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之“辟雍”

作者：李翠（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尼山儒學文庫”之《半壁聞韶：經學·理學·廟學》

一、西漢成帝時劉向首倡議設置辟雍

自漢武帝時河間獻王仿古製以來，便有明堂、辟雍、靈台同稱“三雍宮”“三雍”，班固《漢書(shu) ·景十三王傳(chuan) 》載：

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le) ，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yu) 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此處可見，在《漢書(shu) 》中，最早出現“三雍宮”一詞為(wei) 武帝時，由崇儒好古的河間獻王首先提出。可見班固必知何謂“三雍”，而此三個(ge) 作為(wei) 朝廷施政布教的空間場所，已得到了當時時代所認知，認知此一組合稱為(wei) “三雍”。而辟雍則為(wei) 三雍之一。

班固於(yu) 《漢書(shu) ·禮樂(le) 誌》中述雲(yun) ：

及王莽為(wei) 宰衡，欲耀眾(zhong) 庶，遂興(xing) 辟雍，因以篡位，海內(nei) 畔之。世祖受命中興(xing) ，撥亂(luan) 反正，改定京師於(yu) 中土。……乃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yu) 明堂，養(yang) 三老五更於(yu) 辟雍，威儀(yi) 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le) 未具，群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首先，班固所記為(wei) “改定京師於(yu) 中土”，“中土”者，洛陽也。其次，班固欲寫(xie) 當代光武帝及明帝之營立及施用三雍，卻自王莽時代開始溯其源，證明班固認知光武帝所立的明堂及辟雍，其淵源自王莽之施為(wei) 而來。同時，班固亦寫(xie) 出明帝時的宗祀明堂與(yu) 養(yang) 老辟雍，道出明帝時君臣對此二空間的功能概念之認知。班固引以為(wei) 憾的，則是學校之教化、禮樂(le) 之儀(yi) 典的未臻！

因此，西漢平帝元始四年的元始故事，始自王莽上書(shu) 奏起明堂、辟雍、靈台，其所反映的重要訊息，便是在此之前，漢室於(yu) 中央是尚無明堂、辟雍、靈台之築的。在此之前，中央於(yu) 教化傳(chuan) 學方麵的重要象征機構與(yu) 建築，僅(jin) 是漢武帝以來已起的太學而已。而王莽所以議立明堂、辟雍，雖曰“首成而居其創功”，然其實仍有其源可說，在班固的《漢書(shu) ·禮樂(le) 誌》中所載，便是成帝時劉向首先議立辟雍，其雲(yun) ：

宜興(xing) 辟雍，設庠序，陳禮樂(le) ，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

此事雖因劉向與(yu) 成帝皆亡故而寢，然辟雍之議立，終自劉向啟之。劉向奏言導入了儒化天下為(wei) 治國主軸。同時，劉向也將兩(liang) 種治國之法：“禮樂(le) ”與(yu) “刑法”作出對比，將“教化”一詞給予禮樂(le) ，並成為(wei) 禮樂(le) 的代稱詞，“夫教化比於(yu) 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wei) 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正可以窺見班固《漢書(shu) 》中將《禮樂(le) 》、《刑法》二誌確立卻又分別為(wei) 二誌的淵源，此點“禮樂(le) ”與(yu) “刑法”二分的概念，乃是司馬遷《史記》中八《書(shu) 》中所未有的；蓋司馬遷著書(shu) 時方在黃老向儒家治國變化之際，也是“禮”與(yu) “樂(le) ”二分將合，但尚未明確合稱“禮樂(le) ”之時，也尚未將“製禮作樂(le) ”這一擬於(yu) 聖人功業(ye) ，冠於(yu) 周公；而班固正與(yu) 此一潮流相應，故對製禮作樂(le) 的儒化、德化、風化天下的治國理想及其實踐藍圖特為(wei) 注重。要而言之，在班固筆下，漢代的辟雍倡議，成帝時的劉向實為(wei) 首倡者。

《昭明文選》中所收班固《兩(liang) 都賦》之《東(dong) 都賦》雲(yun) ：

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yi) ，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le) 。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肅。

又雲(yun) :

於(yu) 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祗，懷百靈，覲明堂，臨(lin) 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台，考休征。

又雲(yun) ：

建章幹泉，館禦列仙；孰與(yu) 靈台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shou) 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賦末所雲(yun) ，明顯是班固在比較兩(liang) 漢兩(liang) 京之各有特色，不必徒以西京為(wei) 懷古思盛的惟一之向，故曰“子徒習(xi) 秦阿房之造天，不知京洛之有製也。”然則京洛有製，製為(wei) 何製？製在何處？何以可盛、可美而可與(yu) 西京較量？則班固所雲(yun) “孰與(yu) 靈台明堂，統和天人”以及“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實已道之矣！東(dong) 京洛陽製之最為(wei) 特色者，在於(yu) ‘統和天人’、‘海流而道德之遂富’也；前者所論在於(yu) 天人之際的施政觀，後者則特別彰顯出崇儒尊孔的德化流行，及於(yu) 百姓。可以說，班固在《東(dong) 都賦》中的觀點，即是認為(wei) “三雍”乃洛陽之美製，足匹西京；是故《東(dong) 都賦》末，特書(shu) 明堂、辟雍、靈台、寶鼎、白雉的三雍二瑞之“五篇之詩”。就東(dong) 漢初年之施政空間而言，涉及“三雍”的三篇詩自是首要。而“三雍”所以足能有美製抗西京之意義(yi) 者，在於(yu) 其反映了開國立教之製的主軸，在於(yu) “統合天人，道德之富”；這顯然是一種“儒化”的觀點。

依班固所載，此事最後未能功成，以劉向與(yu) 成帝二人均先後卒、崩之故也。然群臣定成帝之諡號，所以為(wei) “成”之故，班固即意在此事而即以為(wei) 其諡字，顏師古注引孟康曰：

孟康曰：諡法曰“安民立政曰成”。帝欲立辟雍，未就而崩，群臣議諡，引為(wei) 美，謂之成。

以議立辟雍此事為(wei) 諡曰“成”，則可知劉向之所議立辟雍，在當時實為(wei) 一大事。“大事”便在於(yu) 安天下、致太平之道。當時僅(jin) 止於(yu) 立博士、太學以興(xing) 教化，而以“禮樂(le) ”興(xing) 教化、德業(ye) 之行尚未足，“是故禮樂(le) 猶未興(xing) 也”，而欲興(xing) 禮樂(le) 以治天下，則於(yu) 劉向而言，獨鍾於(yu) “辟雍”。

其實，在《禮樂(le) 誌》的記載中，“及王莽為(wei) 宰衡”一句的“及”字，以及“遂興(xing) 辟雍”的“遂”字，皆已傳(chuan) 達出“前有所承”的觀點。《禮樂(le) 誌》中記述了先於(yu) 王莽之前成帝時的一次事件以及劉向的倡議：

至成帝時，腱為(wei) 郡於(yu) 水濱得古謦十六枚，議者以為(wei) 禎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xing) 辟雍，設庠序，陳禮樂(le) ，隆雅樂(le) 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班固的觀點中，成帝時劉向所倡議的興(xing) 辟雍與(yu) 以禮樂(le) 教化天下，實為(wei) 關(guan) 鍵，劉向所反映的正是漸以儒化為(wei) 治國主軸，《漢書(shu) ·匡衡傳(chuan) 》載：

時，上（元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

隨著成帝時的再度重新大規模整理天下獻書(shu) ，書(shu) 籍所提供出的新知，促成了不同於(yu) 舊有體(ti) 製博士所固習(xi) 的新動向，不惟劉向父子如此，王莽亦如此，而班固亦是如此看待西漢以來政教與(yu) 風化、德化、儒化、教化以治天下的主軸觀。班固在《禮樂(le) 誌》中言禮樂(le) 與(yu) 辟雍的倡議與(yu) 興(xing) 立，顯然已經將王莽的興(xing) 立辟雍單獨寫(xie) 出，乃是與(yu) 劉向議立辟雍屬於(yu) 同一脈絡，可見《禮樂(le) 誌》中有意地繼承劉向的言論，特以“辟雍”為(wei) 重點。

“辟雍”在班固筆下，實與(yu) “禮樂(le) ”“學校教化”有關(guan) ；“禮樂(le) ”乃是儒家言先王德治天下的主軸，先王以德風化天下，則欲以此為(wei) 興(xing) 教之軸，必先有師，此點已在漢武帝時製度化，又在元帝儒化後形成儒風。然“興(xing) 立教化”除了必須有師、有弟子外，還必須有“學”，此“學”不僅(jin) 是指“學校庠序”，不僅(jin) 指中央的太學與(yu) 地方的庠序。如果僅(jin) 是如此，班固何必於(yu) 《禮樂(le) 誌》中致其感慨以為(wei) “德化未行於(yu) 天下”呢？班固於(yu) 《禮樂(le) 誌》中特別提出了劉向於(yu) 成帝時的上疏“宜興(xing) 辟雍，設庠序，陳禮樂(le) ，隆雅樂(le) 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便正是班固對劉向言論的繼承。

二、《漢書(shu) 》中所述王莽主政時期的平帝元始改製與(yu) 辟雍建置

《漢書(shu) 》中，凡班固提及“辟雍”時，多與(yu) “明堂”一齊出現，如《平帝紀》載：

（四年）夏，……加安漢公號曰“宰衡”。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

逮平帝元始五年時，《平帝紀》又載曰：

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yu) 文王靈台、周公作洛同符。太仆、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wan) 國齊同，皆封為(wei) 列侯。

此時談到共有四個(ge) 空間建製，兩(liang) 古兩(liang) 今，互相比擬，故曰“同符”。“兩(liang) 今”為(wei) 明堂、辟雍，“兩(liang) 古“為(wei) 文王時代的靈台與(yu) 周公時期的洛陽。是王莽為(wei) “安漢公”並加“宰衡”封號時即初奏立明堂與(yu) 辟雍，此時為(wei) 元始四年。一年後即成，是以《平帝紀》中載以劉歆為(wei) 首的四人皆因此有功而封侯。可見王莽主政時期，明堂與(yu) 辟雍的規畫及建立，皆由劉歆負責，因而劉歆以此受封紅休侯。《漢書(shu) 》於(yu) 《楚元王傳(chuan) ·劉歆本傳(chuan) 》中即記載了劉歆與(yu) 王莽在初起時至安漢公時期倆(lia) 人的親(qin) 密關(guan) 係，顯然此一時期的王莽與(yu) 與(yu) 劉歆二人乃是誌同道合，共同規畫並逐步實踐儒者改革的太平藍圖。《劉歆本傳(chuan) 》中提及劉歆受封紅休侯時之功業(ye) ，隻在策劃明堂與(yu) 辟雍，並未提及靈台。《楚元王傳(chuan) ·劉歆本傳(chuan) 》雲(yun) ：

會(hui) 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yu) 歆俱為(wei) 黃門郎，重之，白太後。太後留歆為(wei) 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

班固雖於(yu) 《平帝紀》中寫(xie) 王莽所奏立者僅(jin) 為(wei) 明堂與(yu) 辟雍，然於(yu) 《王莽傳(chuan) 》中卻又書(shu) 為(wei) 三者並奏起。《王莽傳(chuan) 》曰：

（元始四年）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與(yu) 靈台。為(wei) 學者築舍萬(wan) 區，作市，常滿倉(cang) ，製度甚盛。立樂(le) 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

由《平帝紀》與(yu) 《王莽傳(chuan) 》所載，可以了解王莽及一群以複古為(wei) 新政的改革者，乘當時之風潮而興(xing) 立明堂、辟雍、靈台，可見此三者在當時必為(wei) 影響天下之大事；同時王莽新立樂(le) 經與(yu) 博士、增立博士員額，則以這批經學博士的新思潮而實踐。因之，明堂、辟雍、靈台與(yu) 擴充太學及增訂博士員額等措施，必具某種象征意義(yi) 。由“文王靈台、周公作洛同符”及周公的功業(ye) 不斷“再現”於(yu) 當代君臣之奏文中，甚至王莽封為(wei) 安漢公的“安漢”二字要再加上“宰衡”看來，“周公”所象征者，已被形塑為(wei) 乃係一足為(wei) 後世所法的聖人模範，是故孔子亦稱之道之，而周公的模範與(yu) 千秋功業(ye) ，既不在征東(dong) 、亦非平定三監，而是從(cong) 儒化的角度曰其“功業(ye) ”，在於(yu) 立下了儒化式的治天下之王道的準則，此即“製禮作樂(le) ”。故班固於(yu) 《漢書(shu) ·郊祀誌》中載曰：

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製禮作樂(le) ，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郊祀後稷以祀天，宗祀文王以祀上帝。……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其疆內(nei) 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龕中溜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

“製禮作樂(le) ”乃周公所製與(yu) 周家德天下垂後世製度的根基與(yu) 核心所在，不僅(jin) 王莽要效而為(wei) 之，漢家自成帝以下，迄於(yu) 班固及其所在的東(dong) 漢中興(xing) 開國諸帝以下，凡朝廷所主導的教化以流行於(yu) 天下，皆是以此認知為(wei) 主軸，是當時的新潮，也是當時的新知識分子所共同向往的。

班固在《郊祀誌》中所描繪的南北郊祭天、祭地、祭祖、配享等國家大典，其來源在述及周公時，卻是言周公所製禮作樂(le) 者的兩(liang) 個(ge) 建築空間者，乃是明堂與(yu) 辟雍！元始四年時，群臣上書(shu) 歌頌安漢公王莽之德，《王莽傳(chuan) 》載：

群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ti) 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製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末能興(xing) ，今安漢公起於(yu) 第家，輔翼壁下，四年於(yu) 茲(zi) ，功德燦然。”

在班固筆下，墮廢千載的明堂、辟雍之再現於(yu) 當日，便係群臣之功德奏言，主旨聚焦在周公之比擬，靈台在此，既歸屬於(yu) 文王，便不再提起。此或許可解釋何以班固有時書(shu) 為(wei) 三者？有時又何以書(shu) 為(wei) 二者之故。

因之，班固於(yu) 《禮樂(le) 誌》中“辟雍”之筆，由劉向之議而未建，到平帝時代王莽的籌建，“辟雍”這一空間的屬性，與(yu) 當時在禮樂(le) 、教化的複古動向下的改革思潮有關(guan) 。於(yu) 是，自武帝以來便有的“太學”便隻是一實踐的場所而已，而不再是更高層次的重點；重點在於(yu) 三代之製以及聖王之治所以製天下中，“辟雍”才是王者宣達其德化、禮樂(le) 、興(xing) 學的所在，必有辟雍，方能象征當朝主政者已經真正的開始落實這一主軸方向：“禮樂(le) 教化於(yu) 天下”；必有此象征，太學中的落實與(yu) 授受方有其根源與(yu) 依據。所以，王莽不僅(jin) 急於(yu) 興(xing) 建明堂，以效周公；更欲興(xing) 建辟雍，以興(xing) 教化。換言之，“辟雍”者，乃是帝王之家師行與(yu) 宣達禮樂(le) 治理天下的最高空間所在處！因此，劉歆受封為(wei) 紅休侯的功業(ye) ，便是以明堂與(yu) 辟雍兩(liang) 個(ge) 空間可以在“三雍”之外單獨提出。而所以能單獨地被提出之故，便是在《平帝紀》中群臣上奏歌頌王莽安漢公功業(ye) ：“明堂、辟雍墮廢千載，末能興(xing) ”，指向的則是《郊祀誌》中可比周公之故“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製禮作樂(le) ，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於(yu) 是製禮作樂(le) 之所在，天子曰“明堂”，諸侯曰“泮宮”，宣德化於(yu) 天下之所在便是“辟雍”。但是，“天子”則應當如何宣德化、教化、儒化於(yu) 天下呢？

三、天子宣教化之所：由元始故事的明堂到東(dong) 漢前期的辟雍

目前，漢魏長安考古已能將長安城遺址勉強複原，並且也有了考古正式報告發表，包括當時的明堂可能的建築複原圖及三雍方位所在等。我們(men) 便可知，元始年間的王莽營築三雍，其位所乃在長安之南郊，則王莽所營立之明堂者亦是一種郊外屬性的明堂，其作用已在“郊祀”，是故此方麵之記載在班固的正史編製體(ti) 例中，是放入《郊祀誌》的。既然王莽與(yu) 劉歆所營建的明堂三雍係屬於(yu) 郊祀類別，則有關(guan) 《漢書(shu) 》中所記載的王莽藉明堂以朝諸侯、於(yu) 明堂舉(ju) 行本當屬於(yu) 城內(nei) 宗廟中舉(ju) 行的祫祭，便當視為(wei) 王莽主政下的特殊性事件，在當時自有其鞏固自身權力的目的，同時也是因為(wei) 營建之初便係將其與(yu) 周公塑型結合在一起，因之，築於(yu) 長安北郊的三雍，便不止是為(wei) 漢廷謀事的複古之製再建而已，尚有周公與(yu) 製禮作樂(le) 的結合、古代先聖先王之遺製複現於(yu) 當日的當代向望，以及王莽被視為(wei) 周公複現的安漢公與(yu) 宰衡之比擬。

總之，無論是元始年間的三雍營於(yu) 長安南郊，還是光武初年的三雍營於(yu) 洛陽南郊，都在兩(liang) 者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曆史的脈絡聯係著兩(liang) 者，稱之為(wei) “元始故事”。不僅(jin) 南郊如此，北郊亦如此！漢代對於(yu) 都城南郊與(yu) 北郊的祭天祀地之體(ti) 製的形成，並非一開始便如此，仍然是起源自元、成帝以來儒化治國的一種新動向，在此動向中，一種自六藝經典而來的儒化治國之儒化的國家體(ti) 製，群臣亟於(yu) 渴望能從(cong) 國家體(ti) 製的立場來施行實踐，其中有關(guan) 於(yu) 京師的南郊與(yu) 北郊之祭天地祀，尤其與(yu) 治國的風調雨順、四時陰陽是否能調息息相關(guan) ，在此種認知下，元成帝時諸儒臣已經開始自漢初以來的諸帝之廟、寢製度之不合古禮亦不合古製的宗廟製度開始，提出改製之議。“宗廟”製度實與(yu) “郊祀”製度為(wei) 同一領域中的兩(liang) 種祭祀之大事，一為(wei) 血緣上的自身所出之始祖者，為(wei) “宗廟”製與(yu) “祫禘”製，此是祭祖尊宗之廟製；一為(wei) 始祖始稱開其一代所源出其權力的“上帝”“五方之帝”與(yu) 諸天神地祇之祭祀，此即是“郊祀”之製。兩(liang) 者皆為(wei) 儒化朝廷的一代之製。是故，聖王必製祭天地，而製祭天地又必須於(yu) 國都之郊，即古書(shu) 所謂的“國郊”。祭天與(yu) 祭地在方位上的配置，則為(wei) 祭天在“國之南郊”，而祭地則在“國之北郊”，所謂“兆於(yu) 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yu) 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此一動向曆經諸帝的長時期醞釀，終於(yu) 愈趨於(yu) 明確而明朗，遂於(yu) 平帝元始五年，由王莽上書(shu) 的奏言做出了定調，《漢書(shu) ·郊祀誌》中載王莽奏言，曰：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主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yu) 孝，孝莫大於(yu) 嚴(yan) 父，嚴(yan) 父莫大於(yu) 祀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臣謹與(yu) 太師孔光、長樂(le) 少府平晏、大司農(nong) 左鹹、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複長安南北郊如故。”

又以母以地配為(wei) 言，曰：

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祀天則天文從(cong) ，祭墜則墜理從(cong) 。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

《三輔黃圖》中對此亦有詳盡之敘述，所異者在其係王莽之上奏年在元始四年，載述雲(yun) ：

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yi) ，莫大於(yu) 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yu) 郊祀。祭天於(yu) 南，就陽位；祠地於(yu) 北，主陰義(yi) 。……”於(yu) 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dong) 祀。

王莽所奏言之經典依據全在於(yu) 一“孝”字，所引經典則在於(yu) 《孝經》與(yu) 《禮記》之孔子言。由人倫(lun) 而言祭天地與(yu) 祭考、祖與(yu) 始祖所以合祭之義(yi) ，甚善論理而符於(yu) 儒化國典之意。蓋其所述，以居於(yu) 天下而治國者所以稱天子，即緣其為(wei) 天之子也，故須父以事天，此所以郊祀於(yu) 國都之南，祭天也，祭天又須以始祖配之；此製實為(wei) 郊祀之製而非宗廟之製。王莽此議，不啻是為(wei) 長期以來的郊製之祭祀作出了論述上的定調，並引取儒家古經典而整合其論述之依據。是以終於(yu) 後來可以成就元始五年之事件所議立者為(wei) 一“元始故事”。元始故事在東(dong) 漢初年形成了新的漢家傳(chuan) 統的定調，以儒家經典為(wei) 據的走向，在洛陽形成了新的南北郊與(yu) 祭天祀地的開國之典。

《後漢書(shu) 》中所收之司馬彪〈祭祀誌〉載南郊之營，文中已明確用了“元始故事”的成詞，曰：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於(yu) 鄗，為(wei) 壇營於(yu) 鄗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

（建武）二年正月，初製郊兆於(yu) 洛陽城南七裏，采元始中故事。

又言北郊之營，亦如之；皆采“元始故事”也。曰：

北郊在洛陽城北四裏，為(wei) 方壇四陛。……如元始中故事。

光武帝於(yu) 洛陽立明堂及辟雍後，旋即崩於(yu) 中元二年之二月戊戌，故《後漢書(shu) ·光武帝紀》載曰：

(中元元年)十一月……是歲，初起明堂、辟雍、靈台，及北郊兆域。

司馬彪《續漢誌·祭祀誌》亦載此雲(yun) ：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辟雍、靈台，未用事。

值得注意的是，範曄與(yu) 司馬彪均書(shu) 此三種建築群係設建在京師之“南郊”，故與(yu) “營北郊”對言。司馬彪筆下的“未用事”，指的是光武帝隻營其空間建築而尚未施行其典禮。但是司馬彪對於(yu) 光武帝封禪卻有詳細之記載，司馬彪於(yu) 《續漢誌·祭祀誌》中收錄了光武帝於(yu) 建武三十二年時封禪岱宗之刻石文字，記錄了此次封禪的實況，隨行與(yu) 祭的從(cong) 臣以及二王之後、孔子之後的助祭者身分。同時，也提到了治國上的四件大事，曰：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dong) 巡狩，至於(yu) 岱宗，柴，望秩於(yu) 山川，班於(yu) 群神，遂覲東(dong) 後。從(cong) 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dong) 後，蕃王十二，鹹來助祭。……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xing) ，年二十八載興(xing) 兵，以次誅討，十有餘(yu) 年，罪人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shu) 同文，車同軌，人同倫(lun) 。舟輿所通，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台，設庠序。同律、度、量、衡。……

可見在此東(dong) 巡的石刻文字中，光武帝在東(dong) 漢開國朝廷於(yu) 教化上所特重的，乃是四件大事，即：明堂、辟雍、靈台、庠序；“庠序”指光武帝所設立之“太學”。因而我們(men) 實可以根據光武帝所自陳述的這份文獻，提出疑問：究竟是四者還是三者？如在此石刻文獻的收錄中所記為(wei) 四者，則何以在範曄《後漢書(shu) 》之帝紀中所記，卻是太學先述而其他三者則為(wei) 並言，以致成為(wei) 三者的筆述？同時，在司馬彪筆下是否也是四者？太學因為(wei) 已經用事，是以單獨而論，而其他三者則皆為(wei) 未用事，故一並為(wei) 言？筆者認為(wei) ，在漢光武帝的文獻中雖然皆傳(chuan) 達了其所重視確為(wei) 四者，但是太學的建築空間實與(yu) 皇室無關(guan) ，而明堂、辟雍、靈台卻與(yu) 皇帝本人的天地之繼、血緣上的始祖與(yu) 祖先之祭，以及皇權的正統來源有關(guan) ，並有其必須施行之典禮，是故此三者在空間與(yu) 建築的功能上而言，是既與(yu) 太學同其屬性但又有不同位階。我們(men) 也確實看到了在主政者的視野中，明堂、辟雍與(yu) 靈台，實為(wei) 一組的建築群；此點，早在西漢武帝之時即有一專(zhuan) 名稱之，此即“三雍宮”之名，其後則多稱為(wei) “三雍”。

“三雍”一詞在東(dong) 漢初年史家筆下又有出現另一專(zhuan) 詞，此即“三朝之禮”。範曄《後漢書(shu) ·孝明帝紀》載：

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yang) 老禮。詔曰：“光武皇帝三朝之禮，而未及臨(lin) 饗。……

李賢注，雲(yun) ：

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台也。

在班固與(yu) 範曄、司馬彪筆下，皆以明堂、辟雍、靈台三者為(wei) “三雍”，李賢注範曄《後漢書(shu) 》則以為(wei) 又可稱“三朝之禮”。然而我們(men) 若細讀明帝此詔，當可發現明帝所道及的三朝之禮，乃是在明帝於(yu) 辟雍行“養(yang) 老禮”之後所下，若李賢注三朝之禮為(wei) 三種空間：明堂、辟雍、靈台，則何以在其詔中隻提及在辟雍施行的兩(liang) 種古禮：其一為(wei) “大射禮”，其二則為(wei) “養(yang) 老禮”。此兩(liang) 種古禮施行的場所皆在辟雍，可見所謂“三朝之禮”者，未必如李賢注所雲(yun) 為(wei) 光武皇帝所營建的“南郊三雍”，而可能是指涉光武皇帝所未及施行的某種古禮，此古禮必須由皇帝親(qin) 臨(lin) 實踐方可。依明帝此詔看來，或者即是指“大射禮”“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種於(yu) 辟雍所施行之禮，謂之“三朝之禮”。若然，光武帝與(yu) 明帝站在皇帝高度所度量出的三朝之禮，便是皆在“辟雍”所舉(ju) 行的禮。

王莽居攝，已開始利用明堂來實施周公朝見群臣的的居攝稱製之想法，“漢臣王莽”既萌居攝與(yu) 自立之想，於(yu) 是對經典中的複古解釋，便出現了變化。“周公居攝”是否便是其已踐天子之位，於(yu) “誥”書(shu) 中自稱為(wei) “王若曰”，本來便是自古以來經學史上的將今文、古文聚訟不已之焦點。惟據《王莽傳(chuan) 》所記，王莽的營立明堂、辟雍，既曰複古、亦是再現當代的功業(ye) ，便與(yu) 王莽心中所思所想結合。王莽既欲居周公攝位而彷之，遂運用古書(shu) 典籍的解釋，於(yu) 明堂完成居攝改元踐阼天子之位的布局。是以王莽於(yu) 居攝元年的兩(liang) 件大事古禮，便是在明堂舉(ju) 行“大射禮”與(yu) “養(yang) 三老五更”，《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載雲(yun) ：

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yu) 南郊，營春於(yu) 東(dong) 郊，行大射禮於(yu) 明堂，養(yang) 三老五更，成禮而去。

王莽所營南郊係主祀“上帝”，祀“上帝”則以始祖配享，此點王莽時的西都長安禮製與(yu) 東(dong) 漢東(dong) 都洛陽的禮製皆無差異，差異在於(yu) 行大射禮與(yu) 養(yang) 三老五更禮古製的舉(ju) 行地點。此一三朝之禮的古製在王莽時便已恢複用行，而且是“天子親(qin) 行”的權力象征。但王莽宣此親(qin) 行三朝禮的地點，是在明堂，如此，則辟雍與(yu) 明堂同現的意義(yi) 與(yu) 功能便未被彰顯。時至東(dong) 漢時的明帝，顯然察覺到此，因而更改了此三朝之禮的地點所在，由元始故事中的名堂而移至於(yu) 東(dong) 漢君臣認為(wei) 正確所在的“辟雍”。

另，大射禮係古代禮製，漢武帝時猶知其為(wei) 古代聖王倡學明教之遺製，《漢書(shu) ·吾丘壽王傳(chuan) 》載漢武帝時公孫弘以盜賊滋蕃，欲以禁弓弩而防堵之，為(wei) 時任光祿大夫侍中的吾丘壽王反對，本傳(chuan) 載吾丘壽王之對言，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嚴(yan) 俊材，興(xing) 學官。……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ju) 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雲(yun)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與(yu) 禮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wei) 禁也。……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德習(xi) 行其禮，大不便。書(shu) 奏，上以難丞相弘。弘絀服焉。

可見武帝時已有大射禮即是聖王所遺之古教的觀點。“聞聖王合射與(yu) 禮以明教矣”，王莽時的元始故事則使我們(men) 進一步認清到劉歆主導下的興(xing) 治明堂與(yu) 辟雍，以及王莽親(qin) 行大射禮於(yu) 明堂，必是對大射禮有著重要的製禮作樂(le) 之認知古義(yi) 使然。案、郊天時有大射之禮，其典出於(yu) 《大戴禮記》之《朝事》篇，雲(yun) ：

與(yu) 之大射，以考其習(xi) 禮樂(le) ，而觀其德行，與(yu) 之圖事，以觀其能。儐(bin) 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yu) 之習(xi) 立禮樂(le) 。

故天子祭天於(yu) 南郊，郊而後行大射之禮，自大射而觀其禮樂(le) 中度，有德有能者，禮之。故鄭玄曰：“大射者，為(wei) 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群臣與(yu) 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yu) 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ti) 比於(yu) 禮，其節比於(yu) 樂(le) ，而中多者，得與(yu) 於(yu) 祭。”則大射之禮，似又不僅(jin) 止於(yu) 一種禮賢之象征意義(yi) ，而係一種於(yu) 古代俱有實際上選人擇才的考試詮典，鄭玄所雲(yun) “為(wei) 祭祀射”者，反映的正是大射的重要性。據鄭注之文，“以射擇諸侯、群臣、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yu) 祭者”，可知大射舉(ju) 行的時間點是在舉(ju) 行郊祀祭天典禮之前，先以射自諸侯邦國士與(yu) 群臣中擇與(yu) 祭者，所擇之標準在射中鵠的多者；後來國家典製逐漸由初期的武事而趨於(yu) 文德，國家之擇人選能方式與(yu) 標準亦有變化，大射之禮遂在曆史的變遷中逐漸失“射”字的當時現實本義(yi) ，惟存其古代傳(chuan) 統曾經重要的象征義(yi) ，於(yu) 是“射”事的禮樂(le) 化便被保存在儒家的文獻傳(chuan) 統當中，繼續被尊重為(wei) 重要的古禮；對《大戴禮記》而言，則“大射”不僅(jin) 是一重要的禮樂(le) 教化之古禮，同時也被該《記》者視為(wei) 是與(yu) 郊天禮並行的一套古代選人選才選能的選舉(ju) 之典。

大射禮之外，王莽時代於(yu) 長安與(yu) 明帝時代於(yu) 洛陽，尚於(yu) 大射禮的同時，舉(ju) 行了養(yang) 三老、五更的養(yang) 老之禮。養(yang) 老禮也是儒家古典中與(yu) 治國有關(guan) 的一項重要典禮，目的在向天下宣示人倫(lun) 中的敬老之義(yi) 。儒家所謂“孝”者，其必與(yu) “悌”並舉(ju) ，則養(yang) 老禮便是在此延伸下宣達出以孝以悌為(wei) 主軸的治國理念。王莽時代雖特重周公的強調，是故王莽及其儒臣班底側(ce) 重的重點之一便在於(yu) 恢複周公時代的製禮作樂(le) ，以及周公輔政。周公輔政的象征在明堂，尤其在朝諸侯此點上。《漢書(shu) 》《平帝紀》特載平帝祫祭於(yu) 明堂之事：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

平帝歿後，王莽選擇了孺子嬰作為(wei) 繼位者，安漢公的王莽遂也發生了大誌之變，開始進入意欲更進一步居攝稱帝的萌誌與(yu) 企圖，明堂的作用以及周公的形塑也發生了經學解釋上的另一突出要點，此即周公居攝時期係於(yu) 明堂施政以及朝會(hui) 諸侯。明堂的作用，已轉向與(yu) 王莽居攝企圖結合；在王莽及其班底眼中，明堂的作用乃係周公朝見諸侯群臣的所在。《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載雲(yun) ：

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

是月，群臣奏言：“……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墜失天命。……《禮記·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yu) 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麵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製禮作樂(le) ，而天下大服 ’也。……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太後詔曰：“可。”

明年，改元曰居攝。

可見在儒化以治天下致天平理想實踐上，王莽所特重者為(wei) “明堂”，與(yu) 東(dong) 漢初年君臣所重者在“辟雍”不同。此處引文的《明堂記》，王莽本傳(chuan) 雲(yun) 其出於(yu) 《禮記》。另，今本戴聖《禮記》中，有《明堂位》篇，其所記與(yu) 群臣奏言《明堂記》同，當即出自此篇。今本《禮記·明堂位》雲(yun) ：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yu) 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xiang) 而立。

鄭玄注雲(yun) ：

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yi) 朝諸侯也，不於(yu) 宗廟，辟王也。

鄭玄的注解已在東(dong) 漢末年之時，西漢末年的王莽及群臣當然不可能見到鄭注，因此，至東(dong) 漢末年時鄭玄猶據此篇以為(wei) “周公攝王位”，可見儒家典籍中本有“周公居攝而稱王”的曆史看法，未因王莽之敗而改也。則此句“朝諸侯”之義(yi) ，正是周公居攝可以南麵、可以代行王者之權，而周公選擇的位所，是在郊外的“明堂”；既非路寢正殿，也非宗廟，鄭玄雲(yun) “辟王也”，正以時王為(wei) 成王，宗廟與(yu) 路寢以大會(hui) 諸侯乃成王之位；故周公朝會(hui) 諸侯以宣示自己“攝位”行使王權的地點與(yu) 典禮，是在南郊的明堂。《明堂位》又雲(yun) ：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鄭玄注曰：

朝於(yu) 此，所以正儀(yi) 辨等也。

依此，明堂之“明”字，此篇《記》文與(yu) 鄭注皆以明為(wei) “彰明”之義(yi) 。《禮記》又雲(yun) ：

……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 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yu) 明堂，製禮作樂(le) 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在本篇中，已經可以見到儒家典籍中為(wei) 周公所作出的曆史形塑，乃是傾(qing) 向於(yu) 製禮作樂(le) 以及輔年幼成王而治天下。“明堂”在其間的功能顯然可見，也是周公“朝”諸侯以立一己權假位所的表征之處。而周公於(yu) 居攝期間所欲成就的治天下措施，則《記》文所舉(ju) 出者有二：其一為(wei) 製禮作樂(le) ，其二為(wei) 頒度量。

至東(dong) 漢時期，明帝已為(wei) 帝之位所，實無須再強調周公的“居攝”功業(ye) 。是故，“明堂”對於(yu) 明帝而言，其功能及意義(yi) 也必然與(yu) 西漢王莽時有所不同。這不僅(jin) 是兩(liang) 朝儒臣對於(yu) 儒家經典的選擇性認知與(yu) 解釋的不同，其實也涉及到曆史背景與(yu) 實境的差異與(yu) 變遷。然而迄於(yu) 東(dong) 漢明帝時，何以改在辟雍舉(ju) 行大射禮的變化，我們(men) 仍然須要做出理解甚至解釋，為(wei) 何是辟雍而不是靈台、不是太學？因此，東(dong) 漢初期君臣必定亦是依於(yu) 六藝典籍而尋其據與(yu) 其古源，“辟雍”遂取代明堂，成為(wei) 東(dong) 漢君臣認知下的古代聖王宣示教化所在。

至於(yu) 辟雍與(yu) 太學的差異，筆者認為(wei) 辟雍是帝王的舞台，而太學則是博士與(yu) 學子的實踐地點。帝王親(qin) 自宣示教化與(yu) 學之主軸，太學中所教所習(xi) 所學者則據此而製定。事實上，東(dong) 漢初年對於(yu) 天子宣儒化儒教儒學為(wei) 施政主軸的所在，並非沒有期他認知，如朱浮便已為(wei) 當在“太學”，根據朱浮上書(shu) 所言：

夫太學者，禮義(yi) 之宮，教化所由興(xing) 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幹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進立橫舍，比日車駕親(qin) 臨(lin) 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wei) 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chuan) 而不絕。

建武七年（31年）光武帝於(yu) 太學“觀饗”，朱浮將興(xing) 建“太學”之舉(ju) ，解讀為(wei) 舉(ju) 行“尊敬先聖”與(yu) 舉(ju) 行饗禮的“禮義(yi) 之宮”，以此作為(wei) 教化天下的空間。此說與(yu) 漢宣帝以降舉(ju) 行饗、射之禮於(yu) “曲台”不同，更與(yu) 光武帝興(xing) 立“三雍”時對辟雍的特殊認知不同。從(cong) 史書(shu) 所載光武帝興(xing) 築三雍及後來明帝實施三朝之禮的內(nei) 容看來，朱浮的認知顯然是在辟雍定位上所陳的不同意見，據《後漢書(shu) 》所載，光武帝興(xing) 建三雍主要係委儒臣曹充、張純與(yu) 桓榮，亦因此而定調，而曹充的規畫雖仿自元始故事，但如果從(cong) 後來明帝所實行的諸禮看來，在王莽時期的行大射、養(yang) 老禮於(yu) 明堂的地點選擇，在東(dong) 漢初年的君臣定調中，是改為(wei) 辟雍的；而此點實可視為(wei) 非更改不可的一個(ge) 聚焦之所在：王莽仿周公而選擇明堂，東(dong) 漢光武帝與(yu) 明帝均為(wei) 正式之天子，祭祀祖先與(yu) 臨(lin) 朝治政，均有正式之所，無須再假明堂，因之對於(yu) 示天下以禮義(yi) 、教化施政主軸的所在，遂轉至辟雍。範曄於(yu) 《後漢書(shu) ·張純列傳(chuan) 》載雲(yun) ：

時南單於(yu) 及烏(wu) 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yi) ，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孝武太山明堂製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hui) 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

在《後漢書(shu) ·曹褒傳(chuan) 》中，範曄筆下則敘寫(xie) 了光武帝封禪之後，曹褒之父曹充受光武帝之詔命，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yang) 老等禮儀(yi) 事之始末，其文曰：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wei) 博士，從(cong) 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yang) 老禮儀(yi) 。

可見範曄筆下雖曰光武“初起”而明帝“初行”，然由《曹充傳(chuan) 》以觀，則知光武帝時，實亦已留意於(yu) 此三雍空間內(nei) 的禮儀(yi) 之實行製定也，所命所倚者即是時為(wei) 作為(wei) 禮家慶氏學傳(chuan) 人的曹充。光武崩後明帝繼立，明帝也是仍然延續著光武帝於(yu) 中興(xing) 一代之初起的走向，繼續以明堂作為(wei) 宗祀之所。由曹充傳(chuan) 看來，明帝時之製定三朝之禮，亦是倚仗於(yu) 曹充的；是故永平二年正月時，明帝即“宗祀光武皇帝於(yu) 明堂”，“禮畢，登靈台。”此處值得注意者，“三雍”所以各自定位者為(wei) 何？三雍乃指光武帝開始所建構的三個(ge) 建築空間：明堂、靈台、辟雍。“明堂”性質與(yu) 功能位階，在當時的認知，據《後漢書(shu) ·孝明帝紀》所載，乃是行“宗祠”的所在，而實則為(wei) “配天”，“五方位”之“五帝”，亦由“五行”方位觀而來的“五方上帝”。是故《孝明帝紀》載：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yu) 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褸以行事。禮畢，登靈台。使尚書(shu) 令持節詔驃騎將軍(jun) 、三公曰：“今令月吉時，宗祀光武皇帝於(yu) 明堂，以配五帝。”

《孝明帝紀》雖曰“宗祀光武皇帝於(yu) 明堂”，並不表示“明堂”即是作為(wei) “祖先之廟”，雖可以宗祠以祭先帝或是先祖，然皆為(wei) 配享，如果是在太廟中祭祀光武帝的話，則光武可以為(wei) 之“主”，然後有配享，此即昭、穆，然友漢一代實未聞明堂中有“昭穆製”，其緣故便在於(yu) 明堂中行宗祠之祭，主要還是在祭天，祭“五方”之“上帝”，祭天而以祖先配享，是故必定無昭無穆；故《孝明帝紀》中遂言“宗祠光武皇帝於(yu) 明堂，以配五帝”即是此義(yi) 。是故明堂實非太廟也，光武帝於(yu) 一代之開國時立“三雍”，本為(wei) 治天下而定基石，太廟則為(wei) 天子之家廟，兩(liang) 者意義(yi) 大不相同。是故於(yu) 明堂行宗祠之典禮，其本義(yi) 實在祭天，祭祖則為(wei) 以其能配天也；而配天行祭則惟天子能有此天命。靈台之典禮則與(yu) 明堂之禮合一而行，故《孝明帝紀》方載“禮畢，登靈台”，又載“使尚書(shu) 令持節詔驃騎將軍(jun) ，三公曰：‘今令月吉時，宗祀光武皇帝於(yu) 明堂，以配五帝。’”，則登靈台似有告天之義(yi) 。

又同年三月時，明帝“臨(lin) 辟雍，初行大射禮”，範曄筆下的“初行大射禮”，乃表示了光武帝雖設立辟雍，然實未有機會(hui) 充份將辟雍的功能做出發揮；此處行大射禮以一“初”字特書(shu) 之，已經表達了在東(dong) 漢諸帝君臣心目中的“辟雍”，對於(yu) 漢之中興(xing) 大業(ye) 必有其重要功能與(yu) 意義(yi) ；李賢注引《漢官儀(yi) 》曰：

“明堂四麵起土作壍，上作橋，壍中無水。明堂去平城門二裏所，天子出，從(cong) 平城門，先曆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lin) 辟雍，從(cong) 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yu) 中行鄉(xiang) 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諸侯曰泮宮。東(dong) 、西、南有水，北無，下天子也。”

據應劭《漢官儀(yi) 》所錄，則辟雍亦可行“鄉(xiang) 射禮”，行禮之時則在三月、九月，正是《禮記》中所載古昔天子、貴族“入學”之時節，故“釋奠禮”以祭先師亦稱春、秋二祭；或曰四時而祭，而春、夏、秋、冬學子入學所學皆有不同。

由明帝時的親(qin) 行大射禮，便已透露了漢初二帝乃是將“辟雍”視為(wei) 國家宣示重大政策的所在，而此政策，並非諸卿諸中央之國家事務，而是一代初興(xing) 的國家政策之宣示處。因此，不論是“大射禮”或是七個(ge) 月後（冬十月）明帝在辟雍特別隆重舉(ju) 行以表達宣示之意的“養(yang) 老禮”，皆已反映“辟雍”是一個(ge) 東(dong) 漢朝廷君臣心中視為(wei) “宣教化於(yu) 天下百姓”的最高場所。是故既以辟雍以倡教化天下之所，又以辟雍為(wei) 王者以孝悌宣政令之所。故《後漢書(shu) ·孝明帝紀》載曰：

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yang) 老禮。詔曰：“光武皇帝三朝之禮，而未及臨(lin) 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ye) 。閑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複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綬。……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wan) 舞於(yu) 庭……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shu) 。……其賜榮爵關(guan) 內(nei) 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yang) 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耄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範曄於(yu) 此《紀》中，下筆曰“初行”者有二：養(yang) 老禮與(yu) 大射禮，而皆在“辟雍”。在《禮記》中，天子視學，“祭先師禮”僅(jin) 以有司行之，而“養(yang) 老禮”則天子必親(qin) 行，蓋以此而宣示天子教化天下，所重者其惟在養(yang) 天下之“孝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也；而萬(wan) 民鹹得終養(yang) 。故“養(yang) 老禮”所宣揚者，乃是朝廷尤重之大事也，故必親(qin) 行之。司馬彪《續漢書(shu) ·祭祀誌》亦載此事雲(yun) ：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群臣供養(yang) 三老、五更於(yu) 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xiang) 飲酒於(yu) 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yu) 是七郊禮樂(le) 三雍之義(yi) 備矣。

“七郊”，李賢注，雲(yun) “五帝及天地為(wei) 七郊”。司馬彪筆下所述的“皆祀聖師周公、孔子”一句，頗致爭(zheng) 端，關(guan) 鍵在“皆”字指郡、縣、道並祀故曰“皆”，或並指中央之太學而曰“皆”？如孔子後裔孔繼汾即曰：“此國學、郡、縣祀孔子之始。”便將此句並中央太學為(wei) 解，如此，則漢明帝顯然便是第一位在中央太學中以禮行祭周公、孔子者。若如此，則應是接在行大射禮於(yu) 中央辟雍之下為(wei) 文以言，故祀周孔之典必當是在“辟雍”為(wei) 之，蓋合養(yang) 老、大射皆於(yu) 辟雍並行典禮；然如是則豈有以“牲以犬”之禮行薄禮之祭，殊為(wei) “不倫(lun) ”。是故，依筆者之意，不僅(jin) 範曄在其書(shu) 中無有此事之筆，即便司馬彪亦非此意。司馬彪所言者，中央之典禮隻限於(yu) 辟雍，並無祀周、孔之典；祀周公與(yu) 孔子以聖師之禮，隻限於(yu) 地方三級之學校，故“牲以犬”；地方隻有學校而無辟雍，是故帝王親(qin) 行大射與(yu) 養(yang) 老禮以宣教，地方則在學校中以周公孔子為(wei) “聖師”以行“學禮”，至於(yu) 地方學校之祀究竟其禮儀(yi) 如何，司馬彪所言不詳，隻雲(yun) “牲以禮”，可見尚未有以古典中的“釋奠禮”之恢複之事！更何況，依筆者所持的一個(ge) 基本觀念，兩(liang) 漢之時代，帝王以“異姓”之故，絕無可能在中央立廟以祀孔子之事，古書(shu) 上的於(yu) “中央之學”行“釋奠禮”以祭祀先聖、先師，乃是因彼等皆為(wei) 同一血緣故；因之兩(liang) 漢帝王隻能親(qin) 自魯地孔氏家廟中祀孔以為(wei) 之崇孔與(yu) 尊孔，至於(yu) 中央皇室，則僅(jin) 有明堂以祀宗繼祖法天而已；辟雍則已俱如上述，皆無“祀孔”與(yu) “祀周公”之禮與(yu) 理也。是故，袁宏《後漢紀》述此事時，則幹脆將“祀聖師周公、孔子”一句刪除不錄，其於(yu) 《孝明皇帝紀》雲(yun) ：

三月，上初禮於(yu) 學，臨(lin) 辟雍，行大射禮，使天下郡國行鄉(xiang) 飲酒禮於(yu) 學校。

因此，孔繼汾所雲(yun) 失之遠矣！

而由司馬彪《續誌》所載此事，可知在司馬彪筆下，明帝的“初行養(yang) 老禮”，其實即是載於(yu) 《禮記·文王世子》篇中的“於(yu) 學中祀先聖、先師之釋奠禮”與(yu) “天子視學後親(qin) 行養(yang) 老禮”的擇其“養(yang) 老禮”而行，其古義(yi) 如儀(yi) 再現於(yu) 明帝之時，其場合即在“辟雍”，故於(yu) 明帝曰“初行”。司馬彪兩(liang) 事並載，然其一為(wei) “養(yang) 老禮”行於(yu) 中央以宣達帝王親(qin) 自與(yu) 祭之敬老尊閑與(yu) 倡孝於(yu) 教化之意；另一為(wei) “祀聖師禮”行於(yu) 地方之各級學校中；然在範曄筆下，則顯然明帝的“初行養(yang) 老禮”才是範曄眼中的大事，故《後漢書(shu) 》中之《紀》、《傳(chuan) 》皆未見地方學校行“祀聖師禮”之記載與(yu) 書(shu) 文。由此亦可知明帝時中央實無“祀周公孔子”以“聖師禮”之事。漢帝起辟雍，範史則書(shu) 曰“初起”；行養(yang) 老與(yu) 大射，範史則書(shu) 曰“初行”；此乃範曄特筆。明帝之所以“初行”，仍在於(yu) 皇帝之親(qin) 行以宣敬老孝道於(yu) 天下，若司馬彪所記果為(wei) 明帝於(yu) 中央之行“祀聖師禮”，則亦是“初行”,範曄筆下豈有不書(shu) 之理！又，司馬彪所載諸學校之祀周公、孔子，猶僅(jin) 以“祀聖師禮”為(wei) 稱，稱“聖師”者，蓋彷《禮》之《記》所雲(yun) “始立學”必祭“先聖、先師”也；然此禮於(yu) 古書(shu) 曰“釋奠”，司馬彪之文則並未以“釋奠”稱名，但稱“祀聖師禮”而已。因此，明帝時出現於(yu) 地方諸學中的“祀聖師禮”，既以“聖師”為(wei) 稱，所祀之“主”又為(wei) “周公、孔子”，則自漢武帝以來的興(xing) 學校尊儒術之舉(ju) 措，正式在明帝時出現了古書(shu) 中的“學中之祭”，所祭者則為(wei) “周孔”，其名義(yi) 則為(wei) “聖師”；嗣後學校中無論中央地方之主繼以周公、孔子為(wei) 聖與(yu) 師者，實自此始。

“辟雍”在明帝時乃是一舉(ju) 行養(yang) 老禮的場所，根據劉昭注司馬彪《續漢誌·祭祀》即引《白虎通》以明此意，曰：

《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le) ，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wei) 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wei) 言壅也，壅天下之義(yi) 則；故謂辟雍也。”

因此，由帝之親(qin) 行大射禮與(yu) 養(yang) 老禮於(yu) 辟雍，皆可知“辟雍”實為(wei) 漢室宣達國家教化主軸之所在，有辟雍之帝親(qin) 行禮以宣示，方有太學或學校中博士之師與(yu) 弟子之生間的授受之學。顯然在此，“太學”與(yu) “辟雍”是分開的，而且有其不同的層級屬性，兩(liang) 者雖各有所司，然而“太學”作為(wei) 國家體(ti) 係內(nei) 的建製機構，其主官為(wei) “太常”，則其層級屬性便當在以帝王親(qin) 自躬行為(wei) 主的“辟雍”之下；帝王躬行之為(wei) 大事，故親(qin) 行的“學”在於(yu) “大射禮”，以宣示教化為(wei) 其象征主軸所在。由此而下，帝王所親(qin) 自躬行以宣教者，便在政府中置有“司”，此司即是“太常”，故博士官隸屬於(yu) 太常，博士官傳(chuan) 學、國子功臣弟子等弟子受學者等所在則皆於(yu) “太學”行事。則“太學”中之“學”事，其意義(yi) 上及禮儀(yi) 上，帝王的親(qin) 自躬行給天下臣民看的“養(yang) 老禮”便大於(yu) 僅(jin) 供太學、地方學學子看的“祀聖師禮”了。因之，據《漢書(shu) 》與(yu) 《後漢書(shu) 》，不論是前漢、後漢，博士之官皆隸屬於(yu) “太常”，因之光武帝與(yu) 明帝至山東(dong) 孔府行祀孔時，皆非親(qin) 往，所派出之使臣多半是“太常”來主祭孔子。《白虎通》中亦詳載了“辟雍”與(yu) “太學”在漢章帝時的認知，其認知顯示了章帝之時漢家對中央太學的稱名，便是“辟雍”。《白虎通》雲(yun) ：

小學，經藝之宮。大學者，辟雍鄉(xiang) 射之宮。

此是以大、小相為(wei) 之詞而言“大學”。朱子釋《禮記·大學》篇即從(cong) 此義(yi) ，故以此篇明義(yi) 為(wei) “大人之學”；而鄭玄釋其篇名義(yi) 則以為(wei) “大”當為(wei) “泰”，是以“大學”為(wei) “太學”之義(yi) ，是故陳立《白虎通疏證》亦引鄭玄之言，雲(yun) ：

《大雅疏》引鄭駁《異義(yi) 》雲(yun) ：“玄之聞也：《王製》：‘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yu) 祖，受成於(yu) 學。’”然則大學即辟雍也。

以此可見，自王莽以來迄於(yu) 明帝時，實有一個(ge) 主軸在其間。自前漢武帝始立太學、設博士官及博士第子以來，其學習(xi) 場合皆在“太學”，而負責“學”之大事的主官，便是“太常”；不僅(jin) 博士、推薦之博士弟子等皆由太常主管，而其場所“太學”也同時隸屬於(yu) “太常”。至王莽主政後，則開始注意到“明堂”，不論是宗廟祀祖、發令論政、還是行大射禮、養(yang) 老禮都是在“明堂”舉(ju) 行；但同時王莽時代又擴充了太學學舍，更重要的是同時興(xing) 立起修明堂、辟雍、靈台，並應有個(ge) 三分定位的初步區分，認為(wei) 皇帝在施政大方針上的宣示之場合；但王莽時顯然未能及此，僅(jin) 是興(xing) 起三者而已。光武帝時，既興(xing) 太學，又修起明堂、辟雍、靈台，其作為(wei) 乃延續了王莽以來儒者思維的走向，但也止於(yu) 興(xing) 立三者，尚未及於(yu) 落實到此三者的各自定位屬性與(yu) 所將何為(wei) 性上。逮於(yu) 明帝，我們(men) 才清楚地看到，“三朝之禮”中最重要的其實仍在於(yu) “明堂”與(yu) “辟雍”。明帝以明堂為(wei) 行祭以祀祖先之所，不論是“常祭”“祫祭”“祭天以祖配”的郊祀等禮，其功能都是由“明堂”來承擔；而辟雍，則以明帝在此特為(wei) 親(qin) 自躬行的“大射禮”“養(yang) 老禮”等，皆是屬性“教化”之宣示，由是可知，明帝時本意確實欲將“太學”並入於(yu) “辟雍”；在《禮記》中無論是《文王世子》篇、《王製》篇等皆將“大射”“養(yang) 老”“釋奠”“天子視學”等視為(wei) 同一屬性之事，即聖王欲治天下必自教化為(wei) 始，故養(yang) 老以崇天下以孝養(yang) 、繼祭禮先聖先師以崇此學。因此，除了“靈台”之外，“三朝之禮”在明帝時確已將兩(liang) 個(ge) 最重要的象征之所“明堂”與(yu) “辟雍”作出了區隔與(yu) 定位。然而後幾因尊光武之故而未毀太學，則太學的保留與(yu) 辟雍的功能便須有其區別。一方麵保留了前漢武帝以來太學、博士皆隸屬於(yu) 太常的製度，一方麵凡是後漢之帝欲行教化、勵儒學時，便至辟雍躬行大射、養(yang) 老之禮以宣示之。

顯然，明帝以來的“太學”與(yu) “辟雍”雖兩(liang) 存之卻又是分開的，而且是有層極屬性的，兩(liang) 者各有所司；“太學”仍作為(wei) 一個(ge) 國家體(ti) 製內(nei) 的教育機構，其主官為(wei) “太常”，其層級屬性在以帝王親(qin) 自躬行為(wei) 主的“辟雍”之下；帝王躬行之為(wei) 大事，故親(qin) 行的“學”在於(yu) “大射禮”，以宣示教化為(wei) 其象征主軸所在；由此而下，帝王所親(qin) 自躬行以宣教者，便在政府中宜置有司以為(wei) 專(zhuan) 行機構，此一有司即是“太常”，故博士官隸屬於(yu) 太常，博士官傳(chuan) 學、弟子受學，皆於(yu) “太學”行事。則“太學”中之“學”事，其意義(yi) 上及禮儀(yi) 上，帝王的親(qin) 自躬行給天下臣民看的“養(yang) 老禮”便大於(yu) 僅(jin) 供太學、地方學學子看的“祀聖師禮”了。因之，據《漢書(shu) 》與(yu) 《後漢書(shu) 》，不論是前漢、後漢，博士之官皆隸屬於(yu) “太常”，因之光武帝與(yu) 明帝至山東(dong) 孔府行祀孔時，皆非親(qin) 往，所派出之使臣若論其職掌，則當為(wei) “太常”，由太常主祭孔子；據載，光武帝時所派為(wei) “大司空”，明帝時則為(wei) “太常”。惟章帝時方有親(qin) 至孔府行祭之事！可見無論是太學、辟雍，皆是中央君臣在共同的認知之下，以“孔子所傳(chuan) 之學”為(wei) 核心的“興(xing) 學”之舉(ju) 。然或稱“太學”、或稱“辟雍”，皆同可稱其學為(wei) “國學”也，此時之“國學”已是以“孔子”為(wei) 中心的興(xing) 學立校之國家級舉(ju) 措。但在此興(xing) 學舉(ju) 措中，我們(men) 並未見到“祀孔”典禮的孔聖廟製出現在中央的“國學”之中。

四、結 論

關(guan) 於(yu) 後漢時的封爵孔子與(yu) 封侯孔子後人，範曄在《後漢書(shu) ·儒林列傳(chuan) 》的中，其實已對此事做了總結。範曄認為(wei) 在崇祀孔子方麵，乃以前漢時期的平帝為(wei) 一轉折，彼時掌權的王莽以平帝之詔以封爵孔子為(wei) “褒成宣尼公”，又封孔子後為(wei) “褒成侯”，意欲世世不絕以奉孔子祀，其言雲(yun) ：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wei) “褒成侯”，追四諡孔子為(wei) “褒成宣尼”。及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複封均子誌為(wei) 褒成侯。誌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chuan) ，至獻帝初，國絕。

但這乃是從(cong) 封孔子後裔為(wei) “褒成侯”來奉祀孔子的角度為(wei) 其言說，此言說之性質殆為(wei) 一種血緣性的觀點，置於(yu) 以非血緣性的“儒林傳(chuan) ”中而言之，殊為(wei) 不倫(lun) 。王莽摒血統性的“殷後之崇”路線而改以孔子自身的德業(ye) 而尊孔子，故號為(wei) “褒成宣尼”，並得與(yu) 周公並稱，與(yu) 古昔聖王並列於(yu) “聖人殿堂”之林，最終的根本目的並不在於(yu) 血緣性的意含，而係在於(yu) 孔子所傳(chuan) 授之學乃是“先王之業(ye) ”“聖王之業(ye) ”，任何一個(ge) 時代的帝王如果想要常治久安，惟有自教化風俗著手，而此正是“孔子之言”得以稱“孔聖之言”的關(guan) 鍵。

因之，一個(ge) 時代的帝王必須確立教化之根本大軸，宣示於(yu) 辟雍，行學製於(yu) 中央太學及地方學校，其間之主軸即是孔子所傳(chuan) 之學，而微孔子則先王聖之業(ye) 絕，故孔子既是先師也是先聖。王莽之所以欲從(cong) 孔子自身的功業(ye) 德業(ye) 來封爵崇祀者，其根本原因即在此，在於(yu) 將西漢初年以來董仲舒之上書(shu) 獨尊儒術與(yu) 漢武帝之專(zhuan) 以六藝五經為(wei) 立博士傳(chuan) 授之學者，表彰出來，另外在“非血緣性”的宗祀殿堂中，用帝王封爵的方式來表彰孔子之德業(ye) ；孔子之後得以受封為(wei) “褒成侯”者亦以此故，領受國家的食邑以奉祀孔子家廟者亦以此故，是故褒成侯得以世襲而不絕。範曄已經看到了在曆史的沿革中，此一路線實由王莽開啟之，雖因莽末天下大亂(luan) 而斷，但卻立即被光武帝所詔續之，故曰：“至獻帝初，國絕。”意味著自三國時代起，崇祀孔子之事，無論是自興(xing) 學立教方麵而言、還是自血緣性上孔裔祀孔而言、朝廷開始為(wei) 孔子建廟正式開出國家的非同姓帝王在中央之孔廟中為(wei) 了“學”之大事而祭孔以禮，都已是另一階段的來臨(l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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