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人：侯小兵（新浪微博@柳夫人門下走狗）



1. 【儒家介入公共治理的展開路徑】修身—齊家—仁裏—治國—平天下。修身是培養自己的君子人格與士紳精神。齊家為和睦家庭。仁裏為構建地方社會，組織社會自治，在這個過程中傳播儒學、積累儒家的公共治理經驗。治國—平天下，讓儒學成為國家憲政背後的支撐力量。（2012.6.18）


2. 【傳統社會自治力量微史之民間金融】如果沒有金融管製，民間不會形成優良金融秩序嗎？當然不。在舊時，維係商民之間交易、生產、生活的金融秩序，向來是民間社會自發建立的，國家對民間金融基本上不過問，悉聽其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金融管製幾乎空白，商人開設票號甚至連向政府備案都不需要。（2012.3.18）


3.【春秋有義戰】春秋時代，一些戰爭還保留著義戰的性質。這可以從兩個層麵進行考察：一、就征戰的目的而言，義戰是以兵代刑，以戈止武，以武力維護、恢複禮治秩序，比如攘夷尊王。二、從戰爭的形式來說，交戰雙方居然都遵守著古老的軍事禮儀，比如不乘人之危，成語“退避三舍”說的就是貴族戰爭的禮法。（2012.3.18）


4. 【皇權不下縣】對於傳統社會，有人認為存在一個“皇權不下縣”的治理結構，即國家權力延伸到縣為止，縣以下廣大區域由士紳、宗族、鄉約等社會力量自治。也有人不承認有什麽“皇權不下縣”，國家權力實際上通過編戶齊民、保甲、裏甲等半官方組織，深深滲透入村莊，士紳也有跟官方穿同一條褲子之嫌。平心而論，我認為“皇權不下縣”的治理結構是存在的，即縣域下的社會自治空間是存在的，但國家權力也確實通過半官方組織對基層治理施加影響，不過這些半官方組織的權威是微弱的。概括地說，傳統的基層社會治理是多中心的，眾多的民間自發組織與半官方組織共同構成了多個治理中心。傳統社會沒有一個類似於村鎮政府的治理中心。地方的治理權力分散在多個中心，其權力邊界都是有限的，比如承擔村社救濟功能的有社倉，溝通國家權力的有保甲、裏甲等權力經紀，維持鄉土秩序的是士紳、宗族、鄉約及禮俗，提供糾紛仲裁的有文會、族長、耆老等，村莊大事還有公議大會。(2012.3.16)


5. 【傳統社會自治力量微史之禮俗】禮俗即習慣法。對於民眾而言，地方的、民間的、自發的、傳統久遠的禮俗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在禮俗調節下，人們的合作、交易、糾紛仲裁，均可形成合理的製度、規則，而不需要國法出麵幹預。禮俗構成了一道有效隔離皇權滲透的屏障，有了這道屏障，社會的自治才成為可能。（2012.3.15）


6.【儒家反對與民爭利】儒家反對與民爭利、主張藏富於民。包含有三個層麵：一、反對征收重稅，“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二、反對官與民爭，“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三、反對國與民爭，“設法奪民（指王安石搞國進民退之變法），害甚於加賦。”（2012.3.13）


7. 【曆史分期1】從大曆史變遷的角度來看，中國曆史可分為三期：封建製時代、漢製時代與近代，中間夾著兩個半大轉型期。從封建製瓦解到漢代，是第一個大轉型期：周秦之變。它始於春秋，終於漢製（不是秦製，而是秦製與儒家的混合製）建立，在這一轉型期，士階層從封建結構中釋放出來，最終形成了士族。(2012.3.13)


8. 【曆史分期2】從科舉製設立開始，中國社會進入第二個大轉型期：唐宋之變。它始於隋唐，定型於宋代。在這一大轉型中，原來的士族消亡，發達的科舉製締造了另一個新的社會中堅（中間）階層：士紳集團。中國社會從門閥—貴族社會進入平民—士紳社會。第一個大轉型曆時600百，第一個大轉型也曆時400年。(2012.3.13)


9. 【曆史分期3】從晚清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開始，中國社會進入近代，這也是一個尚未完成的大轉型期：古今之變。這個大轉型甚至可以從明末的自由經濟發育及儒家對傳統皇權專製的深刻反省算起，隻是給橫插進入的滿清部族專製統治中斷了，到晚清太平軍興後，因士紳覺醒與西學東漸，才接上明末前緒。(2012.3.13)


10. 【曆史分期4】概而言之，第一次社會大轉型——周秦之變，封建貴族退場，但儒家最終造就了一個新的社會/政治中堅，士族。第二次社會大轉型——唐宋之變，門閥士族消亡，但儒家又締造了一個新的政治/社會中堅（中間）階層，士紳。第二次社會大轉型——古今之變，儒家士紳被清場，新的社會中堅至今難產。(2012.3.13)


11. 【黃金時代】在我看來，中國思想史的黃金時代隻有兩個，一是春秋—戰國時期，一是晚清—民國時期。春秋—戰國是封建製瓦解而秦製將立未立的大轉型期，士階層崛起推動官學進入民間進而引發思想大爆炸。晚清—民國是皇權專製退潮而近代潮汐拍岸的又一大轉型期，士紳覺醒，紳權日張，西學東漸，格局開放。（2012.3.12）


12. 【人治】荀子說，“有治人，無治法。”這句話常被解讀為“人治”的主張，而“人治”在現代人的觀念中，似乎已是完全的政治不正確。但我還是要為“有治人，無治法”一辯。這句話乃是強調，“良法”離不開“君子”的創製與維護。好製度固然重要，但好製度從何而來？顯然，她需要君子們去推動、去促成。(2012.3.11)


13.【晚晴立憲派士紳】晚清社會有兩大特點，一是士紳覺醒，紳權日張；二是國門漸開，西學湧入，在這個背景下，立憲派士紳、紳商迅速崛起，而資政院的民選議員即由各地士紳、紳商組成，這些士紳既秉承了儒家君子的抱負、修養與操守，也了解西方憲政的技藝，因而他們很快適應了議會政治，又恪守著士大夫清議的直道傳統。(2012.3.11)


14. 【我解桃花源】陶淵明《桃花源記》是一篇反映古人對“自由社會”之理解的寓言。理想的自由社會形態就如桃花源：國家的影響減至最低程度，社會由自發秩序自治。桃花源之與世隔絕，乃是象征將國家權力區隔在外，所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遠離國家權力的人們則通過自治建立起“怡然自樂”的治理秩序。（2012.3.6）


15.【晚晴的三條憲政脈絡】仔細觀察晚清政治，可梳理出三段自發演化的憲政脈絡：一、宋儒為朋黨正名→明末士子結黨→清末學社如雨後春筍→政黨政治；二、儒家虛君思想→明末王船山提虛君立憲→立憲確立為清末新政目標→虛君憲政；三、儒家的清議傳統→明末黃梨洲設想學校議政→清末設立資政院與諮議局→議會政治。（2012.3.5）


16. 【傳統社會自治力量微史之士林】由於明代君主跟儒家士大夫對立嚴重，部分士子放棄了“得君行道”的宋儒式理想，掉頭向下，麵向民間，展開社會改造，包括開書院、設講會、興鄉約、建宗族。晚明民間書院十分發達，士子借講學議政蔚然成風。黃宗羲設想將學校改造成議會性質的議事機構，可不是憑空幻想。（2012.3.3）


17. 【傳統社會自治力量微史之紳商】晚清的商人發生了一個深刻的變化，即士紳與商人合流，結成一個新的群體——紳商，這不僅表明原來的四民觀念與社會結構被打破，更意味著接受了士紳理想的商人群體，正在從逐利的理性經濟人變成具有政治自覺的社會新秩序構建者。事實上紳商正是領導晚清變革的主要力量。晚清紳商乃是具有政治自覺的社會新秩序構建者，顯赫者如張謇，固然是立憲運動的領袖；平凡者也多以“商董”、“店董”的身份，成為領導地方自治特別是市鎮治理的主要力量。紳商領導的公所、行會、商會，也不僅是行業內部自治的機構，而是廣泛介入城市公共治理。（2012.3.2）


18. 【明清專製程度微比較之二】明代盡管皇權高度集中，畢竟還保留若幹具有約束皇權性質的製度，如六科給事中尚有“科參”之權，即皇帝詔書必下六科，給事中如持反對意見，可以駁回；清代雖設給事中，但對朝廷詔旨，已無權封駁。又如，明代尚有“廷推”之製，而清代的用人大權，則全歸皇帝。（2012.3.2）


19. 【傳統社會自治力量微史之農會】許多人可能以為工農革命後中國才有了農會，之前的農民是一盤散沙，其實清末新政，清政府已製定和頒布《農會簡明章程》。而早在晚明，浙江已有農民“結夥會盟”。清代的佃農普遍有了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叫“佃兵”、“佃長”、“田兵”，他們結盟抗租。有點想不到吧？(2012.3.2)


20. 【廟堂是之，天下非之】當下確已呈現出「廟堂是之，天下非之」的晩明景象。上麵高調重提雷鋒精神以圖挽回道德頹勢，但雷鋒在網上卻受到前所未有的嘲諷。這不是人們在嘲弄善的符號，因為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民間誌願者活動正在凝聚善的信仰。這是官民的斷裂。雷鋒精神的核心不是好人好事，而是螺絲釘。顯然人們已不想做螺絲釘了。（2012.3.1）

21. 【傳統社會自治力量微史之會館與公所】興起於明代的商業組織，晚清時尤為發達，這是中國商人群體在缺乏國家法律保護的情況下展現自治智慧的結晶：“官之於商，刻削之而已，困辱之而已民，凡商情之向背，商力之盈虧，置若罔聞，不有會館公所所以維持之，保護之，欲求商業之發達，豈不難哉？”（2012.3.1）


22.【心理攸同方有普世價值】《詩經》有雲：“彼有不獲稚，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這段歌謠之意，可與《聖經》之語互注：“你在田間收割莊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古仁人之心，不分中西。是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方有普世價值。（2012.2.29）


23. 【明清專製程度微比較之一】明代的皇位繼承，需遵循禮法，朱棣奪侄兒皇位，命方孝孺草擬詔書，孝孺拒不草詔。朱棣認為他當皇帝是“朕家事耳”，但這一“家天下”的論調，明儒是不予承認的。清代皇帝卻發明了“秘密建儲製”，實質就是將“國本”當成了皇室的私器，既不受禮法約束，也不容士大臣置喙。（2012.2.29）


24. 【傳統社會自治力量微史之公議製】晚明與晚清時期，許多地方出現了公事會議慣例，乃至形成製度。如明末沛縣，有“邑（州縣）有大事，士子皆得與議”的慣例。清末的一些州縣也形成了公議製度：“照得城鄉地方公事，應由紳耆、保甲、鄉正、族長公同會議。如會議各有偏見，盡可呈告有司，聽候示遵”。（2012.2.29）


25. 【傳統社會自治力量微史之學社】學社意在問政，遠承儒家清議之傳統，發端於晚明東林與複社，至晚清時，更是蔚為大觀。在西學激蕩下，這一士人結社已演化出地方議會之雛形，如戊戌期間譚嗣同在湖南發起的南學會，梁啟超說它“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2012.2.28）


26．【傳統社會自治力量微史之文會】文會是鄉約與宗族之外的重要鄉族自治組織。明清時的徽州，文會很發達，“各村自為文會，以名教相砥礪”。文會既是文人結社，但其功能已有點像基層法院，凡地方發生糾紛，先在族內調解，調解不成，可訴至文會，由文會仲裁。再不服可訴官。而文會的仲裁往往獲官方承認。（2012.2.28）


27. 【傳統社會自治力量微史之鄉約】宋代士紳在推動社會自治上有一個很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創立了超越血緣限製、比宗族更具開放性的自治組織——鄉約。鄉約是完全由民間社會自發、自治的鄉治組織。它通過鄉族共同體內部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達成“一鄉化焉”的地方自治秩序。（2012.2.28）


28. 【傳統社會自治力量微史之宗族】作為傳統社會最重要的自治組織，宗族通過提供認同、福利與秩序，使族人免於直接暴露在國家權力的熱焰之下，故顧炎武說，宗法立而刑清…民自不犯於有司。宗族曾獲儒家“二輪半”構建：漢儒構建了士族，宋儒構建了平民宗族，晚清士紳則將宗族改造成訓練民主自治的典範。（2012.2.27）


29. 【“聖諭六言”與明代鄉約】朱元璋親自編製《大誥》、“聖諭六言”，詔令天下官民之家，宣講“聖諭六言”，誦讀《大誥》。後來講讀“聖諭六言”成了明代鄉約有別於宋代鄉約的一大特色，這是國家對鄉約的利用，它一方麵推動了鄉約在明代的興盛，催生一大批官辦鄉約，另一方麵則導致鄉約逐漸喪失自治的本色，淪為國家的教化工具。（2012.2.25）


30. 【董仲舒的“革命”觀之一】董仲舒說，“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所以，變革（更化）是必須的，“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董氏認為要“掃除”幹淨的舊跡，指秦製。對於強加於人的秦製利維坦，唯有“悉去之”，正常的治理方得以展開。改良派的見識真不及昔日董子也。(2012.2.23)


31. 【董仲舒的“革命”觀之二】董仲舒又說，“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變革是為了恢複大道，道即在自發形成的禮俗秩序中，所以王者應當重建並尊重被秦製摧毀的人倫、道理、教化、習俗，而不是濫用權力企圖去改變、幹預它們。(2012.2.23)


32. 【流氓皇帝朱元璋的製民術之三】限製生員（秀才）的影響力。生員為地方社會之知識精英，常常扮演著“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朱元璋視“生員言事”為挑戰社會穩定的破壞性因素，特別頒布禁例於天下學校：“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秀才）建言”。這一禁止在野士子議政的政策，也為清初皇帝所繼承。(2012.2.22)


33. 【烏村觀察之六】建製派與自由派在爭奪對烏坎事件的解釋。建製派對潛在的烏坎效應深感不安，自由派則一廂情願誇大烏坎選舉的意義。然而他們思想同構，都視傳統組織與機製為現代村治之敵，寄情於在利維坦內部整頓基層選舉，對利維坦本身卻裝作看不見。我輩主張自治，是在利維坦之外，回歸傳統重建社會。(2012.2.22)


34. 【自治與民主】我認為自治比民主更重要。這麽說，不是否定民主，而是因為，如果沒有地方社會的自治，即使民主選舉出來的治理機構，依然將被吞噬進國家權力的垂直係統內。我也不是將自治與民主對立起來，而是說，地方社會要先發展出它的自治架構，即使內部不那麽民主，但還是可以慢慢改造、擴展。（2012.2.21）


35. 【烏村觀察之五】我在上條烏村觀察說“若無自發性權威，將無真的自治”。有朋友幾乎本能地反對：製度比權威更重要。其實這些朋友看不到更深遠一層：現行村治製度雖有自治之名，實則是龐大垂直係統之一部分，這就引出一問題：村自治如何抵禦係統的權力？答：地方社會自發形成的權威方能保持相對的獨立性。（2012.2.21）


36. 【流氓皇帝朱元璋的製民術之二】有人說太祖愛民如子，那就來看看他是如何“愛民”的吧：“凡人民鄰裏互相知丁，互知務業，俱在裏甲。縣、府、州務必周知。市村絕不許有逸夫”；“農業者不出一裏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商人外出經商，“若或經年無信，二載不歸，鄰裏當覺（報告）之詢故”。（2012.2.20）


37. 【烏村觀察之四】在烏坎村及華南許多村莊，村莊內部存在著各宗族的不同利益訴求，以及這些利益訴求之間的博弈，這是當前村莊治理回避不掉的，回避它，它不會消失，隻會以隱蔽方式發生作用。所以最務實的態度是將宗族組織及其整合機製納入公開的村治架構中。最合宜的村自治也即尊重地方社會的治理傳統。（2012.2.20）


38.【 流氓皇帝朱元璋的製民術之一】打擊豪富。“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覆其家。當是時，浙東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太祖“疾兼並之俗，在位三十年，大家富民多以逾製失道亡其宗”（方孝孺）。“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剗削殆盡”（吳寬）。此種情狀，我們一定很熟悉。（2012.2.20）


39. 【烏村觀察之三】領導烏坎村抗爭與選舉的林祖鑾，在我看來，就是一位很接近傳統鄉紳的長者，並在領導抗爭的過程中獲得巨大的權威——這是村治的自發性權威。雖然他以新任村支書的身份被納入組織的垂直係統中，但由於他的權威來源在下不在上，因而具備了一定程度的獨立性。若無自發性權威，將無真的自治。（2012.2.19）


40. 【烏村觀察之二】烏坎村現在的選舉，其實還是按照村民選舉法與組織法的劃一規定走的，宗族的組織資源與機製並沒有正式吸納進來，隻能作為一種“隱權力”發揮作用。這可能為今後的民主運作留下隱患。其實完全可以按照當地習俗，以姓氏為單位選舉出村民代表大會，虛化村委會之權，強化村民代表大會的權力。（2012.2.19）


41. 【烏村觀察之一】烏坎領袖林祖鑾先生說：“（村選舉前）宗族拉票很激烈。各個姓氏都在開會，大的姓氏、小的姓氏都在開會。有人怕，我不怕。我認為很好。”這是很清醒的看法。宗族作為傳統的利益聯合與表達機製，不可回避。村選舉若不因地製宜，尊重地方社會形成的傳統組織機製，民主的結果隻能水土不服。（2012.2.18）


42.【儒法與中國曆史的演進】基於人性惡的預設，可以推導出人需要管製的結論，進而建立一個具有強控製力的政府，也是必要的（法家）。基於人性善的預判，人有仁（相偶）的天性，並由此發展出合群的技藝，那麽推論顯而見：人完全能夠自發地發現與建構合宜的自治秩序（儒家）。法、儒構成了中國曆史的兩極，拉拉扯扯推動著曆史演進。（2012.2.18）


43. 【黨和群】現在我們當然可以中性地看待黨和群，甚至可能很難區分兩者差別。但在孔子說“君子群而不黨”時，群和黨是有著不同道德內涵的，“黨”指向偏袒、營私，所以夫子反對它。到了宋代，黨已成中性詞，但士大夫還是區分了善的結黨與不善的結黨。這一結黨觀，我認為今天還有效。（2012.2.17）


44. 【人權天賦】哈耶克弟子周德偉先生不讚同“天賦人權”之說，因為他認為上天不言，人權乃是人們“一點一滴爭來的”。我相信人權來自人們爭取，更支持“天賦人權”說，天賦說之要旨，並不在其指出人權來源，而是它確立了人權的先驗的價值，用清末鄭觀應的話說，“民權者，君不能奪之臣，父不能奪之子”。（2012.2.15）


45. 【關於黑社會的幾點論斷】1、黑社會是社會空間被國家權力嚴重壓製後的非常反應。乾隆對水手羅教的清剿，恰恰導致了水手羅教從地上走向地下，逐漸演變成青幫。2、消除黑社會，靠不得嚴打，從長遠看，社會清白自組織的發育、發達，可以取替黑社會的諸多功能，這時候，黑社會自己都有了洗白上岸的意願。（2012.2.13）


46. 【主子為什麽重用酷吏】酷吏之受重用，大概是因為他們夠鐵腕，不怕得罪人，能將上峰的權力意誌不折不扣貫徹下去，替主子鏟除異己。如漢武帝時代的司法部長杜周，其執法信條是：“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意思是說，什麽法治不法治，主上的意思就是法。(2012.2.8)


47. 【盛世酷吏無善終】漢初多酷吏，武漢時代號稱盛世，對酷吏尤器重。但酷吏無善終。我統計了司馬遷《酷吏列傳》記述的十多名酷吏，幾乎都沒有好下場：侯封被誅全家，晁錯被殺，郅都被殺，周陽由棄市，張湯自盡，寧成被治罪，義縱棄市，尹齊被判罪，王溫舒自盡，減宣自殺，倒是那個大名鼎鼎的杜周得善終。（2012.2.8）


48. 【曆史細節】蔣廷黻在他的回憶錄中多次提到舊日社會的“鄰裏組織”，鄰裏組織是什麽樣子的？蔣廷黻說，“鄰居之間，也有他們自己的組織，在他們中心設立一個辦公處。如有事端，如匪警等，鄰裏組織的自衛隊就穿上製服，執幹戈以衛桑梓。”這個鄰裏組織，可能是保甲，也可能是鄉約。（2012.2.7）


49.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這句話，一直被視為有愚民之義。學界還為如何斷句爭論不休，為孔子辯解的人主張這麽斷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孔子本意並沒有愚民，反而有教民之義。我原來也這樣想，後看微博上師友之論，又看了周德偉先生對儒學與哈耶克思想的參研，改變了看法。我傾向於認為，這麽斷句符合孔子本意。不能認為孔子有愚民思想，恰恰相反，這反映了孔子的自由觀：對於傳統（禮俗），人們不需要去知道為什麽（知之），隻需要遵循它（由之）。人不可能洞悉傳統的全部奧義，即使聰慧如孔子，對傳統的態度也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012.2.6）


50. 【傳統】對於傳統，我們需要先確立一個邏輯起點——任何民族的人，都是向往自由、追求自由的，因而，任何一個“鬱鬱乎文”的民族，在漫長的曆史演進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習俗、規則、秩序，必然是有利於自由的，至少比任何自命不凡的僭主設計出來的嶄新體係更適合自由生活。傳統，是我們的自由之根。對於傳統，有一種主張比全盤否定更具迷惑性、欺騙性，那就是所謂的「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持此論調者，以為可以精準地區分傳統的哪一部分是好的哪一部分是壞的。而且，他們以為有能力像切割肥肉瘦肉那樣將傳統的「糟粕」剔除出去。他們跟全盤否定傳統論者一樣都是理性自負的文化屠夫！（20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