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仁統”與(yu) 韓愈的“道統”

作者：阮忠（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五月十二日壬子

          耶穌2024年6月17日

蘇軾的“仁統”是效韓愈的“道統”提出來的。韓愈的“道統”是老話題，但少有人說蘇軾的“仁統”。

“仁統”與(yu) “道統”。韓愈的“道統”之“道”，內(nei) 涵是儒學的仁義(yi) ，即其《原道》說的“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yi)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他隨之將這與(yu) 佛、老之“道”嚴(yan) 格地區分開來：“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yu) 佛之道也。堯以是傳(chuan) 之舜，舜以是傳(chuan) 之禹，禹以是傳(chuan) 之湯，湯以是傳(chuan)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chuan) 之孔子，孔子傳(chuan)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焉。荀與(yu) 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從(cong) 堯、舜到孔、孟，構成儒學道統的源流，傳(chuan) 至荀子、揚雄不再完美。韓愈在中唐續孔孟之道，終生遊於(yu) 三代兩(liang) 漢之書(shu) ，存聖人之誌，行仁義(yi) 之途，且以古文傳(chuan) 道，他的執著在《原道》與(yu) 《論佛骨表》裏有充分的表現，故後世認為(wei) 他是儒學道統的繼承者。蘇洵在《上歐陽內(nei) 翰第二書(shu) 》中作了類似的梳理，說揚雄死後，繼承儒學道統的是韓愈。

北宋歐陽修敬韓，在《記舊本韓文後》裏稱道韓文深厚雄博，浩然無涯，萬(wan) 世共尊，天下共傳(chuan) 。蘇軾是歐陽修的弟子，曾說歐陽修為(wei) 人如孟軻、韓愈之徒。他在嘉祐二年（1057年）中進士後，為(wei) 表達對主考官歐陽修的謝意，寫(xie) 了《謝歐陽內(nei) 翰書(shu) 》，其中說“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wei) 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wei) 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這是他自我的見解，韓文之傳(chuan) 不論，可知蘇軾出川前就學了韓文；而他給梅堯臣的信說，七八歲時就讀歐陽修之文而知其人，故蘇軾文章得韓文的樸實與(yu) 氣勢，又得歐文的委婉與(yu) 從(cong) 容。

蘇軾有《韓愈論》，批評韓愈好聖人之道的名，未樂(le) 其實，不當混言孔子說的一視同仁，認為(wei) 仁義(yi) 禮樂(le) 出於(yu) 情而非性；又在《揚雄論》裏批評韓愈的性三品論，說他流入佛、老而不自知。但他的《潮州韓文公廟碑》盛讚韓愈，稱其“匹夫而為(wei) 百世師，一言而為(wei) 天下法”以及“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jun) 之帥”。這成為(wei) 關(guan) 於(yu) 韓愈的經典評價(jia) ，其“文道說”將揚雄之後“道”的傳(chuan) 播與(yu) 韓愈相接。

蘇軾沒直說自己的道統，他解《虞書(shu) ·大禹謨》的“皋陶邁種德”時說：“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出於(yu) 禮，而仁不可勝用矣。舜、禹、皋陶之微言，其傳(chuan) 於(yu) 孔子者蓋如此。”（《三蘇經解集校》）這說明禮、仁相與(yu) 為(wei) 一，禮表仁裏；仁的傳(chuan) 播從(cong) 舜、禹、皋陶至孔子，由此構成蘇軾的“仁統”。這裏沒有韓愈提及的堯，但蘇軾解《夏書(shu) ·五子之歌》“今失厥道，亂(luan) 其紀綱”時說：“大曰綱，小曰紀，舜、禹皆守堯之綱紀。”據此可知舜之仁得於(yu) 堯；沒有提及孟子，但蘇軾《孟子論》說，孔子死後，得其思想的唯有孟子，據此可以說孟子得孔子之道。而在《子思論》裏，蘇軾對荀子和揚雄“務為(wei) 相攻之說”有批評，可見蘇軾“仁統”與(yu) 韓愈“道統”的軌跡從(cong) 堯至孟子幾乎呈疊合狀態，雖說他還受老莊、佛禪的影響，其儒學不及韓愈純粹。

自視成就為(wei) 經學。蘇軾自我人生的總結最值得關(guan) 注的有三：

一是關(guan) 乎命運的性格。蘇軾晚年居儋時說：“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yu) 韓退之相似。”（《書(shu) 謗》）這“遭口語無數”，乃因他“性不慎語言，與(yu) 人無親(qin) 疏，輒輸寫(xie) 腑髒，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廳題名記》）。言為(wei) 盡性，不顧命運所之，結果和韓愈一樣因言遭禍。蘇軾性格受母親(qin) 程夫人的影響，少欲學東(dong) 漢範滂，及長剛直不阿，《上神宗皇帝書(shu) 》批評王安石變法，坦言自己平素譏刺甚眾(zhong) ，怨仇實多，難免有性命之危。但為(wei) 天下之事，耿直進言，死亡亦可不辭。

二是功業(ye) 。蘇軾北歸途中路過鎮江金山寺，寫(xie) 了六言小詩《自題金山畫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e) ，黃州惠州儋州。”當時他已老邁，朝廷風波未平，仕途無望。論平生功業(ye) 即事功，他說了三個(ge) 流貶地：黃州、惠州、儋州。其實他在三州均無自我期望的功業(ye) ，黃州時說周公瑾而酹酒江月，感歎自己功業(ye) 未成；惠州時觀白水蒼山，自吟“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其一》）；離開海南之際，高歌“九死南荒吾不恨，茲(zi) 遊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夜渡海》）。因此這“功業(ye) 說”更像他《洗兒(er) 戲作》自道的“人皆養(yang) 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er) 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悲憤之際詼諧自嘲。

三是成就。蘇軾北歸時對李端叔說，我65歲了，體(ti) 力毛發與(yu) 年齡相稱，不知能否與(yu) 你相見。這且不說，“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書(shu) 》《論語傳(chuan) 》數十卷，似有益於(yu) 骨朽後人耳目也”（《答李端叔其三》）。這“了得”的《易》《書(shu) 》《論語傳(chuan) 》，合稱“經學三書(shu) ”或“海南三書(shu) ”，即《易傳(chuan) 》《書(shu) 傳(chuan) 》《論語說》。《易傳(chuan) 》之作，他承父蘇洵遺命而為(wei) ，故又稱《蘇氏易傳(chuan) 》。元豐(feng) 三年（1080年）蘇軾貶居黃州後從(cong) 事《易傳(chuan) 》《論語說》的撰述，並在黃州基本寫(xie) 就。元符三年（1100年）三書(shu) 才告最終完成，前後近二十年。他還對蘇伯固說，“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shu) 》《論語》三書(shu) ，即覺此生不虛過”（《答蘇伯固其三》）。三書(shu) 在他生前未刊行，最後托付給錢濟明，說三十年後當有知道這三書(shu) 者。他絕口不提使自己名滿天下的詩文詞賦，隻說“經學三書(shu) ”讓他人生沒有虛度，三書(shu) 的《論語說》散佚，《易傳(chuan) 》有其父其弟之功，《書(shu) 傳(chuan) 》最集中表達的是他的仁義(yi) 思想，勸人誌於(yu) 仁義(yi) ，積學以成。顯然，他自認一生的成就是經學而不是文學。

關(guan) 於(yu) 仁義(yi) 的表達。蘇軾受莊子和陶淵明的影響很深，蘇轍為(wei) 他寫(xie) 墓誌銘，提到少年蘇軾讀《莊子》甚合己心，居惠、居儋的隨緣委命，來自莊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莊子集釋·人間世》）。他在黃州時，自稱前生是陶淵明，築雪堂，躬耕東(dong) 坡，完成從(cong) 士大夫蘇軾向“東(dong) 坡居士”的轉化。居儋以《陶淵明集》為(wei) 友，遍和陶詩。蘇軾深得莊、陶的人生精神，故能在流貶地化困窘為(wei) 平淡、化憂傷(shang) 為(wei) 快樂(le) 。但他思想的主導不是莊子的逍遙，也非陶淵明的靜穆，而是儒學的仁義(yi) 。

他省試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為(wei) 《尚書(shu) ·大禹謨》的“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yu)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作解，說為(wei) 政“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yi) 。過乎仁，不失為(wei) 君子；過乎義(yi) ，則流而入於(yu) 忍人。故仁可過也，義(yi) 不可過也”，體(ti) 現了他仁政的主張。他在《上神宗皇帝書(shu) 》提出社會(hui) 變革的九字方略：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主張不以新政傷(shang) 民之利，根子是仁義(yi) 。

蘇軾晚年著《書(shu) 傳(chuan) 》，為(wei) 《商書(shu) ·鹹有一德》的“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作解：“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不斁。”還在《始終惟一時乃日新》一文中引用《周易》“天下之動，正夫一者”時說：“天一於(yu) 覆，地一於(yu) 載，日月一於(yu) 照，聖人一於(yu) 仁，非有二事也。”並從(cong) 孟子的天下定於(yu) 一、不嗜殺人者方能一，推論出“聖人一於(yu) 仁”，仁為(wei) 治天下之本，與(yu) “天不違仁”相合。

他又解《虞書(shu) ·堯典》的“欽明文思安安”，然後說：“夫惟天下之至仁，為(wei) 能安其安。”把仁提升為(wei) “至仁”，強調仁的完善，用之以安天下。在為(wei) 《周書(shu) ·梓材》作解時，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雖古語淵慤，然皆粲有條理，反複丁寧，以殺為(wei) 戒，以不殺為(wei) 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yu) 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並舉(ju) 了唐末五代時後漢隱帝的例子，稱欲享國長遠，福及子孫，應該施行仁義(yi) 。蘇軾對仁義(yi) 的表達如此，其用當符合韓愈說的“行而宜之”的法則。至於(yu) 仁義(yi) 的修養(yang) 則在個(ge) 人，故其《仁說》說君子誌仁，求仁不獲則反求諸身，進而以仁義(yi) 兼濟天下。

蘇軾一生遭流貶，始終達觀麵對生活，在黃州樂(le) 於(yu) 做黃州人、在惠州樂(le) 於(yu) 做惠州人，在海南幹脆說“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寄海南黎民表》），無論怎樣顛沛，始終不違仁義(yi) 。他的“仁統”表現了自己的基本理念和對社會(hui) 治理的深切關(guan) 懷，與(yu) 韓愈的“道統”相似，隻是未冠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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