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2024：香港民主法治體(ti) 係的變奏發展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香港橙新聞2024年1月1日

「一國兩(liang) 製」長期堅持，是香港的新秩序和新發展的關(guan) 鍵檢驗指標，也是主要信心來源。在覆蓋港澳台的這一場偉(wei) 大製度實驗中，香港是中西文明競爭(zheng) 與(yu) 製度博弈的最典型場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敢於(yu) 進行這樣一場跨世紀的製度實驗，證明了其自身的哲學自信和實踐理性：隻要曆史時間線拉長，隻要和平發展空間充沛，社會(hui) 主義(yi) 主體(ti) 製度的優(you) 越性將充分展現，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良性互動的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將從(cong) 中受益。這是「一國兩(liang) 製」的政治智慧與(yu) 製度奧秘所在。

2019至2023年的香港，是「一國兩(liang) 製」最重大的製度考驗期：香港基本法之自治機製的瓶頸充分暴露，香港區議會(hui) 選舉(ju) 的基層政治風險出現，本土主義(yi) 與(yu) 外部幹預的疊加風險乘勢擴展，客觀上提出了「一國兩(liang) 製」重大製度建設的全新命題。重大製度建設，指向了國安立法和選舉(ju) 修法，指向了「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法律化和社會(hui) 化。

這些製度建設不是香港法律的小修小補或中央的個(ge) 別條款釋法，而是「一國兩(liang) 製」法理體(ti) 係與(yu) 製度體(ti) 係的重心確認和安全框架構造。所謂「重心」，是從(cong) 國家憲製與(yu) 政策上明晰「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的最高原則地位，是國家權威的製度性確認和實質性降臨(lin) 。所謂「安全框架構造」，是對不設防、過度自由、放任外部勢力幹預、放任本土民主派不忠誠與(yu) 損害國家利益的原有製度體(ti) 係的檢討和更新，是在國家安全與(yu) 管治權安全領域的製度變革。如果不進行這些重大製度建設，不實事求是地夯實香港管治的法律基礎，不結構性化解本土勢力和外部勢力勾結的「顏色革命」風險，「一國兩(liang) 製」所承諾的全部重要目標都可能陷於(yu) 失敗。

新製度帶來了新秩序，催生了民主文化革新的可能性。但這些製度元素是香港社會(hui) 本來較為(wei) 陌生，甚至存在「抽象反對」之立場與(yu) 價(jia) 值偏向的。新製度的「軟著陸」與(yu) 人心溝通始終是一個(ge) 未完成的課題。從(cong) 新選製下立法會(hui) 到區議會(hui) 的「直選投票率」是一個(ge) 不完整但仍有一定參考意義(yi) 的民意指標。大量合格選民不參加投票，可能不是對新選製的熟悉與(yu) 信任，而是陌生與(yu) 軟對抗。這種軟對抗當然來自某種固化的民主理解和逝去的民主運動時代。西方政治科學有兩(liang) 大現代發明：「一族一國」，這是民族國家的法則；「一人一票」，這是民主國家的法則。「一族一國」嚴(yan) 重困擾著作為(wei) 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及其國族認同，故有十八大以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共同體(ti) 」自覺。「香港民族論」及其政治反動，也受此影響。「一人一票」深刻影響和塑造著香港社會(hui) 的民主價(jia) 值觀與(yu) 民主行動邏輯。這種以西方政治科學原理甚至製度為(wei) 背景、範式、標準的香港泛民主派文化與(yu) 政治路線，具有較深的曆史和社會(hui) 根基，不可能因為(wei) 國家製度的短時段降臨(lin) 及反對派政治代表的結構性出局而驟然改變。長期來看，香港仍會(hui) 是中西方民主文化與(yu) 製度競爭(zheng) 的重要場域，對人心認同或對抗的刺激效應仍會(hui) 延續。將「愛國」與(yu) 「民主」相結合的新製度與(yu) 新秩序，如何轉化為(wei) 香港社會(hui) 的文化共識與(yu) 行動習(xi) 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香港國安法》是香港法治體(ti) 係的最大增量，也是最大變量。香港基本法以自由為(wei) 本位，《香港國安法》以安全為(wei) 本位，二者疊加才是「一國兩(liang) 製」真正均衡與(yu) 可持續的法權秩序。但問題是，自由之法行之已久，安全之法姍姍來遲，二者之間如何適配，如何在香港社會(hui) 、香港司法範疇有機融合，是香港法治發展史上的重大挑戰。香港本是利益叢(cong) 集之地，是政治上保持相當模糊度的國際化大都市，從(cong) 而容納多種勢力在其中生存、發展、互動乃至合謀，香港的繁榮以及西方體(ti) 係對香港地位的承認與(yu) 此有關(guan) 。《香港國安法》將香港法治與(yu) 社會(hui) 環境「清晰化」，構造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專(zhuan) 門製度、機構、程序和管轄機製，甚至以「駐港國安公署」的權威形式首次在香港法治體(ti) 係中植入國家常規執法力量，展現國家對香港「貨真價(jia) 實」的全麵管治權。盡管國安公署至今未直接辦理任何案件，但其存在本身以及可以依法對任何角落之任何主體(ti) 執法本身，就是一直史無前例的穿透性權威。當然，對國家安全與(yu) 國家執法力量的陌生與(yu) 恐懼可能隻是暫時現象，是一直曆史性與(yu) 製度性的不習(xi) 慣。隨著《香港國安法》的規範實施及普通法化，以及駐港國安公署法治形象的清晰化，那些被蠱惑或想像的東(dong) 西終將煙消雲(yun) 散。但是香港社會(hui) 對國安法的接受，以及對2024年23條立法的理解和認同，仍然是一個(ge) 艱巨的法治課題與(yu) 文化課題。  

美西方對《香港國安法》的反彈甚至比香港本土勢力更大。本土勢力在國安法擠壓下逐步走向政治移民或「港獨國際化」道路，成為(wei) 國際空間的政治遊散群體(ti) 。從(cong) 大國崛起的曆史進程來看，總有些群體(ti) 無法理解和適應類似崛起及其壓力結構而選擇「政治出走」，這是人類文明史上常見的現象。這一次出走和1997年出走可能有所不同：因中國崛起與(yu) 「一國兩(liang) 製」國家權威降臨(lin) 的不可逆，以及西方體(ti) 係的衰變，對西方迷戀而對中國恐懼的特定群體(ti) 在曆史選擇中偏向了西方，其教育、利益、政治觀點及家族安排與(yu) 西方體(ti) 係更為(wei) 契合。但絕大多數香港人還是留下來了，因而適應新製度和新秩序的進程日益展開和深化。隻要「一國兩(liang) 製」長期堅持，隻要國家改革開放與(yu) 走向世界的戰略持續下去，隻要香港繁榮穩定得到延續，剩下的大多數就會(hui) 重新凝聚共識、抓住機遇、催生認同而成為(wei) 建設新香港的主體(ti) 力量。加之內(nei) 地背景之企業(ye) 與(yu) 人才精英的結構性加盟，香港發展內(nei) 涵與(yu) 動力反而可能增強，而本土勢力無論在港蟄伏還是在海外活躍，都將日益邊緣化。

美西方的反彈會(hui) 持續甚至激烈化：其一，美西方認為(wei) 《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製改變了香港製度的「西方屬性」以及代理人特權，破壞了利用香港「顛覆」中國的長期戰略圖謀，蓬佩奧非常露骨地宣揚過這一點；其二，美國確定了對華遏製的係統性戰略，脫鉤斷鏈與(yu) 去風險化成為(wei) 政策共識，以新冷戰思維和總體(ti) 戰手法試圖「應急」且「全麵」地阻斷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與(yu)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延續西方霸權及其全球性利益網絡；其三，港台聯動，對香港的打擊不僅(jin) 直接破壞中國改革開放的內(nei) 外循環良性體(ti) 係，更是對「一國兩(liang) 製」一劍封喉，以香港失敗個(ge) 案誤導台灣對抗到底，此種禍心與(yu) 民進黨(dang) 之「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政治引導模式高度契合。上述背景下，美國2020年製定《香港自治法案》並實施一連串製裁，2023年又醞釀推動《香港製裁法案》對國安法官下手，以及《香港經貿辦事處認證法案》對香港經貿地位下手。《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年多，與(yu) 美西方的法理和製度鬥爭(zheng) 一直激烈展開，甚至引發了2022年12月30日的首次國安法釋法。

香港國安法官在此過程中經受巨大考驗，不僅(jin) 有司法職業(ye) 內(nei) 部的普通法和製定法溝通難題，還有外部性的製裁打壓對司法心理與(yu) 司法獨立性的衝(chong) 擊難題。法官也是人，也有妻兒(er) 老小，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正式非正式的海外利益聯係，也有情感和價(jia) 值觀，在美國製裁壓力下是否能夠守住法治初心，是否能夠展現香港司法獨立的堅韌性，需要香港社會(hui) 的充分理解、信任和支持。這是香港法治與(yu) 司法獨立的一個(ge) 艱難時刻。2024年的香港法治，重大挑戰有二：其一，23條立法，其鬆緊如何，民意溝通如何，與(yu) 《香港國安法》配合銜接如何，對香港營商環境與(yu) 國際地位影響如何，都需要周全評估和回應；其二，《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影響最大的「黎智英案」和「初選47人案」如何成判，如何抗住外部幹預壓力並遵循普通法原理作出裏程碑式判決(jue) ，推動香港國安普通法的權威形成，是重要的挑戰。我在2021年出版的《香港新秩序：國安與(yu) 民主的雙重變奏》一書(shu) 中對上述重大製度建設及其深遠影響及疑難課題做出過較為(wei) 係統的判斷與(yu) 討論，至今仍具學術和政策參考意義(yi) 。

美西方對香港的製裁打壓帶來了「一國兩(liang) 製」與(yu) 涉外法治建設的獨特課題。涉外法治是中國法律體(ti) 係麵對西方製裁和自身海外利益擴展必須作出的製度性回應，是介乎內(nei) 地法治與(yu) 國際法治之間的新興(xing) 法治領域。這一法治領域在理論、立法和實踐上都還不夠成體(ti) 係，不夠成熟。某種意義(yi) 上，隻有真正的大國才會(hui) 嚴(yan) 肅思考和建設涉外法治，普通國家根本無力在「合規」之外思考和建設阻斷甚至反製類型的製度。合規當然是法治應有之義(yi) ，但所合之「規」如果來自非法幹預和長臂管轄的霸道規則，那麽(me) 愈精致的「合規」就愈精準地受害，甚至損及國家利益。因此，涉外法治不僅(jin) 有「合規」，還必須有「阻斷」和「反製」，有製度性鬥爭(zheng) ，但這種鬥爭(zheng) 必須有國家法治力量介入，企業(ye) 和個(ge) 人難以獨立承擔。在「一國兩(liang) 製」範疇的香港法治建設中，涉外法治應當如何在中央全麵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之間展開及配合，是《香港國安法》之後香港法治建設的重要課題。國家已製定《反外國製裁法》、《對外關(guan) 係法》、《外國國家豁免法》，未來還會(hui) 繼續推出涉外法治重要立法以豐(feng) 富反製鬥爭(zheng) 工具箱，香港法治體(ti) 係如何麵對這一課題和挑戰，需要認真研究和選擇。

香港民主法治體(ti) 係的「重大製度建設」基本完成，但製度實施的重大挑戰依然存在。新製度與(yu) 新秩序，是民族複興(xing) 與(yu) 強國建設在「一國兩(liang) 製」箱疇的投射與(yu) 具體(ti) 化，是一個(ge) 正當、必然又長期的製度發展過程。統籌安全與(yu) 發展仍是香港「一國兩(liang) 製」行穩致遠、繁榮穩定、良政善治的科學法則，在穩健夯實安全製度基礎的條件下，香港的新發展如何解決(jue) 對內(nei) 融入、對外升級的雙向命題，如何繼續用好聯通內(nei) 地與(yu) 世界體(ti) 係的橋梁紐帶作用，如何給出一個(ge) 新香港的生機活力的希望圖景，呼喚「賢能愛國者治港」的係統性生成，這些構成了夏寶龍主任2023年12月22日在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十周年紀念大會(hui) 主旨致辭中表達的核心關(guan) 切。重大製度建設漸次完成，但製度規範與(yu) 善治目標之間仍有較大差距，製度實施與(yu) 人心溝通必須統籌並進，才可真正實現「一國兩(liang) 製」新時代、新篇章、新秩序的光明前景。

本文寫(xie) 作得到「一國兩(liang) 製」領域學術同道呂英傑、藺劼、謝元媛、文磊、李曉兵的討論啟發，在此致謝，但文責自負。

作者為(wei)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