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生於體製外，死於體製內
    作者：吳鉤
    來源：《南方都市報》2012-06-17
    
     
    
    自宋代書院興起之後，中國社會開始形成兩套教育體係，一是涵蓋了太學、國子監、府州縣學的官學體係，其特點為官辦，接受學政、教諭的領導與管理，與科舉製高度結合，以培養預備官員為教育目標。官學之外，傳統社會另有一套以書院為代表的民間講學體係。書院通常由飽學大儒創立，有時能得到政府的資助，有時則受官府打壓，有時又被官學收編，發展路徑比較坎坷。其盛衰起落，可以說正好反映了官府對於民間社會的管製鬆嚴程度。
    
     
    
    書院起源於唐代，而興於宋元，盛於明清。北宋立國之初，天下初定，百廢待興，而漢唐時代的門閥士族又在長年戰亂中瓦解消亡，於是新成長起來的平民士紳群體負擔起了重振學術、重建文脈的責任，創建了一批書院。隨後，北宋政府也建立起一個覆蓋了中央太學、國子監及地方州學的官學體係，但這個官學體係是圍繞著科舉的指揮棒轉的，“掌其教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嚐得售於場屋者耳”——我們一定很熟悉這種情形，時下的高中教師，最受歡迎的不正是高考押題高手麽？而且，就如同現在的應試教育一樣，北宋官學“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結果，官學培養出一堆趨炎附勢之徒，北宋被滅時，居然有一百多名太學生搶著向金人投狀歸降，獻山河形勢圖，連金人都覺得這幫知識分子“苟賤”，不要他們。
    
     
    
    麵對官學之潰壞，南宋的儒家士君子無疑需要重建學術、收拾人心。大理學家朱熹設想過改造官學，卻發現官學其害“不可勝言”，“莫之救也”，所以他“常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換言之，就是幹脆拋掉官學體係，另立爐灶，創辦更有獨立品格、更有學術品質的書院。得益於理學家的推動與實踐，南宋書院獲得了空前的繁榮，根據鄧洪波先生的統計，在兩宋七百多所書院中（絕大多數書院誕生於南宋），民辦書院占了八成以上，因而鄧先生斷言“宋代是民辦書院主宰天下的時代”。
    
     
    
    在南宋理學家的理念中，書院首先是一個獨立於官學的學術共同體，朱熹說，“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因而，書院歡迎的是“四方之士有誌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同時，書院也是踐履儒家經世理想的講學機構，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而是要通過講學“傳斯道而濟斯民”。在理學先賢的經營下，南宋書院形成了以學術研究及講學為核心功能、以學田為獨立財政保障、並且具有學規、章程的學院之製。
    
     
    
    如果說，南宋的書院製度顯示了以士紳為領袖的民間社會在維持學術自治與自主辦學上的智慧與技藝，那麽書院在元代的際遇，則讓我們不得不相信：這種自治的精神與能力必為專製皇權所忌憚。元代的書院出現嚴重的官學化，書院創建必須呈報官府，經層層審核，獲批準後方準修建；書院山長由官府任命；官府還委派“直學”掌管書院財政。審批製、人事權、財權都掌握在有司手裏。
    
     
    
    書院淪為權力的附庸，這是一切學術與教育開始敗壞的淵藪，所以我們不用奇怪，元代為什麽會“書院之設日加多，其弊日加甚”，為什麽書院的建設者“徒知假寵於有司，不知為教之大”。毫無疑問，重振學術與講學之正途，當然是回歸民間，書院“既不隸於有司，而教育之功乃得專焉”。
    
     
    
    可惜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一麵強化皇權專製，一麵收緊社會控製網絡，以致宋時蓬蓬勃勃的書院，在明代差不多沉寂了一百年，著名的嶽麓書院與白鹿洞書院都成為廢墟，“昔日規製不見，唯聞山鳥相呼”。
    
     
    
    明初書院的荒廢，當然是由朱元璋確立的教育與學術製度所導致。朱元璋出身草莽，卻不是輕視教化之人，他登基後便詔告天下：“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隻不過這裏的“學校”，並不包括民間書院，而是指官學係統內的太學、州縣學、社學。明代建立了一個龐大而完備的官學體係，南京、北京均立國子監，府有府學，縣有縣學，縣下又遍設社學，按朱元璋的要求，“各州縣在城並鄉村，但有三五十家，便請個秀才開學”。
    
     
    
    朱家皇帝高度重視各級官學的建設，擺在台麵上的理由是為了“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複先王之舊”，但最重要的原因，我認為還是朝廷想掌控教化之權。這從朱元璋對官學係統外之書院的態度，便可以發現一些端倪。洪武元年，他下詔“改天下山長為訓導，書院田皆令入官”，“訓導”本是山長之助手，學田則是書院之經濟命脈，朱元璋此舉，用意甚是陰險，不但貶低書院領袖的身份，還剝奪了書院的財政大權。洪武五年，又下令“革罷訓導，弟子員歸於邑學”，在朝廷打壓之下，“諸舊書院以不隸於官”，因而“皆蕩然靡存”。對專製統治有著特別偏好的朱皇帝，想必非常不歡迎自成體係的書院之存在。
    
     
    
    我們知道宋代的士君子因為對官學體係的失望，另起爐灶建立書院重振學術，而明初的皇帝出於對書院的顧忌，又重新構建了一個完備的官學體係。曆史就像是在轉圈圈。
    
     
    
    直至明王朝立國已逾百年，朝廷對書院的壓製才鬆懈下來。於是從正德朝到萬曆朝，書院終於迎來了一個爆發式的發展。明末的士子以書院為紐帶結成共同體，透過聚眾講學的形式，抨擊朝廷、地方政事，形成強大的“社會權力”（social power）。以致於“岩廊之上（指朝廷），亦避其諷議”，最典型者莫如東林書院。
    
     
    
    隻可惜，書院這種“體製外”的社會權力，不容於“體製內”的權勢人物，張居正當國與魏忠賢掌權時，都曾下令毀滅天下書院。晚明時代蓬蓬勃勃的書院講學與社會覺醒，在政治打壓下，終於隨著明王朝的覆滅而告終。至於清代的書院，雖然在數量上遠勝之前各代，卻差不多淪為官學與科舉製的附庸。
    
     
    
    縱觀書院從宋至清這一千年間的盛衰，可以清晰地看出，書院的活力來自儒家士君子自發的教化承擔與學術自覺，但凡在官府承認並不幹預士君子的辦學自由時，書院則興盛；而一旦官府容不得民間社會的辦學自由，或者試圖將書院收編進官學體係，則預示了書院的衰落或敗壞。回顧這段書院的興衰史，其實就是去麵對兩種教育傳統——官學的傳統與民間講學的傳統，我們選擇哪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