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書(shu) 院研究綜述

作者：趙偉(wei) 鄧洪波

來源：《南昌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

摘  要: 2016年是書(shu) 院研究成果豐(feng) 碩的一年。據統計，本年度共發表期刊論文401篇，學位論文5篇，又有20部相關(guan) 著作出版。其中，以曆史學界、教育學界為(wei) 主幹力量進行的傳(chuan) 統書(shu) 院史研究是其中的主要研究方向，涉及了書(shu) 院教育、藏書(shu) 、刻書(shu) 、祭祀、學田、文獻、改製、建築等內(nei) 容。同時，受當前“書(shu) 院複興(xing) ”運動及高校書(shu) 院製改革的影響，當代書(shu) 院研究領域崛起迅速，大有與(yu) 傳(chuan) 統書(shu) 院史研究形成“雙峰並峙”局麵的趨勢。二者在各自領域皆有所創獲，但對話明顯不足，有自說自話的傾(qing) 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關(guan) 鍵詞: 書(shu) 院；研究綜述；傳(chuan) 統書(shu) 院；當代書(shu) 院

書(shu) 院是中國古代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組織，自唐代初現以來，存續千年，綿延至今。其間雖經曆了清末書(shu) 院改製，但仍“墜而不絕”，在當代作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的載體(ti) ，逐步走向了複興(xing) 。據鄧洪波教授統計，目前“全國活躍的書(shu) 院有約2000餘(yu) 所，類型不一而足”。[1]

學界對書(shu) 院的關(guan) 注濫觴於(yu) 民國。改革開放以後，書(shu) 院研究進入勃然興(xing) 盛的階段。步入新世紀，書(shu) 院研究也“呈現出一片繁盛的景象”。[2]2016年，學界仍舊保持了對書(shu) 院的充分關(guan) 注，繼《湖南大學學報》堅持開辟書(shu) 院專(zhuan) 欄之後，本年度由光明日報集團主管主辦的《博覽群書(shu) 》和山西省政協主管主辦的《文史月刊》都開辟了書(shu) 院專(zhuan) 欄，刊載相關(guan) 文章。在各界的熱切關(guan) 注之下，本年度的書(shu) 院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據統計，本年共有20部相關(guan) 著作出版，期刊論文數量高達401篇，碩士學位論文有51篇，博士學位論文有4篇之多。

在這20部著作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圖書(shu) 館編《格致書(shu) 院課藝》(全四冊(ce) ) ，[3]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續輯·西湖書(shu) 院史料》，[4]郭晶《東(dong) 亞(ya) 同文書(shu) 院中國調查手稿叢(cong) 刊》(全二百冊(ce) )[5]和武漢市檔案館、武漢博物館編《張之洞與(yu) 梁鼎芬兩(liang) 湖書(shu) 院手劄》，[6]這四部成果屬於(yu) 基礎史料性質，將為(wei) 往後的書(shu) 院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有關(guan) 書(shu) 院與(yu) 學術史的研究依舊熱度不減，邢舒緒《邵廷采與(yu) 姚江書(shu) 院派研究》[7]和於(yu) 梅舫《學海堂與(yu) 漢宋學之浙粵遞嬗》[8]皆是相關(guan) 著作。對區域及個(ge) 體(ti) 書(shu) 院的研究最受關(guan) 注，本年度共有6部相關(guan) 成果，分別為(wei) : 史飛翔《關(guan) 學與(yu) 陝西書(shu) 院》[9] 、吳海生和王立斌《疊山書(shu) 院》[10] 、郭晶《東(dong) 亞(ya) 同文書(shu) 院研究》[11] 、溫江斌《南昌書(shu) 院史》[12] 、魏紅翎《成都尊經書(shu) 院史》[13] 、郭良芬《遂川書(shu) 院文化》[14] 。與(yu) 眾(zhong) 不同的是宵旰、雪晴同著的《大德敦化 河南敦複書(shu) 院落實中華傳(chuan) 統美德的真實故事》[15] 一書(shu) ，記錄了當代敦複書(shu) 院的辦學曆程，這是如今漸趨興(xing) 盛的民間新辦書(shu) 院開始發聲的標誌。

其他期刊、學位論文等成果由於(yu) 數量龐大，將在下文分別展開論述。

一、傳(chuan) 統書(shu) 院史研究

對古代書(shu) 院的探索一直是學界關(guan) 注的熱點，本年度共有242篇相關(guan) 論文。從(cong) 斷代書(shu) 院史研究來看，清代書(shu) 院最受關(guan) 注，共有86篇; 宋代次之，有31篇; 明代又次，有21篇; 民國、元代、唐代依此而後，分別有7篇、5篇和2篇。其餘(yu) 則多為(wei) 橫跨數朝的個(ge) 體(ti) 或區域書(shu) 院研究。就其所關(guan) 注的內(nei) 容來看，多集中在對古代書(shu) 院的教育、藏書(shu) 、刻書(shu) 、祭祀、學田、文獻、改製、建築等方麵。

(一) 書(shu) 院教育

書(shu) 院在宋代以後強化了教育教學功能，逐漸與(yu) 官學並列成為(wei) 兩(liang) 大人才培養(yang) 機構。古代書(shu) 院教育問題一直是學界長盛不衰的研究熱點，本年度共有47篇相關(guan) 論文。

對既往觀點的檢討。張邦煒在《宋代學校教育的時代特征——著眼於(yu) 唐宋變革與(yu) 會(hui) 通的觀察》[16]中，認為(wei) 前人所主張的宋代學校教育的時代特征“由官學到書(shu) 院”並不恰當，認為(wei) 應當是“廣開來學之路”。在具體(ti) 論述中，作者強調了官學在曆史上的變化，“不能簡單地一概視官學為(wei) 舊體(ti) 製，將兩(liang) 者絕對地對立起來”，官學在當時也表現出新的進步的特點，即平民性有所增強。並且宋代書(shu) 院並未取官學而代之，成為(wei) 學校教育的一統天下，相反倒是書(shu) 院趨於(yu) 官學化。張佐良在《孫奇逢講學百泉書(shu) 院子虛烏(wu) 有考》[17] 中對“目前幾成定論”的孫奇逢曾講學於(yu) 百泉書(shu) 院的說法提出質疑。通過對百泉書(shu) 院在清初發展的考察，發現百泉書(shu) 院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 以前“一直未作書(shu) 院使用”。再查孫奇逢《日譜》，發現其中對講學百泉書(shu) 院一事一字不載。文章還對孫奇逢講學百泉書(shu) 院之說的由來進行了文獻梳理，發現孫奇逢講學百泉書(shu) 院之說大致形成於(yu) 道光年間，後世以訛傳(chuan) 訛，流傳(chuan) 至今。此文在考證時，充分利用了孫奇逢的文集、墓誌以及方誌等材料，而未注意到記載百泉書(shu) 院自身史事的《百泉書(shu) 院誌》，是其遺憾。

新領域的開辟。餘(yu) 智鳴的《清代書(shu) 院的碑學教育與(yu) 傳(chuan) 播》[18]專(zhuan) 門對清代書(shu) 院的碑學教育作了研究。碑學是以碑刻為(wei) 研究對象的一門傳(chuan) 統學問，在清代乾嘉以後逐漸萌芽，在阮元、康有為(wei) 等碑學大家的倡導及書(shu) 院的鼎力傳(chuan) 播之下，於(yu) 道鹹以降走向興(xing) 盛。當今學界多關(guan) 注於(yu) 阮、康等碑學名家，而未能重視碑學的教育、傳(chuan) 播基地——書(shu) 院。作者從(cong) 阮元、鄧石如、張之洞、張裕釗等碑學、書(shu) 院活動名家入手，通過個(ge) 案分析，力圖著眼於(yu) 書(shu) 院來研究其如何進行碑學教育、傳(chuan) 播，這對於(yu) 厘清整個(ge) 清代碑學的發展以及書(shu) 院內(nei) 部的書(shu) 法教育具有重要的意義(yi) 。丁鋼的《講學方式與(yu) 空間組構演變的教育意蘊》[19]一文，運用了列斐伏爾的社會(hui) 空間理論，對教學空間結構與(yu) 功能被賦予的文化底蘊和教育價(jia) 值進行了研究。在對書(shu) 院的論述中，認為(wei) “書(shu) 院的新型教學關(guan) 係呈現了一種不同於(yu) 統治秩序的內(nei) 外空間格局組構，與(yu) 社會(hui) 生活底層的精神相聯係，講學方式與(yu) 空間格局相結合解構了太學以來的教學空間，並且進行富有意義(yi) 的重構”。此文引入了其他學科的理論，為(wei) 書(shu) 院研究帶來了新的視野、新的活力。

新觀點的發現。翁筱曼《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晚清學海堂文學教學》[20] 一文，通過研究學海堂課卷，發現學海堂對嶺南地域文學文化資源進行了傳(chuan) 承與(yu) 推進，這種對地域文化資源的利用，充分體(ti) 現了學海堂的地域文化身份。這種利用地方文化資源的教學策略在晚清嶺南的凸顯，是時代裂變之際地方鄉(xiang) 土認同和國家觀念重構的投射，亦是曆代嶺南士人“吾粵”認同不斷深化與(yu) 自覺的表現，是學海堂身兼書(shu) 院與(yu) 地方學術共同體(ti) 的身份驅使下的文化行為(wei) 。以往有關(guan) 學海堂的研究多著眼於(yu) 學術史領域，考察清代由程朱到漢學的學術遞嬗。此文將文學視野帶入學海堂研究，使人耳目一新。

(二) 書(shu) 院藏書(shu) 、刻書(shu)

藏書(shu) 與(yu) 刻書(shu) 是書(shu) 院的兩(liang) 大功能，本專(zhuan) 題共有8篇相關(guan) 的研究成果。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張根華的《清代福州藏書(shu) 研究》，[21]該文以清代福州四大書(shu) 院之一的致用書(shu) 院為(wei) 研究對象，考察其藏書(shu) 的來源及狀況。同時，該文還將致用書(shu) 院藏書(shu) 在民國以後以至於(yu) 當代的發展曆史進行了梳理，使致用書(shu) 院藏書(shu) 的流轉狀況更加清晰，這是該文最有價(jia) 值之處。陳聰的《明清常州府刻書(shu) 業(ye) 與(yu) 文學活動研究》[22] 對明清時期常州府的刻書(shu) 業(ye) 與(yu) 文學活動的相互關(guan) 係作了探討，文章認為(wei) ，常州文人群體(ti) 以科舉(ju) 考試、書(shu) 院、結社及文化世家為(wei) 中心展開了多種形式的文學活動，其形式主要有講學、遊曆及相互間的應邀作文。書(shu) 院文人間的交流作品經過整理刊印成冊(ce) ，對常州刻書(shu) 業(ye) 的發展產(chan) 生了促進作用。從(cong) 書(shu) 院刊印的書(shu) 籍中可以看出，其學術指向越來越傾(qing) 向經學，“最終形成了代表乾嘉漢學的重鎮南菁書(shu) 院”。

(三) 書(shu) 院祭祀

祭祀是書(shu) 院的基本規製之一，本年度共有6篇相關(guan) 論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王勝軍(jun) 《明清時期西南書(shu) 院祭祀與(yu) 儒學傳(chuan) 播》。[23]此文對明清時期地處西南的貴州、四川( 含重慶) 和雲(yun) 南的書(shu) 院祭祀作了考察，認為(wei) 其“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陽明心學、程朱理學、清代漢學等不同形態儒學在當地的傳(chuan) 播情形，具有地域性特征”。具體(ti) 來看，貴州地區由於(yu) 陽明的講學活動而體(ti) 現出心學發達、程朱理學衰微的情形; 四川由於(yu) 周敦頤、程頤、張栻、魏了翁等人的關(guan) 係，程朱理學在書(shu) 院祭祀中長期占有優(you) 勢; 雲(yun) 南書(shu) 院雖在數量上遠超貴州，然其祭祀卻“無可述者”。從(cong) 宏觀上看，西南地區書(shu) 院祭祀的分布與(yu) 講學從(cong) 某些地域上講還沒有形成真正的“重合”，其原因仍與(yu) 書(shu) 院資金不足的狀況有關(guan) 。西南地區書(shu) 院祭祀卻又呈現“紀念性”的符號特征，如貴山書(shu) 院在學風變遷之後仍祀王陽明，因為(wei) 陽明對整個(ge) 貴州而言有文化肇始的意義(yi) 。“從(cong) 西南諸書(shu) 院祭祀的曆史敘事來看，均有一種漢文化向邊地傳(chuan) 播勝於(yu) 儒學內(nei) 部畛域之爭(zheng) 的思想傾(qing) 向”。故而西南書(shu) 院儒學形態傳(chuan) 播的界域不是特別分明，其符號化的祭祀十分突出。

(四) 書(shu) 院學田

學田是書(shu) 院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直接關(guan) 係到書(shu) 院的興(xing) 衰。本年度有關(guan) 書(shu) 院學田的研究成果不多，僅(jin) 有5篇相關(guan) 論文。有代表性的是陳儉(jian) 喜、林雯雯的《民國鬧劇: 武漢問津書(shu) 院產(chan) 權之爭(zheng) 》，[24]敘述了湖北問津書(shu) 院在1927—1931年間的院產(chan) 之爭(zheng) 。眾(zhong) 所周知，書(shu) 院在清末被改製為(wei) 學堂，入民國後又倉(cang) 促改為(wei) 學校，書(shu) 院原有之田山產(chan) 業(ye) 等項在清末和民國的接連改製之後是如何處理的，學界未能有充分的研究。此文的價(jia) 值就在於(yu) ，作者運用了較為(wei) 翔實的檔案材料，對民國時期政府與(yu) 地方勢力之間就問津書(shu) 院院產(chan) 的私有、國有之爭(zheng) 進行了還原，是難得的對民國時期書(shu) 院田產(chan) 狀況的研究。

(五) 書(shu) 院文獻

書(shu) 院文獻是書(shu) 院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各類記載書(shu) 院活動的文獻，是構成中國古代思想、教育、學術的重要內(nei) 容之一。本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書(shu) 院文獻整理與(yu) 研究”在立項以後成功開題，表明書(shu) 院文獻的價(jia) 值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認可。本年共有12篇相關(guan) 的研究論文。

新史料的發掘與(yu) 利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清代台灣教化檔案選編》[25]輯錄了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的清朝統一台灣後出台的有關(guan) 文化教育的軍(jun) 機處錄副奏折、上諭檔及宮中朱批奏折中相關(guan) 史料，其中有關(guan) 在台灣設立書(shu) 院以推行教化的記載是研究台灣書(shu) 院史的重要史料。馬振《中山大學圖書(shu) 館徽州文書(shu) 中教育考試類文獻探究》[26]是對中山大學圖書(shu) 館所藏的徽州文書(shu) 中有關(guan) 教育考試類的約1.5萬(wan) 件文獻進行的初步研究成果。這些教育考試類文獻分為(wei) 書(shu) 院教育類文獻和科舉(ju) 應試類文獻兩(liang) 種，為(wei) 書(shu) 院史、教育史、科舉(ju) 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劉豔偉(wei) 、金生楊的《清代縣級書(shu) 院——以南部縣鼇峰書(shu) 院為(wei) 中心的研究》[27]一文利用了清代南部縣衙檔案，對南部縣書(shu) 院的發展演變、職事設置、財產(chan) 與(yu) 收支、藏書(shu) 情況等作了充分研究。作者認為(wei) ，“南部縣書(shu) 院作為(wei) 清代縣級書(shu) 院的代表，它又折射出清代縣級書(shu) 院的一般情況，為(wei) 我們(men) 揭示清代地方教育及相關(guan) 內(nei) 容提供了實證”。此外，王曉天《新發現〈嶽麓、城南二書(shu) 院條規〉及其價(jia) 值》，[28]王博凱、賈俊俠(xia) 《西安碑林藏柏景偉(wei) 〈關(guan) 中書(shu) 院學規〉初探》[29]及前文提及的《清代書(shu) 院的碑學教育與(yu) 傳(chuan) 播》皆是發現並利用新史料的研究成果。

對書(shu) 院誌的研究。黃建年、陶茂芹的《書(shu) 院誌歸類研究:以方誌和地方文獻目錄為(wei) 例》[30]對書(shu) 院誌在當代的目錄歸類問題作了研究。通過對全國性方誌目錄(如《中國地方誌綜錄》) 、地方性方誌和地方文獻目錄(如《上海方誌資料考錄》) 、館藏方誌與(yu) 地方文獻目錄(如《四川大學圖書(shu) 館館藏地方誌目錄》) 、方誌目錄數據庫(如《數字方誌》) 的考察，發現綜合性方誌目錄和館藏方誌目錄基本不認可書(shu) 院誌的地位，基本未把書(shu) 院誌作為(wei) 專(zhuan) 誌而加以收錄，地方性方誌目錄和方誌目錄數據庫則相對寬鬆。作者認為(wei) ，“書(shu) 院誌確與(yu) 一般方誌內(nei) 容有異，適宜單獨研究與(yu) 管理，至少宜設立專(zhuan) 類管理”。方彥壽《朱世澤與(yu) 〈考亭誌〉辨正》[31]一文，依據日本東(dong) 京內(nei) 閣文庫所藏的日本寬政七年(1795) 《考亭誌》傳(chuan) 抄本，對《考亭誌》的內(nei) 容、編者、卷帙、刊者和刊印地點等以往所存在的失誤之處一一作了辨正。魏萌萌《〈梯雲(yun) 書(shu) 院誌〉的整理與(yu) 研究》[32]是在對《梯雲(yun) 書(shu) 院誌》點校整理的基礎上，考察誌書(shu) 的編纂、版本，以及書(shu) 院本身的沿革、規章製度等內(nei) 容。

對書(shu) 院課藝的研究。2016年是格致書(shu) 院成立140周年和格致書(shu) 院首次征文130周年，《格致書(shu) 院課藝》因而在本年度中獲得了較大的關(guan) 注。除前文提及的影印出版《格致書(shu) 院課藝》外，另有相關(guan) 的研究論文問世。黃顯功《晚清課藝文獻與(yu) 〈格致書(shu) 院課藝〉》[33]一文對格致書(shu) 院的課藝活動特點進行了分析，認為(wei) 其具有作者成分複雜、社會(hui) 參與(yu) 度廣、命題者整容豪華等特點，是晚清書(shu) 院中絕無僅(jin) 有的特例。熊月之的《新群體(ti) 、新網絡與(yu) 新話語體(ti) 係的確立——以〈格致書(shu) 院課藝〉為(wei) 中心》[34] 指出，格致書(shu) 院課藝是一項新型文化產(chan) 品，是以王韜、傅蘭(lan) 雅等居住在沿海城市的中外知識分子，在上海、天津等地開明官紳大力支持下，自覺利用《申報》等新型網絡，動員並受到全國各地特別是沿海地區新式讀書(shu) 人的響應而生產(chan) 出來的，也是王韜、傅蘭(lan) 雅等人在已有的報刊網絡上嵌入中國書(shu) 院書(shu) 生議政傳(chuan) 統的結果。透過課藝所展現出來的思想內(nei) 容，可以看出甲午前後中國社會(hui) 思潮的轉變，並非壁立千仞式的奇峰突起，而是蜿蜒而上的高原。這可修正張灝的“轉型時代”說。

(六) 書(shu) 院改製

2016年是書(shu) 院改製115周年，本年共有10篇相關(guan) 論文，多是以省為(wei) 單位進行的考察。劉熠《官府與(yu) 民間的離合: 清末四川基層書(shu) 院改辦學堂的曆程》[35]一文運用了大量清代巴縣、南部縣等檔案，對書(shu) 院改辦學堂的具體(ti) 過程進行了考察。分析認為(wei) ，在朝廷的改製章程發布後，全國劃一的章程取代了原先書(shu) 院因地製宜的辦學模式，上層的朝廷和基層的地方由於(yu) 觀念、信息的不對等，使得“基層官紳對書(shu) 院改辦學堂大都被動，這與(yu) 此前辦學主要靠民間的自主力量形成鮮明對比”。“這一官府與(yu) 民間的裂痕，夾雜著俗與(yu) 製、中與(yu) 西、新與(yu) 舊的糾纏，是近代改革的一大特征”。此外，王世超《清末廣西書(shu) 院改製研究》[36]，吳洪成、王培培《近代重慶書(shu) 院改製述評——紀念書(shu) 院改製115周年》[37]和謝豐(feng) 、周小喜《清末新政初期湖南改製書(shu) 院興(xing) 辦學堂的章程問題》[38]等論文分別探討了清末廣西、重慶、湖南等地書(shu) 院改製的狀況及特點。

(七) 書(shu) 院建築

書(shu) 院與(yu) 學宮是中國古代文教建築的雙璧。相較於(yu) 學宮嚴(yan) 格的建築規製，書(shu) 院建築具有一定的“自由發揮”色彩，學界也因此多關(guan) 注於(yu) 書(shu) 院建築所體(ti) 現出的地域性特點。本年度共有31篇相關(guan) 論文，涉及了建築、景觀、環境等多個(ge) 學科。蔡誌榮《清代湖北書(shu) 院建築風格及現代啟示》[39]認為(wei) ，“湖北書(shu) 院實際上成為(wei) 地方的教育和文化中心，是地方文化精神的象征，書(shu) 院建築也是展示地方文化形象的符號。書(shu) 院地點的選擇受禪宗山林文化的影響，注重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結合。書(shu) 院的建築空間包含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內(nei) 涵，同時也烙上鮮明的荊楚文化地域元素”。其他如賈豔豔、唐曉嵐《海南儋州東(dong) 坡書(shu) 院園林藝術探析及其品質提升》[40] 、王婷《重慶寶樹傳(chuan) 芳書(shu) 院裝飾藝術研究》[41]、顏景亮《廣州陳氏書(shu) 院的雕刻與(yu) 壁畫藝術特色》[42] 等文章分別探討了海南、重慶、廣東(dong) 等地書(shu) 院的相關(guan) 問題。

二、當代書(shu) 院研究

書(shu) 院在清末被改為(wei) 學堂，作為(wei) 一種全國性的教育製度暫時退出曆史舞台。但是，書(shu) 院的生命並未就此終結，在官方和民間的推動下，在當代又以不同的形式走向複興(xing) ，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在這一現象的影響之下，學界開始對書(shu) 院的當代價(jia) 值與(yu) 啟示、當代書(shu) 院複興(xing) 運動進行思考，開辟出當代書(shu) 院研究領域。2005年以後，許多高校實行了大學書(shu) 院製改革，高等教育界也加入了當代書(shu) 院研究的行列，開始總結高校書(shu) 院製改革的經驗，貢獻出大批有價(jia) 值的研究成果，使得當代書(shu) 院研究領域迅速崛起。這些變化表明，書(shu) 院研究已開始走出傳(chuan) 統書(shu) 院史研究一家獨大的局麵，將逐步形成傳(chuan) 統書(shu) 院史研究與(yu) 當代書(shu) 院研究“雙峰並峙”的局麵。本年度共有202 篇相關(guan) 論文。

(一) 書(shu) 院的當代價(jia) 值與(yu) 啟示

書(shu) 院的當代價(jia) 值。程方平、王豔芳的《中國書(shu) 院複興(xing) 的當代價(jia) 值》[43] 一文認為(wei) “對於(yu) 書(shu) 院價(jia) 值的認同是探索教育改革中國道路的關(guan) 鍵所在”。該文從(cong) 書(shu) 院的教學與(yu) 科研、學習(xi) 評價(jia) 與(yu) 管理兩(liang) 方麵對書(shu) 院教育的價(jia) 值進行了判斷，認為(wei) 其教學自由開放，並與(yu) 科研兩(liang) 相結合，而對於(yu) 學習(xi) 者的評價(jia) 和管理更多的是對其內(nei) 在或心性進行管理和評價(jia) 。“書(shu) 院自呱呱墜地之日起，身上就承載了對中國主流文化的繼承和創新使命”，這正與(yu) 當今中國崛起背景下的文化複興(xing) 相適應。

書(shu) 院對當代的啟示。目前學界多從(cong) 書(shu) 院對高等教育的啟示出發來開展相關(guan) 研究，如張曉婧《中國傳(chuan) 統書(shu) 院文化對現代高等教育的啟示》[44] 、明成滿《中國古代書(shu) 院德育環境及對當代高校德育的啟示》[45]等。其他如張中豹和楊倩茹《古代書(shu) 院職能對農(nong) 村社會(hui) 教育的啟示》[46]、趙國棟《宋代書(shu) 院教育對現代成人教育教學的啟示》[47]、韓鳳芹和史衛《古代職業(ye) 教育發展對當今的啟示》[48]、陳起瑩、龔鑫、李羚等《書(shu) 院文化對當代中小學教育的啟示》[49]則是將研究視角擴展到書(shu) 院對社會(hui) 教育、成人教育、職業(ye) 教育乃至中小學教育的啟示方麵的研究成果。

(二) 當代複興(xing) 書(shu) 院運動

官方的複興(xing) 書(shu) 院運動。王小榮、任福全《保定蓮池書(shu) 院的文化發展研究》[50]是對近年河北省首家複建的大型書(shu) 院，也是重點扶持的文化複興(xing) 項目——保定蓮池書(shu) 院進行的有關(guan) 文化發展方麵問題的研究。該文從(cong) “發揮蓮池書(shu) 院的文化教育與(yu) 引領作用，樹立蓮池書(shu) 院的國學園地形象，完善蓮池書(shu) 院的設施建設，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及開發蓮池書(shu) 院的文化產(chan) 品，促進書(shu) 院文化產(chan) 業(ye) 的發展”等方麵加以探析，以期推動蓮池書(shu) 院文化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孔德通《書(shu) 院與(yu) 理學文化對當代區域文教發展作用的調查研究——以江西省崇仁縣為(wei) 例》[51]對打出“理學之鄉(xiang) ”口號的江西崇仁縣在近年進行的弘揚書(shu) 院與(yu) 理學文化運動進行了考察。分析發現，崇仁縣不僅(jin) 把區域內(nei) 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匯編成教材引入學校，而且融入到每一條街道、每一個(ge) 景區規劃建設中，使崇仁縣成為(wei) 了繼承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的典型。此外，作者還對其經驗和不足進行了總結。

民間的複興(xing) 書(shu) 院運動。戴美玲、王元珍的《傳(chuan) 承與(yu) 創新——以廈門筼簹書(shu) 院為(wei) 例探索當代書(shu) 院的建設與(yu) 發展》[52]一文以廈門筼簹書(shu) 院為(wei) 例，分析了當代書(shu) 院文化傳(chuan) 播中的若幹關(guan) 鍵問題，力求找到當代書(shu) 院在國學傳(chuan) 播，新知培養(yang) 以及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中可以借鑒的規律與(yu) 經驗。姚婷婷《宗教社會(hui) 學視域下的儒教研究——以當代曲阜書(shu) 院為(wei) 擴展個(ge) 案》[53]以宗教社會(hui) 學的新範式來探索當代儒教的真實樣態。該文以近年在曲阜興(xing) 起的各式書(shu) 院為(wei) 具體(ti) 案例，發現以書(shu) 院為(wei) 載體(ti) 的當代儒教處於(yu) 法律的模糊地帶——“灰市”，麵向的群體(ti) 較為(wei) 有限，市場前景亦不廣闊。由於(yu) 受到國家政策的支持，短期之內(nei) 發展狀況良好，但未來尚難以確定。曲阜書(shu) 院因獨特的資源和條件形成了獨特的模式，這些條件無法被其他地區複製或仿效，因此曲阜模式也不會(hui) 擴展到全國其他地區。

(三) 當代大學書(shu) 院製改革

2005年以來，在以複旦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為(wei) 代表的眾(zhong) 多高校的帶領下，國內(nei) 許多高校開始推行通識教育改革，逐步形成了以核心課程為(wei) 主軸，以書(shu) 院製和導師製為(wei) 輔翼的通識教育培養(yang) 體(ti) 係。如今，這些高校經過十餘(yu) 年的改革實踐，已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書(shu) 院發展模式，學界也相應地進行了反思和總結。本年度共有98 篇相關(guan) 論文。

對書(shu) 院製下實施通識教育的進一步研究。黃嬌姣《對於(yu) 複旦大學書(shu) 院製通識教育核心課程改革的思考》[54]以複旦大學課程改革的現狀和必要性為(wei) 切入點，分析了複旦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改革情況，並在課程模式、宣傳(chuan) 機製兩(liang) 方麵提出了相關(guan) 建議。陸一《從(cong) “通識教育在中國”到“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兼論中國大學專(zhuan) 業(ye) 教育與(yu) 通識教育多種可能的結合》[55]從(cong) 通識教育概念的本土建構性質、國家文明複興(xing) 與(yu) 文化自信的願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使命出發，提出應當確立“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這一建設目標，並指出了通識教育若要實現全麵本土化，將在育人目標、課程體(ti) 係、書(shu) 院與(yu) 學工、教育內(nei) 容、教學手段、質量保障與(yu) 評價(jia) 等方麵麵臨(lin) 諸多挑戰。柯小剛《書(shu) 院作為(wei) 現代社會(hui) 通識教育的形式: 以古典書(shu) 院為(wei) 例》[56] 一文對同濟複興(xing) 古典書(shu) 院“依托高校學術資源，麵向社會(hui) 開展嚴(yan) 肅的古典通識教育”的發展模式進行了介紹，並就現代書(shu) 院教育和辦學實踐談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認為(wei) ，隻有通過古典通識教育“來變化現代氣質，養(yang) 成越來越多的成熟公民，現代社會(hui) 才有可能重新找回健康幸福的生活方式”。

對書(shu) 院製下開展學生工作的探索。潘彬、肖永明在《生活導師製: 本科生入學適應教育新模式》[57]中介紹了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構建的一種本科學生入學適應教育模式——生活導師製，即“高等學校聘請思想道德素質高、學習(xi) 優(you) 秀且有一定的工作經驗的研究生擔任低年級本科生的指導教師，通過團體(ti) 輔導和個(ge) 別輔導相結合的方式，圍繞大學生活對本科生進行個(ge) 性化指導的培養(yang) 製度”。認為(wei) 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yu) 提高本科學生的入學適應能力。楊放敏、尹曦的《書(shu) 院製學生管理模式初探——以南京審計大學為(wei) 例》[58]對書(shu) 院管理模式與(yu) 傳(chuan) 統管理模式的差異進行了總結，認為(wei) 二者在基本理念、組織架構、育人形式方麵存在差異。對於(yu) 書(shu) 院製管理模式的優(you) 勢，文章認為(wei) 其有利於(yu) 學生提升全麵素質和綜合能力; 有利於(yu) 學生安全問題防範; 有利於(yu) 通識教育的拓展; 有利於(yu) 完善學生利益訴求，加強學生的歸屬感。潘華泉《基於(yu) 書(shu) 院製模式的學生公寓管理創新與(yu) 實踐》[59]和靳濤《探索大學“書(shu) 院製”改革中如何對學生宿舍進行創新管理》[60]都對書(shu) 院製下的學生住宿管理模式進行了探索。

對書(shu) 院製住宿建築的研究。高校書(shu) 院製改革的一項重要內(nei) 容，即是將原先單獨作為(wei) 生活區的宿舍融入文化、教育功能，形成類似古代書(shu) 院生徒居齋肄業(ye) 的學習(xi) 、生活模式。為(wei) 適應這種新的教育模式，不少高校對學生的宿舍區進行了相應的規劃與(yu) 設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書(shu) 院製住宿建築。溫茜玥《高校書(shu) 院製住宿建築規劃及設計研究》[61]對海內(nei) 外的書(shu) 院製建築進行案例分析，探討了國內(nei) 試點院校相關(guan) 建築的不足，並分析歸納出書(shu) 院製住宿建築模式的設計步驟。文章結合了相關(guan) 理論和實地調研，對學生的需求進行了量化分析，為(wei) 高品質的書(shu) 院製校園規劃和建築設計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踐借鑒。

對當前高校書(shu) 院製改革的反思。張應強、方華梁在《從(cong) 生活空間到文化空間: 現代大學書(shu) 院製如何可能》[62]對當前大學書(shu) 院製改革在實踐中遭遇一係列難題進行了分析。文章認為(wei) ，這些問題的症結在於(yu) ，古代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生活空間和教育空間是融合的，而製度化的現代學校教育卻使二者分離，現代大學書(shu) 院製隻是繼承了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空間形式。要在一定程度上解決(jue) 這些難題，需創造性地傳(chuan) 承古代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精神而非形式，在導師製、通識課程、社團活動等方麵開展製度創新，同時探索書(shu) 院與(yu) 專(zhuan) 業(ye) 學院和學生工作係統協同育人的機製。過勇的《本科教育的組織模式: 哈佛大學的啟示》[63]對中美兩(liang) 國的本科教育組織模式進行了對比和反思。美國大學中學院製的組織模式與(yu) 本科生的通識教育是相配套的，而我國高校在不完全實施通識教育的情況下推行本科生院製和書(shu) 院製，必然會(hui) 在實踐中遇到巨大的困難。我國高校不必照搬美英大學的學院製，應當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本科教育組織模式，但在本科教育中加強通識教育的成分對於(yu) 培養(yang) 全麵的人才非常重要。最後，作者在借鑒國內(nei) 外高校已有模式和改革探索的基礎之上，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學校加強對本科教育的統一管理，而在研究生教育方麵給院係更多自主權; 建立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通識教育體(ti) 係; 給本科生更多選擇專(zhuan) 業(ye) 的自由，研究生招生名額和本專(zhuan) 業(ye) 本科生人數脫鉤; 加強師生互動比建立本科生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yi) 。

三、總結   

總體(ti) 而言，書(shu) 院研究在2016年保持了近年來的高速發展之勢，是曆史學界、教育學界、文學界和建築學界津津樂(le) 道的話題。對於(yu) 古代傳(chuan) 承千年的書(shu) 院曆史，學界在經過近百年的發掘之後成果頗豐(feng) ，已形成了較為(wei) 成熟的研究範式，這在傳(chuan) 統書(shu) 院史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體(ti) 現。本年度的相關(guan) 研究多是在以往的範式下繼續深入，開展更為(wei) 具體(ti) 的個(ge) 案研究。這既得益於(yu) 當前信息時代下史料搜尋更為(wei) 便利的優(you) 勢條件，也是“書(shu) 院學”財富未能得到充分發掘的反映。對當代書(shu) 院的研究是近年來逐漸興(xing) 起的新領域，這與(yu) 當前“書(shu) 院複興(xing) ”的大潮密不可分。學界對當代書(shu) 院的研究重心放在了高校書(shu) 院製改革上，而對於(yu) 愈演愈盛的民間書(shu) 院關(guan) 注度明顯不足，更遑論發揮應有的“理論指導”作用。發掘傳(chuan) 承千年的書(shu) 院文化固然重要，但也要謹防落入泥古拘今的陷阱。此外，傳(chuan) 統書(shu) 院史研究與(yu) 當代書(shu) 院研究( 尤其是高校書(shu) 院製研究) 領域，二者界限分明，都有自說自話的傾(qing) 向，這值得引起書(shu) 院研究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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