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家哲學的生命信仰——以孔顏之樂(le) 為(wei) 中心

作者：張培高（四川大學哲學係特聘研究員）

來源：《中州學刊》2023年第9期

摘要：隨著閱曆的增加及修養(yang) 的進一步提升，晚年的孔子有“其為(wei) 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之論。這裏的“樂(le) ”當然是因“學道”“誨人”帶來的。這其實就是孔顏之樂(le) 的內(nei) 涵，即把對“道”的學習(xi) 與(yu) 追求，內(nei) 化為(wei) 生命的信仰，而後又用於(yu) 指導實踐。這一生命的信仰超越了功名利祿，故能收拾人心。具體(ti) 地說，從(cong) 三個(ge) 方麵影響了士人的行為(wei) ：第一，給予士人生命的意義(yi) 。第二，給予士人人生的前進動力。第三，給予士人學術的方向。這一思想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無論是樂(le) 廣的“名教中自有樂(le) 地”還是範仲淹的“瓢思顏子心還樂(le) ”皆是對這一思想的繼承，並深深地影響了當時及後來的士人。宋明理學的主題其實也由範仲淹開啟。

無論是生活上還是事業(ye) 上，孔子的一生都極不得誌。在生活上，出生不久父親(qin) 便亡故（《史記》曰：“丘生而叔梁紇死”[1]317)，十餘(yu) 歲的時候，母親(qin) 又亡故①，由此便成了孤兒(er) 。既貧窮又卑賤，盡受人欺負，如陽虎便公開侮辱孔子說，“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1]317。在事業(ye) 上，為(wei) 了宣傳(chuan) 與(yu) 推行自己的學說，不斷向諸侯遊說，然而盡管孔子盡力為(wei) 之，卻不僅(jin) 到處碰壁，且多次被圍困而有性命之憂。與(yu) 此同時，孔子事業(ye) 上的不順遭到了許多隱士的無情嘲笑。不過，孔子並沒有被種種困境打倒，一直堅守著自己的事業(ye) ，因此有“鳥獸(shou) 不可與(yu) 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yu) 易也”[1]323之慷慨悲壯。現在的關(guan) 鍵問題是，麵對重重打擊，孔子為(wei) 何能如此堅守自己的事業(ye) ？究其根本，原因在於(yu) ，孔子不僅(jin) 始終堅信自己的學說，而且把它當作自己生命的信仰。這也影響了其弟子，這種影響體(ti) 現在與(yu) 弟子的對談及其弟子的言行中，尤其體(ti) 現在為(wei) 後人津津樂(le) 道的“孔顏之樂(le) ”中。

一、“樂(le) 在其中”與(yu) “不改其樂(le) ”

孔顏之樂(le) （又稱孔顏樂(le) 處），首先見於(yu) 《論語》。《述而》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le) 亦在其中矣。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2]465《雍也》載：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le) 。賢哉，回也![2]386從(cong) 字麵上看，似乎師徒兩(liang) 人的“樂(le) ”屬於(yu) “傻樂(le) ”“窮樂(le) ”。因為(wei) 前者好像是自恃清高，寧願過著窮日子，對於(yu) 不義(yi) 之財分文不取；而後者更是窮中作樂(le) 。其實，這都是極大的誤解。

孔子極力肯定人情的正當性，如雲(yun) ：“富與(yu)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yu)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3]232在此，既肯定了追求富裕、厭惡貧窮的合理人情，又指出了追求富貴時所要堅持的原則：以“道”求“富”。《述而》中的另則記載，表達出孔子同樣的態度：“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wei) 之。如不可求，從(cong) 吾所好。”[2]453如此解釋，仍隻是字麵之意，並沒有涉及關(guan) 鍵問題，即孔子何以為(wei) “樂(le) ”。如果“樂(le) ”隻是建立在通過合理手段獲得富貴的基礎上，那麽(me) 此“樂(le) ”的內(nei) 涵與(yu) 外延的範圍都是相當狹窄的，根本無法完全應對現實的各種問題。現實生活的常態往往是，追求者盡管采用合理的途徑，付出了百倍的努力，但就是無緣於(yu) 富貴。從(cong) 哲學上來說，能夠從(cong) 容應付諸種問題或現象的東(dong) 西，必然是超越具體(ti) 問題或現象的東(dong) 西。孔子把這一東(dong) 西稱之為(wei) “道”。在這方麵，他有許多言論，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yu) 事而慎於(yu)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3]52。在此，孔子雖然沒有把“求道”與(yu) “樂(le) ”聯係起來，但他有“仁者樂(le) 山”[2]408及“不仁者不可以長處約，不可以長處樂(le) ”[3]228之語。而“仁”是孔子所說的“道”的最核心內(nei) 容，正如曾子說“仁者樂(le) 道，智者利道”[3]228。

曾子以“忠恕”[3]263作為(wei) 孔子“道”的核心內(nei) 容，盡管《論語》未有孔子是否讚同的記載，但孔子對“仁”的界定是較為(wei) 明確的，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2]428，“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4]824。前者是“仁”的積極意義(yi) ，後者則是“仁”的消極意義(yi) ，這其實就是所謂的“恕”[5]1106。“忠”也是“仁”的內(nei) 容，《子路》篇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yu) 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4]926據上所述可知，雖然孔子未明言其“樂(le) ”的具體(ti) 對象，但一方麵孔子已經把“仁”與(yu) “樂(le) ”合在一起，另一方麵其弟子又以“忠恕”作為(wei) “夫子一以貫之”的關(guan) 鍵，與(yu) 此同時，“仁”在《論語》中出現的頻率最高②，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可認為(wei) ，孔子所“樂(le) ”的對象就是“道”。

顏回是孔子最喜歡與(yu) 看重的學生，按常理來說，他應該最忠實於(yu) 孔子並繼承孔子的思想與(yu) 氣質。但遺憾的是，《論語》中並無其“樂(le) ”內(nei) 容的記載。固然從(cong) “無伐善，無施勞”[3]353之語中可知曉其政治理念，從(cong) 孔子的“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2]365之評價(jia) 中亦可知其較高的修養(yang) ，但並沒有與(yu) “樂(le) ”聯係起來。不過，對其所樂(le) 的內(nei) 容，漢代孔安國已有明確的解釋：“顏淵樂(le) 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le) 。”[2]387孔氏如此解釋，應受到《韓詩外傳(chuan) 》的影響。該書(shu) 載：

孔子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何不仕乎？”對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mu) ，足以給饘粥。郭內(nei) 之田四十畝(mu) ，足以為(wei) 絲(si) 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yu) 夫子之者足以自樂(le) ，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yu) 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yu) 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2]386-387

前半段與(yu) 《莊子·讓王》的記載基本一致，而後半段則與(yu) 之有根本區別。從(cong) 來源上說，這裏有兩(liang) 種可能：第一，《外傳(chuan) 》抄襲了《讓王》；第二，《外傳(chuan) 》《讓王》有共同的文獻來源，但根據引用者的需要，各自作了取舍。兩(liang) 者相較，後者的可能性更大，因為(wei) 後半段的文字根本不同。這就表明，早在先秦時期，對於(yu) 顏回之樂(le) 的內(nei) 容就已有明確的記載。

孔子求“道”的誌向，在15歲的時候就已經確定下來了。到17歲的時候孔子已小有名氣，因為(wei) 此時已經有士大夫開始問學於(yu) 他了。《史記》載：“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1]317到了40歲的時候，他對自己的“道”已不懷疑，正所謂“四十不惑”③。換言之，此時的他堅信自己的“道”，並把它轉化為(wei) 生命的信仰，而這既是其堅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向諸侯遊說希望他們(men) 采納自己主張的前進動力，也是撫慰其因事業(ye) 不順帶來的煩惱的良藥。

以動力來說，孔子一生中的不少事例都有所反映。如公山不狃因與(yu) 季氏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於(yu) 是起兵造反季氏。成事後，公山欣賞孔子的才能，欲重用孔子。孔子想前往，因為(wei) 費地雖小，但若能采用自己的主張治理，必然有一番大的成就，於(yu) 是有“蓋周文、武起豐(feng) 鎬而王，今費雖小，儻(tang) 庶幾乎”“如用我，其為(wei) 東(dong) 周乎”[1]319之語。又如，衛靈公老了，不用孔子了，但孔子依舊堅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1]321

以撫慰良藥來說，孔子在向統治者推行學說的過程中，成功與(yu) 失敗相比，後者是常態。學說不被采納，導致孔子多次陷入巨大的困境，而他對“道”的堅定信仰，使自己度過或擺脫了一個(ge) 又一個(ge) 的危機。孔子在衛國得不到受用，路過匡國，前往陳國，但因與(yu) 陽虎長得像，便被匡人拘留，且有生命的危險。弟子們(men) 都很害怕，孔子卻表現得很沉穩，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天之將喪(sang)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yu) 於(yu) 斯文也。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320在孔子看來，自己是“道”的真正繼承者，上天如果沒有打算讓文明斷裂，那麽(me) 匡人能拿我怎麽(me) 樣呢？麵對如此嚴(yan) 峻的形勢，對“道”的信仰給予了他戰勝困難的信心與(yu) 勇氣。在前往宋國遭司馬桓魋的追殺及在陳蔡之間遇絕糧之難時，他也都表現出同樣的勇氣，“天生德於(yu) 予，桓魋其如予何”[1]321，“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1]323。

隨著閱曆的增加及修養(yang) 的進一步提升，孔子除了有“知天命”“耳順”和“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之語外，還有“其為(wei) 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1]323之論。這裏的“樂(le) ”當然是因“學道”“誨人”帶來的。這其實就是孔顏之樂(le) 的內(nei) 涵，即把對“道”的學習(xi) 與(yu) 追求內(nei) 化為(wei) 生命的信仰，而後又用於(yu) 指導實踐。

《列子》中也有關(guan) 於(yu) 顏回之樂(le) 的記載：“仲尼閑居，子貢人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問曰：‘若奚獨樂(le) ？’……回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le) 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le) 也。’”[6]盡管列子是為(wei) 了貶低顏回之樂(le) ，但從(cong) 中亦可知，顏回之“樂(le) ”與(yu) 孔子是一致的。因為(wei) “知命”的含義(yi) 之一便是孔子對自己使命的自信與(yu) 樂(le) 觀。這一思想對後世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是不少魏晉士人靈魂的安慰劑，也成為(wei) 宋明理學的主題。

二、“名教中自有樂(le) 地”

麵對“任自然”行為(wei) 的極端化與(yu) 片麵化，西晉清談領袖樂(le) 廣對這一社會(hui) 風氣提出了嚴(yan) 重的批評。《世說新語》載：“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wei) 達，或有裸體(ti) 者。樂(le) 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le) 地，何為(wei) 乃爾也？’”[7]14這裏的“名教”當然是指儒家的道德倫(lun) 常。以王澄、胡毋輔之為(wei) 代表的元康士人，仿效竹林七賢的“放蕩不羈”而玩世不恭、任職不作為(wei) 。樂(le) 廣認為(wei) 士人此種精神狀態完全違背了常理，對社會(hui) 正常的秩序造成了嚴(yan) 峻的挑戰。樂(le) 廣雖為(wei) 清談領袖，但對此現象深感痛心，於(yu) 是認為(wei) 隻有儒家的道德倫(lun) 常才能拯救他們(men) 的頹廢，故而有“名教中自有樂(le) 地”之論。

固然元康士人的“放達”源自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但從(cong) 原因上說，此論恰是對三國以來“刑名之術”與(yu) “異化名教”的反動。《晉書(shu) 》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yu) 朝野。”[8]1317—1318對曹魏指導思想的弊端，早在傅玄之前，就已有桓範、杜恕等人提出了警告。桓範曰：“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為(wei) 政，不能偏用也。”[9]81而杜恕則更進了一步，說：“聖人之修身，所以禦群臣也……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書(shu) 》稱君為(wei) 元首，臣為(wei) 股肱，期其一體(ti) 相須而成也……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zhuan) 飾巧辯邪偽(wei) 之術，以熒惑諸侯。”[9]131桓範強調的是儒法結合，而杜恕則直言用儒家。從(cong) 整體(ti) 上看，遺憾的是，曹丕及其兒(er) 子曹叡未能從(cong) 根本上改變因刑名之術而導致的君臣關(guan) 係緊張④，於(yu) 是“貴無論”玄學開始興(xing) 起。劉勰指出：“魏之初霸，術兼名法……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yu) 是聃周當路，與(yu) 尼父爭(zheng) 途。”[10]何晏、王弼的貴無論玄學，對刑名與(yu) 名教之治都提出了反對的意見，如王弼說，“行術用明，以察奸偽(wei) ，趣睹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則大偽(wei) 生也”，“六親(qin) ，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qin) 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11]43。王弼所傾(qing) 向的理想社會(hui) 是：“是以聖人之於(yu) 天下歙歙焉，心無所主也。為(wei) 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11]130

從(cong) 結局上看，曹魏並沒有因何晏、王弼等人學術的主張而避免滅亡的命運，“高平陵”政變後，司馬氏集團成功奪取了政權。為(wei) 了使政權來源合法，司馬氏集團反而以“名教”之名控訴曹魏政權負責人及其支持者的種種不是，如強迫太後下詔汙蔑曹髦：“造作醜(chou) 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因鴆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hui) 舉(ju) 兵入西宮殺吾。”[12]司馬氏集團的無恥行為(wei) 給予了當時士人強烈的刺激，他們(men) 不僅(jin) 不再相信名教，甚至開始痛斥名教。如嵇康曰：“季世陵遲，繼體(ti) 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13]331-332阮籍也雲(yun) ：“今汝尊賢以相高，競能以相尚，爭(zheng) 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luan) 危、死亡之術耳！”[14]

司馬氏集團利用“名教”之名清除異己和以高壓態勢來對待士人的舉(ju) 措，促使了士人從(cong) 理論與(yu) 實踐上對名教進行了反思。

在理論上，他們(men) 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如嵇康說：“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係於(yu) 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13]231

在實踐上，他們(men) 行為(wei) 放蕩不羈。如《阮籍傳(chuan) 》載：“籍本有濟世誌，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yu) 世事，遂酣飲為(wei) 常。”[8]1360由此可見，他們(men) 放達其實完全是為(wei) 了避免禍患，為(wei) 了求自保，不得已而為(wei) 之。又如阮籍為(wei) 了避免與(yu) 司馬氏聯姻竟然大醉了兩(liang) 個(ge) 月，使司馬昭不得不放棄與(yu) 其結為(wei) 親(qin) 家的念頭。據傳(chuan) ，劉伶為(wei) 了避免朝廷的征召，酩酊大醉，裝瘋賣傻，在村上裸奔，朝廷也不得不放棄，如此，“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8]1376。

吊詭的是，竹林七賢為(wei) 避禍而采取的“放浪”的行為(wei) ，竟然引起了士人們(men) 的爭(zheng) 相仿效。《資治通鑒》載：“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wei) 賢，爭(zheng) 慕效之，謂之放達。”[15]王澄等人的裸體(ti) 之放浪便是如此。實際上，他們(men) 隻有其形，而無其神。其神就是竹林七賢等是為(wei) 了避禍自保，而胡毋輔之等則以之作為(wei) 榮耀。對於(yu) 他們(men) 的不同，東(dong) 晉的戴逵已經看得相當清楚：“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le) 廣譏之曰：‘名教之中自有樂(le) 地，何至於(yu) 此。’樂(le) 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7]394

針對這種崇尚“虛無”而放蕩越禮的社會(hui) 風氣，有誌之士也從(cong) 理論與(yu) 實踐兩(liang) 個(ge) 方麵進行反思。

從(cong) 理論上來說，裴拋出了“崇有論”。在該論中，裴明言這種風氣的危害：“是以立言藉於(yu) 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qin) 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yu) 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wei) 弘，士行又虧(kui) 矣。”[16]1045對於(yu) 解決(jue) 的辦法，裴除了從(cong) 有無之辨上進行論證外，還指出了必須崇尚“名教”：“居以仁順，守以恭儉(jian) ，率以忠信，行以敬讓，誌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yu) 是乎在，斯則聖人為(wei) 政之由也。”[16]1044

在實踐上，綜合儒道信仰，重視孔顏。清談領袖樂(le) 廣自覺地從(cong) 儒學中尋找生命信仰、心靈慰藉，其他的士人亦是如此。比如涼武王李玄盛在《述誌賦》中曰：“幼希顏子曲肱之榮，遊心上典，玩禮敦經。”[17]“幼希”之語表明“名教”仍是當時士人的重要學習(xi) 對象和生命信仰的重要支撐。又如晉時的王沉雖有俊才，但為(wei) 時豪所抑，鬱鬱不得誌，於(yu) 是作文以安慰自己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仆少長於(yu) 孔顏之門，久處於(yu) 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18]再如東(dong) 晉名將應詹認為(wei) 韋泓有德行，以顏回比之，曰：“（泓）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疏不充朝，而抗誌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le) ，泓有其分。”[19]韋泓是否以名教作為(wei) 信仰的對象不太明確，但應詹以顏回之樂(le) 稱之，由此可見名教之樂(le) 在當時仍有重要的影響。另外，元康時，江統看到太子不作為(wei) ，於(yu) 是上書(shu) 進行勸告，其中也把儒家作為(wei) 重要的類比對象：“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20]雖然在此江統以顏回作為(wei) “儉(jian) 德”的例證，但其實也強調了要以儒家之道作為(wei) 追求的對象。

由上述所引可知，盡管魏晉時期玄風興(xing) 盛，但儒家或名教在士人中間仍有很大的影響力，依然是許多士人的生命信仰。

三、“瓢思顏子心還樂(le) ”

“孔顏之樂(le) ”是理學的主題，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學界認為(wei) 這一主題是周敦頤引出來的。二程曾明言：“昔受學於(yu) 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le) 處，所樂(le) 何事。”[21]二程之言符合周敦頤的思想，因為(wei) 周敦頤認為(wei) 士人的追求是：“誌伊尹之所誌，學顏子之所學。”[22]但其實，孔顏之樂(le) 的話題並非周敦頤率先提出來的，範仲淹已先之[23]。範仲淹在睢陽書(shu) 院求學期間寫(xie) 了一首詩，以表達他的心誌：“瓢思顏子心還樂(le) ，琴遇鍾君恨即銷。”[24]前句意指傾(qing) 慕顏回不因其窮而改其樂(le) 。範仲淹本人也有類似的經曆，如到長白山醴泉寺學習(xi) 時，“劃粥斷齏”的艱苦生活陪伴了他三年[25]。三年後轉到應天府學習(xi) ，生活依然艱辛：“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26]“益苦”生活的不堪並沒有使其趴下，因為(wei) 儒學給予了其“求道”的信心與(yu) 快樂(le) ，故有“瓢思顏子心還樂(le) ”之說。不過，範仲淹對儒“道”的理解，並不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心靈慰藉上，他還要把這種信仰落實於(yu) 行動中，外化為(wei) 經世濟民的“動力”，於(yu) 是有“琴遇鍾君恨即銷”之語。與(yu) 此同時，範仲淹把這一生命信仰向當時最著名的學府的學生進行傳(chuan) 達。他說：

經以明道……文以通理……誠以日至，義(yi) 以日精……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wei) 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le) 古人之道，退可為(wei) 鄉(xiang) 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yi) 羽台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le) 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yi) ，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愧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xing) ，濟濟群髦，鹹底於(yu) 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27]

“明道”“憂天下之心”“孜孜仁義(yi) ”“絕德至行”等，都是儒家的基本思想，而現在成了其母校的基本宗旨。這與(yu) 上詩之意是一致的：“瓢思顏子心還樂(le) ”便是“樂(le) 古人之道”，“琴遇鍾君恨即銷”即是“有憂天下之心”。

範仲淹以“道”為(wei) 樂(le) 的生命信仰，不僅(jin) 使其充實地度過了為(wei) 學的艱苦歲月，更是維係了他兢兢業(ye) 業(ye) 而一波三折的一生[23]。不論“居廟堂之高”（朝廷為(wei) 官），還是“處江湖之遠”（地方為(wei) 官），從(cong) 不為(wei) 一己之私利考慮。範仲淹以“道”為(wei) 樂(le) 的思想與(yu) 人格魅力對當時的士人及後人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範仲淹正是以名教之樂(le) 或儒道的信仰來收拾人心，把士人重新聚在儒門之下。

從(cong) 思想上說，在名教衰微、佛教盛行的情況下⑤，範仲淹重新塑造了以儒道為(wei) 核心的生命信仰，開啟了探討名教之樂(le) 的主題。除此之外，胡瑗、劉敞等思想家對此也都有探討。

胡瑗是範仲淹的門下賢士[28]，受其影響，他早在理學家之前就已主張以道為(wei) 樂(le) ，“君子雖居窮困險難之時，而能以聖人之道自說樂(le) 之，則處險而不改其說，是於(yu) 困而不失其所以亨通之道”，“君子之心自達於(yu) 性命之理，不以困躓易其操，不以貧賤變其節，恬然自樂(le) ，以遂其誌也”[29]。對範仲淹極為(wei) 推崇的劉敞⑥也極力推崇此樂(le) 。如他作詩雲(yun) ，“少小貴詩書(shu) ，誌業(ye) 覬孔顏”[30]，“禹稷稱櫛風，孔顏樂(le) 閉門。窮通或相背，勞逸足自論。優(you) 遊蓋卒歲，達者嚐有言”[31]。周敦頤之所以能提出孔顏之樂(le) 的主題，應也與(yu) 範仲淹有關(guan) 係，因為(wei) 範被貶潤州時（1036年），通過僧壽涯他們(men) 兩(liang) 個(ge) 人應有比較密切的交流，而後周敦頤受範仲淹影響。即使這一段記載屬於(yu) 附會(hui) ⑦，但鑒於(yu) 範仲淹在當時的影響力，周敦頤受其影響也是正常的。而周敦頤又直接影響了二程，隨著洛學逐漸成為(wei) 學術的主流，這一問題也成為(wei) 理學家熱衷探討的主題。

在實踐上，範仲淹“名教之樂(le) ”的思想直接塑造了一大批仁義(yi) 之士，如富弼說：“某昔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複製舉(ju) ，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我聞公說，釋然以寧。既而呶呶，果不複行。於(yu) 是相勖以忠，相勸以義(yi) 。報主之心，死而後已。”[32]又如王安石也說：“君（劉牧）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yu) 財物無所顧計，凡慕文正公故也。”[33]

四、儒家哲學生命信仰的意義(yi)

在含義(yi) 上，孔顏之樂(le) 是以道為(wei) 樂(le) ，也即名教之樂(le) ，其實質就是以儒學作為(wei) 生命的信仰，而這一信仰超越功名利祿，故而能收拾人心。具體(ti) 可以從(cong) 三個(ge) 方麵說。

第一，給予士人生命的意義(yi) 。孔子認為(wei) 生命的意義(yi) 或人生的目的就在求道，故有“朝聞道，夕死可矣”[3]244之論。此語不隻是說“道”的重要性，更是指出了生命的意義(yi) 在於(yu) “聞道”，因此“求道”遠遠超越了物質上的追求，正所謂“士誌於(yu) 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以議也”[3]246。在求道的過程中，若不是專(zhuan) 心於(yu) “道”，而是計較物質上的條件，必然會(hui) 背棄理想，偏離有意義(yi) 的人生方向。顏回認為(wei) “求道”遠比“從(cong) 仕”有意義(yi) ，故而選擇了耕讀的生活。這一生活給他所帶來的意義(yi) 、價(jia) 值與(yu) 快樂(le) ，完全超越了物質條件的約束。上述所說範仲淹的“樂(le) 古人之道”、胡瑗的“以聖人之道自說樂(le) 之”，在實質上也與(yu) 孔子之論一樣，給士人指引了一條理想而充實的生命道路。周敦頤讓二程“尋”顏子所樂(le) 何事，其實質也是尋求一條能真正實現生命意義(yi) 的道路。據傳(chuan) 王陽明11歲的時候，就有“登第恐未為(wei) 第一等事，或讀書(shu) 學聖賢耳”[34]之論。顯然，王陽明所選擇的“道路”正是孔子、範仲淹及理學家們(men) 一直追求的“道”之路。

第二，給予士人人生前進的動力。俗話說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這其實反映了一個(ge) 曆久彌新的哲學問題：理想與(yu) 現實之間永遠存在著某種張力。人與(yu) 人之間的一個(ge) 根本不同便在於(yu) ，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遭受殘酷現實的重重打擊時，主體(ti) 是否選擇了堅持。如果經受不住壓力，自暴自棄或中途而廢，這說明主體(ti) 對理想不堅定，主體(ti) 抗壓能力不足。反之，如果對理想足夠堅定，那麽(me) 必然有足夠的勇氣與(yu) 信心堅持理想。孔子因對“求道”堅定不已，故陳蔡之難、桓魋之困都不會(hui) 摧垮其求道的意誌，依然選擇繼續前行。顏回也不會(hui) 因為(wei) 生活的貧困而影響其對“道”的追求。同樣的，在“名士少有全者”的嚴(yan) 峻形勢下，樂(le) 廣仍然保留了對“名教”的信念。《晉書(shu) 傳(chuan) 》曰：“其（樂(le) 廣）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luan) ，清己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35]“清己中立”其實就與(yu) 當時的“放達派”保持了距離，而“任誠保素”固然缺少漢末李膺、陳蕃的正直剛強，但在“朝章紊亂(luan) ”的嚴(yan) 峻形勢下依然以儒者之“誠”來行事，且一直保持著（“莫有見其際焉”）。宋儒範仲淹也不因“劃粥斷齏”的辛苦而影響其“求道”。這些史實表明，他們(men) 皆以“道”作為(wei) 人生前進的動力，故有戰勝困難的信心與(yu) 勇氣。

第三，給予士人學術的方向。固然自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文化政策以來，儒學成了主流的思想，但道佛兩(liang) 家仍然有重要的影響，並吸引著士人。因此，如何選擇學術方向便成為(wei) 漢以後士人麵臨(lin) 的關(guan) 鍵選擇。孔子認為(wei) ，士人的學術方向應定為(wei) 追求崇高的“道”，而不是某種技術性強的職業(ye) 。據《論語》記載，樊遲學耕種莊稼，孔子對其進行了較為(wei) 嚴(yan) 厲的批評：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yi) ，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5]896-898

雖然孔子以“不如”“老農(nong) ”與(yu) “老圃”作為(wei) 回絕樊遲的理由，但其實關(guan) 鍵的問題是，孔子認為(wei) 在“禮壞樂(le) 崩”的時代，通過學習(xi) 農(nong) 業(ye) 是無法從(cong) 根本上改變如此嚴(yan) 峻的社會(hui) 現實的，隻有通過對“德”與(yu) “禮”的學習(xi) 與(yu) 倡導，才能扭轉這一局麵。所以孔子說，統治者如果“好禮”“好義(yi) ”“好信”，那麽(me) 老百姓自然也能夠遵守各種社會(hui) 規範，如此，和諧社會(hui) 才能夠建立。孔子的“誌士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4]443之語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孔子的學生及後來的真儒在從(cong) 事學術研究時，也是以此為(wei) 標準的。如範仲淹對理學家張載有“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yu) 兵！因勸讀《中庸》”[36]381之勸告。對於(yu) 戰鬥力虛弱的宋朝廷來說，軍(jun) 事當然是很重要的。範仲淹深知此點，因此其本意並非否定軍(jun) 事的重要性，而是想表明：第一，“名教”是“體(ti) ”，“兵”為(wei) 用，真正的儒者需要由明體(ti) 到達用[37]；第二，與(yu) “兵”相比，“名教”才能給予士人更為(wei) 長久的追求與(yu) 信仰。張載便聽從(cong) 其勸告，走上了研究、信仰儒學的嶄新之路，後來也提出了與(yu) 範仲淹相類似的主張。如張載認為(wei) ，在現實生活中，如果出現了德福不一致的情況，士人仍要有道義(yi) 的擔當。他說，“富貴貧賤者皆命也……道義(yi) 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36]374，“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yu) 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36]63。這與(yu) 周子“夫富貴者，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le) 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22]33之語有一致之處，皆將“道義(yi) ”作為(wei) 士人的最高追求，超越了個(ge) 人對功利的計較。但相對而言，張子此說不僅(jin) 超越了功利的尋求，更是超越了生死的牽掛，以期達到“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的“仁者”之天地境界[38]。這既是一種學術的立場，也是一種生命的信仰與(yu) 境界。

餘(yu) 論

人如何活得更有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這是一個(ge) 曆久彌新的哲學話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對於(yu) 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後來的真儒來說，他們(men) 所選擇的是“求仁”“行仁”的生活模式。這就是說，為(wei) 學、為(wei) 人、為(wei) 事等生活的方方麵麵必須用仁義(yi) 之道來貫穿。

在為(wei) 學上，以“求仁”或“求道”作為(wei) 目標，孔子除了說“夕死可矣”之語外，還講了不少類似的話，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yi)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2]439，“篤信好學，守死善道”[2]539，等等。

在為(wei) 人上，以“成仁”或“成道”作為(wei) 追求，在這方麵，孔子也有不少的言論，如雲(yun) ，“苟誌於(yu) 仁矣，無惡也”[3]230，“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nei) 自省焉”[3]269，“為(wei)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4]817，等等。

在為(wei) 事上，以“行仁”或“行道”作為(wei) 指南，對此，孔子亦有不少的言說，如雲(yun) ，“殺身以成仁”[5]1073，“為(wei) 政以德”[3]61，等等。

這些思想得到了他的弟子及其後儒的繼承與(yu) 弘揚。以弟子來說，如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wei) 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2]527又如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yi) ，祭思敬，喪(sang) 思哀，其可已矣。”[5]1301以後儒而言，如裴有“居以仁順”之語，範仲淹有“孜孜仁義(yi) ”之論等。這些儒者無不是以“仁義(yi) 之道”作為(wei) 人生的最高追求與(yu) 行動指南。與(yu) 此同時，孔顏之樂(le) 也不隻是在魏晉、宋明得到了弘揚，其實在漢、唐等時期也得到了繼承，至今仍為(wei) 人們(men) 津津樂(le) 道。

 
注釋：
 
①孔子母親亡故時，孔子時年幾何，史書未有具體記載，有人說是20餘歲，但《史記》認為在17歲前，今從《史記》說。
 
②楊伯峻先生指出：“春秋時代重禮，《左傳》沒有仁義並言的。《論語》講‘禮’75次……講‘仁’卻109次。由此看來，孔子批判地繼承春秋時代的思潮，不以禮為核心，而以仁為核心。”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頁。
 
③皇侃解釋說：“業成後已十年，故無所惑也。”程樹德：《論語集釋》（一），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73頁。
 
④這方麵已有許多成果，如許抗生：《魏晉玄學史》，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3頁；餘敦康：《魏晉玄學史》（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6-45頁。
 
⑤範詩雲：“此道（儒道）日以疏，善惡何茫然……術者乘其隙，異端千萬惑……學者忽其本，仕者浮於職。”這裏的“異端”主要是指佛教。範仲淹：《範仲淹全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頁。
 
⑥劉敞《公是集》中的《賀範龍圖兼知延安》《題浙西新學》《聞範參政巡西邊》《聞範饒州移疾》《聞韓範移軍涇原兼督關中四路》等詩皆表達對範仲淹的欽慕之情。
 
⑦《宋元學案》把周列為範的講友，應與潤州期間的交往有關係。黃宗羲：《宋元學案·高平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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