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寶《晉紀總論》中的“治道”

作者：王勇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五月十二日壬子

          耶穌2024年6月17日

幹寶，字令升，東(dong) 晉史學家、文學家。幹寶自幼博覽群書(shu) ，出仕後曾擔任佐著作郎。東(dong) 晉政權剛剛建立，幹寶就由王導舉(ju) 薦出任史官，並受命撰修《晉紀》。《晉紀》取法《春秋》，采用編年體(ti) ，記載了西晉宣帝至湣帝間一百餘(yu) 年之事。《晉紀》一書(shu) 文字簡約、記事審慎、議論得當，得到了曆代史家的交口稱讚，有“良史”的美譽。《晉紀總論》是附於(yu) 《晉紀》全書(shu) 之末的一篇曆史評論，幹寶以慷慨之情總論西晉一朝的曆史，剖析司馬氏為(wei) 政的得失，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

《晉紀總論》回顧了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與(yu) 司馬炎祖孫三代四人創業(ye) 立國的曆程，突顯了司馬氏起於(yu) 亂(luan) 世而致太平的宏偉(wei) 事業(ye) 。繼而采用對比的方式，敘述惠帝一朝的混亂(luan) 現狀，揭露選舉(ju) 失當、是非不明的混亂(luan) 現狀，哀悼天子失位、王室操戈的悲劇。西晉一朝可謂“其興(xing)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引發了幹寶的思索，促使他將目光轉入到對治世之道的探討上。幹寶將禮義(yi) 道德視為(wei) “治道”的基石，認為(wei) 禮義(yi) 道德關(guan) 乎國家安危，並輔以周朝崛起興(xing) 盛的史實加以印證，最後總結西晉為(wei) 政的過失，探討亡國的深層原因，在篇末以“曲終奏雅”的方式寄寓自己對現實的期待與(yu) 展望。縱觀《晉紀總論》一文，駢散兼行而又文法井然，議論精警、切中時弊，確為(wei) 魏晉文章的典範。

在辭章之外，這篇史論常為(wei) 人稱道之處在於(yu) 《晉紀總論》延續了“春秋筆法”。曆代史家常常以“直”來評價(jia) 幹寶，正是緣於(yu) 他秉筆直書(shu) 的史家精神。“春秋筆法”精神在於(yu) 實錄，陳壽、陸機、王隱、虞預等人編纂晉史，對高貴鄉(xiang) 公曹髦被弑一事都避而不言，隻有幹寶《晉紀》據實記載，這得到了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的高度讚揚。在《晉紀總論》中，幹寶一以貫之地秉持了實錄的精神，毫不避諱地直陳西晉朝政的過失。在論述西晉短祚而亡的深層原因時，幹寶尖銳指出世風敗壞的根源就是司馬氏“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統治者造成了極壞的社會(hui) 導向，以至於(yu) 道德沉淪、禮法崩壞，士人不再像漢代那樣篤守名教禮法，出現名不副實、重利輕義(yi) 的不良風氣，整個(ge) 社會(hui) 陷入“恥尚失所”的價(jia) 值缺失之中。作為(wei) 東(dong) 晉的史官，幹寶並沒有對司馬氏統治的西晉現實加以回護，而是秉筆直書(shu) ，真實地記錄了現實，加以嚴(yan) 厲批判，堅持了史家的立場。

當然，如果僅(jin) 僅(jin) 憑借實錄的精神，《晉紀總論》還不足以為(wei) 曆代史家所推崇。《晉紀總論》的價(jia) 值更在於(yu) 幹寶對人事盛衰的關(guan) 切，對治世之道的思考。自《春秋》以來，直至司馬遷《史記》，史家都在關(guan) 注“天人之際”，思考天道與(yu) 人事的關(guan) 係。幹寶也不例外，我們(men) 看到他在討論人事盛衰時也受到了“天人感應”學說的影響，例如他言及西晉創業(ye) 時以“天符人事”解釋司馬氏滅蜀，又將周代興(xing) 盛視為(wei) “天命昭顯”。但幹寶在天人關(guan) 係上並非完全遵循漢儒舊說，而是呈現出自己獨特的思考。他十分重視人的主動性，這一點我們(men) 可以從(cong) 《晉紀總論》中“以德配天”的觀念窺探一二。幹寶雖然承認了帝王之興(xing) 是天命所定，但他更加強調君主不可妄為(wei) ，應當保養(yang) 道德內(nei) 涵，順應大義(yi) 。西晉亡國並非天命，而是君主不修仁德，故而幹寶總結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由此我們(men) 可以判定幹寶所言天人關(guan) 係，其著眼點仍舊是人事興(xing) 衰。

人事興(xing) 衰係乎治世之道，幹寶要從(cong) 西晉治亂(luan) 之中尋繹“治道”。司馬氏三代積累，最終亡魏而成晉。在幹寶看來，司馬懿知人善任，有容人之量，司馬師、司馬昭承繼父業(ye) ，外平邊患內(nei) 撫紛亂(luan) ，司馬炎代魏稱帝，完成了統一事業(ye) 。至此，百姓安居樂(le) 業(ye) ，西晉太康之世也可稱為(wei) 一時盛世。然而到了惠帝時期，王朝急遽衰落。幹寶在剖析興(xing) 衰轉折的原因時，將目光聚焦於(yu) 選舉(ju) 用人。西晉選舉(ju) 實行九品官人法，以德行、才能與(yu) 家世為(wei) 標準，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漸漸產(chan) 生了重家世而輕德行才學的傾(qing) 向，這在社會(hui) 中造成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選舉(ju) 重家世，貴族子弟不拘資曆才能越級擢升，以致朝野上下競相奔走求官；選舉(ju) 輕德行，導致為(wei) 官之人隻關(guan) 注利益，而缺少道德情懷；選舉(ju) 不論才能，致使當選者缺乏識人辨才的能力，以致奸邪之徒趁勢而起。幹寶的觀察敏銳而深刻，西晉朝政之誤導源於(yu) 用人之失，這一判斷得到了千載之後王夫之的認同。王夫之認為(wei) ，王朝用人最為(wei) 關(guan) 鍵，西晉雖然不存在曹魏苛政嚴(yan) 法的弊端，然而朝廷取士不當以致佞人當道，任用佞人以致朋黨(dang) 相爭(zheng) ，最終速亡。幹寶討論用人之失，涉及到了道德標準缺失的弊病，這自然將觀察視角導向了朝廷對道德禮義(yi) 的態度上。

朝廷拔擢人才不論道德，選才大多為(wei) 邪佞之徒，士人也缺少謙讓廉恥之心，導致腐敗盛行，幹寶不由悲歎道“禮法刑政，於(yu) 此大壞”。朝廷選舉(ju) 不僅(jin) 是選拔國家官僚，更是宣揚國家價(jia) 值體(ti) 係的途徑，還是施行“王化”的重要手段。借由選舉(ju) ，中央王朝將統治意識形態宣之於(yu) 民眾(zhong) ，引導民眾(zhong) 以道德禮義(yi) 規範自身，從(cong) 而達到教化的目的。漢代鹽鐵會(hui) 議中，文學之士十分看重朝廷的價(jia) 值導向：“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如果朝廷以道德引導人民，則民風厚樸；如若朝廷顯示出重利的態度，則民風澆薄。西晉選舉(ju) 的不良傾(qing) 向造成士人樂(le) 得投機而不屑堅守正道，崇尚空談而譏笑勤勉。由此，傳(chuan) 統價(jia) 值體(ti) 係開始崩潰，儒家所標舉(ju) 的仁義(yi) 禮智信等品德都被拋棄，引發的種種亂(luan) 象動搖了國家的根本，晉室統治難以長久就是曆史的必然了。所以幹寶認為(wei) 晉末動亂(luan) 表麵看來是賈後幹政、韓午擅權所致，實則是道德價(jia) 值崩潰的結果。

西晉衰亡緣於(yu) 用人之失，用人之失緣於(yu) 選舉(ju) 不當，選舉(ju) 不當緣於(yu) 王朝不尊禮義(yi) 道德。有鑒於(yu) 此，幹寶將“治道”之本係於(yu) 道德價(jia) 值，提出了一個(ge) 深邃的命題：“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百姓篤守禮義(yi) ，不為(wei) 邪僻之事，能夠為(wei) 國死難而不求生害義(yi) ，更談不上作亂(luan) 。幹寶進而以前代曆史為(wei) 參照，從(cong) 中得到了一個(ge) 結論：“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ye) 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雖然上古以來典章製度不同，但治世有恒一不變的法則，這就是“賴道德典刑”。以道德禮義(yi) 治國，這是儒家一貫的說法，孔子言“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也主張行仁政。幹寶的觀點雖看似傳(chuan) 統，卻有其獨到的認識。幹寶認為(wei) 百姓愛憎相異、利害不同，所以互相爭(zheng) 奪，這是恒常的規律。治世要以“大道”，不能與(yu) 百姓相爭(zheng) ，不居功自傲，不侵占百姓之利，讓百姓體(ti) 察到君主的好生之德，從(cong) 而心悅誠服。如此，國家根本牢固，才可以長治久安。幹寶以周代為(wei) 例，曆數周室先王忠厚之德，褒獎其仁政之舉(ju) ，以此論證治世以德的合理性。

《春秋》之旨在於(yu) “懲惡而勸善”，史家之責不僅(jin) 在於(yu) 忠實記錄曆史，更應對曆史作出評判。幹寶《晉紀總論》所論的“治道”繼承了儒家傳(chuan) 統的政治思想，又融入了自己的見解，有助於(yu) 矯正世風，樹立正確的價(jia) 值體(ti) 係。蕭統《文選》收錄此文，其標準乃是“事出於(yu) 沉思，義(yi) 歸乎翰藻”，於(yu) 《晉紀總論》而言，此評甚為(wei) 精當，其中之“治道”正是幹寶沉思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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