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ang) 士成真儒的“逆襲”之路

作者：金軒

來源：“浙江宣傳(chuan) ”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正月廿四日丁卯

          耶穌2024年3月4日

在我國數千年曆史中隻有100多人祀曲阜孔廟，而金華就有五位，其中四位還是一個(ge) 特殊的組合，被後人稱為(wei) “金華四先生”，可見這四人地位之高。

如今不少金華人可能對這四位先生還不太了解，但在理學史上，他們(men) 的地位舉(ju) 足輕重。故事緣起於(yu) 700多年前，一個(ge) 平常冬日，放棄仕途苦尋理學真知的王柏，踏遊金華山，找到婺州名儒何基。王柏向何基道出求學中的困惑和孤獨，渴求名師指點。何基勉勵他刻苦求學，還點明了“立誌居敬”的求學方向。

就在金華山北麓的一處農(nong) 家裏，這兩(liang) 位先賢的見麵開啟了一段接續百年傳(chuan) 承理學的佳話。何基傳(chuan) 道於(yu) 王柏，金履祥先後師從(cong) 王柏、何基，許謙又受學於(yu) 金履祥，誕生了當前學界所說的“金華四先生”，又稱”北山四先生”。四人均活躍在當時的婺州（即今金華），並從(cong) 祀孔廟，被後世尊為(wei) 真儒。

四人的故事很值得一說。今天，我們(men) 探尋“北山四先生”的理學傳(chuan) 承之路，不僅(jin) 可以體(ti) 察一段學術的流變，更能體(ti) 會(hui) 一種甘於(yu) 寂寞、求真求實的精神。

北山四先生，傅軍(jun) 傑插圖圖源：“金華文化”微信公眾(zhong) 號

一

宋代，“學而優(you) 則仕”的風氣，已非常盛行。王柏曾向何基訴苦，在遇到恩師之前，他找不到誌同道合的朋友，也沒有找到全心全意傳(chuan) 授理學的老師。何基勸慰他：“會(hui) 之真吾友也，望其不忘初心，奮其終身。”

對於(yu) 功名的態度，四人出奇得一致。王柏家族世代為(wei) 官，他卻為(wei) 追求理學，放棄了考試得來的官位；何基不但對朝廷送上門的官職堅決(jue) 推辭，就連地方官員邀請他擔任職務，他也不願意；金履祥摒棄舉(ju) 業(ye) ，一生不仕；許謙身處宋元交替的時代，“官府屢為(wei) 辟薦，均固辭”。

有人說，“北山四先生”是隱士，走的是“與(yu) 世幾成隔絕”的純學者之路。但其實四人心中燃燒著的求知濟世理想，從(cong) 未熄滅過。他們(men) 雖然輕功名，卻重學識。他們(men) 雖然隱於(yu) 江湖，但從(cong) 未忘記天下與(yu) 黎民。

目睹當時百姓困苦，王柏向金華地方官連上《社倉(cang) 利害書(shu) 》《賑濟利害書(shu) 》，主張州府加大對貧民的救助。當國家麵對入侵時，王柏還上書(shu) 提醒朝廷務必加強軍(jun) 事重鎮襄陽的防務。襄陽後被元軍(jun) 圍困，金履祥屢次獻策，其中“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且備敘海舶所經地形”更被後世認為(wei) 是可行的奇策。

何基、許謙把教化萬(wan) 方作為(wei) 己任，大開講學之門。從(cong) 麗(li) 澤書(shu) 院到八華山講學，兩(liang) 人以教書(shu) 育人之名，風動天下。許謙甚至達到了“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不憚百舍受業(ye) ”的成就。

在《三國演義(yi) 》舌戰群儒中，諸葛亮曾奉勸東(dong) 吳的官員當學務實有骨氣的君子之儒，莫學刁鑽文字的小人之儒。

“北山四先生”之所以被尊為(wei) 真儒，也是因為(wei) 四人在傳(chuan) 遞理學的同時嚴(yan) 守儒者的操守，將求真和求實從(cong) 始至終貫穿在師徒傳(chuan) 承的信念鏈條中。四人成就的是“君子之儒”。

二

“北山四先生”被後世奉為(wei) 朱學嫡脈、理學正宗。他們(men) 的文風受朱熹影響，推崇“道本文末，文以載道”，他們(men) 將婺學中對實踐的推崇，融入到了理學文章中，形成了獨特風格。

“北山四先生”做學問還有一個(ge) 顯著特點，那就是為(wei) 了達成推廣理學的初心，他們(men) 竭盡全力地將理學送入民間。四人非常默契地對“四書(shu) 學”展開研究。

朱熹為(wei) 《四書(shu) 》作過批注。“北山四先生”在此基礎上對朱熹注釋的經典再加以箋注，目的是為(wei) 了讓更多民眾(zhong) 也能讀懂朱學理學，促使“四書(shu) 正學”成為(wei) 大眾(zhong) 皆知的學問。

如此作為(wei) ，在講究道統的封建時代是需要勇氣的。“北山四先生”傳(chuan) 道重視儒學經傳(chuan) ，但也帶著強烈的質疑精神，用批注來開拓傳(chuan) 承的新路。

何基曾勸說王柏，對經典隻傳(chuan) 而不作疑，避免爭(zheng) 議。但王柏卻堅持做考證質疑，對《四書(shu) 》及朱熹集注有不少疑論。

他質疑《大學》《中庸》是否出於(yu) 《子思》二十三篇，《孟子》是否是自著之書(shu) ，《論語》是否出於(yu) 《家語》等。每次遇到疑問，王柏會(hui) 反複向何基求教。何基也包容弟子的執著，總是耐心解惑。

師長包容，學生敢為(wei) ，“北山四先生”合力使當時儒學困於(yu) 經典、畏於(yu) 權威的狀態得到一定程度的突破，朱熹的理學在四人手中傳(chuan) 承發揚。

明代章一陽在《金華四先生四書(shu) 正學溯源》中，對“北山四先生”的傳(chuan) 承意義(yi) 有一句評價(jia) ：“孔孟未發奧得朱注而朗於(yu) 日星，朱注之未盡意義(yi) 又得四先生闡明殆盡。”意思是說，孔孟之學說，在朱熹的批注下複興(xing) ，朱熹的批注又在“北山四先生”的傳(chuan) 承中得以明辨古今。

《北山四先生全書(shu) 》圖源：“金華市圖書(shu) 館”微信公眾(zhong) 號

三

從(cong) 祀曲阜孔廟，可以說是“北山四先生”被尊為(wei) 真儒最直接的體(ti) 現。但實際上，這段路走得頗為(wei) 漫長與(yu) 艱辛。

明成化及正德年間，當地官府都曾上奏，請求將“北山四先生”從(cong) 祀孔廟，但皆未獲準。不過，朝廷準許金華建設正學祠（書(shu) 院），並多次支持其擴建，明憲宗還賜題“正學”匾額。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決(jue) 定孔廟增祀包括“北山四先生”在內(nei) 的20人。此時，已是許謙逝後近400年。至此，金華有呂祖謙和“北山四先生”五人從(cong) 祀孔廟，人數之多居浙江各地市之首。

正是“北山四先生”用接續百年的求索，詮釋了理學的意義(yi) 和魅力，才有那廣泛而深遠的認同和感召。

時至今日，我們(men) 回溯“北山四先生”的往昔歲月，可對真儒之風骨有更深理解。

以純粹之心求不止之境。“北山四先生”探尋知識之無垠，幾乎達到了忘我的境地。因為(wei) 在他們(men) 看來，學術研究是“為(wei) 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有著以識增智之趣。用現在的話來打個(ge) 比方，就好似“叫醒你的不是鬧鍾，而是夢想”。增學識、漲技能、提修養(yang) ，其實無論何種，隻要能有一件自己認定的事，並為(wei) 之毫無保留地去奮鬥，便是幸事。

傳(chuan) 道授業(ye) 解惑不囿於(yu) 形。何基謝辭書(shu) 院山長，王柏卻接過這一職務，兩(liang) 者其實並非矛盾。通向以文化人的終點，非師者“專(zhuan) 利”，還有條條大路。何基選擇做清寂的學者，便擁一顆止水之心，研究曆史以期為(wei) 今用。但當潛心悟道的王柏出現時，何基也會(hui) 心生漣漪，傾(qing) 囊相授。這樣的情誼和傳(chuan) 承，成就了“北山四先生”，又非隻是“北山四先生”。泱泱大國，千秋文脈，靠的正是無數文人誌士惺惺相惜，代代相承。

力行而不待取亦是智慧。“力行以待取”是孔子的話，意思是說要努力做事，等待別人錄用。“北山四先生”不僅(jin) 對格物致知很執著，其實也有經世致用的追求。他們(men) 都曾針砭時弊，如許謙就寫(xie) 下《朋黨(dang) 論》《學校論》等文章，主張改革選官和學校等製度。隻不過，他們(men) 用出世的智慧洞悉世事，抽離了自身得失，淡泊名利，但求用理學造福蒼生。

“北山四先生”的傳(chuan) 承，在傳(chuan) 統儒學語境中，可能並不是顯學。但四人經曆一百餘(yu) 年，演繹了一段從(cong) “一鄉(xiang) 之士”到“萬(wan) 世真儒”的傳(chuan) 奇。這其中能觸動我們(men) 的還是那份純粹的學者心境，若要在喧囂中尋一份安寧，不可不讀“北山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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