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與(yu) 考古視野下“中華”觀念的形成

作者： 楊博（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 2024年第3期

摘要：日漸豐(feng) 富的出土文獻與(yu) 考古實物中，蘊含著在先秦時期“中華”觀念形成的曆史信息。“中”的起源與(yu) 先秦時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關(guan) 。西周春秋時期“華夏”族群的融合與(yu) 發展，為(wei) 戰國晚期“中華”觀念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自產(chan) 生之時，“中華”觀念的基本內(nei) 涵即包括以“華夏”文化為(wei) 共同文化標準，以“禹跡”“九州”為(wei) 共同活動地域，以黃帝子孫為(wei) 共同世係認同。

社會(hui) 變革對於(yu) 華夏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yi) 。從(cong) 原始族邦聯盟向夏商王朝複合製國家的轉變，華夏民族開始萌芽；周人翦商，“夏”開始作為(wei) 以周人貴族為(wei) 核心的部族聯盟的代稱。【1】西周封建，使得東(dong) 、西方部族打破血緣關(guan) 係，在各地混居融合，“諸夏”“諸華”成為(wei) 春秋以降華夏形成的基本人群【2】；春秋時期的爭(zheng) 霸兼並，地方邦國群體(ti) 內(nei) 部、邦國之間的交流融合，是華夏民族形成的“地域化”的直接表現【3】；戰國時期列國的人群凝聚，形成兼具政治認同和族群認同的諸如秦人、楚人、齊人、趙人等“國人”意識【4】；秦代大一統國家的建立，複數之“諸夏”最終成為(wei) “單數的統一之華夏”。【5】

上述研究展示出從(cong) 政治體(ti) 視角考察“華夏”性質與(yu) 形成的重要價(jia) 值【6】，以“文化”和“地域”為(wei) 標準將“天下”識別為(wei) “諸夏”與(yu) “夷狄”兩(liang) 個(ge) 層級【7】，而接受了周人禮樂(le) 文化的“諸夏”“諸華”居民，居住在以“中國”為(wei) 中心的中原地區，這一基本認識【8】，也激發了人們(men) 對“中華”觀念、名號溯源的興(xing) 趣。隻是囿於(yu) 所見資料，傳(chuan) 世文獻中“中華”一詞作為(wei) 天文星象用語，始見於(yu) 《晉書(shu) ·天文誌》【9】，觀念首見於(yu) 《三國誌·諸葛亮傳(chuan) 》裴鬆之注【10】。是以前輩學者多據此，以為(wei) “中國”與(yu) “華夏”兩(liang) 詞融合，“華夏”之稱演化為(wei) “中華”的時間不早於(yu) 魏晉時期。【11】值得重視的是，日漸豐(feng) 富的出土文獻與(yu) 考古實物裏也蘊含著在先秦時期“複數諸夏”走向“單數華夏”的時代進程中，“中華”觀念逐步形成的曆史信息。下文擬在前輩、時賢研究基礎上，就先秦時期“中華”觀念的形成問題再作簡要討論，以供師友同好批評。

一、作為(wei) 地理概念的“中”

由考古實物資料和出土銘刻文獻來看，“中”的起源與(yu) 先秦時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關(guan) 。早在有文字資料以前，例如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聚落、都邑形態等，均已顯示出“中”的核心地位。據考古發現，在聚落內(nei) 部的中心位置，往往可見兼具祭祀與(yu) 議事功能的遺跡。

陝西臨(lin) 潼薑寨遺址，在圍溝以內(nei) 居住區的中心，發現有麵積達到四千餘(yu) 平方米的中央廣場。以大房址為(wei) 主體(ti) 的五個(ge) 建築群，規律地分布在中央廣場及其東(dong) 、南、西、北四向。這些建築群，各以一座大房址為(wei) 中心，包括10-20餘(yu) 座不等的中小型房址。所有大、中、小型房址的朝向均以中央廣場為(wei) 中心。【12】這種分布情況，似乎說明整個(ge) 聚落的布局是以中央廣場為(wei) 中心向四圍展開的。陳雍曾根據所有房門均朝向中央廣場，強調指出中央廣場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和吸引力。【13】相似的現象，也發現在河南靈寶西坡遺址。聚落的中心部位，似乎也存在一個(ge) 類似的中央廣場。四座大型房址，其中包括已經發掘的F105（西北角）、F106（西南角）、F108（東(dong) 南角）【14】，這些房址的門道朝向也是麵對聚落中心的中央廣場的。聚落以中央廣場為(wei) 中心，廣場四圍分布著門道朝向中央廣場的大型房屋，共同構成“向心式的聚落布局”【15】。由此可見，處在居址中心位置的中央廣場，在當時似已是大型聚落共有的特征。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都邑形態，也已呈現出基層聚落環繞中心都邑的布局規劃。例如孫波曾注意到，兩(liang) 城鎮、堯王城是魯東(dong) 南沿海聚落群的兩(liang) 大區域中心。以兩(liang) 城鎮為(wei) 例，在環境、地理、交通和區位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兩(liang) 城鎮的社會(hui) 形態存在內(nei) 、外兩(liang) 層。內(nei) 側(ce) 是兩(liang) 城鎮等中心聚落，地處在盆地中心，靠近河流水源，土地肥沃且便於(yu) 灌溉。外側(ce) 的環狀聚落帶分布著眾(zhong) 多中小型聚落，地處邊緣位置，土地相對貧瘠。雖然外側(ce) 的中小型聚落明顯從(cong) 屬於(yu) 中心聚落——兩(liang) 城鎮，但是它們(men) 自身又是一個(ge) 相對獨立的聚落圈的中心。這樣，整片區域也是以兩(liang) 城鎮為(wei) 中心組成的圈層結構，構成“多層同構”模式。由此，兩(liang) 城鎮、堯王城這樣的中心聚落，不僅(jin) 是當時的區域地理中心，也是區域社會(hui) 中心。【16】

這種聚落或都邑內(nei) 部的布局圍繞中心展開，基層聚落又環繞中心都邑的“多層同構”的布局形態為(wei) 早期王朝所繼承。例如二裏頭遺址的都邑中心區呈現“九宮格”式的宏大布局。“井”字形的都邑中心主幹路網、牆垣，宮城遺址恰位於(yu) “井”字形的正中。【17】這表明二裏頭都城具備嚴(yan) 格、清晰規劃的目標，是宮殿區居於(yu) 核心，顯示出王權和權力中心的集中。筆者曾注意過，地處三星堆月亮灣小城中央高地上的青山關(guan) F1，麵積達到一千餘(yu) 平方米，使用、廢棄年代與(yu) 八座器物坑基本同時，這也是目前所發現的三星堆遺址中麵積最大的單體(ti) 建築基址。【18】杜金鵬曾推測，青山關(guan) F1應該是當時的古蜀人統治集團處理重要政務、舉(ju) 行重大典禮的大型禮儀(yi) 建築【19】；趙殿增也認為(wei) 其是集體(ti) 祭祀和集會(hui) 議事的“殿堂”。【20】值得注意的是，青關(guan) 山F1內(nei) 呈東(dong) 南—西北走向的中軸通道，方向與(yu) 三星堆土台的中軸線和一、二號器物坑相同，均為(wei) 北偏西約45°，朝向西北方的岷山。【21】可以看出，這些都邑內(nei) 部的布局都是圍繞中心展開的。

基層聚落環繞中心都邑的情況，筆者過去曾有簡單討論，如殷卜辭中所見，商人或稱呼自己為(wei) “中商”【22】:

……勿於(yu) 中商。（《合集》2307837)

巳卜，王，貞於(yu) 中商乎禦方。（《合集》20453)

戊寅卜，王，貞受中商年？□月。（《合集》20650)

或將四方與(yu) 商連稱：

南方，西方，北方，東(dong) 方，商。（《屯南》241126)

也有關(guan) 於(yu) 商人自身國土的清晰方位概念：

己巳王卜，貞[今]歲商受[年]?

王占曰：吉。

東(dong) 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上舉(ju) 辭例說明，殷商時期已有後世政治地理區劃上“四土”的概念和以商都為(wei) 天下中心的觀念。這種中心加四土的觀念為(wei) 滅商以後的周人所認同並繼承下來。清華簡《保訓》中借周文王之口透過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闡明了求中、得中、保中與(yu) “踐天子位”之間的關(guan) 係，指出求中、得中、保中才能踐天子位，勉勵太子發“欽敬勿淫”，要像舜一樣求中，像上甲微一樣保中，能“祗備不懈”，堅守“中”的精神。這種對古之帝王之世的疏通考古，其目的正是在於(yu) 驗今——守“中”踐位。由何尊（《銘圖》2511819)、天亡簋銘（《銘圖》05303）可知，周武王在牧野之戰勝利後返回鎬京的途中，即登臨(lin) 太室選擇所謂“天下之中”雒邑的地址，或可看出二者之間的聯係，求中、保中需要通過守“中”踐位的形式表現出來。確定政治地理意義(yi) 上的“地中”似是表達守“中”踐位的方式之一。

《保訓》的另一重要意義(yi) ，是將“地中”由“曆山”（舜所求）、“遐中於(yu) 河”（上甲微）明確至河洛一帶的有易之地。因而，居中而治也就不再僅(jin) 限於(yu) 是同一族群內(nei) 部的權力象征，而逐漸反映著華夏民族居中以馭四夷，這一全新的政治結構與(yu) 觀念。【26】“河洛”即今天的洛陽、鄭州地區，也即學者所說的“大嵩山”地區。登封王城崗、新密新砦和偃師二裏頭三處城址，被部分考古學者認定為(wei) 分屬夏代早、中、晚期的都城遺址，均分布在這一地區。這似乎正是都城“求中”現象的鮮明體(ti) 現。

當時條件下，“地中”“土中”的測定在技術層麵也是可能的。“中”字的一種字義(yi) ，天文考古學者認為(wei) 可能就是圭表或圭尺。日月星辰周而複始東(dong) 升西落，隻有北極星恒定居於(yu) 天中。河南鞏義(yi) 雙槐樹、青台遺址均發現有北鬥祭祀遺跡。【27】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墓主人足端的三角形蚌塑圖案與(yu) 兩(liang) 根人脛骨，共同配置成“北鬥圖像”，是“仰韶先民對宇宙模式的初步認識”的證明。【28】“兩(liang) 根脛骨”組成的“周髀”，也成為(wei) 測定“天”“地”的“槷表”。【29】

夏至時，北半球的影長為(wei) 最短，而地中強調的正是這一影長標準。圭表、圭尺是測量夏至影長的工具。山西襄汾陶寺IIM22出土一件漆木杆（IIM22:43)，馮(feng) 時、何駑等早已提出，此漆木杆可能即測量日影的工具——圭表或圭尺。【30】卜辭的“中”，蕭良瓊、馮(feng) 時、何駑等亦認為(wei) 是圭表或圭尺。【31】潘明娟近來聯係《周禮·地官·大司徒》《周髀算經》等文獻，認為(wei) 以圭尺、圭表測影尋求地中，是先民長期以來的傳(chuan) 統。【32】地圖的出現也可為(wei) 測影尋求地中提供佐證，如宜侯夨簋（《銘圖》11819）就提到“王省珷（武）王、成王伐商圖，誕省東(dong) 或（國）圖”。有東(dong) 或（國）圖，伐商圖，想必亦可能有中或（國）圖、南或（國）圖。

“中國”一詞，眾(zhong) 已熟知其最早見於(yu) 現藏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的何尊（《銘圖》11819)，該器1963年出土於(yu) 陝西寶雞，銘文載：

惟王初遷宅於(yu) 成周，……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yu) 天，曰：餘(yu) 其宅茲(zi) 中或（國）。……惟王五祀。

這也證明《尚書(shu) 》《史記》等文獻記載，洛邑（成周）是天下之中，是可靠的。《史記·周本紀》雲(yun) ：“使召公複營洛邑……周公複卜申視……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33】商末周初，周人在一段時間內(nei) 仍以“中國”“中”來指代商人居地。《詩·大雅·蕩》“文王曰谘，谘女殷商。女炰烋於(yu) 中國。……內(nei) 奰於(yu) 中國，覃及鬼方”【34】。《尚書(shu) ·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於(yu) 土中”【35】。《梓材》“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yu) 先王肆”【36】。此時周人自稱其居地為(wei) “西土”。《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弗迓克奔，以役西土”【37】。《康誥》“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yu) 上帝，帝休。我西土岐周……”【38】。《酒誥》“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我西土棐徂邦君……不腆於(yu) 酒。我文王在西土……”【39】。

至周公和成王克商踐奄之後，於(yu) 雒邑“宅茲(zi) 中國”，“中國”始指周人居地，以成周雒邑為(wei) 天下之中。《國語·鄭語》記載西周末年鄭桓公問史伯，史伯的回答是成周“南有荊蠻……北有衛、燕……西有虞、虢……東(dong) 有齊、魯”【40】，就是以成周為(wei) 中心向南、北、西、東(dong) 四方展開的。“東(dong) 國”“南國”雖與(yu) 周人心目中的“我土”存在政治地理概念上的差別【41】；但其還是作為(wei) 地理概念出現的。“中國”的含義(yi) 雖較前有所豐(feng) 富【42】，但春秋戰國時期仍多作政治地理概念理解，即其由“天下之中”演變為(wei) 指代中原一帶的諸侯國。【43】《孟子·萬(wan) 章上》:“（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44】此“中國”似依然指國都。中原地區的諸侯國如鄭、韓、魏、趙等，在春秋戰國時常被視為(wei) “中國”。將“中國”與(yu) “蠻夷”“四夷”對舉(ju) ，在《左傳(chuan) 》等文獻中也是常見的。這表明中原華夏部族的居住地是“中國”，而“四夷”則是“中國”周邊的蠻夷戎狄。

當然，“中國”與(yu) “蠻夷”“四夷”的劃分，仍然是地域觀念。春秋戰國時，楚和吳、越，甚至齊和秦，常常被不加區別地一概視作蠻夷。如秦穆公在晉使叔虎、齊使東(dong) 郭蹇使秦請見時，辭曰：“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wei) 諸侯笑。”【45】秦孝公時“河山以東(dong) 強國六，與(yu) 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秦僻在雍州，不與(yu) 中國諸侯之會(hui) 盟，夷翟遇之”【46】。公孫衍謂義(yi) 渠君之言有“中國無事於(yu) 秦”【47】，範睢對秦昭王之言也有“王若欲霸，必親(qin) 中國而以為(wei) 天下樞”【48】。這裏的“中國”均指東(dong) 方六國，是地理概念而非族群意涵。由於(yu) 秦人“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49】，其地僻處西垂，廁身戎狄之間，所以中原地域的“中國”對其“夷狄遇之”。僻處東(dong) 方的齊國也曾遭受這種歧視。《孟子·梁惠王上》記孟子言於(yu) 齊宣王“蒞中國而撫四夷也”【50】，說明孟子認為(wei) “中國”不包括齊國。《管子·小匡》中齊桓公自述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yu) 孤竹、山戎……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荊夷之國……，而中國卑我”【51】，故而這裏的“中國”指的還是中原地區的諸侯國。然而在麵對戎狄時，秦人的自我認知也是“諸夏”，與(yu) 楚人自稱“蠻夷”似有本質區別。【52】《秦本紀》記述世父立誓“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世父的誓言中戎與(yu) 自身截然有別。秦孝公也因為(wei) “夷翟遇之”而表示“諸侯卑秦，醜(chou) 莫大焉”。秦人的自我認知是“諸夏”，如秦穆公與(yu) 戎使由餘(yu) 的對話：“中國以詩書(shu) 禮樂(le) 法度為(wei) 政……今戎夷無此，何以為(wei) 治，不亦難乎？”【53】顯然秦穆公也是以秦國為(wei) “中國”的。

二、作為(wei) 文化概念的“華”

目前所見，“華”在西周金文中有兩(liang) 類用法：一是作地名或人名用，如“王在華”“師華父”等；二是形容榮耀、美麗(li) 、光鮮，如《詩經·小雅·皇皇者華》“皇皇者華”【54】，即指色彩美麗(li) 鮮明之花。【55】春秋時期已常見“華”與(yu) “夏”係聯，“華”即是“夏”，“夏”亦是“華”。《國語·晉語七》魏絳論伐戎族事，有雲(yun) “勞師於(yu) 戎，而失諸華”，韋昭注曰：“諸華，華夏。”【56】《左傳(chuan) 》定公十年夾穀之會(hui) ，孔子有言“裔（夷）不謀夏，夷不亂(luan) 華”，孔穎達疏雲(yun) ：“夏，中國有禮儀(yi) 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57】《左傳(chuan) 》襄公二十六年，蔡國大夫公孫歸生論“楚材晉用”事，提到成公六年（前585年）晉、楚兩(liang) 國“繞角之役”使得“楚失華夏”。【58】這裏的“華夏”指的也是中原諸侯國。

沈長雲(yun) 先生早有卓論，“華夏”這個(ge) 稱呼源自周人自稱。【59】《尚書(shu) ·君奭》記載，周文王曾“尚克修和我有夏”【60】。這裏的“夏”並不同於(yu) 夏代的“夏”、夏後氏的“夏”。因為(wei) 《尚書(shu) ·立政》中，周公曾明確談到“古之人迪惟有夏”【61】，說明當時周人已經知曉“有夏”為(wei) “古之人”。周人自稱“有夏”，這個(ge) “有夏”就不會(hui) 是建立夏代的那個(ge) “有夏”。周人自稱為(wei) “夏”並沒有更多的深意，“夏”的意思就是“大、雅”。如《方言》記載：“自關(guan) 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wei) 之謂之夏。”【62】由此，周人是借用“夏”表示“大、雅”的本義(yi) 來指代自身，而且也並不是僅(jin) 僅(jin) 指代姬姓周人，而是以姬姓周人為(wei) 核心的克商聯盟。

隨著周人翦商以及其後對東(dong) 方地域的經略，姬姓周人隨即將“夏”這一名號頒授給其分封的各諸侯國。這些諸侯國也樂(le) 於(yu) 接受，“諸夏”“諸華”遂成為(wei) 他們(men) 的代稱和美稱。在周人史詩中，如周王祭祀上帝和始祖後稷的《周頌·思文》中，有“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yu) 時夏”【63】，是說上帝命令對所有諸夏之民，都不要區分彼此。周天子在巡行東(dong) 方諸國時，即《周頌·時邁》“我求懿德，肆於(yu) 時夏”【64】，表示天子想要求得懿美之德，以布陳於(yu) 諸夏。周人史詩中的這些“夏”，指的大都是周人分封的諸侯國。

周人大分封，打破了神州大地過去血緣氏族林立的局麵，以“華夏”為(wei) 主導，在中原及其臨(lin) 近地區形成各族群混居融合的新局麵。西周時期，除了周人、夏人和商人之外，非華夏族群如贏姓、姒姓、風姓和偃姓，還有傳(chuan) 說中的高陽氏和祝融氏的後人等。他們(men) 在當時並非居住在“華夏”之外，而是長久以來與(yu) “諸夏”“諸華”錯處雜居，因而也逐漸成為(wei) 華夏族群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情形，正如宋人歐陽修所言：“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65】

上文提到《國語·鄭語》鄭桓公問史伯，史伯之言描述出，在成周四方的任何一方，均是蠻、夷、戎、狄雜廁華夏族群之間的情態。無獨有偶，《左傳(chuan) 》昭公九年記“王使詹桓伯辭於(yu) 晉”事，也提到周人從(cong) 夏代到其先祖後稷時，“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武王克商後“蒲姑、商奄，吾東(dong) 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66】非華夏族群如蒲姑、商奄，巴、濮、楚、鄧、肅慎、亳等均一直在周人的疆域政治視野之中。由此可見，“四土”地域內(nei) 的“諸夏”“諸華”與(yu) 蠻、夷、戎、狄各族群，都是華夏族群的重要來源。春秋戰國之際，秦國兼並了西方的戎族，齊、魯同化了東(dong) 方的夷人，楚國統一了南方的苗蠻與(yu) “漢陽諸姬”，北方的狄人也大都被晉國兼滅。因此，沈長雲(yun) 先生指出，西周、春秋時期的一大曆史使命，就是將中原地區的“諸夏”“諸華”與(yu) 蠻、夷、戎、狄完全融合在華夏族群之中。【67】諸夏或視之為(wei) 蠻夷的秦、楚二國，也都完成了各自的華夏化。

春秋時期是將天下的邦國分為(wei) “華夏”與(yu) 戎狄蠻夷兩(liang) 個(ge) 類別，兩(liang) 個(ge) 類別的區分在於(yu) 文化水平的高低。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68】從(cong) 孔子的話可以看出，“華夷之辨”的焦點還在於(yu) 文化認同的問題。又《呂氏春秋·慎勢》:“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裏。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裏以為(wei) 國，所以極治任也。”【69】這裏對文化認同提出了“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等三條具體(ti) 標準，即共同文化、共同地域、共同語言。《荀子·正論》雲(yun) ：“彼王者之製也，視形埶而製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楊倞注曰：“即《禮記》所謂‘廣穀大川異製，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製，衣服異宜’也。”【70】華夏、蠻夷之間的區別主要在製度、禮俗、器服等方麵，這仍可以理解為(wei) 文化層麵的差異。是故唐人韓愈雲(yun)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而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71】文化雖然是夷夏之界限但卻完全可以逾越，這也是曆代學者的普遍認識。【72】到孔子的學生子夏時已談論起“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的道理。【73】這就意味著黃河中下遊及淮、漢流域廣大地區的居民，此時在語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製度、禮儀(yi) 文化等方麵已經形成了統一的華夏族群文化。蠻、夷、戎、狄，也由原本用來指稱這個(ge) 地區“諸夏”“諸華”以外族群的稱呼，轉唳為(wei) 周邊族群的稱呼。而“中國”，也從(cong) 所謂“天下之中”一躍而成為(wei) 華夏族群所居住地域的共同名號。

在這一曆史進程中，由於(yu) 周王室的“有夏”與(yu) 其分封的諸侯國即“諸夏”，通過締結宗法與(yu) 姻親(qin) 關(guan) 係，成為(wei) 當時中國的統治集團。因此，隨著時間推移，正統即與(yu) “夏”建立必然聯係。“夏”即是“雅”，“雅”就是“夏”，“雅言”就是“夏言”。《大雅》《小雅》也即是正聲。《墨子·天誌下》引《大雅·皇矣》,“大雅”就被稱作“大夏”。【74】當時演奏的禮儀(yi) 樂(le) 舞也多被稱作“夏”。《左傳(chuan) 》襄公四年的“三夏”，是《周頌》中的詩名，用途是“天子所以享元侯也”【75】。《周頌·時邁》的“九夏”，鄭玄等也認為(wei) 是“頌之族類也”【76】，即讚頌本族的詩篇。“雅言”“夏言”即“正言”。《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shu) 》、執禮，皆雅言也。”【77】各諸侯國在舉(ju) 行禮儀(yi) 活動等場合使用的標準語言，就是“雅言”。【78】從(cong) 這個(ge) 層麵講，“夏”具有政治體(ti) 聯盟與(yu) 共同文化的雙重內(nei) 涵。也正因如此，當這些“諸夏”共同體(ti) ，以分封製為(wei) 基礎與(yu) 土著族群逐漸融合後，這個(ge) 全新的族群共同體(ti) ，得名為(wei) “夏”，得名為(wei) “華”，以至“華夏”，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三、春秋戰國時期“中華”觀念的內(nei) 涵

西周春秋時期“華夏”族群的融合與(yu) 發展，為(wei) 戰國晚期“中華”觀念的出現奠定堅實基礎。北京大學藏秦簡《日書(shu) 雜抄》似為(wei) 此提供了較為(wei) 可靠的新證：

大（太）睪（皞），庚午、辛未、壬申、癸酉·聞憂終吉，聞喜不長，聞兵不至。寇地東(dong) 。（簡39)

赤適（帝），壬午、癸未、甲申、乙酉·聞憂終吉，聞喜不長，聞兵不至。寇地南。（簡42)

黃適（帝），壬辰、癸巳、甲午、乙未·聞憂憂，聞喜喜，聞兵必鄲（戰），必央（殃）。下中華。（簡45)

[□□，丙午、丁未、戊申]、己酉·聞憂終吉，聞喜不喜，聞兵行不至。寇地西。（簡48)

[顓]區（頊），戊午、己未、庚申、辛酉·聞憂終吉，聞喜不長，聞兵不至。寇地北。（簡51)

簡文以東(dong) 方太皞、南方赤帝、中央黃帝、西方少皞、北方顓頊五帝依次分領六十甲子，占測聞憂、聞喜、聞兵的結果。篇中四方帝每一帝所領的十二甲子各以六、四、二個(ge) 為(wei) 一組，三組占辭內(nei) 容各異，而分別與(yu) 其他三帝所領日中對應組別的占辭相同，差異僅(jin) 在“寇地”的方位各隨其帝。五方帝分領六十甲子的現象在秦漢數術文獻中較為(wei) 常見，而“下中華”，與(yu) 四方帝占辭“寇地某方”相對應，指攻克中央華夏之地，【79】似乎可以確定，這裏的“中華”已具有地域與(yu) 文化的雙重指征。

簡文中的五帝，既與(yu) “五人帝”係統不同，也不是純以顏色命名的五帝，其最早見於(yu) 《呂氏春秋》的十二《紀》,《禮記·月令》所載與(yu) 之幾乎全同。【80】《呂氏春秋》的撰作年代在秦統一之前不久，北京大學藏秦簡牘的抄寫(xie) 年代，雖有《禹九策》《祠祝之道》等篇抄寫(xie) 在統一前，但《日書(shu) 雜抄》由用字習(xi) 慣和書(shu) 寫(xie) 風格來看當抄寫(xie) 在統一之後。【81】由此即說明在秦統一前後，“中華”觀念已然產(chan) 生。

自產(chan) 生之時，“中華”觀念的基本內(nei) 涵似即包括以“華夏”文化為(wei) 共同文化標準，以“禹跡”“九州”為(wei) 共同活動地域，以黃帝子孫為(wei) 共同世係認同。前者上文已經述及，這裏再探討後二者。

《史記·太史公自序》雲(yun)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82】因古史傳(chuan) 說是大禹劃定九州，因而作為(wei) 地理概念的“禹跡”又常被視作“九州”的同義(yi) 語。“九州”觀念的具體(ti) 產(chan) 生時間與(yu) 過程，已然於(yu) 史無征。上博楚簡《容成氏》中有大禹治水決(jue) 九州之水的記述【83】,《左傳(chuan) 》襄公四年魏絳曾引《虞人之箴》雲(yun) “茫茫禹跡，畫為(wei) 九州，經啟九道”【84】，可見時人認為(wei) “九州”與(yu) “禹跡”確實存在聯係。《尚書(shu) ·禹貢》，一般認為(wei) 其大約成書(shu) 於(yu) 戰國時期。《禹貢》更是將禹和“九州”係聯在一起的典範，其雲(yun) ：“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85】

考古學者如邵望平等認為(wei) ，“九州”的劃分當有其更早的根源【86】，大約可追溯至龍山文化時期，此後曆經夏、商、西周三代，乃是一種人文地理區係。【87】其大致是以自然地理與(yu) 經濟地理為(wei) 表征的政治地理格局。【88】清華簡《四告·一》簡11所見“氐尹九州，（夏）用配天”【89】，已出現“九州”一語。《四告·一》的內(nei) 容是周初向皋陶祝禱之辭，準此，則“九州”的地理概念或可追溯至周初。清華簡《厚父》也提到皋陶曾輔佐夏啟治理邦國，如果夏時期的皋陶與(yu) “九州”存在聯係，那麽(me) 周初已有禹定九州的說法，也就可以理解了。學者也常引用保利博物館所藏西周共王時期的公盨銘文，其中有“天命禹敷土，（墮）山、（浚）川，乃奏方、（設）征，降民監德”的記述。“敷土”也見於(yu) 《禹貢》所雲(yun)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諸家多從(cong) 馬融所釋讀“敷”為(wei) “分”，“敷土”即所謂別九州。【90】

春秋早期的金文中亦出現禹跡，並將其與(yu) “受國”聯係起來，表現出中華地域一體(ti) 概念的雛形。學者們(men) 經常注意的秦公簋銘文（《銘圖》05370)，其雲(yun) ：“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跡，十又二公。”1978年陝西寶雞太公廟出土的秦公鍾（《銘圖》15565-15569)、秦公鎛（《銘圖》15824-15826)，銘文格式與(yu) 之相似，其雲(yun)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或（國）。’”“鼏宅禹跡”與(yu) “賞宅受或（國）”密切相關(guan) 。秦公銘文記載的主題，均是秦人從(cong) 周天子受封定居於(yu) “禹跡”而立國的事跡。“禹跡”是一個(ge) 大範圍的概念，封國是從(cong) 屬於(yu) “禹跡”的。【91】學者也經常提到，春秋中晚期的金文中，已有“禹”與(yu) “九州”連稱的情況。如著名的叔夷鍾銘文（《銘圖》15555-15556):“赫赫成唐（湯），有敢在帝所，溥受天命，……，鹹有九州，處禹之土。”器主作為(wei) 成湯後裔，鑄銘尊崇夏人祖先禹。商王成湯立國的根基，在其後裔看來，恰是立國於(yu) “九州禹土”之上。這裏的“九州禹土”應是作為(wei) 大略的概念出現的，似表示出與(yu) “天下”相同的意義(yi) 。

不同於(yu) 以往大略的概念，“九州”的記述在戰國以後的文獻中開始與(yu) 具體(ti) 的州名區劃聯係在一起。《尚書(shu) ·禹貢》《周禮·夏官·職方氏》《爾雅·釋地》《呂氏春秋·有始》等多種傳(chuan) 世文獻之外，還有前述上博簡《容成氏》。具體(ti) 州名雖存在一些差異，但是《容成氏》的“九州”說明戰國時期在前代“九州”觀念廣泛流傳(chuan) 的基礎上，將其與(yu) 具體(ti) 的政治地理區劃聯係起來，建構出一種整合式的中華一統的局麵。【92】

以黃帝子孫為(wei) 共同世係認同，也在此時得以奠定。筆者曾簡要討論過“世係”類文獻的追溯與(yu) 生成體(ti) 係，簡言之就是氏→姓→帝。【93】春秋戰國時期的族群交流，使得不同族姓的“帝係”不斷融合、衍生，最終形成以“黃帝”為(wei) 中心的大一統的世係，如《大戴禮記·帝係》《史記·五帝本紀》等。

當然，春秋時期也存在不同的“帝係”敘述，如《國語·周語下》衛彪傒所言，並未將夏、商、西周三代的任一世係往上追溯到某一古“帝”。然而，到戰國時期，如陳侯因敦銘（《銘圖》06080)，已然稱其高祖為(wei) “黃啻（帝）”。陳侯因即齊威王，陳氏為(wei) 媯姓，是舜帝後代。【94】因此，戰國銘文中已明確可見由“氏”（陳）而“姓”（媯）以至於(yu) “帝”（舜帝-黃帝）的實例。《國語·晉語四》中司空季子論“黃帝之子二十五人”，更是將包含姬姓周人始祖在內(nei) 的12姓均已上溯至黃帝。【95】周人先祖依此說，與(yu) 黃帝建立血緣關(guan) 係，這本身即是中華觀念以黃帝子孫為(wei) 共同世係認同情形的上佳體(ti) 現。

先秦秦漢以降的中華民族，是在以中原為(wei) 主要活動地域的“諸夏”“諸華”的基礎上，融合其他非華夏族群形成的。春秋戰國時期為(wei) 塑造“中華”觀念進行的政治與(yu) 文化實踐，基本為(wei) 後世所繼承。西周春秋時期“華夏”族群的融合與(yu) 發展，為(wei) 戰國晚期“中華”觀念的出現奠定了堅實基礎。自產(chan) 生之時，“中華”觀念的基本內(nei) 涵似即包括以“華夏”文化為(wei) 共同文化標準，以“禹跡”“九州”為(wei) 共同活動地域，以黃帝子孫為(wei) 共同世係認同。“中華民族”的稱謂，在今天更加深入人心。出土文獻與(yu) 考古出土實物，讓我們(men) 得以深入理解中華大地上各族群繁衍演化、文明滋長繁榮、文化交流融合的曆史進程。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實現過程，也將伴隨對“華夏”→“中華”族群悠久文化自信的重拾與(yu) 重塑。

注釋
 
1王樹民：《中華名號溯源》,《中國曆史地理論叢》1985年第1期；姚育鬆：《中華：中華觀念的起源和演變》，見鄭文惠主編：《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台北）政大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355頁；王震中：《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的凝聚》,《紅旗文摘》2016年第1期；費孝通等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216頁；晁福林：《從“華夏”到“中華”——試論“中華民族”觀念的淵源》,《史學史研究》2020年第4期；渡邊英幸：《古代中華觀念的形成》，吳昊陽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2西安半坡博物館、臨潼縣文化館：《臨潼薑寨遺址第四至十一次發掘紀要》,《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
 
3陳雍：《薑寨聚落再檢討》,《華夏考古》1996年第4期。
 
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靈寶市西坡遺址廟底溝類型兩座大型房址的發掘》,《考古》2015年第5期。
 
5馬蕭林：《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與社會——靈寶西坡遺址微觀分析》,《中原文物》2020年第6期。
 
6孫波：《聚落考古與龍山文化社會形態》,《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
 
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裏頭工作隊：《河南省洛陽市二裏頭遺址》，見國家文物局主編：《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成果：2018～2020》，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5頁；趙海濤：《營國城郭井井有序——二裏頭都邑布局考古的重大進展與意義》,《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
 
8楊博：《以考古豐富古史：三星堆遺址的啟示與謎思》,《中國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
 
9杜金鵬：《三星堆遺址青關山一號建築基址初探》,《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0趙殿增：《淺談三星堆遺址青關山F1的結構與功能——兼與杜金鵬先生商榷》,《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11趙殿增：《三星堆祭祀形態探討》,《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廣漢市三星堆遺址青關山一號建築基址的發掘》,《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12楊博：《“六王五伯”與“九州十二國”——出土文獻所見戰國時人的史、地認知》，見牛鵬濤、蘇輝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論集》，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256頁。
 
13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本文簡稱《合集》。
 
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小屯南地甲骨》，中華書局，1983年版，本文簡稱《屯南》。
 
15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簡稱《銘圖》。
 
16馮時：《〈保訓〉故事與地中之變遷》,《考古學報》2015年第2期。
 
17齊岸青：《河洛古國：原初中國的文明圖景》，大象出版社，2021年版，第199-230頁。
 
18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19劉慶柱：《曆史上的“天人合一”政治意義》,《當代貴州》2016年第31期。
 
20馮時：《陶寺圭表及相關問題研究》，見劉慶柱主編：《考古學集刊》第19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8頁；何駑：《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級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試探》,《自然科學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1蕭良瓊：《卜辭中的“立中”與商代的圭表測景》，見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編：《科技史文集（十）天文學史專輯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4頁；何駑：《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級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試探》,《自然科學史研究》2009年第3期；馮時：《陶寺圭表及相關問題研究》，見劉慶柱主編：《考古學集刊》第19集，第27-58頁。
 
22潘明娟：《地中、土中、天下之中概念的演變與認同：基於西周洛邑都城選址實踐的考察》,《中國史研究》2021年第1期。
 
23《史記》卷4《周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3頁。
 
24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18-1《大雅·蕩》，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192-1193頁。
 
25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卷15《召誥》，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51頁。
 
26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卷14《梓材》，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43頁。
 
27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卷11《牧誓》，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388-389頁。
 
28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卷14《康誥》，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31頁。
 
29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卷14《酒誥》，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36-438頁。
 
30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卷16《鄭語》，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60-462頁。
 
31朱鳳瀚：《論西周時期的“南國”》,《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32趙永春：《從多民族視角考察古代“中國”觀》,《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0月11日第5版。
 
33王暉：《從何尊銘看“中國”觀念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9月30日第4版。
 
34趙岐注，孫奭疏，李銳校：《孟子注疏》卷9下《萬章章句上》，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954頁。
 
35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24《不苟論·讚能》，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42-643頁。
 
36《史記》卷5《秦本紀》，第202頁。
 
37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卷4《秦策二·義渠君之魏章》，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26頁。
 
38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卷5《秦策三·範睢至秦章》，第172頁。
 
39《史記》卷5《秦本紀》，第194頁。
 
40趙岐注，孫奭疏，李銳校：《孟子注疏》卷1下《梁惠王章句上》，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809頁。
 
41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8《小匡》，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26頁。
 
42據《史記·楚世家》，熊渠曾自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楚武王三十五年伐隨時，又自稱“我蠻夷也”。參見《史記》卷40《楚世家》，第1692、1695頁。
 
43《史記》卷5《秦本紀》，第178、192頁。
 
44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9《小雅·皇皇者華》，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868頁。
 
45晁福林：《從“華夏”到“中華”——試論“中華民族”觀念的淵源》,《史學史研究》2020年第4期。
 
46徐元誥撰，王書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卷13《晉語七》，第411頁。
 
47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56，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664頁。
 
48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37，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664頁。
 
49沈長雲：《華夏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50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16《君奭》，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77頁。
 
51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17《立政》，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90頁。
 
52錢繹撰集，李發舜、黃建中點校：《方言箋疏》，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43頁。
 
53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19《周頌·思文》，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271頁。
 
54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19《周頌·時邁》，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269頁。
 
55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17《居士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92頁。
 
56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45，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466頁。
 
57沈長雲：《華夏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58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14《憲問》，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457頁。
 
59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17《審分覽·慎勢》，第460頁。
 
60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12《正論》，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29頁。
 
61韓愈著，劉真倫、嶽珍校注：《韓愈文集匯校箋注》卷1《原道》，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頁。
 
62顧頡剛、王樹民：《“夏”和“中國”——祖國古代的稱號》，見史念海主編：《中國曆史地理論叢》（第1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晁福林：《從“華夏”到“中華”——試論“中華民族”觀念的淵源》,《史學史研究》2020年第4期。
 
63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12《顏淵》，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436頁。
 
64孫詒讓著，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卷7《天誌下》，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18頁。
 
65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29，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192-4193頁。
 
66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19《周頌·時邁》，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269-1270頁。
 
67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7《述而》，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392頁。
 
68馬衛東：《大一統源於西周封建說》,《文史哲》2013年第4期。
 
69上文簡文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秦簡牘》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283頁，釋文見第284頁。
 
70田天：《海昏竹書“祠祝”簡初論》，見朱鳳瀚主編，柯中華副主編：《海昏簡牘初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55-267頁。
 
71田煒：《論秦始皇“書同文字”政策的內涵及影響——兼論判斷出土秦文獻文本年代的重要標尺》，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所集刊》第89本第3分冊，2018年；翁明鵬：《說睡虎地秦簡〈馬禖〉等篇與北大藏秦簡〈祠祝之道〉的抄寫特點和年代問題》，見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2019秋冬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57-175頁；翁明鵬：《從〈禹九策〉的用字特征說到北大秦簡牘諸篇的抄寫年代》,《文史》2020年第1輯。
 
72《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1頁。
 
73李零：《〈容成氏〉釋文考釋》，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293頁；李零：《三代考古的曆史斷想——從最近發表的上博楚簡〈容成氏〉、燹公盨和虞逑諸器想到的》,《中國學術》2003年第2期；陳偉：《竹書〈容成氏〉所見的九州》,《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
 
74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29，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4196-4197頁。
 
75孔穎達等疏：《尚書正義》卷6《禹貢》，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307頁。
 
76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見邵望平：《邵望平史學、考古學文選》，山東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頁。
 
77劉起釪：《〈禹貢〉寫成年代與九州來源諸問題探研》，見唐曉峰主編：《九州》（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9頁。
 
78周振鶴：《中國曆史政治地理十六講》，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48頁。
 
79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10)，中西書局，2020年版，第111頁。
 
80朱鳳瀚：《■公盨銘文初釋》,《中國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81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15頁。
 
82楊博：《“六王五伯”與“九州十二國”——出土文獻所見戰國時人的史、地認知》，見牛鵬濤、蘇輝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論集》，第239-256頁。
 
83楊博：《新出文獻與先秦“世係”類材料的流傳》,《文史哲》2023年第4期。
 
84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58頁。
 
85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卷10《晉語四》，第333-337頁。
 
86 王震中：《從複合製國家結構看華夏民族的形成》，《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
 
87 沈長雲：《華夏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88 顏世安：《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夏”融合與地域族群》，《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89 晁福林：《從“氏族之人”到“編戶齊民”——試論先秦時期社會成員身份的變遷》，《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
 
90 羅誌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二版），（台北）三民書局，2011年版，第32頁。
 
91 胡鴻：《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與華夏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5-45頁。
 
92 陳恩林：《〈春秋〉和〈公羊傳〉的關係》，《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4期；李龍海：《春秋戰國時期民族分布格局的變遷》，《貴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93 沈長雲：《華夏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馬衛東：《大一統源於西周封建說》，《文史哲》2013年第4期；沈長雲：《從戰國長城的修建論及華夏族共同地域的形成》，《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94 “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見《晉書》卷11《天文誌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92頁。
 
95 “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誌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遊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見《三國誌》卷35《蜀書·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9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