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孔子別立新宗 作者：賀誌剛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發表
時間：西曆2012年6月11日




    受道裏書院柯小剛兄之引見，有幸來雲深書院，躬逢其盛，實乃三生之幸！在座鴻儒滿席，我不過是鄉野不名之輩，苟於此作些議論，請諸位先生指正。 
    
        此間討論之議題是：重建中華文化主體性。既然說重建，必然是曾經有過，而今天失去了，現在要重新建立曾經有過的或者別立新宗。那麽中華文化主體性曾經有過嗎？又是什麽呢？這本不是一個新問題，一百年來學者於此多有論說，甚至很多人會勿庸置疑地說就是儒家思想。然而我覺得這樣簡單地概括中華文華的主體性是很容易失之偏頗的。竊以為，這種概念化的表述實乃一百年來西方學者對中華文化貼的標簽，我們竟然不加思索地對號入座了。那麽西方學者為什麽稱謂中國為“儒教中國”呢？史學家汪榮祖先生有答：“西方學者視兩千餘年的帝製中國為儒教中國，他們把儒家稱為哲學或宗教，視為一種意識形態，並預設前提，認為儒教乃籠罩帝製中國無所不在的精神麵貌。其實，儒家主要教導做人的道理，提出人倫規範與社會秩序，與極權專製並不協調；有識之士早已指出，帝製實賴法家維持，儒家最多起了製約法家的作用而已。”此真知卓見也。難怪朱子曾經歎曰：“聖人之道未嚐一日真正行於天地間。”連朱子都發出慨歎儒家思想理念未曾於中華大地真正施行過。自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兩千年以來儒家可以說皆不過是做了帝王統治的裝飾而已。論及此處，想來諸儒皆會不以為然。儒家思想不是製度化了嗎，不聞百年前有科舉之製度，“學而優則仕”；有書院之傳播，誦經習文，有教無類；有“禮樂之興”，三綱五常，典章製度？然也。我想正是因為曾經有過這些儒家顯著特征的典章製度成為帝製中國的表麵飾物，西方學者才得了皮毛而作出“儒教中國”的表象之論。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麽?或曰聖人之道者何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法”。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並非是發明創造，而是取已有之者，以期後世效之也。子曰：“誌於道”，是“誌”在複“三代之治”之道。然而後世哪朝哪代何曾複“三代之治”呢？除了王莽改製欲行周禮曇花一現，其他不過取了儒家便其統治之綱常、禮教用之而已。孔子生不得其用，故著書以期後世。後世取其有利而舍其大義是也。可以說儒家思想雖然名義上被兩千年來定為中華文化的主體，儒家的三綱五常、典章製度雖為教民之法度，但孔子欲行的“道”並未在中國徹底地去踐行。所以，僅僅用儒家思想去命名為中華文華的主體性，顯然是不確切和不完備的。那麽中華文化的主體如合才能夠確切和完備的表述呢？顯然，還有道家，魯迅就曾經說過：“中國人骨子裏其實是道家”，還或有佛家，所謂儒道釋是也！抑或還有其他，比如法家思想，早就有人說過所謂“外儒內法而劑之以道”。綜上之述，中華文化曾經有過的主體性是很難“一言以蔽之”的。 
    
        另外，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剛剛過去的20世紀已然成為了我們的曆史，我們的曾經，我們的傳統。談論中華文化曾經有過的主體性是不能忽略在20世紀國人在文化上所走過的路的。1949年代以後，毛澤東建立新中國，把西方傳來的馬克思主義立為思想文化之正統，也就是所謂文化的主體。近人甘陽提出“新三統說”：“目前在中國可以看到三種傳統，一個是改革25年來形成的傳統；另外一個傳統是共和國開國以來，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三是中國文明數千年來形成的文明傳統，即通常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家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常常難以準確表述，但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表現簡單講就是注重人情和鄉情。”其說我不甚苟同，然而對於吾等討論中華文化主體性之重建頗有所益。他明確地提醒了我們：毛澤東在中華文華曾經有過的主體性裏注入了新的元素—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傳統。為什麽說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傳統呢？我以為，在毛的時代，其實也如中國曆代統治一樣，不過是“外馬內中”是也。這裏的“中”當然不僅僅是隻指儒家思想，還有法家、道家，甚至佛家思想在內。回頭看看建國以來數十年之曆程以及毛的作為，儒家傳統的東西不是仍然故我嗎。忠孝仁義還是國人行為之規範，祭祀祖先、節社之慶還是吾華固有之禮儀。家族村落雖然一個個瓦解，但新的一個個單位卻建立起來，人們同樣在單位裏受著儒家傳統道德的規範。儒家傳統在新的空間裏得到了延續。毛不是劉邦、項羽，是讀了孔子的書的，是要“誌於道”的。近日於網上看到一個網友論毛，說的有意思：“孔毛二人，還是要打通，不能老讓他們相爭。 既有孔子，又生毛子。孔，毛之師也。愚笨之人但見毛滅孔，卻不知毛自立門戶之法，乃取之於孔。毛子乃儒門怪傑，日後不妨入孔廟配享。”此話雖似荒誕不經，卻開人思路。毛澤東所處之時正是吾人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上下求索道路之時。國朝典章盡廢，不重建道統則國之不國。毛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相結合，開出了一條新路，使吾人再立於世界之林。古人言：“天不生仲尼而萬古如長夜。”今人言：“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此同理也。隻是孔子生不得用，而毛生得用之，不再如孔子“獨立郭東門，如喪家之狗”，而是深入的發動了民眾，推行了他的平民主義路線,並構建了他的中國式社會主義,而今成了我們傳統的一部分。 
    
        那麽，麵對這些已然失去的中華文化曾經有過的主體性，我們以什麽來重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呢？是恢複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或是讓他繼續作裝飾嗎?還是回到毛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我想,我們不應再循老路走了。最近《開放時代》雜誌舉辦了一個關於“社會主義傳統”的討論，劉小楓有一段發言：“還值得一提的是把儒家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努力。有意思的是，在這方麵努力的其實不少是新儒家的大師，比如說熊十力，新中國剛剛建立，他就通過林伯渠送給毛澤東一本講儒家經學的書。什麽意思？熊十力的意思是，他想告訴毛主席，他與毛主席想的和追求的理想是一致的。梁漱溟也是一個例子。社會主義理想是從西方引進的，但是在後來，中國的傳統學者在這方麵也在努力。在三十年代，有人想用儒家傳統去接西方的民主主義，在社會主義新傳統中，又有人想用儒家傳統去接西方的社會主義。到八、九十年代，又有人要讓儒家傳統去接應西方的自由主義。現代的新儒家，我看來看去，越看越發覺他們是西方現代的‘主義’塑造出來的一群儒生。”此段話很受用，儒者當思之。當下儒者之當為者，難道就是抱殘守缺而拚命與當下行之者苟同嗎？或者厚古薄今而夢回唐朝嗎？我覺得，我們應該去尋找我們文化中長久以來有生命價值的東西，用史家的觀點回頭看我們走過的路。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孔子就是從曆史中去發現真知的。《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周遊列國曆十四年而歸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故孔子知生不得用，著書以期後世也。孔子在他的時代以其所見悟道，他所征者不過他以前的曆史；他所采集者不過春秋諸國之風。我等生今之世，孔子、毛澤東，還有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等等皆為我所見，他們應皆為我所征也；我等所采之風，當是世界諸國之風，所謂全球視野。熊十力先生講：“夫求聖人之道者，必有高尚之誌。未有誌趣卑微，而可聞大道者也。”孔子“十五而誌於學”，以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道是什麽？莊子曰：“道是瓦礫，道是糞尿”；朱子曰：“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孔子於其時悟道，知天命，知道之不行，遂著書以期後世。毛澤東於舊邦開新命，於當世而行道。此二人皆是“誌於道”之人，並都有他們的發現。而毛更踐行之。然而現在夫子之道不複矣，毛之新命亦不複矣。儒家思想也好，毛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傳統也好，都成了中華文化曾經有過的主體性之一部分，而不是現在進行時的主體性。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我們來談重建中華文化主體性，要定中華文化主體性於一尊顯然是癡人說夢。拭問日本文化的主體性是什麽？韓國文化的主體性又是什麽？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嗎？顯然不可斷論，儒家思想在他們那裏起作用，他們的人民依然過著他們傳統的節日，有著傳統的信仰，忠孝仁義他們一樣推崇。然而他們已經現代化了。 
    
        一百年前，吾人為了現代化而舍儒家製度；二十年前為了現代化又舍了毛澤東。今日我們才發現，已舍的卻並未能舍去。所以，我們所要做的應該是效仿孔子，回到孔子，去從新發現“道”，然後“誌於道”，別立新宗，再與舊邦開新命。
    
    
    （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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