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事功倫(lun) 理的基本意涵

作者：李雪辰（河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五月十二日壬子

          耶穌2024年6月17日

事功倫(lun) 理的概念源自南宋時期以陳亮、葉適為(wei) 代表的儒家事功學派。陳、葉等人在批判朱熹理學的過程中，提出“務實事求實功”的口號，反對空談道德性命，賦予事功追求以倫(lun) 理正當性。因此，從(cong) 狹義(yi) 上講，事功倫(lun) 理僅(jin) 指南宋事功學派具有鮮明的事功價(jia) 值導向的倫(lun) 理思想。然而，統觀儒家倫(lun) 理思想發展史，自孔子開始，諸多儒者與(yu) 陳亮、葉適持相似之論，亦肯定事功追求的合理性，這就形成了廣義(yi) 的儒家事功倫(lun) 理。盡管儒家事功派學者的學術觀點不完全一致，但他們(men) 大都堅持以研究現實“事物”為(wei) 起點，以“務實事求實功”為(wei) 主旨，以追求實際的功效為(wei) 目標，展現了事功倫(lun) 理的基本意涵。

以“事”作為(wei) 道德本體(ti) 依據

自先秦始，儒家就特別重視對“人事”和具體(ti) 事物的探究。孔子對鬼神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要求把精力用在解決(jue) 現實的“人事”問題上。荀子提出“製天命而用之”的命題，表達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專(zhuan) 注於(yu) “人事”的務實態度。這一時期，儒家對“事”的認識基本上停留在人事和政事等具體(ti) 的、形而下的層麵，賦予了“事”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卻沒有對其展開形而上學的探索。

宋明時期，理學和心學的興(xing) 起，將儒家倫(lun) 理引向形而上學的思辨領域，逐漸失去了對現實事物和“人事”的關(guan) 切。與(yu) 此同時，儒家事功派學者站在唯物主義(yi) 的哲學立場上，從(cong) 形而下的經驗世界出發，從(cong) 解決(jue) 現實問題著眼，提出務實的治世之策。從(cong) 宋初胡瑗分設“治事齋”與(yu) “經義(yi) 齋”教學，到王安石的變法改革，都將關(guan) 注的重心放在“人事”上。南宋事功派的陳亮和葉適進一步將儒學重視人、事、物的傳(chuan) 統發揚光大，強調研究實際“事物”的重要性，並賦予“事”與(yu) “物”以本體(ti) 論意義(yi) ，反對理學家將儒家倫(lun) 理引入形而上的玄思。在他們(men) 看來，“事物”是一個(ge) 具有普遍意義(yi) 的概念，從(cong) 治國安民、北伐抗金，到百姓的人倫(lun) 日用，都可稱為(wei) “事物”。圍繞“事物”的概念，陳亮、葉適等人闡發了“立事求功”的事功倫(lun) 理思想，認為(wei) 道德不存在於(yu) 天理、心性之中，而存在於(yu) 日常的人倫(lun) 事物之內(nei) ，隻有堅持從(cong) 研究“事物”出發，因事作則，才能建立起完善的道德。需要注意的是，陳亮、葉適在論證追求“事功”的道德合理性時，不再囿於(yu) 傳(chuan) 統唯物主義(yi) 哲學基於(yu) 道器關(guan) 係的分析範式，而是從(cong) 道在器中、道不離物的命題轉向道事關(guan) 係的探討，提出了道在事中、道不離事的命題，認為(wei) 形而上之“道”存在、發展、變化的根基不僅(jin) 僅(jin) 是現實的“器”“物”，更重要的是人之“事”，主張緣事以求道，為(wei) 事功倫(lun) 理奠定了哲學本體(ti) 論基礎。當然，陳、葉二人對“事物”的理解和研究也有差異，陳亮偏重對曆史人物的活動及其與(yu) 時勢之間關(guan) 係的詮釋，通過對曆史事件的深入剖析，闡明事功在社會(hui) 曆史發展進程中的道德正當性；葉適則重視對曆代典章製度的研究，從(cong) 經製之學出發，以經製言事功，試圖把製度建設作為(wei) 實現事功追求的著力點。

以“實”作為(wei) 倫(lun) 理價(jia) 值追求

儒家倫(lun) 理具有強烈的現實品性。自孔子始，儒者大都懷有經世致用的抱負，事功派儒者更是以“務實事求實功”為(wei) 主旨，關(guan) 注現實，注重實效，凸顯了務實而黜虛的價(jia) 值追求。葉適批評朱子理學不務實事，專(zhuan) 言心性修養(yang) 的空虛學風。晚清學者宋恕指出，永嘉事功之學與(yu) 朱子理學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個(ge) “實”字。儒家事功倫(lun) 理以“實”為(wei) 核心的價(jia) 值追求主要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

一是修“實”德。將“利”內(nei) 置於(yu) “義(yi) ”中，反對離開現實利益，抽象地談論道德。葉適明確表示，如果沒有“功利”，“道義(yi) ”便成為(wei) “無用之虛語”。君子以義(yi) 為(wei) 先，實質就是堅持“公利”為(wei) 先，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置於(yu) 優(you) 先性地位。對於(yu) 百姓而言，追求利益本身就意味著道德。明清之際的顏元以農(nong) 人和漁夫為(wei) 例，反問世上哪有隻知耕種而不關(guan) 心收成的農(nong) 夫，哪有隻知荷釣而不計得魚的漁夫呢？因此，修“實”德就是把道德安放在物質世界中，把“言義(yi) ”與(yu) “計利”統一起來。二是行“實”政。儒家的德政不僅(jin) 是用道德教化百姓，還要愛惜民力，寬民富民，讓百姓獲得實惠。事功派學者關(guan) 注政事，基本都是從(cong) 現實出發，以解決(jue) 現實社會(hui) 問題為(wei) 導向，通過改造現實以實現政治理想，而不是按照政治理想來“裁剪”現實。葉適看到理學專(zhuan) 注於(yu) 挽救“人心世風”所造成的政事荒廢、國力衰弱的弊病，明確提出“修實政”，將製度、名位、職位和事務結合起來，作為(wei) “王政”的主要內(nei) 容。三是育“實”才。先秦儒家以“六藝”教人，就是要培養(yang) 經邦濟世的人才。宋代重文輕武的政策導致缺乏熟悉“禮樂(le) 刑政之事”、具備實際才能的人才。宋儒陳亮以“實用”作為(wei) 人才的選拔和評價(jia) 標準，強調“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認為(wei) 真正的人才應當切合世用，文武兼備，具有治國安邦的實際本領，而不能一味地清談道德，空言心性。為(wei) 了培養(yang) “實”才，顏元在主持漳南書(shu) 院時，專(zhuan) 門設立教授工學、水學和火學等內(nei) 容的“藝能”科，培養(yang) 實用型人才，克服八股取士的弊病。

以“功”作為(wei) 道德評價(jia) 標準

先秦儒家並未把事功與(yu) 道德對立起來，而是明確肯定了事功的道德崇高性和倫(lun) 理正當性。首先，事功既是重要的人生理想，也是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左傳(chuan) 》明確將“立功”與(yu) “立德、立言”並列為(wei) 人生“三不朽”，把“德”與(yu) “功”置於(yu) 同等重要的地位，賦予事功“不朽”的道德意義(yi) 。孔子收徒講學，將“政事”與(yu) “德行、言語、文學”作為(wei) 重要的學習(xi) 內(nei) 容。在回答子貢“問仁”時，孔子明確將“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作為(wei) 是否達到“聖”的標準。在孔子心目中，聖是比仁更高遠的人格境界，一個(ge) 人要成為(wei) 聖人，不僅(jin) 需要致力於(yu) “修德”，還要“取位”，即獲得權位。實現“博施濟眾(zhong) ”的卓越事功，這兩(liang) 方麵缺一不可。正是基於(yu) 聖人人格的事功內(nei) 涵，孔子沒有稱自己為(wei) “聖”，甚至斷言未來都不太可能出現聖人。南宋事功派的陳亮與(yu) 朱熹的王霸義(yi) 利之辯，亦體(ti) 現了強調事功與(yu) 重視德性的分歧。朱熹批評陳亮重事功而疏於(yu) 涵養(yang) 德性，勸其以“醇儒”之道自律；陳亮則認為(wei) ，聖人是“人之極則”，“成人”之道就是成為(wei) 聖人，即“才德雙行，智勇仁義(yi) 交出而並見者”，而絕不是立個(ge) “儒者”之名，做一個(ge) 空言道德性命的“醇儒”。

其次，以“功”作為(wei) 道德評判的重要依據，具有倫(lun) 理正當性。作為(wei) “全德之名”的“仁”，包含著政治事功的內(nei) 容。子張向孔子問“仁”時，孔子回答：“恭則不侮，寬則得眾(zhong) ，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如果“能行五者（恭、寬、信、敏、惠）於(yu) 天下”，就可以稱之為(wei) “仁”了。事功的倫(lun) 理正當性在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ia) 中亦可察見。孔子雖然批評管仲“器小”“不儉(jian) ”“不知禮”，認為(wei) 其私德有失，卻並不以此否認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的事功成就，因為(wei) “民到於(yu) 今受其賜”，故稱其完全配得上“仁”之名。孔子反對空洞的道德說教，依據實際事功或功績來進行道德評判。他認為(wei) ，“誦《詩》三百”，如果不能“授之以政”“使於(yu) 四方”，既不能用之以“事”，也不能見之以“功”，即使學習(xi) 再多，也是沒有用的。孔子不僅(jin) 重視家國事功的道德價(jia) 值，對個(ge) 體(ti) 的功利追求亦給予了充分肯定。如果追求財富而不違背道義(yi) ，那麽(me) 即使做一個(ge) “執鞭之士”，孔子也欣然接受。可見，把事功作為(wei) 品評人物的重要依據，甚至根據事功業(ye) 績衡定人物的德性品質，是孔子道德觀的一個(ge) 重要特征，對後世儒家事功倫(lun) 理的發展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最後，以“權變”化解事功與(yu) 道德規則之間的衝(chong) 突。儒家十分重視權變，當基於(yu) 事功的結果考量與(yu) 道德原則發生衝(chong) 突時，主張根據結果對道德規則進行權變。《孔子家語》載“曾子耘瓜”的故事中，孔子批評曾子固執於(yu) “孝”的道德規範，不知變通，提出了“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的變通之法。為(wei) 了論證“權變”的道德合理性，南宋事功派學者將學術目光從(cong) “經”轉移到“史”上，推崇史學研究，葉適甚至提出了五經皆史的主張。從(cong) 字義(yi) 上看，經即“常”，有恒常不變之義(yi) ，經學研究的宗旨是探求經典之中蘊含的永恒不變的義(yi) 理；史是記事，強調因時、因事而變，因此，史學研究更加重視實事與(yu) 權變。這樣一來，事功派學者成功地以“事”為(wei) 基礎，把哲學本體(ti) 論和曆史觀統一起來，為(wei) 事功倫(lun) 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cong) 而構建起比較完整的事功倫(lun) 理思想體(ti) 係。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宋代儒家事功倫(lun) 理思想研究”（19BZX114）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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