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儒佛融通看中華文明的五大特性

作者：王頌（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二十日辛卯

          耶穌2024年5月27日

佛教初傳(chuan) 中國，如何與(yu) 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中國思想、文化和禮俗相適應、相結合是一種挑戰。早期文獻《牟子理惑論》說：“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wei) 背五經而向異道。”（《弘明集》）對此，佛教徒不得不作自我辯護，自《牟子理惑論》始，《弘明集》中充斥著護教文字。如孫綽《喻道論》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nei) 名之耳。……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為(wei) 義(yi) ，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為(wei) 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wei) 首尾，其致不殊。”（《弘明集》）魏晉南北朝時期還出現了大量由漢地佛教徒創作的“疑偽(wei) 經”，宣揚佛教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一致性，如《提謂波利經》講五戒與(yu) 五常、五行相通，《梵網經》提出“孝名為(wei) 戒”，都是典型事例。概略而言，這一時期的佛教徒以儒釋二家相比附，不外乎是為(wei) 了給佛教謀求在漢地生存的空間，辯護的成分更重。

隨著時間的推移，佛教與(yu) 儒家思想在潛移默化中獲得了自然的融合，主要體(ti) 現為(wei) 佛教心識觀與(yu) 儒家心性說的結合、佛教佛性觀與(yu) 儒家性善論的結合、佛教二利觀與(yu) 儒家修齊治平說的結合。

心識觀與(yu) 心性說的結合

儒家強調心的作用，體(ti) 現於(yu) 對道德自覺的重視。古文《尚書(shu)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宋儒以之為(wei) 堯舜以來所傳(chuan) 的聖人心法。自子思、孟子以來，倡言慎獨。《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性”秉承自天，人人具有，將之發揚光大就是“道”，依照“道”曆練就是“教”。人的內(nei) 心世界深微而不可測，隻有自己才能察覺，故而君子不能因為(wei) 別人不知曉就放縱自己。《孟子·盡心上》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ang) 其性，所以事天也。”又說：“萬(wan) 物皆備於(yu) 我，反身而誠，樂(le) 莫大焉。”

佛教同樣重視心意識的作用，在佛陀和部派佛教時代就已經形成了以“識”為(wei) 業(ye) 報輪回的主體(ti) ，為(wei) “十二因緣”核心的思想。到大乘佛教階段，又明確提出了“心生萬(wan) 法”“三界唯心”的主張。大乘瑜伽行派繼承發展了部派的心識說、種子說，提出“唯識無境”說。自禪宗起，佛教徒自覺地將儒釋兩(liang) 家的心性與(yu) 心識說相結合，提出“佛語心為(wei) 宗，無門為(wei) 法門”“以心傳(chuan) 心”“明心見性”等著名的主張。如《壇經》雲(yun) ：“一念心開，是為(wei) 開佛知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隻汝自心，更無別佛。”這些主張又對宋明儒產(chan) 生了影響，盡管它們(men) 是以被批判的方式得到的繼承和發展。

佛性觀與(yu) 性善論的結合

盡管佛性說以《涅槃經》等大乘經典為(wei) 理據，但道生之所以能“孤明先發”，在大本《涅槃經》傳(chuan) 入前就提出了“一闡提人皆可成佛”的主張，固然有其對大乘佛教慈悲平等精神的領會(hui) ，但也不能說沒有受到儒家性善論的影響。《孟子·告子上》雲(yun)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yi)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明確指出了“性”的普遍性和內(nei) 在性。上文提到《中庸》主張人人生而具有秉自天命之性，《孟子》則主張“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堯舜之性，人人生而具有，並不神秘，“亦為(wei) 之而已矣”，隻要去踐行就可以實現，“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按照堯舜的方式言行，就是堯舜；按照桀紂的方式言行，就是桀紂。這些都為(wei) 眾(zhong) 生皆內(nei) 具佛性的思想奠定了文化土壤。故而在漢傳(chuan) 佛教的傳(chuan) 統中，一乘佛性說始終是主流，源自印度的“五性各別說”則難以獲得接納。

二利觀與(yu) 修齊治平說的結合

漢傳(chuan) 佛教尤為(wei) 強調出世與(yu) 入世不二、自利與(yu) 利他不二的思想，這也受到了儒家重視人倫(lun) 日用、倡導修齊治平的影響。道生《注維摩詰經疏》說：“夫大乘之悟，本不近舍生死，遠更求之也。斯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實，為(wei) 悟矣。苟在其事，而變其實為(wei) 悟始者，豈非佛之萌芽，起於(yu) 生死事哉？”這是將儒家“未知生焉知死”與(yu) 大乘佛教“生死即涅槃”的思想予以了結合。又儒家強調社會(hui) 責任感和曆史擔當，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而慧能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強調利樂(le) 有情、覺悟人生。又儒家提倡忠恕之道，所謂“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而澄觀《華嚴(yan) 經隨疏演義(yi) 鈔》說“六度等行，以為(wei) 自利；四攝等行，以為(wei) 利他。……自他諸行，皆同一體(ti) ，互相助成”，強調自利與(yu) 利他相輔相成。上述思想經太虛法師予以提煉總結，提出“人間佛教”的思想，即“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

佛教徒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弘揚

近代以來，佛教徒對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文化更表現出高度認同，對佛教作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的一部分有了高度自覺。

一方麵，他們(men) 宣揚儒佛同為(wei) 東(dong) 方文化之根本，以此抵禦西方文化的侵蝕。如唐大圓說：“東(dong) 亞(ya) 文化之根本二：一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之醞釀，而有生民未有之孔子出，以集其大成；一經婆羅門教勝論、數論等，奇偉(wei) 超軼之思想，互相陶煉，彼此取舍，而有出類拔粹之釋迦起，以成其正覺。兩(liang) 派並興(xing) ，輝映同時，一華一印，豈其偶然。”（《泰戈爾與(yu) 佛化新青年》）另一方麵，他們(men) 將中國文化突出的親(qin) 親(qin) 尊尊、重視家庭和親(qin) 情的精神視為(wei) 儒釋二家共同的傳(chuan) 統。如太虛說：“篤於(yu) 內(nei) 行，發為(wei) 倫(lun) 常之德。世界人類，近而家庭，遠而社會(hui) 、國家，應當為(wei) 如此即如此，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盡其道。立身處世，先須保存德行，擴充理性，各安其分，各適其宜，人到恰好地位，使人類有人類之道德，異於(yu) 禽獸(shou) ，方有人生之真價(jia) 值。故曰：孔子之道，為(wei) 人生在世最正當之辦法。”（《佛法與(yu) 孔子之道》）

如果說太虛法師被公認為(wei) 近代佛教“改革派”領袖的話，那麽(me) 印光法師則在更普遍意義(yi) 上被視為(wei) “保守派”的代表。他在其著名的“淨土廿四字箴言”中同樣推崇“敦倫(lun) 盡分”，其言曰“敦倫(lun) 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zhong) 善奉行；吃素念佛，求生西方”。

其中“敦倫(lun) 盡分，閑邪存誠”完全概括提煉自儒家，特別是《中庸》的思想。《爾雅·釋詁》雲(yun) ：“敦，勉也。”《疏》雲(yun) ：“敦者，厚相勉也。”“倫(lun) ”自然指五倫(lun) ，“分”指本分。《中庸》雲(yun)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周易·乾·文言》曰：“閑存其誠。”孔穎達疏雲(yun) ：“閑邪存其誠者，言防閑邪惡，當自存其誠實也。”儒家重視“誠”，《尚書(shu) ·太甲》雲(yun) ：“鬼神無常享，享於(yu) 克誠。”《中庸》雲(yun)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雲(yun)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wei)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yu) 天地參矣。”對此，宋代的淨源法師就有言，“夫儒典之述誠明，猶釋教之談寂照焉。彼以聖人自誠而明，類妙覺即寂而照矣；賢者自明而誠，比等覺即照而寂歟。斯皆為(wei) 教不同，而同歸乎善者也”。印光與(yu) 淨源可謂一脈相承。

“諸惡莫作，眾(zhong) 善奉行”，語出《增一阿含經》，更因白居易和鳥窠禪師的對話而廣為(wei) 人知。按照印順法師的考證，“此偈頌於(yu) 諸戒本有說，是作為(wei) 一切佛的教誡，所以稱為(wei) ‘七佛所說通戒偈’。依佛法的意趣來說，這些偈頌——一偈、三偈，或者多偈，是被傳(chuan) 說為(wei) 七佛所說的（佛佛道同）波羅提木叉”。（《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可見就狹義(yi) 而言，這八個(ge) 字可以理解為(wei) 對佛教戒律精神的概括；而“敦倫(lun) 盡分，閑邪存誠”如上所言是儒家對個(ge) 人操守和社會(hui) 規範的總結。由此可見，印光自覺地將儒釋二家的思想予以會(hui) 通，以之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一貫之道。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文明具有五大突出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對傳(chuan) 統文化進行了精準提煉和係統總結。結合儒釋二家曆史上展現出的這種高度融合的實例，我們(men) 或許能對五大特性的論斷有更深的認識和領會(hui) 。“佛教產(chan) 生於(yu) 古代印度，但傳(chuan) 入中國後，經過長期演化，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yi) 習(xi) 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中華文明並未因佛教的傳(chuan) 入而發生斷裂，正相反，她不但保持了連續性，還展現出了強大的包容性和極大的創新性，在合理地吸收以佛教為(wei) 載體(ti) 的外來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同時，以其統一性使後者不斷發生演變，最終成為(wei) 了其自身傳(chuan) 統的一部分。同時，佛教作為(wei) 和平使者，遠傳(chuan) 日、韓和東(dong) 南亞(ya) 如越南等國家和地區，在傳(chuan) 播中國文化的同時，促進了各國人民的和平、友好交流，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和平性。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哲學社會(hui) 科學領軍(jun) 人才項目“人間佛教的海外傳(chuan) 播研究”（23VRC005）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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