正思想，對於目前中國建構“現代國家”而言，將是十分重要的曆史文化資源。1958年元月由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複觀四人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認為，中國人不僅可由儒家“心性之學”成就一“道德實踐的主體”，同時也可由“心性之學”成就民主“政治的主體”。李明輝指出，在這一宣言中實際上存在一種有別於西方人性惡文化基石上的民主理論——“即建立在性善說之基礎上的民主理論。”


    四、在人文地理上，在曲阜建文化特區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一，曲阜是孔子的故鄉、儒家發源地；

    其二，曲阜是黃帝故裏；

    其三，曲阜是周公分封地、“周文”所在地、

    其四，在齊魯文化版圖上，曆史地形成了以曲阜為中心、方圓百公裏的儒家文化圈：

    鄒城（孟子）、

    蒼山（荀子）、

    微山湖（微子墓）、

    嘉祥與平邑（曾子父子）、

    章丘（伏生）、

    滕州（叔孫通、儒家弟子墨子、北辛文化）、

    濟寧（何休）、

    沂南（諸葛亮）、

    臨沂（顏之推、顏師古）、

    泰安、寧陽（大汶口文化、孔子遺跡）、

    濟南章丘（龍山文化）、

    日照（堯王城，龍山文化類型之一）、

    泗水（尼丘山）。


    五、在曆史文化資源上，在曲阜建文化特區具有不可替代性。


    根據幾次文物普查，曲阜現有各類文物古跡遺存560多處，其中孔廟、孔府及孔林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處，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1處，保存有金、元、明、清曆代古建築1300餘間，漢代以來碑刻、石刻5000餘塊，古代墓葬10餘座，古樹名木近2萬棵，庫藏文物10萬餘件，其中孔府檔案26萬件，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80多個。曲阜魯國故城遺址，是中國目前僅存的3000年左右的城牆遺址，其價值和地位不亞於孔廟。


    1982年，曲阜被國務院公布為首批國家曆史文化名城。

    1998年，國家旅遊局把曲阜列為全國首批優秀旅遊城市。

    2005年，又將曲阜三孔和明故城列為首批5A級景區。

    2008年，文化部批準曲阜文化產業園為國際級文化產業示範園區（目前隻有曲阜1家屬於縣級行政區域），最近，曲阜一批大文化遺址項目列入世界銀行以及中國重點項目。


    如何在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層麵上建構“現代國家”，是目前中國麵臨的一個深層次的文化戰略課題。錢穆先生嚐言：“孔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大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曆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曆史文化又複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曆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中國目前正在謀求建構“現代國家”，經濟大國隻是建構“現代國家”必要條件之一，如果缺乏“文化大國”這一必備條件，所謂“現代國家”隻是空中樓閣，而“文化大國”誕生的一大前提條件則是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因為沒有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國家”。“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當今中國的文化建設正處於由“破舊立新”向“開其新統”轉變的十字路口。應當大張旗鼓地弘揚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旗幟鮮明地樹立以“集其大成”、“開其新統”的孔子為傳統主體文化之文化象征。在中西文化會通基礎上，通過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實現“現代國家”形態。建設曲阜中國文化特區既是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的具體落實，也是實現“現代國家”形態的必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