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猶太教基督宗教之於儒教建設
    作者：傅有德（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宗教學係教授）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發表
    時間：西曆2012年7月5日
    
    
    
    伴隨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國力的極大增強，複興傳統文化的呼聲也日漸高漲，其中尤以儒學的複興為最強音。回顧過去的百年，儒學先因清王朝的覆滅而失去製度依托，後又遭遇“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以及“文革”的大批判，以致成為博物館裏的陳列品（列文森語）或無可依附的“遊魂”（餘英時語）。然而毋庸置疑，儒學畢竟是華夏文明中的主流傳統，曾經長期扮演主導意識形態的角色，具有深厚的曆史積澱和廣泛的社會基礎。今日之中國，信仰弱勢，道德滑坡，文化疲軟與經濟、科技的繁榮強盛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值此之際，儒學應運重登曆史舞台實屬曆史的必然。
    
    然而，在儒學複興的浪潮中卻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其中，尤以排外主義或狹隘民族主義令人擔憂。某些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基督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國各地傳播迅猛，信徒人數劇增。對此，國人必須高度警惕與防範，而複興儒教則可與基督宗教爭奪信仰地盤。在他們的潛意識中，基督宗教仍然是“洋教”，國人信之則在精神上變為“洋人”，背離了祖輩流傳的華夏文化。顯然，這是中國曆史上的“華夷之辨”在心中作祟，是排外主義的表現，而排外主義的另一麵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如果說在中西文化相遇和交匯之初，拒絕包括基督教在內的西方文化，以達到“保種保教”的民族主義目的，是可以理解的，那麽，在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這種排外主義或狹隘的民族主義，無疑應該壽終正寢了。
    
    其實，孔子主張“四海之內皆兄弟”和“天下為一家”，沒有把異族及其文化視為洪水猛獸，不是排外主義的；宋代大儒朱熹援佛入儒，借助“理一分殊，月印萬川”的佛理表達了自己的新儒學——理學。他也不是一個排外主義者。古代的儒家尚不排外，不搞“唯我獨尊”，難道在經過一個多世紀中西文明的全麵會通，普世價值已經日益普及的今天，儒家學者們還不能跨越排外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藩籬嗎？我以為，如朱熹之“理一分殊”以及希克之“實在唯一，宗教多元”的學說所示，儒家或儒學也是分有了同一個終極實在的宗教，是世界多樣化宗教大家庭中的一員。因此，儒教和其他宗教的關係應該是兄弟，而不應該是敵人。
    
    儒教應該複興，也一定能夠複興，因為她為時下物質相對發達而精神異常貧困的中國大眾所需要。盡管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佛教和道教就在身邊，但儒教仍然是相當多中國人的信仰選擇，這是由儒教的深厚傳統、入世取向以及長期形成的民族心理等因素決定的。因此，複興與建設儒教，是當代儒者不可推卸的曆史使命。
    
    世界各宗教發展的曆史告訴我們，沒有哪個宗教是一成不變的。同樣，誕生於農業文明並借助於君主專製而生存和發展的儒教，也沒有任何理由停留在過去，而應該與時俱進，跟上全球化時代的步伐。換言之，此前的儒教都可謂舊儒教，今天儒者們要建設的是一個既與舊儒教密切相關，又反映21世紀精神的新儒教。
    
    那麽，怎樣建設這樣一個新儒教呢？欲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首先確立一種可以接受的宗教觀。目前可以見到的宗教定義不下百種，但綜合起來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和信仰有關的教理，二是和製度有關的組織機構和教規，三是參與有組織的宗教生活的信眾。從第一個方麵看，宗教在本質上是一種神靈信仰和價值體係，其功能在於為信眾提供精神信念和生活之道。在這個意義上，儒學從來就是一種宗教，因為敬天法祖是其一貫的信仰表達，忠孝節義、仁義禮智等，是其一直倡導的價值或生活之道。從第二個方麵看，舊儒教的教職人員（或準教職人員）大致包括各級官吏、儒生、鄉紳，即平素所謂的士紳階層；宗教場所則指以教育和傳播儒教為宗旨的書院，以及擔負禮拜和教化功能的場所，如天壇，孔廟（文廟）、宗族祠堂，乃至各個家庭。辛亥革命之後，與儒教有關的人士、機構、建築均隨著君主製度的滅亡而銷聲匿跡，儒教遂變得殘缺不全。從第三個方麵看，由於百年來歐風美雨的洗禮和無神論哲學、科學主義的流行以及儒教廟堂、禮儀的毀壞，完全意義上的儒教信徒已經不存在了。但實事求是地說，儒教通過文學藝術、曆史、哲學和民間習俗等渠道的傳播，仍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因此，潛在的信眾是大量存在的。這是儒教當興且可興的基礎和前提。至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我們不擔心儒教的信眾基礎，那麽，新儒教建設的主要任務就在於上述宗教觀的前兩個方麵，即教理的製定和組織製度的建設。
    
    我以為，在新儒教的教理和組織製度建設方麵，現代猶太教與基督宗教的做法可資借鑒。
    
    從19世紀初開始，歐美諸國的猶太人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宗教改革運動，及至20世紀30年代，改革大業基本告竣，形成了現代猶太教的各大宗派：改革派、正統派、保守派和重建派。猶太教改革的直接原因是現代性的挑戰，具體表現為現代性與傳統性，普世性與民族性的矛盾。改革的目標是摩西·門德爾鬆提出的雙重任務：一方麵融入西方主流社會，另一方麵使猶太人仍然信奉猶太教而不失其猶太性。改革的具體做法是：在教理上既接受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價值，如“自由”、“平等”、“博愛”、“人權”、“民主”等，又堅持傳統猶太教的核心信條：“上帝、托拉和以色列人”。既從猶太教的《聖經》和《塔木德》中發掘固有的普世價值，如“公平”、“正義”、“愛人如己”，又努力將原本民族性的因素如“以色列的上帝”、“摩西律法”等普世化，以盡量祛除民族性成分而將猶太教轉變成一種“普世的倫理一神教”。這樣做的結果是，改革派猶太教形成了一個融傳統與現代、民族性與普世性於一體的信仰和價值係統，為其信眾提供了在現代社會生活的指南，同時又較大程度地保持了猶太人的猶太性。猶太教的其他派別（極端正統派除外）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改革派影響，有限度地兼顧了傳統與現代、民族性與普世性兩個方麵。當然，猶太教改革派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不同時期的改革派也有差別。盡管如此，以上所述是符合其總體情況的。
    
    反觀中國，自鴉片戰爭至今，中華民族與當年歐洲的猶太人所麵臨的是相似的問題：傳統與現代，民族性與普世性的矛盾。同時，我們希望實現的目標也與當年猶太人的目標大體一致：融入世界民族大家庭而不失中國人的文化認同。既然猶太人在我們之前依靠兼顧傳統與現代，民族性與普世性兩個方麵而成功地改革了猶太教，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他們的目標，那麽，他們的經驗就大有參考的價值。照此思路，我們在新儒教的建設過程中，就可以一方麵將自由、平等、公正、博愛、人權等價值引入儒教的教理，另一方麵堅持儒教原有的核心理念：信仰天神地示和祖先神靈，按照聖人教誨的價值理念修身養性，以實現君子、聖人的理想人格。一方麵承續儒教經典中原有的普世價值，如“忠恕之道”和“五常”之德，另一方麵重新詮釋儒教獨有的理念，賦予其嶄新的普遍意義；如消解“差等之愛”而弘揚“泛愛眾”的學說，使儒教之愛成為普世之愛；祛除“忠”的“忠君”觀念而代之以人際之間的“忠信”；祛除“孝”的“父子互隱”含義而取其“贍養”與“尊敬”之義；如此等等；我想，經過儒教學者的這番詮釋功夫，那些原本屬於儒教自身且帶有個別主義特點的概念將被普遍化為公認的行為準則，一個新儒教的信仰和價值係統將被建立起來。
    
    和具有嚴密的教會製度和團契生活的基督教相比，儒教，包括辛亥革命之前的儒教，的確是組織不健全，活動不規則，信眾很鬆散的。儒教的信仰和價值觀滲透在政治體製、社會組織、宗族關係以及每個家庭生活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稱之為“彌散性宗教”當無不妥。然而，也許“彌散性”可以稱為儒教的特點，但絕不是其優點，因為它不利於儒教的生活實踐和有效傳播。因此，當今儒者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借鑒基督宗教的經驗，消除儒教的“彌散性”，使之成為一個擁有健全的組織機構，專職的教職人員以及規則性教會生活的製度化宗教。這裏所說的基督宗教，不是特指某一個教派，如大一統的天主教或教階分明的聖公會，而是泛指製度完備的基督宗教。所謂借鑒基督宗教的經驗，指的是參考其教會組織、領導機構、神職人員、儀禮教規、團契生活、神學院校等製度層麵的做法。千百年的曆史證明，基督宗教的組織和製度係統是行之有效的，值得當代儒者在建設新儒教的過程中參考和有選擇地采用。
    
    新儒教必然始於中國，終成於世界。她始於中國，因為這既是舊儒教的故鄉，也是新儒教借以成長壯大的豐腴之地。這裏存在著新儒教發育成長的必要條件——儒家學者，儒教領袖和廣大潛在的信徒。但是，新儒教因其不是民族主義的宗教，而是普世主義的宗教，所以不會局限於中國，她必將走向世界，成為教化萬民的世界性宗教。
    
    有人認為，儒學本質上是一種理性主義哲學，不是宗教。那就讓他去研究、講授其儒家哲學吧！
    
    有人認為，儒教和其他中國宗教一樣是非製度化的“彌散性”宗教，而且很讚賞這種“彌散性”特征，那就讓他繼續讚賞並發揮其“彌散性”的優勢吧！
    
    有人認為，儒教是“王官學”，應該成為政教合一之未來中國的國教。那就讓他去倡導和推動好了。至於能否成功，自然會由曆史證明。
    
    有人主張，儒教的發展路徑是建立儒教文化保護區，以保存儒教，發揮其示範作用。那就讓他去做吧。
    
    有人認為，儒教應該成為中國的公民宗教，為每一個中國公民提供價值選擇。那就讓他去宣傳推動公民儒教吧！
    
    還有不少這樣那樣的看法和主張，而且將來還會在儒教陣營內外產生新的看法、主張和派別。這一切都是正常合理的。然而，我們提倡的態度是：擱置爭議，借鑒已有的成功經驗，積極致力於教理和製度方麵的建設,最終建立起一種能夠成為廣大信眾的精神安頓和生活指南的新儒教。
    
    知也難，行尤其不易。新儒教的誕生和成長既有賴於儒家學者的教理建構，更取決於儒教領袖人物的犧牲精神和堅持不懈的親力親為。當然，最終取決於廣大信眾的擁戴和參與。可以預想，新儒教在確立教理，建立組織和製度的過程中，將有眾多信徒群起響應，那時，理念將化為現實。我們期待著一個新型儒教的誕生，並希望她與其他宗教彼此尊重，和睦相處，共同致力於安身立命、敦風化俗、和諧秩序、提升境界的神聖使命。
    
    2012年2月26日草成於香港道風山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