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器碑》及其刊定

作者：杜誌勇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2024年1月5日

《禮器碑》在漢代碑刻當中十分特殊。此碑石麵規整、形製有度，與(yu) 他碑無異。如若走近細看，就會(hui) 發現碑石四麵全部刻滿文字，碑陽、碑陰、碑側(ce) 內(nei) 容安插緊湊，簡直密不透風。這樣敬惜片石，在中國曆代石刻中都堪為(wei) “節儉(jian) 刻石”的榜樣。

《禮器碑》本事

《禮器碑》無額無題首，稱謂甚夥(huo) ，有《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韓明府修孔廟碑》《韓勑禮器碑》《韓勑碑》之說，此碑四麵皆刻，隸書(shu) ，高173厘米、寬78.5厘米、厚20厘米。碑陽十六行，滿行三十六字；碑陰上下分為(wei) 三列，各十七行；左側(ce) 上三列，各四行；右側(ce) 四列，各四行。此碑原在山東(dong) 曲阜孔廟東(dong) 廡，後移入孔府西倉(cang) 漢魏碑刻陳列館。

《禮器碑》碑文主要講述東(dong) 漢桓帝永壽年間，魯相韓勑繼承魯國尊孔傳(chuan) 統，免除孔子母親(qin) 顏氏、妻子並官氏在魯國後裔的徭役賦稅，修飾孔廟，增置禮器車輿。吏民百姓感念其功，捐資刻石。韓勑追述因孔子之母顏徵養(yang) 育孔子之功，免除居住在魯親(qin) 裏的顏氏、安樂(le) 裏的孔子妻子並官氏族人後裔的徭役賦稅，以彰顯對孔子的尊崇之心。韓勑尊孔推及其親(qin) 的舉(ju) 措，筆者並未見到之前的文獻記載，僅(jin) 見孔子嫡係每代封一人為(wei) 褒成侯的記錄（詳見《乙瑛碑》）。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為(wei) 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乙瑛碑》）153年，桓帝下令在魯國孔廟設立百石卒史，管理禮器。人員設置好了，接下來就該查漏補缺、整理孔廟內(nei) 務了。“君於(yu) 是造立禮器，樂(le) 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壺，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到156年，魯相韓勑完成了對孔廟建築的修葺整刷、禮器的增補、車輿的添置。從(cong) 製度（設褒成侯、百石卒史，免顏氏、並官氏後裔繇發）到具體(ti) 禮器都已完備，全麵構建了尊孔的氛圍。另外，這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書(shu) 請求設置百石卒史的是魯相乙瑛，等153年3月皇帝詔命下來，接旨的成了魯相平。156年刻的《禮器碑》裏歌頌的魯相又變成了韓勑。魯相作為(wei) 孔廟的直接領導，其貢獻孔廟皆刊石記錄。但三四年間出現了三位魯相，相繼為(wei) 管理人民之官，此職人員流轉過於(yu) 頻繁，說明魯國政局可能存在一些問題。

關(guan) 於(yu) 韓勑的記載，除《禮器碑》外，或還有一碑。洪適的《隸釋》言此碑立於(yu) 威宗永壽三年（157），此碑陰與(yu) 《禮器碑》碑陰列數不同，可以肯定是兩(liang) 塊碑。並且，從(cong) 洪適把碑陽、碑陰分別著錄於(yu) 《隸釋》《隸續》來看，他看到的不是原石，而應該是先後得到的拓本。後來朱彝尊在《曝書(shu) 亭金石文字跋尾》裏也提到這塊碑，所言沒有超出洪適記錄，大概轉錄而已。

《禮器碑》的刊定

據筆者所見漢碑拓本，《禮器碑》將捐款者姓名及捐資數額等信息鐫於(yu) 碑上，在存世漢碑中當屬首見，或許這是吏民“眾(zhong) 籌”刻碑的開端。並且此碑確立了碑陽刻正文，碑陰及碑側(ce) 刊捐款人信息的通例（關(guan) 於(yu) 《禮器碑》碑陽亦刊捐款者信息的問題，下文解釋說明）。影響所至，如其後出現的《曹全碑》《張遷碑》比比皆是。《禮器碑》首創之功，不可磨滅。或許正由於(yu) 此舉(ju) ，才引起了此後漢碑刊刻數量的激增。《禮器碑》刊捐款人的動因不外乎鼓勵大家資助，作為(wei) 回報，名隨石存。這種新穎的留名方式得到了吏民的積極響應，也就不難理解《禮器碑》題名呈現出的滿滿當當、見縫插針的樣子了，這種爆發式題名也是絕無僅(jin) 有的。

通觀《禮器碑》整拓，不管是碑陽，還是碑陰、碑側(ce) ，給人的感覺就是密不通風。碑麵絕少留白，顯得緊緊巴巴。矗立在孔廟、記載嚴(yan) 肅之事的碑，怎麽(me) 會(hui) 刻成這個(ge) 樣子？細觀《禮器碑》可發現一些緣由。《禮器碑》碑陽文字體(ti) 勻稱，疏朗有致。末尾捐款人信息部分，與(yu) 碑文不同，字大小有變化，因其在最末兩(liang) 行半，對碑陽整體(ti) 影響不大；碑陰上下分為(wei) 三列，字體(ti) 情況大體(ti) 與(yu) 碑陽相似；碑左側(ce) 未見界格，但字體(ti) 安排從(cong) 容如碑陽、碑陰，上下三列，因未有界格規範，行與(yu) 行之間出現參差錯落，字之大小稍有別；碑右側(ce) 亦未見界格，上下分為(wei) 四列，字體(ti) 雖仍沉穩，但明顯較碑陽、碑陰及左側(ce) 為(wei) 小。看完這四部分，我們(men) 能明顯感覺到書(shu) 丹者的書(shu) 寫(xie) 順序應是碑陽、碑陰、左側(ce) 、右側(ce) 。

說到這裏，似乎沒什麽(me) 問題了，但我們(men) 細觀四幅拓本，竟然發現了“闖入者”存在！所謂“闖入者”是指那些打破碑麵正常行款設計的文字，這樣的文字在碑陽、碑陰及兩(liang) 側(ce) 皆有存在。碑陽最後兩(liang) 行半所刊為(wei) 捐款者信息，行款很亂(luan) ，既不是碑陰的上下三列，也非碑側(ce) 的三列或四列。並且，突破碑麵上預設的界格，出現了兩(liang) 格刻三字的情況。很明顯這是界格文字刊刻完畢，利用空白再行刊刻的結果。這也足以證明碑陽本來沒有刊刻捐款人信息的計劃，碑陽隻刊正文，碑陰刊資助者信息。現在呈現的結果隻能說明碑陰及兩(liang) 側(ce) 不能容納這些信息，才使得它們(men) 跑到碑陽與(yu) 正文並列。由此，我們(men) 大體(ti) 可以還原《禮器碑》當時寫(xie) 刻的情景：書(shu) 丹者先寫(xie) 碑陽正文和碑陰界格內(nei) 部分，書(shu) 寫(xie) 至此，灑脫自然，字體(ti) 大小一致。然後是碑的左側(ce) ，接下來是右側(ce) 。這兩(liang) 部分越寫(xie) 越緊湊，隻有一個(ge) 解釋，就是像碑陽、碑陰那樣疏朗，寫(xie) 不開了，隻能擠一擠。即使寫(xie) 手刻工盡力節約空間，但字體(ti) 法度仍存。等把碑兩(liang) 側(ce) 也寫(xie) 滿了，才發現還有捐款者名字沒有寫(xie) 上，沒辦法，隻能到碑陰尋找空間，就出現了我們(men) 看到的碑陰第一行“遼西陽樂(le) 張普䦿堅二百”、第十四行“故薛令河內(nei) 溫朱熊伯珎五百”、第十五行“故豫州從(cong) 事蕃加進子高”等“闖入”的小字。等把碑陰塞滿了，仍舊還沒刻完，隻能把碑陽正文剩餘(yu) 的兩(liang) 行半空間用上了。至此，《禮器碑》刻完了，所呈現出來的寫(xie) 刻順序不像上麵推測那麽(me) 簡單，全程應該是：碑陽→碑陰→左側(ce) →右側(ce) →碑陰（補入）→碑陽（補入）。這種事出現在打有界格碑石上，看上去過於(yu) “離譜”，若把鼓勵吏民捐款刻碑的背景考慮進來，就容易理解了。資助者的捐款行為(wei) 是一個(ge) 陸陸續續的過程，可能一直持續到刊碑結束也未可知。應該說《禮器碑》呈現出來的麵貌，是事前計劃（因刊刻字數打界格）與(yu) 因時變化（刻碑過程中不斷有資助者捐款）的完美結合。值得注意的是，我們(men) 常見的《禮器碑》影印本多為(wei) 剪裱本，前後順序是碑陽、碑陰、右側(ce) 、左側(ce) ，與(yu) 原碑刊刻的順序應該是不同的。

（師徒訪碑）

《禮器碑》比《乙瑛碑》在時間上晚了三年，雖然在記錄內(nei) 容上有連貫性，但在隸書(shu) 書(shu) 法上卻呈現出不同麵貌，《禮器碑》要精進很多，成為(wei) 名副其實的“漢隸第一”“隸書(shu) 極則”。正如楊守敬所言：“漢隸如《開通褒斜道》《楊君石門頌》之類，以性情勝者也；《景君》《魯峻》《封龍山》之類，以形質勝者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論之，寓奇險於(yu) 平正，寓疏秀於(yu) 嚴(yan) 密，所以難也。”《禮器碑》的書(shu) 寫(xie) 者隸書(shu) 功力很深，再加上前麵所說的寫(xie) 刻背景，書(shu) 寫(xie) 者在界格內(nei) 、碑兩(liang) 側(ce) 、插空處的不同考慮就呈現出此碑風貌的多樣性。而這種多樣性，也有極大的可能暗示著《禮器碑》出自不同書(shu) 家的手筆，或者最後“闖入”的捐助者名字，幹脆就是刻工鐵筆所為(wei) 。

《禮器碑》刻成之後，曆代著錄頗多。酈道元《水經注》最早言及此碑，宋代以來金石書(shu) 籍莫不著錄。但目前我們(men) 能確定的最早《禮器碑》拓本為(wei) 明初拓本，實際上，觀摩臨(lin) 習(xi) 此碑，最好能以剪裱本為(wei) 基礎，參以整紙拓本。剪裱本方便展觀，究察細部，整紙拓本表現整體(ti) 氣象，傳(chuan) 達書(shu) 寫(xie) 者、刊刻者在不同情況下的書(shu) 寫(xie) 刊刻麵貌。二者相參，方能深入理解此碑。

注：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中國古代石刻刻工考錄”（19BF077）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杜誌勇，1978年生，河北衡水人，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關(guan) 注領域為(wei) 先秦兩(liang) 漢文學、古典目錄學、石刻文獻。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