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認識任重兄，已有多年，深知其服膺儒學，頗熱心儒家文化的公益事業，他一手主編《儒家郵報》，已五年有餘，至今已達170餘期。現在出版的《儒生》（第一卷），即是在此基礎上精選出來的若幹文章。《儒生》集刊不依托任何研究機構，純為任重一介書生主持，其秉持的是“公益性、獨立性、民間性”，然而，其宗旨卻頗為宏大——“儒家立場，儒學理念，儒教事業”。可謂立場鮮明，擲地有聲，令人肅然起敬。】



    近年來，隨著儒學研究氛圍的好轉，出現了不少儒學研究刊物，任重先生主編的《儒生》集刊（2011年10月出版）則是最新近的一種。
    
    
    《儒生》（第一卷）主題是近些年來被稱為“大陸新儒家”卻並不怎麽被學院派所認可的三位人物：蔣慶、康曉光、陳明。究其原因，蓋有以也。如所周知，一百多年來，中國思想界雖說形成了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保守主義三足鼎立之勢；但實際上，三足並不平衡，馬克思主義自解放後成了官方的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則在近三十年成為主導社會發展的實際上的意識形態——雖然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一幅被官方壓製的形象；相對而言，儒學則一直在左右夾擊中艱難生存。時至今日，源自歐美的自由主義實際上一家獨大，“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已然被國人認為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即其顯例。在此背景下，蔣、康、陳敢於基於儒學的立場和資源，麵向中國現實問題建言，蔣、康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挑戰民主的“神聖性”，這確屬難能可貴，體現了思想的獨立和勇氣。或許正是這一點，頗為符合《儒生》集刊從現實問題入手，發掘儒學之思想資源的立場和關懷。
    
    
    蔣慶闡發“政治儒學”，康曉光鼓吹“現代仁政”，陳明論述“文化儒學”，所有這些命題都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試圖為中國當代政治與社會生活立大經大法。三家的相關理論設想，都有專著表達。該書所收錄的是“大陸新儒家”的內部爭論以及外部各界對之的評論。就內部爭論而言，有陳明對蔣、康及他本人的分析與比較。據陳明，蔣關注“中國性”的喪失與重建，康關注的是“民族複興”，陳關注的是儒學在當今如何才能有效，由是而各自發展不同的理論構想及其實現其目標的方案，蔣、康主張“儒教國教化”，陳主張“公民宗教”。陳明自謂蔣、陳、康約略體現了儒學的正統派、保守派和改革派。再者，有蔣慶對康曉光《仁政》一書的評論，謂此書洞悉中國國情，既有韓非子的滔滔雄辯，又有馬基雅維利的冷酷無情，但背後卻藏著一位儒者的仁愛之心；又謂康的這種基於事實的理性分析來論述儒學的時代課題，較之他本人的“形而上”的論述，似更能讓當代中國人理解今日重建儒教的意義。言辭之中，不難看出蔣對康的心心相惜。
    
    
    該書收錄更多的是外界對大陸新儒家的評論。就外部對三儒的評價而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冼岩對康曉光“新保守主義”的長篇評論，題為《二十一世紀來自中國的理性聲音》。是文分析了康曉光“新保守主義”的形成經曆及其核心的命題，諸如“政績合法性困局”、“行政吸納政治”、“合作主義國家”、“文化民主主義”、“中國特殊論”、“仁政”與“權威政治”等，庶幾可一覽康氏保守主義的大體。作者還分析了對康氏的幾種批評及其康氏與左右兩派及其保守主義內部的比較，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異議，真可謂康氏“新保守主義”之知己與諍友。再者是餘樟法對蔣、陳的評論，據筆者寡聞，餘氏早先為自由主義中人，後乃服膺儒學尤其是陽明的良知學，為闡發儒學甚至不惜與原先同道論戰。餘氏自謂十分欽佩蔣、陳二人，但對“蔣家儒學”批判最嚴厲的卻莫過於他，謂蔣氏對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的理解存在著諸多誤區。至於其對陳明的批判，則多是借題發揮自己的思想，這倒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自由主義者對儒學的理解。長期以來，中國有很大一部分所謂的自由主義者，隻會栽贓、謾罵和誣枉儒學，卻疏於對自由主義理論本身的研究，因而往往犯有雙重錯誤。職是之故，餘樟法的文章，值得一讀。秋風也同時信奉自由主義和儒學，惜該書隻收錄了他對保守主義的一個簡評，以後或可彌補他本人之思想闡發的文章。
    
    
    儒學在當下應該承擔什麽樣的功能，扮演什麽樣的角色，這是《儒生》所要追問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有人在不同場合再三向我問及，我姑借此機會略表己意。儒學乃“為己之學”，“為己”與“為人”相對，強調的是自得和受用，也可以理解為人們通常所說的安身立命、心靈安頓等，這是任何時空的人都會碰到的問題，儒學在此方麵也頗有智慧。比如，我個人非常欣賞《中庸》“素位而行”一段：“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我常跟學生講，儒家講孔顏樂處，安貧樂道，並不是鼓勵人們去“炫窮”，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人若不能“安貧”，又焉能“安富”？現代許多“富二代”、“暴發戶”、“北京磅”的行為，不就是最好的證明麽？說到底就是缺乏教養，缺乏包括儒學在內的人文學的熏陶。這是個體身心修養的一個例子。
    
    
    如果談得大一點，如“大陸新儒家”所關注的政治問題，竊以為，儒學應該基本認可諸如自由、人權、公正、法治、平等、民主等基本價值理念，而且，據筆者的研究，儒學跟這些理念也並非背道而馳。我們姑且不談儒學能不能“內在地”開出“新外王”這個老問題，因為已經不可能有未來的經驗給予證明；但是，近一百年來的儒家不斷接納自由、人權、民主的事實是否可以說明，儒學最終可以開出“新外王”。即是說，把自由、人權和民主等價值理念納入自己體係中的新儒學已然成為儒學傳統的一枝。從儒家義理來說，儒學的很多觀念也與所謂現代的價值理念相契，比如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實質上也蘊含了自由主義所謂個體權利優先性的觀念。再如儒家所謂“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的表述，也蘊含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分而治之的觀念。筆者以為，在所有的傳統資源中，儒學既可順利接納自由主義的自由、人權、法治等基本理念，亦可接納社會主義的公正、平等等基本理念。這當然不是高攀自由主義等理論來自抬身價，而是我相信，人類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時，確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自由主義等理論本身存在諸多問題，不需要藉它們自抬身價。
    
    
    總之，筆者以為，儒學當今的課題，實際上就是一百多年來儒家追求的目標，即如何吸納自由、人權、公正、平等、法治、民主等基本價值觀念的同時，也保留儒學傳統的教化與仁政理念，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一套不同於西方政黨政治的政治模式。源自西方的左、右兩派都安於各自的“絕對真理”和“普世價值”而不可能有什麽思想創新，所以“可大可久”、“因時損益”的儒學應可有所作為。基於以上看法，我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大陸新儒家”的思想嚐試，但對其反自由民主的論說和所謂的“中國特殊論”，則持謹慎的保留態度。我們應當承認，自由和民主在某種程度上確為“共法”，但我也十分反感以“自由”和“民主”之名號來說事，這是“以理殺人”，自由民主的理念一定要容許反自由反民主的聲音，就此而言，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必須反思。此外，我雖不讚同康曉光所謂的“中國特殊論”，但卻十分欣賞他從中國現實問題來研究国际1946伟德，而不是拿一些概念來反套中國問題，概念當然有規範的功能，但不能本末倒置。
    
    
    當然，義理歸義理，我猜想《儒生》更為關注的恐怕是操作性的問題，即到底如何做，儒學在當今到底扮演一個什麽樣的角色？就此而言，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盡可能擴大儒學的教育。可是這也有問題。現在一些學者動輒即言推廣“四書五經”，那是不知者之言，即便是一個儒學的專業研究者，吃透“四書五經”，那恐怕也是一輩子的事，所以一定要精選，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所以在曆史上獲得巨大成功，原因蓋在於此。個體行為與文化模式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就個體而言，我當然不會幼稚地認為凡是接受儒家教育的就會變成一個好人，但是從總體上來講，我絕對相信，儒學的推廣有利於促使整體國民素質的提升。
    
    
    其二，由於閱讀有限，我不知道蔣慶和康曉光主張的“儒教國教化”中的“儒教”何指？我基本讚同這樣一種觀點，儒學雖具有“宗教性”，具有部分宗教的功能，但卻不是宗教。不過，儒學可以模仿佛、道、耶、伊那樣建立一些廟宇，作為大眾觸摸儒學、祭拜孔子的公共場所，同時成立法人社團，接受社會的捐贈，用於公益活動。也可向耶、伊兩教那樣，每周由學者定期向公眾“講經說法”，聽眾免費自願；至於學者報酬則可從社會接受來的捐贈中支出。這其中，起初需要有官方的扶持，但更多的則應依靠民間的力量。我覺得台灣的“人間佛教”是個成功的案例，儒家在此方麵可以好好學習。至於“儒教國教化”，似既無可能，亦無必要。雖然如此，我仍主張各方麵都有人去嚐試，去論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比較符合儒家“和而不同”、“道並行而不悖”的理念，這也是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大陸新儒家”所作的嚐試的理由之一。
    
    
    回到《儒生》，總體上看，該刊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就其內容而言，現實性強，主編不滿於一種旁觀者式的儒學研究，倡導儒學切入現實問題，在時代課題的討論中發展儒學的生命力。這也是該書最為鮮明的特色。相信主編以後還會延續這樣的編輯思路。這就引出第二點，以當今的儒學運動和論辯為研討中心，“大陸新儒家”是首卷討論的重頭戲，主題鮮明，閱過此書，對“大陸新儒家”的方方麵麵，庶乎可以知其大概。第三，就其形式而言，不受“核心期刊”字數規範等限製，文章風格多樣，可長可短，作者似更能暢所欲言，自由表達思想。因此，許多文章讀後，頗能發現諸多思想的亮點。當然，特點亦往往蘊含了短處：其一，過分強調了儒學直接介入現實問題尤其是政治，這對儒學的發展不一定有利，此非三言兩語能言也。其二，對當代儒學的討論，似乎也不必局限於所謂的“大陸新儒家”幾位。其三，所選文章雖然對“大陸新儒家”有同情者有批判者，但總體上看，幾乎都是同道中人，因此，其批判的意義自然會有所減弱。總體而言，筆者的淺見是，在堅持現實性的基礎上（這是區別於眾多儒學刊物的特色，應堅持），以後可適當收錄儒家義理本身的研究文章，對當代儒學思潮的選取也可放寬，這樣更能讓讀者了解當今儒學之全貌。
    
    
    儒生在曆史上是什麽角色，在今天是什麽角色，應該扮演何種角色？——這確實是值得每一位儒者深思的一個問題。相信《儒生》會走出自己的一條獨特之路，願以此與編者共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儒生》（第一卷），任重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11年10月出版。


    （原文載《博覽群書》2012年第6期，刊發時或略有刪改，此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