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向未來，必須“知幾”“通變”

作者：章關(guan) 鍵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臘月初七日庚辰

          耶穌2024年1月17日

哲學的產(chan) 生皆有本原，如果說西方哲學的本原始於(yu) 希臘先知之見，則中國哲學的本原始於(yu) “三聖三古”之說。本原不明，其流不清。返本歸原，直道而行。以中國哲學言，返本，就是返中華第一經典《周易》之本；歸原，就是歸孔子精心傳(chuan) 述《易傳(chuan) 》之原。

《漢書(shu) ·藝文誌》雲(yun) ：“《樂(le) 》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yi) 之用也；《禮》以明體(ti) ，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shu) 》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wei) 之原。”它告訴我們(men) ：《樂(le) 》《詩》《禮》《書(shu) 》《春秋》五經分別闡述仁、義(yi) 、禮、智、信五常之道，相互配套。歸根結蒂，本原在於(yu) 《周易》。而《周易》的思想理論高度，恰恰取決(jue) 於(yu) 《十翼》騰飛的高度。《十翼》即《易傳(chuan) 》，孔子晚年傳(chuan) 研《周易》的十篇哲學巨著。因此，今天我們(men) 倡言“返本歸原”，乃是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基礎性工程。新近出版的拙著《經典新讀〈周易〉暨孔子哲學講義(yi) 》（複旦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作為(wei) 個(ge) 人第六本易學係列著述，正是為(wei) 了打開從(cong) 《周易》之門進入孔子哲學殿堂的理論通道，以實現中國哲學返本歸原之旨。

堅持實事求是

走出疑古時代

“走出疑古時代”是著名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基於(yu) 曆史新證與(yu) 現實情勢而作出的一項高瞻遠矚的學術判斷與(yu) 文化認知。事實上，我們(men) 尚未完全走出疑古時代，而是正在走出疑古時代。即如李先生采取公認的“兩(liang) 重證據法”，綜合地下的文物考古成果與(yu) 曆史的文獻考證，在2006年出版的《周易溯源》著作中通過對《西周春秋的〈易〉》《〈易傳(chuan) 〉的年代問題》《戰國秦漢竹簡與(yu) 〈易〉》《帛書(shu) 〈周易〉經傳(chuan) 》等多方麵的研析論證，最終得出清晰明確的結論：“孔子不僅(jin) 是《易》的讀者，也是一定意義(yi) 上的作者，這正是因為(wei) 他作了《易傳(chuan) 》（《周易溯源·第五章論帛書(shu) 〈周易〉經傳(chuan) 》379頁 ）。”對於(yu) 這一具有重大曆史文化意義(yi) 的學術論斷，也還有人不以為(wei) 然，仍在我行我素，繼續翻新疑孔舊說。從(cong) 而啟示我們(men) 在肯定上世紀中葉以來考古、考據與(yu) 文獻鑒證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端正學術風氣，克服認知慣性，真正從(cong) 思想上走出疑古時代，正確對待經典，對待《易傳(chuan) 》，對待孔子哲學。

疑古並非不可，但須疑之有據，解疑求真。絕不能重溫古史辨派的“層累說”與(yu) “不立一真，唯求流變”的舊訓，以至“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在這方麵，學術前輩錢穆先生勇於(yu) 實踐並善於(yu) 實踐，從(cong) 中探究真理，修正錯誤，為(wei) 我們(men) 樹立了學習(xi) 的榜樣。錢穆先生年輕時一度附和胡適、顧頡剛等的學術主張，推動疑古思潮，還將崔述疑《易傳(chuan) 》非孔子之作的“七證”發展為(wei) “十證”。但此後在進一步研究考證古典文獻的過程中，終於(yu) 發覺古史辨派指導思想有誤，立刻進行認真反思。他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諸子係年·自序》中指出：“夫為(wei) 辨者有破有立，破人有餘(yu) ，立己不足，此非能破之勝也。”在《崔東(dong) 壁遺書(shu) 序》中直言：“數年以來，有聞於(yu) 辨偽(wei) 疑古之風而起者，或幾於(yu) 枝之獵而忘其本，細之搜而遺其巨。離本益遠，岐出益迷。”（《中國學術思想論叢(cong) （八）》第284頁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近人盡從(cong) 疑古辨偽(wei) 來治史，所以終難摸到曆史大動脈之真痛癢。”（《史學導言》，台北中央日報，1974年版第30頁）“頡剛史學淵源於(yu) 崔東(dong) 壁之《考信錄》，變而過激，乃有古史辨之躍起。”（《八十憶雙親(qin) ·師友雜記》第167-168頁）可謂反戈一擊，切中古史辨之七寸。此後，錢穆先生胸懷堅定的文化自信與(yu) 理論自覺，積極傳(chuan) 承與(yu) 發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碩果累累，成為(wei) 一代宗師。錢穆先生的文化實踐之路，從(cong) 本質上看，正是我們(men) 當下亟須倡行的“返本歸原”之路，也是真正胸有成竹地走出疑古時代之路。

清除“層累說”

還原“文獻說”

顧頡剛先生在上個(ge) 世紀初葉提出的“層累說”，是服務於(yu) “改造國故”的臆說，雖遭魯迅先生嚴(yan) 厲批評（“他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隻要看他的《古史辨》，就知道已將古史“辨”得沒有了。”[ 轉引自般鵬《曆史的浪漫派——魯迅廈門時期寫(xie) 作中的事與(yu) 古史》，載《文藝批評》2022.05.18]“隻希望有曆史癖和考古癖的胡適之先生們(men) ，將來或者能夠尋出許多新端緒，但是我這《阿Q正傳(chuan) 》到那時卻又怕早經消滅了。”[鄧宏輝：《古代層累說是指什麽(me) 》，2020.03.03文，載於(yu) 百度]），依然風行一時，而其餘(yu) 息至今猶存。為(wei) 此必須進一步深入探究，辨明是非。曆史的真相是，中國古代的文化史絕不是經由傳(chuan) 說層層累積起來的，而是通過文獻層層考證不斷記錄下來的。從(cong) 春秋的孔夫子到西漢的司馬遷，以迄清代的章學誠，“文獻說”一脈相承，從(cong) 未中斷。其創始人孔子在《論語·八佾篇》中告訴我們(men)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孔子認為(wei) ，盡管杞國君主是夏禹的後代，但文獻不足，雖在杞國也不能證實夏代的體(ti) 製。盡管宋國君主是商湯的後代，但文獻不足，雖在宋國也不能證實商代的體(ti) 製。孔子對曆史的態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位熱衷於(yu) 研究古代史事的考古大師對征詢核實得到的曆史文化成果（包括六經），總是原原本本地傳(chuan) 述給弟子，從(cong) 不隨意把自己個(ge) 人的揣想添加其中。古代賢士老彭正是他內(nei) 心的榜樣。（曆來的《論語》闡釋多將“述而不作”解為(wei) “隻口述，不著作”似屬誤讀。）他傳(chuan) 述夏禮、殷禮，是經過多方調查研究，認真搜集文獻考據，直到確證無疑，方才作出定論。孔子所言的“文獻”，“文”指曆史典籍，也包括“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一類曆史傳(chuan) 紀與(yu) 文物。孔子所言的“獻”，則指掌握有關(guan) 史事的社會(hui) 賢達。

在孔子的言傳(chuan) 身教下，曆代史家均強調文獻，尊重事實。文天祥《正氣歌》中讚頌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孤筆”，正是春秋時期兩(liang) 位置生死於(yu) 度外而堅持秉筆直書(shu) 的史官。司馬遷作《史記》不僅(jin) 匯集研析大量曆史文件，而且遍曆五湖四海調查研究，如毛澤東(dong) 所評：“覽瀟湘，登會(hui) 稽，曆昆侖(lun) ，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遊者豈徒觀覽山水而已哉！”按司馬遷自己的說法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期“究天人之際”，而“通古今之變”。方誌學家章學誠認定“六經皆史”，並非視六經隻是史書(shu) ，而是啟導人們(men) 認識六經的曆史真實性，從(cong) 中考究史事、史境、史情、史證。他提出《修誌十議》，從(cong) 職掌、考證、征信、征文、傳(chuan) 列、書(shu) 法、援引、裁製、標題、外編等十個(ge) 方麵對史誌編纂進行規範，以確保記述的真實性。並倡導“乘兩(liang) 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而立四體(ti) ，以歸四要。”四要者，要簡、要嚴(yan) 、要核、要雅。從(cong) 而在方誌實踐中進一步豐(feng) 富和充實了“文獻說”。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守持並踐行的曆史認知觀如此清楚明白，豈是輕輕一句“層累說”所能顛倒黑白的。正是基於(yu) “文獻說”的深厚底蘊，當代史學、國學大家王國維先生一經提出“二重證據法”，就立即為(wei) 學界普遍接受並在實踐中取得顯著效驗。自上世紀下半葉以來，考古考據領域更是碩果累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總結提高，必將進一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曆史傳(chuan) 承與(yu) 考證學說。

研發弘揚孔子哲學

是彰顯中華文明的時代課題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急劇變化，使人類麵臨(lin) 著重大而緊迫的考驗：如何認識與(yu) 麵對未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對此，孔子哲學將幫助我們(men) 從(cong) 認知理論上明確方向，觀“消息盈虛”，通“天下之故”。就宇宙自然而言，宏觀世界從(cong) 奇點爆炸開始，繼續不斷地膨脹擴大，反映著“易有太極，是生二儀(yi) ”的過程還在運變發展。星係與(yu) 星係、星體(ti) 與(yu) 黑洞、物質與(yu) 反物質，能量與(yu) 暗能量始終處於(yu) 推移消長的過程中。而微觀世界發生的量子波粒二象性及其糾纏現象，同樣可以用剛柔往來、陰陽交感的原理加以闡釋。就人類社會(hui) 言，不論是戰爭(zheng) 危機、人口危機、資源危機或者現代科技倫(lun) 理危機，同樣地都表現著“一陰一陽”之道在相關(guan) 領域中的偏離與(yu) 失衡。最重要的是，孔子哲學告訴我們(men) ：麵向未來，必須“知幾”“通變”。“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為(wei) 此要懂得：“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孔子哲學不僅(jin) 啟示我們(men) 與(yu) 時俱進地認識世界與(yu) 改造世界，而且啟示我們(men) 一以貫之地認識自己、完善自己；從(cong) 生生出發，堅持“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秉持乾坤易簡之理，“和順於(yu) 道德而理於(yu) 義(yi) ，窮理盡性以至於(yu) 命”。

由此可見，孔子哲學是驅除世界黑暗的曙光，指點人生迷津的明燈，推動曆史進步發展的強大正能量。因此，研發弘揚孔子哲學是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項時代使命，也是彰顯中華文明的一個(ge) 重大時代課題。

知行合一

深耕孔子哲學的理論園圃

《易傳(chuan) 》蘊涵的孔子哲學，提出了一係列新概念、新範疇、新認知、新命題，大大超越了《論語》的聖賢政治與(yu) 道德思想範疇。須要花大力氣，下真功夫，進行創造性的研究、解讀，開拓思路，發掘精義(yi) 。拙著《經典新讀》概括的“十識”“六諦”和七大鮮明特色，隻是拋磚引玉，開渠引流，敲鍾打鼓以推動群策群力“講經說法”，爭(zheng) 取廣大學人同探真如勝境，共覓菩提妙果。事實上，這也是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yi) ，進而奠定理論基石、探索中國特色哲學的理論路徑與(yu) 框架體(ti) 係。孔子哲學要發揚光大，必須改變“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局麵。仁者智者是孔子哲學的理論隊伍，人民群眾(zhong) 是孔子哲學的實踐主體(ti) 。編織兩(liang) 者的連結紐帶，基礎當在教育。毫無疑問，高等院校是孔子哲學研究開發的主陣地，鑒於(yu) “易道廣大，無所不包”，除國學和史哲外，其他專(zhuan) 業(ye) 亦可視情有所結合。

就時代意義(yi) 言，除“三才之道”“天人合徳”、時位中正、正性修命等基本理念外，當今最值得加以深度關(guan) 注的孔子哲學精蘊是獨具一格的文化理性、意象思維與(yu) “知幾通變”的感通力。文化理性具有寬廣的包容性、獨特的生動性和普遍的適宜性。它與(yu) 西方傳(chuan) 統哲學理性的根本區別，一是前者囿於(yu) 求真，易於(yu) 異化為(wei) 實用理性、工具理性；後者則在求善中求真求美，三位一體(ti) ，相得益彰。二是前者死摳邏輯，僵硬固板；後者理通於(yu) 情，情達於(yu) 理，情理交融，升華智慧。文化理性既運用抽象思維，又融合形象思維，二者有機結合，形成廣開智見慧識的認知新徑。以色列知名曆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將七萬(wan) 年前人類在運用形象思維的基礎上開始運用抽象思維而具有了編造故事的能力稱之為(wei) 第一次認知革命，則一萬(wan) 年前伏犧氏運用意象思維設製八卦當是人類認知革命過程深化的新節點或第二次認知革命的起始點，它為(wei) 象形文字的誕生提供了順理成章的思想基礎。在文化理性與(yu) 意象思維的認知常青樹上，還結出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感通力慧果。它們(men) 基於(yu) “天人合徳”“三才之道”的生命土壤，生根發枝，開花結果，三位一體(ti) ，相映生輝，顯示出孔子哲學理論園圃的無限生機與(yu) 中國特色哲學的深遠淵源。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