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敘事方式中的中國古代政治生態學

作者：湯惠生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初一日壬申

          耶穌2024年5月8日

2023年8月由中國出版集團東(dong) 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加拿大學者蘭(lan) 德（Brian Lander）的《惟王受年——從(cong) 農(nong) 業(ye) 起源到秦帝國的中國政治生態學》（The King's Harvest:A Politi⁃cal Ecology of China from the First Farmers to the First Empire）一書(shu) （下麵簡稱《惟王受年》），書(shu) 中討論了大約從(cong) 距今一萬(wan) 年前農(nong) 業(ye) 起源到公元前2世紀末秦帝國滅亡的政治權力生態學。作者在書(shu) 中講述了農(nong) 業(ye) 係統在經過漫長的新石器時代發展後，人們(men) 學會(hui) 了馴化與(yu) 種植越來越多的動植物。新物種的培育和馴化增強了人類改變環境的能力，最終不僅(jin) 能豐(feng) 衣足食，還可以用穩定的盈餘(yu) 糧食來培育相應的政治機構。而政治機構的興(xing) 起和發達，又促進了用盈餘(yu) 的糧食養(yang) 活的非農(nong) 業(ye) 人口的增加，最終導致了國家的產(chan) 生和帝國的出現。該書(shu) 是在西方現代理論、觀念和方法中討論中國早期政治生態學，但其敘事方式卻很中國，所以我稱其為(wei) 天人合一敘事方式中的政治生態學。

英語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一詞最早是弗蘭(lan) 克·托尼（Frank Thone）於(yu) 1935年在其《自然漫談：我們(men) 為(wei) 草而戰》（Nature Ram⁃bling：We Fight for Grass）一文中首次提出。20世紀70年代以後，政治生態學隨著發展地理學（development geography）和文化生態學的興(xing) 起而逐漸發展起來。政治生態學以環境與(yu) 生態為(wei) 研究對象，並在生態和環境的背景中討論政治及其經濟問題。

殊途同歸，古代中國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人關(guan) 係為(wei) “天人感應”，認為(wei) 天（自然）和人也是相互交通感應的。《中庸》說萬(wan) 物盡其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yu) 天地參矣”。《莊子·天下篇》說：“古之人大備，配神明，醇天地，養(yang) 育萬(wan) 物，均調天下，澤及百姓。”到了漢代，董仲舒又在前人的基礎上建立了“天人感應”的完整的理論體(ti) 係，如《春秋繁露·觀德》中所說的“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le) 之心，與(yu) 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天地者，萬(wan) 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曆年眾(zhong) 多，永永無疆。”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天人之際，合而為(wei) 一，“以類相符”也。

人神之間猶如天地相隔，二者之間的關(guan) 係是對立的，而宗教的出現就是為(wei) 了天上與(yu) 地下以及神人之間的溝通。作者在書(shu) 中談到中國古代沒有明確的宗教形式，不像歐洲國王，要通過神職人員才能與(yu) 上天交流，“而中國的皇帝卻可以自稱為(wei) 神”。“受年”是商代甲骨文中的用語，豐(feng) 收之謂，有“貞歲商受年？王占曰：吉。東(dong) 土受年？南土受年？吉”“魯受年”等語式的記載。該書(shu) 的譯者之一王澤在《譯後記》中說：“中譯在‘王受年’前麵加了‘惟’，‘惟’可以是無意義(yi) 的發語詞，也可以是‘唯獨’‘僅(jin) 有’的意思。”實際上這種“惟王”在周代金文中就已經是一個(ge) 固定句式了：“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尚書(shu) ·召誥》）。“受命”和“受年”應該是一樣的，都是指來自天賜神授之謂。隻有“王”等同於(yu) 上天的神，也就是“天人合一”，這種“惟王”的句式才能具有其神性的能指，才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所以該書(shu) 的題目《惟王受年》所表達的，不僅(jin) 是中國的古代句式，更是中國古代思維。

《惟王受年》的副標題為(wei) “從(cong) 農(nong) 業(ye) 起源到秦帝國的中國政治生態學”，但從(cong) 英語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的原文是“第一批農(nong) 人”（the First Farmers）。英文的副標題要鮮活好懂得多，講的是最早有一幫種地的農(nong) 民如何最初通過種地不但使自己能吃飽，還能有餘(yu) 糧雇些專(zhuan) 門人來管理自己的生活從(cong) 而讓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最後建立起一個(ge) 帝國來保障一群人，同時也更直指本義(yi) ：隻有農(nong) 民才可以最終建立起一個(ge) 帝國，因為(wei) 隻有農(nong) 人才能積累起必要的盈餘(yu) 與(yu) 財富。全書(shu) 接著從(cong) 容敘述在從(cong) 公元6000年前到秦帝國這樣一個(ge) 長時段，農(nong) 人是如何通過各種經濟活動來塑造政治的，然後又通過政治來發展經濟的。談經濟的時候不免各種枯燥的數字與(yu) 表格，談政治時也難脫俗於(yu) 老生常談，然而當這兩(liang) 者結合在一起時，便起到了化合作用，作者蘭(lan) 德便汲取了天人合一的敘事靈魂，消解了生死之間的對立和人與(yu) 自然之間分離，二元統一的東(dong) 方筆觸陡然變得鮮活而生動：

東(dong) 營遺址中有原始牛、野水牛、獐和麝、獾、貓和野羊的遺骸。直到隨後的龍山時期，馴化的羊和牛的到來之後，馴化動物才取代野生動物進入人們(men) 的食譜。隨著農(nong) 業(ye) 用地的增加，各種動植物開始在這裏棲息。雜草和昆蟲在農(nong) 田裏繁殖，刺蝟、野兔和倉(cang) 鼠也是如此。小鼠和大鼠等齧齒動物從(cong) 聚落中的所有食物分得了一杯羹。麻雀、鴿子和其他鳥類，專(zhuan) 門吃農(nong) 作物及其害蟲。蝙蝠和燕子學會(hui) 了在建築物中棲息，這是捕殺村落周圍活動的昆蟲的絕佳位置。家貓還沒有從(cong) 西南亞(ya) 抵達中國，但野貓經常到人類聚落來獵殺上麵這些小動物。農(nong) 村正在形成自己的生態係統。

動植物考古學家筆下死氣沉沉的植矽石、孢粉和動物殘骸在這裏又重生複活起來。作為(wei) 蘭(lan) 德的博士生導師、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的李峰教授在該書(shu) 的推介語中更加準確和生動地速寫(xie) 出作者筆墨風貌：“在作者近乎詩歌式的語言中，遺址中發現的碳化種子變成了田裏生長的穀物，孢粉遺存變成了山上的樹木，殘骨變成了野外奔跑的動物。”

《惟王受年》的內(nei) 容安排雖然按照時間的順序從(cong) 史前到曆史時期，但敘事模式並非曆史，而是沿著政治結構的演進來展開討論。到了曆史時期，其敘事模式和研究方法更是采用了天人合一的衍化形式二重證據法。曆史時期的政治生態學研究除了引用參考如《史記》《漢書(shu) 》《詩經》《管子》《考工記》等一般漢語曆史文獻外，還涉及到許多古代動植物、物候文獻如《夏小正》《月令》《商君書(shu) 》等書(shu) ，這也是其突出特點之一。作者蘭(lan) 德是加拿大人，漢語並非其母語，但《惟王受年》中大量的動植物研究分析都與(yu) 中國古代文獻中的物候描述相聯係，也就是植物考古方麵的二重證據法，這顯然不是因為(wei) 他古文好，而同樣也是由於(yu) 作者東(dong) 方天人合一思維下的敘事方式：

10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wei) 炭。蟄蟲鹹俯在穴，皆墐其戶。”秋天打的棗子，是唯一能儲(chu) 存過冬的水果。冬天是砍伐野生蘆葦的時候，這些蘆葦能用來鋪屋頂、編籃子。漚麻也在此時，要打去麻葉留下麻莖，在水裏浸透了，使其組織軟化以打出纖維。隨著葉枯草黃，牲畜能吃的草料越來越少，農(nong) 民們(men) 在此時宰殺家畜家禽，也許還得送一頭豬給封君。肉用醃漬的方法調製，或者做成這個(ge) 時候流行的肉醬。11月，“水始冰，地始凍”之時，就得拿出長袍、麻衣和皮裘，沒有這些衣服是挨不過冬天的。隨著天氣轉冷，人們(men) 開始在家中取暖，溫暖引來了蟲豸。“（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室熏鼠，塞向墐戶。”

一年四季人們(men) 生活的變化乃是對自然環境律動的響應，東(dong) 方稱之為(wei) “天人感應”，政治生態學也同樣認為(wei) 是“環境條件的任何變化都肯定會(hui) 影響到政治和經濟現狀”（Bryant,Raymond L.and Sinead Bailey.1997.ThirdWorld Political Ecology.p.28.Routledge）。夏含夷的序中將“天人”之二元既通俗又直白地解釋為(wei) ：“我們(men) 知道了曆史上的得與(yu) 失，我們(men) 至少可以理解一些‘山之性’。明白了山之性，至少能理解一點人之性。”並將其定義(yi) 為(wei) “一個(ge) 關(guan) 於(yu) 關(guan) 中的新故事”。

《惟王受年》中的很多段落似乎是在一種螞蟻搬家或壘磚建房一樣的敘事方式中進行，即從(cong) 小處入手，從(cong) 大處收尾；從(cong) 低處開始，從(cong) 高處終結。譬如在第2章經過漫長的地理、氣候與(yu) 生態、食物生產(chan) 的起源、早期定居社會(hui) 和複雜社會(hui) 的興(xing) 起，以及政治製度如何在城郭形成、社會(hui) 階層如何分化、如何通過戰爭(zheng) 攫取財富、如何逐漸增強汲取自然資源和社會(hui) 盈餘(yu) 的能力等一係列枯燥的數據分析和艱苦的描述後，最終為(wei) 我們(men) 呈上一個(ge) 似乎是不經意搭建的立體(ti) 鄉(xiang) 村景觀的一瞥：

公元前500年，秦國已經占據了關(guan) 中的西周王畿，東(dong) 方的孔子在山東(dong) 默默無聞地教書(shu) 。在過去的1500年裏，農(nong) 業(ye) 又有發展。比起龍山時期，牛、羊更為(wei) 常見。雞從(cong) 南方傳(chuan) 入，與(yu) 豬狗並見於(yu) 鄉(xiang) 間地頭。田間的菜蔬種類繁多，人們(men) 在房前屋後種上果樹、堅果。據我們(men) 所知，牛耕約始於(yu) 此時。

這種研究方式正是我們(men) 所追求的“替死人說話”，或“把死人說活”（張忠培先生語）的模式。顯然也是一種天人合一的表達，王子今教授在推介語中對此有著詩意的評價(jia) ：“作者在解說社會(hui) 與(yu) 環境之間關(guan) 係的演變政體(ti) 與(yu) 環境之曆史的互動時，頗多智慧的思考……自然環境保護意識體(ti) 現出當時涉及‘天人’關(guan) 係的明智理念。我們(men) 看到，與(yu) ‘五穀蕃熟’同時，‘泱漭無疆’的綠色景觀得以存在。‘動物斯生，植物斯止’所表現的自然風景，展現出‘方春蕃萌’的蓬勃生機。”

這是一部早期中國環境史的專(zhuan) 著，但也可以視作動植物考古的著作，因為(wei) 其史前部分的章節完全建立在考古資料之上。不僅(jin) 如此，作者是在中西方學術思想和理論的影響下而發展出自己的學術認識和研究方法。正像蘭(lan) 德自己所說的，他剛開始從(cong) 事環境史的課題研究時，就受到美國環境史研究和中國曆史地理學家的啟發，特別是史念海先生關(guan) 於(yu) 黃土高原土地開發與(yu) 水土流失的文章的影響。美國學者伊懋可（Mark Elvin）的《大象的退卻》（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中關(guan) 於(yu) 戰爭(zheng) 是早期中國環境變化的主要因素，直接被蘭(lan) 德借用過來。縱觀曆史，戰爭(zheng) 不僅(jin) 是國家最初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樣也是政治組織壯大的關(guan) 鍵所在。考古學上發現的城邑周圍越來越高大的城牆，反映了這些社群動員讓你們(men) 建築、進攻或防禦此類城牆的能力。戰爭(zheng) 同樣也是人類對自然進行強力改變的象征。所謂革命，是指新舊社會(hui) 形態的更替，是改朝換代的變動。如果說農(nong) 業(ye) 是史前的一次革命，那麽(me) 遊牧同樣也是一場史前革命。既然是革命，其過程就一定不是和平的，換句話說，遊牧文化接替農(nong) 業(ye) 文化的過程，是暴力的顛覆，就是戰爭(zheng) 。就拿青海的考古學文化來看，宗日文化與(yu) 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與(yu) 宗日文化因經濟形態的一致性故而很容易發生交集與(yu) 融合，而卡約文化的畜牧和遊牧，與(yu) 農(nong) 業(ye) 經濟則根本不相容，二者之間不可能融合，因為(wei) 土地就一塊，要麽(me) 種地，要麽(me) 放牧。青海地區卡約文化對齊家文化的接替，亦即遊牧文化對農(nong) 業(ye) 文化的替代，也意味著人類對自然地貌、環境、植被以及河流體(ti) 係的巨大改變和破壞。《惟王受年》一書(shu) 的寫(xie) 作同時受中外學者的影響，也就是說兼容了東(dong) 西方環境史理論與(yu) 學說，並加以體(ti) 現，這不僅(jin) 難得一見，同時也是難能可貴的。

說到牧業(ye) 或遊牧，這也是《惟王受年》一書(shu) 討論較少或淺嚐輒止的方麵。我們(men) 不能要求作者去討論至少是他不想詳細討論的內(nei) 容與(yu) 課題，但是，既然是關(guan) 於(yu) 中國秦以前的政治生態，那麽(me) ，遊牧政治和遊牧經濟便是無法回避的一個(ge) 話題。遊牧民族對中國的青銅文化和戰爭(zheng) 文化有著決(jue) 定性的影響和作用，這些逐水草而遷的遊牧人群又是如何參與(yu) 並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史前中國的政治生態的？主導中國戰爭(zheng) 史主調的夷夏之爭(zheng) 實際上就是幾千年來農(nong) 業(ye) 部落與(yu) 周邊少數遊牧民族的戰爭(zheng) ，農(nong) 牧經濟領土之間的爭(zheng) 鬥。不過這算不上是《惟王受年》一書(shu) 的缺憾，僅(jin) 僅(jin) 是作為(wei) 讀者的一種意猶未竟的期待。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