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權力”何以能抗衡正式權力
    ——評吳鉤《隱權力：中國曆史弈局的幕後推力》 
    作者：潘啟雯（北京媒體從業者） 
    
     
    
    在古代，一個官員私人雇用的家丁、奴仆，如跟班、門子等，他們的權力到底有多大?這似乎是一道曆史謎題。而“宰相門子七品官”的俗語卻形象明了地透露出給宰相看門的家奴或跟班，其權力往往不亞於“七品朝廷命官”，盡管任何擺在台麵上的法律文本都不會規定“×X衙門的長隨=X品官”，但官員的侍從們自古便是不可或缺的“權力分肥者”。在晚清小說《官場現形記》裏，提到善哉和尚在湖北武昌龍華寺舉辦一個超大型“水陸道場” (中國佛教最隆重的一種經懺法事)兼募捐儀式時安排的“座席位次”就是最好的佐證。
    
    
    在那次盛大活動上，廣發請帖的善哉和尚將男客席位分為三等：享用上等席位的“vIP貴賓”包括軍方的提督與鎮總兵(相當於省軍區的司令、軍長)、布政使與按察使(相當於副省級領導)、道員(相當於地區行署專員)以及督撫衙門的幕友、官親；二等貴賓席上坐著的是實缺或候補的知府級官員(相當於市級官員)和首縣(相當於省衙門駐地知縣)，以及“洋行買辦、錢莊匯票”等字號的闊佬商家，亦即金融界與外貿界的成功人士；三等席位則坐著候補州、縣，任閑職、散職、副職的佐貳各官以及尋常買賣人等。
    
    
    善哉和尚是個地地道道的佛門中人，按理說應該講求“眾生平等”的思想，但在故事中卻也要看重個“三六九等”，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或許已經見怪不怪了。更為有趣的是，為什麽這些“座席位次”並不全然按照來賓的行政級別、職務高低或者財產額來排列?難道在官場的正式規矩之外，還有著另一套隱微的權力係統、另一個隱秘的特權格局?在《隱權力：中國曆史弈局的幕後推力》中，作者吳鉤以這個“座席位次”的例子說明，可以引入“隱權力”這一參考係數，來理解享受不同檔次“知客”待遇的真正奧秘所在。
    
    
    原來，善哉和尚是根據來賓所擁有的實際權力值(實際權力=正式權力+ “隱權力”)做出不同檔次的“知客”待遇的。提督、鎮總兵、布政使、按察使、道員都是地方高層領導，正式權力很大，是當然的VIP；督撫衙門的幕友與官親，雖然不是朝廷官員，但與高層領導關係非同一般， “隱權力”不容小瞧，所以也坐了上席；由於晚清之時，商人的社會影響力(“隱權力”)日益顯著，因而那些商界的闊佬們，也能享受到與中層領導同等的招待。而坐在三等席位的“佐貳各官”，雖說也是戴官帽、著官服的，也各自有獨立的衙署，看起來似乎風光體麵，實際上卻有職無權，權力完全被正印官架空，比如清代定例：佐貳官不準擅準詞訟，不得擅係犯人算功。難怪他們被安排到最下等的席次，同“尋常買賣人”一般待遇。
    
    
    從善哉和尚安排的“座席位次”中，我們可以得出前述問題的答案了—— 衙門中的師爺和官親，其實遠比那些具有正式官員身份的“佐貳老爺”們更有權力、更受尊敬。而在吳鉤看來，君主專製框架下的官僚製度，官僚可以通過製度性授權，獲得正式權力。所以，正式權力的大小可以通過官階、品秩、俸祿、職位等來綜合衡量，並且從理論上說是固定的。“隱權力”則並非由科層結構設定，而是由人情關係創造出來的—— “隱權力” 自成體係，有自己的隱秘來源，有自己的權力地盤，有自己的傳遞管道，與正式權力係統相互嵌接，又各自為政，共同規劃著官場的權力空間。先前的官員之所以對“年誼”、“鄉誼”、“門誼”等人情資源極為重視，為維持人情關係不惜本錢，每年都要饋贈“冰敬”、“炭敬”、“節敬”等，就是因為一個人情關係網絡就是一個重要的權力源，從中可以假借“隱權力”，從而達到不斷地壯大自己的實際權力值。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關係網絡並不是“隱權力”的唯一源泉，個人的威望、社會動員力，私自竊取的造福與加害能力等，也都可以形成“隱權力”。
    
    
    其實，吳鉤提出“隱權力”這個新概念，並非是換個名字來表述已經存在於社會當中的種種權力背後的“關係”、“麵子”，而是更深入地闡明了其中運作的關係——它不但讓我們看到了“潛規則”背後的推手，也讓我們發現了官與官、官與民、君王與官僚、君王與民眾之間博弈格局的真實推動力。比如說上級官吏對待某個相熟的下屬時，所特意或者無意表現出來的態度，往往就構成“隱權力”的基礎。但這個忽然被其他人所認知的關係本身並不能直接使得下屬的官職升高，而是在同樣的官職之下，其管理的權限就會不斷增加。在生活裏，我們往往可以看到這種狀態的流風餘韻——譬如在某個酒宴上，某位本身就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隻要他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沉於下僚，或者同坐者社會地位相似或者略低，往往從這位口中聽到的都是上官的名諱，以及他們之間吃飯或者握手的交往，以及各種從某上位者口裏聽來的小道消息。這未必是成心進行炫耀，而是在表明自己所掌握
    的“隱權力”是如何強大，以此來謀求更大的“發言權”。
    
    
    那麽， “隱權力”何以能從古至今同正式權力分庭抗禮呢?在作者看來，很多時候， “隱權力”甚至比正式權力更為管用—— 因為“隱權力”的分配不是參照官職大小而是參照人情遠近，不是依靠公共授權而是依靠私人請托，不是服從製度安排而是服從庇主意誌。 “不怕縣官，隻怕現管”—— 這句古話裏的“縣官” 自然指正式權力，“現管”則可以看作是一種“隱權力”。因此可以說， “隱權力” 既不受正式權力結構的層級限製，又可以隨意越過正式權力的橫向邊界。正如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借鬼吏之口說：“一日吏，一日役，一目官之親屬，一日官之仆隸。其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與紀曉嵐同時代的邵晉涵也說過： “今之吏治，三種人為之，官擁虛聲而已。三種人者，幕賓、書吏、長隨。”不論是紀曉嵐說的“四種人”，還是邵晉涵說的“三種人”，都是典型的“隱權力集團”，他們不是朝廷命官，卻是地方吏治的實際掌權者，無官之責而有官之權，而官則“徒擁虛名”而已。
    
    
    頗為難得的是，吳鉤在“隱權力”這個母概念之下，又提出了一些子概念，如“權力經紀”、“權力虧虛”、“黑權力”、“私信政治”、“偏房”、“權力值”、“權力贖金”、“食權者”、“送禮政治”、“盜戶特權”、“假私濟公的政治”等，以進一步豐富“隱權力”的外延和解釋力。譬如，市井俗人眼中幕友師爺的“權
    力虛高”與佐貳官員的“權力虧虛”並存，帝王分配國家權力時以“正室”官僚係統與“偏房”私人班底組成複式權力結構，“食權者”們組成的各種權力集團各自根據(合法的)造福與加害能力而對權力收益進行“權力分肥”等，運用“隱權力”這把鑰匙確實很容易解釋與闡述這些現象。
    
    
    以“偏房”為例，作者引用晚清開明官僚郭嵩燾的史論似乎擁有了超強的普適解釋力：“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後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郭嵩燾所列舉的與君主“共天下” 的曆朝人物，絕大部分都可以歸入“隱權力集團”的行列，如西漢之外戚、東漢之太監、唐之後妃、元之番僧、明之宰相(實為內閣大學士)與太監，還有清之胥吏。在“名分”上，這些人並無“治天下”的正式權力，隻不過憑恃與權力中樞的特殊關係，得以把持權柄、操縱朝政。相對於正式的官僚係統而言，他們就是受寵得勢的政治“偏房”。當然，“偏房”獲利多於或與“正室”差不多，倒不能說明“偏房”的權力大於“正室”，而是反映了權力係統的公共權威極容易被接近權力中心的內部人截獲。權力運行的科層化程度越低，權力被竊取或假借的機會就越大。
    
    
    古今中外，權力在老百姓心中總是“神秘莫測”、“高不可攀”的—— 因為權力本身都是一種羞澀的東西，它的運轉往往都是在幕後進行的， “隱權力”也並非是我們這裏獨有的狀態。而正是由於權力的這種特性，所有追求政治文明的地方，對待權力的運作都是基於兩種考慮：公開透明，以及限製，也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那句“把權力關進籠子”。而“公開透明”正是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基礎。無論針對的是主流話語中的“不正之風”抑或貪
    官獨創的“溫和腐敗”，無論使用的是吳思“潛規則”、洪振快“亞財政”的名詞還是馬克斯·韋伯的“傳統威權”、哈耶克的“自發秩序”、費孝通的“差序格局”、梁漱溟的“倫理本位”的分析工具，在這片曆史悠久而日增神奇的土地上，正式權力與“隱權力”的分野早已是個無法證偽卻也無需否認的事實，讓人略覺有些訝異的不過是在正式權力非正式運作的無奈之外，還俯拾皆是“隱權力”正式運作的無忌與張狂。但存在的真的就是合理的嗎?需要警惕的是。當正式權力越來越依賴於“隱權力”在暗地裏的長袖善舞，製度、道德、正義、勇氣隻能越發淪為騰挪招架的說辭與文過飾非的牌坊，最終毫無疑問地會喪失所有的價值、規矩、準則與效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隱權力”概念的發現和提出，就為理解傳統中國的政治現實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觀察和解釋工具。正如《潛規則》和《隱蔽的秩序》的作者吳思所說：“‘隱權力’這個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許多社會現象，用到妙處，甚至可以憑借小學算術把這些現象算清楚。”對曆史進行的大眾化解讀，並做出這樣的現實反思，在筆者看來，吳鉤和他的《隱權力》無疑是得益於當下社會民智的啟迪，讓社會大眾得以擺脫那些被理所當然地接受了的“觀念神話”，也即相信“人類的曆史進程總是確定不移地向前發展’， “當下總是好於往昔”， “今人總是賢於古人”，“製度不斷完善，人性不斷進化，最終會達至一個完美的人間天堂”等。而事實上，區區數千年文明史，人類得到的僅僅是知識的累積，智慧並元實質進步，人性和各種社會陋習也依然恒常如昔，因此古今仍舊有如此之多的“雷同”並不令人奇怪。在時間已流動到21世紀的今天，我們需要的正是打破這樣的“觀念神話”，明白時間的曆史流淌不會自動帶來一切，社會的進步和完善需要製度建構來加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