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該停了 
    袁剛（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經濟觀察報2012-05-19
    
    
    
     剛才易富賢博士講的比較全麵，他以赤子之心關切著我們國家的前途，對我國計劃生育人口問題做了比較全麵的長時間的研究，寫了《大國空巢》這樣一本很有針對性很有價值的書。我看他的論述很有道理，各方麵的數據也很充分，很有說服力，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觸動。我對人口經濟應該說研究不多，談不上是專家，但許多現象我也看到了，且從一個少年一直看到現在，我也步入老年，看到計劃生育給我周圍人帶來說不盡的痛苦，深感中國人口問題潛藏著巨大深刻的危機，將危害國家，遺患無窮。出於知識分子的良心，我覺得有必要出來呼籲一下——計劃生育搞了這麽多年，應該停下來了。
    
     
    　　毛主席在剛解放時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我們這個社會和國家都是由一定數量的人組成的，人口是國家構成的最主要因素。現今我們政府也處處講要“以人為本”，古代政治思想家也反複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人民是國家的基礎，人口問題自古以來就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人口不僅關係到經濟，也關係到社會、倫理、政治、軍事等各個方麵。曆代當政者都把人口人手當作資源，采取存民養民政策，人口多標誌著國力強盛。戰國時為了擴張本國人力資源，列國都爭相采取“俫民”政策，即招攬臨國百姓到本國來耕種。對本國民眾則分家析戶，增殖人口。人口增殖也是地方官考課的主要標準，人多力量大，人口多賦稅就多，兵員更充足，國家就強盛。所以說人是一切事物中第一個可寶貴的，自古以來就如此。
    
     
    　　節製生育是近200年來才提出來的，此前在人類曆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從來都是認為人越多越好，因為人口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繁榮昌盛或強大的根本，古代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聽說有想方設法限製人口，減少人口的統治者。古希臘的斯巴達淘汰弱嬰，但並不反對強壯人口越多越好。
    
     
    　　人類的曆史，從考古發掘出的化石證明有大概300多萬年，人類發展到今天很不容易，很不簡單，人的生命很金貴，也很脆弱。根據現代高分子遺傳生物科學DNA的測定，我們現今全球人類，都是大約15、16萬年前“走出非洲”的智人的後代，DNA檢測到我們的祖先走出非洲時也就十幾個人，他們曆盡艱難活下來傳種接代生生不息，並散布到世界各個角落，經過十幾萬年的發展，現在全球人口是70億。中國人並不是五六十萬年前“北京猿人”的後裔，北京猿人早已滅絕，歐洲的尼安德特人也滅絕了，有不少人種都滅絕沒有走到今天，生命的延續是很不容易的。地球人口是很晚才突然快速增長的，長期以來全世界人口數量一直很少。走出非洲後，人口長期停滯在隻有2萬人到20萬人之間，直到一兩萬年前，由於農業的發展，人口才開始發展起來。所以人是非常金貴和脆弱的。智人之所以能生存發展到今天，靠的是智慧，困守岩穴的尼安德特人的滅絕，則由於其閉穴鎖洞不會物物交換，最後被更聰明非洲來的智人所取代。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在東方這塊土地上，經曆了大概一萬年的農耕，發展出燦爛的古代文明， 由於農業的發展，到秦朝的時候，人口達到2000萬。
     
    　　自秦以後，中國以發達的農業，養育著勤勞勇敢的人民，其人口占世界人口之比，大概一直在三分之一左右。但秦漢一直到唐，由於農業受到自然等各方麵因素的限製，人口最多也就五六千萬，大概是漢武帝以後漢宣帝之時，西漢人口最多達到了六千多萬，以後除隋煬帝大業初年人口曾短暫達到此數外，一直到唐朝盛世都沒有超過這個數字。戰亂和災荒瘟疫曾多次使中國“人口減半”，西晉永嘉喪亂後漢族人口曾減到千萬以下。統治者為了維持國力，采取了屯田、課田、均田等多種辦法存養控製人口，曹操就對當時因戰亂造成的“千裏無人煙”的狀況傷透了腦筋，采取了鼓勵生育增殖人口的措施。
    
     
    　　到宋朝以後，因為長江流域的開發和水稻的普遍種植，棉花的利用，大大提高了我們祖先農業經濟的規模。所以宋人口達到1個億。到明朝中後期，由於引進玉米、紅薯等等，人口又有了更大的發展。到清朝乾隆年間，中國古代人口達到最高峰，約有4億人。中國古代雖也有因土地兼並、人口繁衍、人多地少而造成的“流民”現象，饑寒交迫的人民不甘苦痛起而造反的事件也屢屢發生，也有過人口壓力，但曆代統治者中還從來沒有因為糧食不夠的麻煩，而要采取一種減少人口的政策，要節製生育。相反，曆代的地方官，如果能夠使得冶下人民安居樂業，能夠使人口增長，那都是最好的政績。
    
     
    　　人口數量是與經濟規模關係密切，也的確受自然資源條件的約束，但人本身也是資源，人的資源在於智慧，在於聰明的大腦，智人就是依靠群體智慧，戰勝惡劣環境而得以繁衍至今。宋朝“不抑兼並”，放手讓流民開荒，開發出了錦繡江南。“人的因素第一”這句話還是有其道理的，聰明智慧的人的潛能得以發揮，是可以衝破自然環境的製約，創造出超越自我超越自然的奇跡。如現今信息產業人工智能，產值大而消耗的自然資源卻很少。我國自古以來實行精耕細作的農業經濟，以此為支撐，再加上手工業、科學技術，在幾千年的王朝曆史中，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而相當一些傑出成就的取得，都與人口稠密有關係。學術界有一種“密度”理論，認為一定的人口密度促使了各種生存需求，引發出科技發明，也帶來文化繁榮。唐宋八大家除唐朝兩個是北方人外，其餘6個都是宋朝南方人，說明宋時南方經濟發展，人口有了一定密度，也能出傑出人物。保持一定的人口數量，是社會發展文化繁榮的前提和動力。鴉片戰爭以前，由於中國人口占當時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國的GDP也占全世界三分之一。
    
     
    　　但乾隆以後直到解放前兩百多年，中國人口幾乎就不增長，民國時期人口始終停留4億多，為什麽呢？因為戰亂。比如說十九世紀中葉南方太平天國及北方撚軍等一係列民變起義，造成了人口銳減，據統計死了約1億人，所以有人說太平天國戰爭是人類曆史上死人最多的內戰，因為它發生在錦繡江南中國最繁華的地區，破壞性很大。但經過半個世紀到清亡時，人口又恢複到4個億。然而，自後卻更是戰亂連綿，北洋軍閥混戰、國民黨的北伐以及國共內戰，日本人的侵略及全麵抗戰，使中國人口基數始終沒有大的增長。
    
     
    　　1949年建國時我國人口5億多，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當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不看好新中國，就以馬爾薩斯人口論為依據，拿中國人口說事，認為中國政府解決不了眾多人口的吃飯問題，中國共產黨執政養不活這麽多人，解決不了人口爆炸問題，新政權將不會有什麽前途。對此毛澤東很氣憤，於1949年8月寫了《唯心曆史觀的破產》加以駁斥，正是在這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毛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氣度豪邁，出語壯哉，對“美帝”打的錯誤算盤，作了堅決的回擊。應該說新中國第一代革命領袖，對於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是充滿信心的，認為那不在話下，國家的目標不在填飽肚皮，而是更宏遠，要創造一個嶄新的世界。
    
     
    　　然而，不久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又提出了“新人口論”，雖然其理論依據的是馬爾薩斯，但在社會主義新中國要提節製生育，必須找到能讓執政當局認可的新表述，馬校長很聰明地找到了“計劃經濟”。1957年3月2日，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馬寅初就“控製人口”問題發言：“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製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這一招當時果然有效，在場高層領導也聽進去了。然而隨之而起的“反右”和“大躍進”運動，“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各地紛紛“放衛星”，使毛澤東相信中國的糧食將吃不完，中國人在共產黨領導下，已經創造出了“人間奇跡”，人多力量大，組織起來的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的路一條，還用得著計劃生育控製人口嗎？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竟與美帝艾奇遜一個鼻孔出氣，是背離了意氣風發的新時代。1958年北大建校60周年大會上，到會的中共高層領導當眾點名說：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姓“馬爾薩斯的馬”。自後馬寅初受到了批判，計劃生育控製人口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思想”。
    
     
    　　所以說我國建國之初的五十年代，不但不推行計劃生育，而且宣傳人多力量大，實際上是鼓勵生育。眾所周知，我國建國之初一切學蘇聯，所謂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全麵移植了蘇聯的政經體製。當時的蘇聯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人太多，在人口政策上是大力鼓勵生育，獎勵生孩子，宣傳英雄母親。二戰後全世界也都出現生育高峰，人口顯著增加。中國在內戰結束後的五十年代人口也增加很快，人口政策也學蘇聯，很快人口數量就突破了6億。這本來也屬正常，是與世界同步，但由於走錯了路采取了錯誤國策，農業集體化的人民公社運動和“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1959－1961年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竟餓死了幾千萬人口。現在我們知道這三年並無全國性自然災害，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說“人相食，要上書的”，即要被史書記載的。其實，蘇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推行集體農莊時也人為地造成饑荒，死人千萬，教訓是慘痛的。這說明了什麽呢？說明蘇聯體製有問題，現在我國上下都認識到蘇聯經濟體製的問題，行政指令性計劃經濟的無效率。但蘇聯體製的其它方麵，如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灌輸體製的落後性、封閉性等，似乎不敢正視不願提到。其實，蘇聯體製是全方位失敗了，蘇聯也垮台了。我們全麵移植蘇聯體製“全盤西化”，是上了大當吃了大虧！我國建國之初方方麵麵盲目學蘇聯，現在60年過後回過頭來反思，的確是不堪回首，是走了一段大彎路。六十年代中共與蘇共鬧翻，開始探索走自己的路，與蘇聯論戰，反修防修，爭當國際共運的旗手，實際上比蘇聯還左還過份，直到發動十年文革，也都是瞎胡鬧，窮折騰，又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無盡的災難。
    
     
    　　建國30年連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執政黨又何以麵對治下的百姓，又如何正視曆史？然而，借口很快就找到了，那就是人口太多，新中國30年一切失誤都可歸結為人口，製度雖有“優越性”，但一窮二白，自然災害，吃飯的人太多，才沒有把事辦好。人口多成了一切失誤的替罪羊。於是，在文革後期就在全國推行了計劃生育。
    
     
    　　艾奇遜在1949年對中國的預言不一定有理，我至今也不認同，60多年後的中國現實也證明其說是錯誤的。但30年前的境況卻是另一番景象，閉關鎖國官辦經濟不僅效益差無活力，而且的確難以養活越來越多的人口，中國的境況似乎不幸被艾奇遜所言中。連“蘇修”頭子赫魯曉夫在六十年代初也對西德總理阿登納說，中國一把米養不活眾多的人口，甚至於提出了“黃禍論”，意指中國因人口壓力將實行冒險政策，挑起新的世界大戰。毛澤東當年創奇跡的豪言壯語，這時也不得不澆上一盆冷水。到七十年代人口壓力越來越大，人多而沒有飯吃，不僅沒有力量，反而成了負擔，現實逼著毛澤東不情願地節製人口，中國的計劃生育正是在毛主席主持下於1973年開始進行。粉碎“四人幫”以後，計劃生育工作更是大張旗鼓地全麵鋪開。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推行計算生育，到底有沒有必要呢？
    
     
    　　在這個問題上我和易博士的看法有點不同，我認為當時搞計劃生育，一是迫不得已，第二也有一點必要。為什麽？因為當時中國狀況堪憂，如果不忍痛搞計劃生育，恐怕社會真的承受不了人口壓力要崩潰。當然，主要原因在政治失誤而非百姓多生了孩子，但要養活百姓家，的確已成了大問題。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走到崩潰的邊緣，要知道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幾十戶人冒著巨大政治風險，搞包產到戶，訂立契約按了手印，若出問題坐牢，其他人負責扶養孩子。集體經濟使人人都沒有飯吃，經濟凋敝到了極點。安徽省委書記萬裏下到農村，見大姑娘坐在被窩裏不敢起身，因為沒有褲子穿，你說可憐到了什麽地步。毛澤東說：“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結果鬥成這麽一個狀況。經文革折騰，人民已是苦到了極處。然而越苦越窮卻越要生孩子。馬寅初編的《新人口論》資料有一篇他下鄉調查的報告，說農村窮苦缺乏娛樂設施，晚上點煤油燈怕耗油多，故小夫妻天黑就上床，將其當成了唯一娛樂，又沒有避孕工具，不久就大肚子生孩子。馬寅初把農村精神生活貧乏看作為人口膨脹的重要原因。孩子生下來也不培養，養孩子就像養羊一樣，一雙筷子一隻碗，衣服從老大到老麽輪轉著穿，最窮的地方其生存狀態比剛走出非洲好不了多少，肚子餓得咕咕叫，人口素質也很低。我是六七十年代過來的人，親眼目睹也親身經曆過當年的慘境，知道放任生育實在是不行。沒有指望的窮光蛋甚至還指望多生子女，期望後代能改變命運，且集體經濟下一口人丁有一份口糧，再窮也可吃人民公社的，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毛澤東改變生育方針也是忍痛割尾巴，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
    
     
    　　所以我認為搞計劃生育是迫於中國當時的局勢，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一項政策。為什麽不得已？就是因為走錯了路，中國從建國一開始就一切學蘇聯，按照蘇聯模式改造中國，搞人民公社，結果糧食產量一直上不去，工業經濟各方麵都效率很差。我認為這是治國理念以及政策出現了偏差，而且一搞就從194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30年時間沒有把經濟搞上去，人口卻增加幾個億，中國經濟各方麵，特別是農業，搞的一團糟，吃飯成了大問題，數億人嗷嗷待哺，怎麽辦呢？所以說是逼出了計劃生育這樣一個政策。我認為這在當時來講的確是不得已而為之，而且我認為有一定的必要。但是這不是什麽好事情，並不像後來宣傳口所說的是“甜蜜的事業”，計劃生育那是非常艱難，也非常殘酷的。為了節製人口，采取了非常殘忍的強製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中華民族為此又付出了慘痛巨大的代價。
    
     
    　　1979年7月25日，已98歲的馬寅初得到平反，中共中央組織部門正式發文稱：“實踐證明，您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中國人口政策出現大逆轉，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製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要求黨團員和各級幹部帶頭隻要一個孩子，後來“一胎化”在全國範圍內被強製推行。人口多被認為是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被當作以往政治經濟國策失誤的替罪羔羊，人多成了最大包袱，人口政策也就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其實馬寅初當年倡導計劃生育，也是倡導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且不主張強製推行，他沒有想到自己的命運是如此戲劇性，沒有想到《新人口論》又會受到追捧。
    
     
    　　馬寅初的觀察和理論雖說有其一定道理，但並不是完全正確，中國的貧苦病根不在人口，而在製度、理念，是治國方略錯了，沒有發揮人口優勢，反而把人的創造力給束縛了。我小時唱的一首歌：“小小針線包，革命傳家寶”，當時是一條褲子補了又補，勒緊褲帶幹革命，確實是連飯都吃不飽啊！但問題出在哪裏呢？要深刻反思，如果不搞大躍進，不搞人民公社，不搞那窮折騰的文化革命，會不會有人口壓力問題呢？我認為不一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革得全國一片赤貧，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中國人的創造力一下子迸發出來，中國因人口多也收足了人口紅利，30年下來中國一躍而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前後的反差是如此巨大。如果不浪費建國後的前30年，早搞市場經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或許早就富了，而越富就越不願生孩子，越窮才越多生孩子，這是馬寅初沒有講到的。
    
     
    　　但矯枉過正，竟強製推行了30多年“一胎化”政策，官方自吹少生了4億人，是為世界作出了莫大貢獻，但並不被世人承認。這種政策現在還沒有停止的跡象，本來1980年推行“一胎化”時就定了30年的時限，現有些省市雖放寬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準予生二胎，然許多嬌貴夫妻一胎都不願生了，遑論生二胎，中國人口出生率已經急降至1.5以下，遠低於2.1的世代更替生育率。強製性計劃生育政策本來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惡政，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嚴重侵犯人權，老百姓說是“缺德”，本應是臨時性的糾偏措施，30年已經夠長了，人民忍受了巨大痛苦，付出了慘烈的代價，不能沒完沒了再折騰下去。如果長期搞下去，對於我們國家，對於我們民族來講，是禍是福，其實是一目了然。正如易博士提供的資料和數據所顯示的，是怵目驚心，後果將不堪設想。這個不得已而為之的惡政應該到此為止，計劃生育現在應該即時停止。
    
     
    　　計劃生育源於200多年前馬爾薩斯提出人口論，其主旨是說經濟發展比不上人口發展，自然資源有限，人口是成幾何數級增長，若不控製以後會發生人口爆炸危機，人口增長是導致人類貧窮的根本原因。這個理論用以解釋農業社會及經濟發展比較低的社會有其一定的道理，簿一波回憶小時候他媽媽懷了個小弟弟，一生下來就被掐死，這就是解放前乃至明清時代貧苦農村普遍存在的“溺嬰”現象，是貧窮農民殘酷的自我計劃生育。但馬爾薩斯理論解釋不了當今歐洲日本等經濟發達國家的人口現象，現在情況是經濟越發展，城市化程度越高，青年人追求享樂根本不願生養孩子，根本就不存在人口成幾何數增長，相反是經濟成幾何數增長，人口反呈減少趨勢。為此，現在的歐美、日本、韓國及我國台灣政府，都在為人口減少及老齡化而憂心忡忡，在費盡心機鼓勵和獎勵生育，這是馬爾薩斯根本沒有料想到的，也是正在高速現代化、城市化的我國應該高度警覺，而需要未雨綢繆盡早提防的。
    
     
    　　我們國家搞計劃生育，有沒有什麽理論來支撐呢？我看到有一些材料說計劃生育是依據馬克思主義人口應適應經濟基礎的原理，但實際上馬克思並沒有提出計劃生育這種理念。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馬克思是嚴厲批評的，指其為“庸俗經濟學”。馬克思認為貧困是階級剝削造成的，是製度不善不公，而非人口過剩。馬克思自己生育了5個孩子，恩格斯則是“丁克”沒有生育，他們主張生育自主，又怎麽能將計劃生育推到馬克思頭上去呢。毛主席的政治秘書陳伯達當年說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姓馬爾薩斯的“馬”，而非馬克思的“馬”，應該說是說到了點子上，這或許就是毛點出來的。其實，現今計劃生育論者還是襲用馬爾薩斯人口論，說的仍是生得多擠占自然資源，有人甚至說生兩個就是擠占了別人的資源，該罰！他們根本就不去計算人的創造力，也根本不看經濟社會發展會導致人們愛享樂而不願生養孩子，不顧日本、台灣等已發達起來的地區因人口減少獎勵生育的事實。試問，我們距離台灣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還能有多少年？10年還是8年？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總還得有個信心吧！有學者稱現代化城市化才是最好的節育，鐵的事實已證明此語不虛。我國不能等到10年20年後再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又來個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再學日本、韓國、俄羅斯等國開始獎勵生育，到那時已經是晩了。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生命折騰不起，我認為現今的計劃生育對於中國政府來講，其實就是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是一種實用主義、機會主義，就像一首繞口令：“拆東壁，補西壁，拆壁補壁，壁補壁”，根本沒有一個長遠的構想，也拿不出象樣的理論。結果，動不動就走極端，這將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
    
     
    　　我們沒有必要把早已過時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貼上馬克思主義的標簽再來招搖，全球化時代要有長遠的世界眼光，不要自己欺騙自己限製自己。1958年馬寅初甚至當作毛主席的麵狂妄地說：“如人口這樣增長下去，50年後，中國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難而侵略他國”。被毛當場打斷，說：“不要再說了！”現在，又有為計劃生育唱讚歌的人危言聳聽地重提“黃禍論”，說蒙古人因貧瘠而侵略征服，其實成吉思汗時代蒙古人不足百萬，可見人口少照樣侵略，侵略並不在於人多。計劃生育論者誇大其詞地說中國若不計劃生育人口會膨脹到30億、40億，最後為爭奪資源尋求生存空間，必然走向侵略。這既毫無事實根據，也沒有什麽理論依據。就拿日本來說，二戰前為尋求戰略資源發動戰爭，侵略中國和東南亞，最後既給他國也給本民族帶來深重災難；二戰後不侵略的日本通過貿易卻能在全球獲得更多資源，而迅速崛起，經濟上去了人口也就不再增長了。日本人口密度超過中國，資源比我國少得多，他們不節製生育反而要獎勵生育。我國雖比日本落後，但加入WTO後迅速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進出口大國，通過貿易我們在全球購買資源，同時也輸出稀土等別人沒有的資源，互通有無，根本用不著發動侵略戰爭。有人說要捂住稀土不讓出口困死日本，那也是不對的，全球化時代資源共享，越開放經濟會發展得越快，經濟上去了人口也會停止增長，馬寅初所描述的落後農村青年把吹燈上床生崽作為人生唯一樂趣的時代將會一去而不複返。
    
     
    　　計劃生育理論上貧乏，也沒有什麽科學依據。改革開放之初前國家科委主任宋健曾搞了一個所謂中國人口“數學模型”，認定中國既有資源以人口保持在7億為最好，這成了“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的所謂“科學依據”。其實，宋健模型並不科學，試看兩百年前的乾隆皇帝時代，中國就有4億人口，且GDP世界第一；現在我國已有13億人口，是宋健模型的近一倍，GDP世界第二，日子過得比30年前好多了。中國人口最好不超過7億的宋健模型，又能有多大說服力呢？以“人口減半”的辦法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那是不負責任的夢幻。有人胡說若中國隻有兩三億人口，早就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則更是癡人說夢！前蘇聯國土是中國的兩倍多，人口隻有兩億多，結果搞了70年糧食和日用品還是成問題，最後混不下去而垮台。人少不一定能富裕，中國若隻有兩億人，恐怕是早就亡了國，所謂“少生快富”隻能是臆想。
    
     
    　　其實現在我國的人口形勢已非常嚴峻，嚴峻在那裏呢？未富先老，人口結構不合理，老年人越來越多，青年人、孩子越來越少，很多小學都招不到生了，小學要並校，據統計已經並掉了兩萬多所，因為沒有學生，以後中學也會並。對於老百姓來講，不是少生快富，而是未富先老，老而無著。對於國家來講，是人口紅利收盡後喪失發展的後勁，養老負擔過重，喪失社會發展活力。計劃生育已搞了30多年，我國人民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每個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現在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人們對計劃生育都是怨聲載道。特別是極端的一胎化政策，更是禍害無窮，喪盡人心。獨生子女不但嬌生慣養，奮鬥精神大不如前，而且成為高危人群。如當兵戰死雖說是光榮，但高堂父母怎麽辦？最近有一個立法，說當兵的由國家來保險，但保險保不了親情，誰來照顧雙親，所以現在征兵已出現兵源不足，這對國防影響最大。30年來一些獨生子女也長大成家了，但一對夫妻要照顧4個老人，家庭結構出現畸型。有統計說我國現已有百萬喪失了獨生子女的雙親，這個數目還會很快增加，想想老爸老媽守著獨子的骨灰欲哭無淚，晚景該是多麽的淒慘！計劃生育缺乏人性，侵犯人權，侵犯人最起碼的生命權、生存權，更造成男女比例失調，據統計將有4000萬男性找不到配偶。設想一下平均每個縣就有一兩萬光棍，社會治安道德風尚還怎麽維持啊！近日讀報看到發生強奸8歲幼女致死，及青年強奸八九十歲的老嫗的案例，令人發指，這種惡性事件在光棍遍地的社會將難以製止，不放鬆生育管製這些都將成為社會難題。計劃生育還直接產生腐敗，國家用納稅人的錢養了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計生幹部，一些人專門抓超生罰款，現美其名曰“社會扶養費”，一年據說有200億。這些錢到那裏去了？憑什麽交“社會扶養費”？交多少由誰來定？交了錢可上戶口，那不是花錢買命嗎，做得也太缺德了。計劃生育也直接導致了道德的淪喪，不少地方公開宣示標語：“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養豬”。至於以暴力強製墮胎、拆屋、刑拘等，那更是枚不勝舉，人心黑呀。將計劃生育說成為甜蜜的事業，那真是顛倒黑白。
    
     
    　　計劃生育正深刻地改變著中國，不光是經濟上，在政治、國防、教育、倫理等各方麵都在對中國產生難以預料的負麵影響。如果說30年前出於糾偏改錯救時，搞一段時間的節製生育，還有一點必要的話，那麽，現在應適可而止了，否則矯枉過正，後患無窮。計劃生育理論基本上是重複馬爾薩斯的陳詞濫調，科學上並無依據，本隻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臨時補救性措施，卻硬要將其寫入憲法，顯得極不嚴肅，全球也唯獨我國一份，其荒唐堪比把計劃經濟說成是“姓社”標準。如今我國已形成龐大的吃計生飯而不顧國家前途拚命反對廢除計劃生育，拿課題經費為計劃生育唱讚歌的特殊利益集團，官僚主義“維穩”思維也使計劃生育形成慣性路徑依賴，不敢適時作重大政策調整。惡政一拖再拖，節製生育的臨時性補救措施變成了長遠國策，禍國害民還沾沾自喜不自知，這是相當危險的！計劃生育本是一項不可持續的政策，不能沒完沒了。如今計劃生育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由量變到質變，潛在的禍患十分巨大，若不及時調整，將使中國一錯再錯，再次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萬劫不複。所以說的確是到時候了，應該斷然停止不得已而為之毫無人性的強製性計劃生育政策，讓人民自主生育，讓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後繼有人，使我們國家的人口、經濟等各方麵能夠健康持續發展。
    
    
    （本文是根據作者2012年5月8日在經濟觀察報社演講整理，刪節版刊於《經濟觀察報》，此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