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步孔子所

——八十年代側(ce) 記

作者：郭沂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時間：西元2023年12月22日

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的前身為(wei) 孔子研究所，人們(men) 習(xi) 慣稱之為(wei) 孔子所。

1984年7月，我在本校曆史係本科畢業(ye) 後，就被分配到一年前成立的孔子所工作。時任所長為(wei) 《齊魯學刊》主編劉蔚華老師，副所長由曆史係教授李啟謙老師和駱承烈老師擔任。也就是說，三位所領導都是兼任。專(zhuan) 職人員隻有曆史係77級留校的楊佐仁和79級留校的嚴(yan) 茜子兩(liang) 位老師，我是第三位。半年之後，也就是1985年初我即赴上海參加由教育部（當時叫國家教委）主辦、複旦大學中文係承辦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講習(xi) 班”，為(wei) 期一年。1990年9月，重返複旦園，在哲學係攻讀博士學位。這樣滿打滿算，我在孔子所隻待了6年時間。如果扣除在上海進修的那一年，隻有5年。時間雖然不算長，卻是我生命中極其重要的一環。正是在這片學術家園裏，我蹣跚學步，雖難掩笨拙稚嫩，然亦彌足自珍。適逢孔子文化研究院成立40周年慶典，故略述數端以賀之。

一、校  書(shu)

入職孔子所之後，我接受的第一個(ge) 科研任務，是點校整理清人孫星衍的《孔子集語》。據駱承烈老師交代，這是山東(dong) 省古籍整理項目。作為(wei) 初出茅廬的新手，我頓感責任重大，暗下決(jue) 心一定要高質量地完成這項任務。

《孔子集語校補》書(shu) 影

然而，整理《孔子集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和一般古籍不同，《孔子集語》為(wei) 集腋成裘之作，所有文字都來自其他典籍，這就需要就所引典籍原書(shu) 的不同版本進行校讎。這些典籍極其龐雜，正如嚴(yan) 可均《孔子集語序》所說：“群經傳(chuan) 注、祕緯、諸史、諸子以及唐宋人類書(shu) ，巨篇隻句畢登，無所去取。”不僅(jin) 如此，其中許多典籍難以查找。可以想見，這項工作之浩繁與(yu) 困難！為(wei) 此，我跑遍了諸如北京圖書(shu) 館（國家圖書(shu) 館的前身）、山東(dong) 圖書(shu) 館、浙江圖書(shu) 館、上海圖書(shu) 館、徐家匯藏書(shu) 樓等許多著名圖書(shu) 館。記得在複旦進修期間，經常到教室閱覽室查閱古籍，有位姓徐的女老師則不厭其煩地為(wei) 我搬來搬去。一直到現在，每當我想起她，心中仍然充滿著感激之情。

當然，收獲也是超出預料的。在此之前，雖然我也學習(xi) 過諸如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校勘學、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等方麵的知識，但那畢竟是紙上談兵，隻有在實際運用的時候才能真正掌握。可以說，整理《孔子集語》的過程為(wei) 我日後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較為(wei) 堅實的基礎。我經常對學生們(men) 說，提高古籍閱讀能力最笨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點校一部古書(shu) 。這是用汗水換來的經驗。

更為(wei) 重要的是，這項工作迫使我重新審查《論語》之外早期文獻中保存的大量有關(guan) 孔子言行的記載。

如所周知，在疑古思潮的支配下，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為(wei) ，這些記載大抵出自後人的假托，不能作為(wei) 研究孔子的信史，而人們(men) 所公認的孔子言行錄，隻有一部《論語》。更有甚者，朱維錚教授提出《論語》一書(shu) 到了漢代景武之際才結集成書(shu) ，所謂原始結集一事子虛烏(wu) 有，也就是說《論語》的可靠性也值得懷疑。

然而，我在整理《孔子集語》的過程中，發現問題並不那麽(me) 簡單，因為(wei) 其所輯錄的部分史料和《論語》的記載是可以互相印證、相互補充的，如果我們(men) 承認《論語》是可靠的，就必須承認《論語》之外的部分孔子言行錄也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我對《論語》以及《論語》之外典籍中有關(guan) 孔子言行的記載進行了較為(wei) 係統的梳理和研究，發現《論語》確為(wei) 先秦舊籍，是孔門弟子對“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yu) 言而接聞於(yu) 夫子之語”加以論撰整理、輯錄而成的，出自孔子再傳(chuan) 弟子之手。由於(yu) 孔子弟子眾(zhong) 多，當時存在若幹不同的《論語》。也就是說，《論語》的原始形態是許多種不同的筆記本子，或者說是許多種不同的書(shu) ，而不是一部書(shu) ，也不是同一本書(shu) 的不同傳(chuan) 本。這些文字，後來我稱之為(wei) “《論語》類文獻”，它們(men) 正是各種早期典籍中孔子言行錄的重要來源，其價(jia) 值應與(yu) 今本《論語》不相上下，都是研究孔子的相當可靠的史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王家咀戰國楚墓竹簡等戰國竹簡中含有大量不見於(yu) 今本《論語》的《論語》類文獻，完全印證了這種推斷。

《孔子集語》卷十五為(wei) 《遺讖》，收錄了漢代讖緯書(shu) 中的有關(guan) 記載。對我來說，這部分的文字極其晦澀難懂，隻好致函讖緯學專(zhuan) 家鍾肇鵬先生。當時鍾先生已經六十開外，但他並沒有拒絕一位來自地方院校青年學者的求助，認真審校了這部分文稿，讓我銘感不已。

鍾肇鵬（1925-2014），哲學史家，文獻學家，曾任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主任、學術委員、研究員，中華孔子學會(hui) 學術委員會(hui) 名譽主任。

《孔子集語》的點校整理工作完成於(yu) 1987年，但由於(yu) 種種原因，一直到1998年才以《孔子集語校補》為(wei) 題由齊魯書(shu) 社出版。當時隻印了一千冊(ce) ，現在已經很難見到。盡管如此，此書(shu) 還是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李澤厚先生曾表示，他常用這本書(shu) 。李零先生也向我提到，他最初是通過這本書(shu) 才知道我的。

好在以此書(shu) 為(wei) 基礎重新整理的《孔子集語校注（附補錄）》被中華書(shu) 局納入《新編諸子集成續編》於(yu) 2017年出版。同年，由我在孫書(shu) 的基礎上編撰的《子曰全集》亦由中華書(shu) 局出版。這是後話。

二、屬  文

點校整理《孔子集語》是命題作文，並非自願選擇，而我最大的興(xing) 趣在於(yu) 理論問題。

本科時期，我就酷愛舊學，尤其儒家經典。為(wei) 了學好經典，還特別到中文係旁聽了古代漢語課。不過，這些都算是業(ye) 餘(yu) 愛好，不能計入成績。在本係正式課程中，尤愛郭克煜老師的中國曆史文選。這門課一共開了三個(ge) 學期，其中兩(liang) 個(ge) 學期我的成績都是名列全班第一。除此之外，我最感興(xing) 趣的課就是劉蔚華老師夫人楊年老師的心理學和陳信泰老師的教育學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很自然地就把這兩(liang) 個(ge) 方麵結合起來了，本科畢業(ye) 論文《孔子的情感理論和情感教育思想》就是明證。此文後來刊於(yu) 《東(dong) 嶽論叢(cong) 》1986年第3期，指導老師正是陳信泰老師。

陳信泰（1927年生），教育學家，曾任曲阜師範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曲阜師範大學學術委員會(hui) 及學位委員會(hui) 委員，山東(dong) 省教育學會(hui) 副會(hui) 長、理事長。

沿著這個(ge) 思路，我到孔子所之後寫(xie) 的第一篇論文便是《孔子的思維結構及其對中國傳(chuan) 統思維方式的影響》。或許由於(yu) 過去有一定的積累，此文我隻花了一周時間就完成了，隨後刊於(yu) 《齊魯學刊》1986年第3期。此文責任編輯王鈞林老師告訴我，是全文照發，一個(ge) 字也沒改。

令我意外的是，不久之後在《求索》1987年第4期和《新華文摘》上讀到《紅旗》雜誌社（《求是》雜誌前身）周溯源先生的《近年來關(guan) 於(yu) 孔子研究的新進展》，我這篇小文赫然在列！周先生的綜述共分為(wei) 四個(ge) 部分，其中前三部分的標題分別為(wei) 《對孔子及孔子思想總的評價(jia) 》《關(guan) 於(yu) 孔子思想體(ti) 係的核心問題》《孔子的政治思想》，介紹了諸如匡亞(ya) 明、張岱年、嚴(yan) 北溟、蔡尚思、陳景磐、任繼愈、蘇淵雷、龐樸等名家的觀點。第四部分的標題則與(yu) 拙作題目一字不差，並且隻介紹了拙作一篇的觀點。這讓我備受鼓舞，極大地增強了從(cong) 事學術研究的信心！

以上兩(liang) 文幾乎同時刊出，標誌著我開始步入學術界。

隨著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lin) ，一股文化熱迅速席卷全國，作為(wei) 一名時刻關(guan) 心著民族前途和社會(hui) 進步的青年學者，我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主要是圍繞著文化史、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中國與(yu) 西方等議題而展開的。與(yu) 此不同，我對文化現象背後的東(dong) 西更感興(xing) 趣。文化是如何產(chan) 生的？我在刊於(yu) 《哲學研究》1989年第4期的《從(cong) 文化生成機製看中國文化的形成與(yu) 演變》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們(men) 說文化是人創造的，這隻是籠統的說法。更確切地講，應該為(wei) 文化是人腦功能的外化。我認為(wei) ，所有文化，不管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都是人腦功能的外化。人腦的主要功能是認識和思維，文化的產(chan) 生就是這些功能外化的結果，或者說就是這些功能的具體(ti) 實現。”

至於(yu) 中西文化的不同，仍然受製於(yu) 各自的思維方式：“作為(wei) 人們(men) 最經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對思維無疑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西方語言的書(shu) 寫(xie) 形式是字母文字，這種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僅(jin) 僅(jin) 表音；也就是說，它完全割斷了與(yu) 形象的直接聯係，是一種純粹的記錄語言的符號。這種純粹記錄語言的字母文字頻繁地、廣泛地刺激人們(men) 的大腦，就逐漸地形成了西方人長於(yu) 語言思維的特點，使之語言思維特別發達。而漢語書(shu) 寫(xie) 符號是方塊漢字，它不僅(jin) 表音，而且還能表形、表意。這種音、形、意互相聯係的文字，為(wei) 形象思維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國人長於(yu) 形象思維。”所以“文字影響思維方式，思維方式又會(hui) 進一步影響文化風格。中西文字和思維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現出各自的獨特風貌。”（《文字·思維·文化——一個(ge) 中西比較的嚐試》，《東(dong) 嶽論叢(cong) 》1988年第3期）

既然思維如此重要，我的研究重點逐漸轉移到大腦工作機理，並為(wei) 此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涉及哲學、語言學、心理學、腦科學、神經生理學等學科，而1981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獲得者羅傑·渥爾考特·斯佩裏對大腦半球的研究曾給了我許多啟發。結果問題越來越多，我的探索也一發不可收拾。竟為(wei) 此投入了數年的時間和精力，寫(xie) 出了十幾萬(wan) 字的論文。然而，由於(yu) 這類論文很難發表，而對於(yu) 這個(ge) 領域我又不是科班出身，所以除了幾篇刊於(yu) 內(nei) 部學術刊物《思維科學通訊》之外，正式發表的僅(jin) 有《青島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的《重新考察思維、認識、意識諸問題》一文。

那麽(me) ，思維背後的東(dong) 西是什麽(me) ？或者說思維是把什麽(me) 轉化為(wei) 文化的？那一定是一個(ge) 客觀的、潛在的世界。鑒於(yu) 此，我勾勒了一幅粗略的草圖，描繪出三個(ge) 自上而下的世界，即自在世界、思維世界和文化世界。後來隨著我對中西哲學的了解，意識到所謂自在世界就是本體(ti) ，是形而上學所探討的對象。這就是我的道哲學的雛形。

那幾年，我經常請教本校頭號心理學權威李國榕老師，但也時有爭(zheng) 論。有一次我提出，抽象思維/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二分法有問題，形象思維不合邏輯嗎？不是一種邏輯思維嗎？寫(xie) 詩是不是用形象思維？這種思維不抽象嗎？不是一種抽象思維嗎？所以我主張用符號思維/語言思維來代替抽象思維/邏輯思維，以與(yu) 形象思維相對應。但李老師大不以為(wei) 然，說：“你連心理學最基本的概念都不懂，還研究什麽(me) 心理學！”但他的批評並沒有驅散我心中的疑雲(yun) ，也沒有讓我放棄自己的看法，反而讓我更加堅信，越是常識，可能問題越大，給學術造成的誤導也越深。

回望40年的學術生涯，基本上是在文獻、文化、中國哲學史和哲學四個(ge) 領域展開的，而我對這四個(ge) 領域的研究，竟然都始於(yu) 八十年代的孔子所。猶如一棵樹，生根於(yu) 孔子所，其後隻是成長和開枝散葉的過程。

三、進  修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講習(xi) 班”畢竟是教育部主辦的，教師陣容特別強大，所開課程也堪稱齊全：文字學，裘錫圭先生；音韻學，唐作藩先生；訓詁學，許嘉璐先生；版本學，黃永年先生；文學要籍，葛兆光先生；曆史要籍，劉乃和先生；哲學要籍，樓宇烈先生；班主任則是周祖謨先生。

當然，我特別珍惜這次學習(xi) 的機會(hui) 。雖然這個(ge) 班的期限隻有一年，但學員們(men) 卻受到了十分係統的訓練，夯實了古籍基礎。

然而，在這一年中，我最大的收獲並不在於(yu) 此，而是聆聽各種各樣的講座。上海本來就有海派的底蘊，改革開放以後，日漸重現國際大都市的風貌，而複旦時任校長謝希德教授早年留學美國，思想開放，視野廣闊，銳意革新，兼容並包……這一切造就了複旦園寬鬆自由的學術氣氛——學術講座輪番登場，各種思潮交相輝映，令人眼花繚亂(luan) 。如實地說，我的思想受到了強烈的衝(chong) 擊，內(nei) 心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其情形不亞(ya) 於(yu) 劉姥姥進大觀園，以至於(yu) 朋友們(men) 說我變了，好像換了一個(ge) 人。

結束複旦時光回到曲園，正碰上學校組織的全校研究生新年茶話會(hui) ，在座的有校、係領導，全校研究生導師和全校研究生。不知誰喊了一句“郭沂剛剛從(cong) 複旦歸來，請他介紹一下複旦的情況”。我站起來劈頭就說：“當我跨進曲阜師大的大門，感到曆史好像倒退了一百年，乃至二百年……”話音未落，空氣陡然緊張起來。隻見程漢邦校長根本坐不住了，著急地說“郭沂說的不對”，然後心理學研究生孫思進（後改名孫時進）站起來大聲反駁我。他說：“複旦的學生是一天24小時，我們(men) 也是一天24小時……”我立刻打斷他：“是的，我們(men) 和他們(men) 都是一天24小時，但在這24小時裏我們(men) 和他們(men) 幹的事情不一樣！例如我們(men) 的政治學習(xi) 是讀報紙，這是對待文盲的方式，但他們(men) 采用的是學術報告！”眼看孫思進招架不住了，教育係的其他研究生加入了戰鬥，而曆史係的研究生則替我辯護，兩(liang) 軍(jun) 對壘，好不熱鬧。現在看來，我當時是多麽(me) 幼稚、多麽(me) 不通人情世故啊！但，我心真誠！那一年，我23歲。

這個(ge) 年齡的我，特別喜歡趕時髦，除了穿喇叭褲、留長發之外，還在上海學會(hui) 了“先生”這個(ge) 詞，用來表示對德高望重的老師的尊重。回曲園後，我便有樣學樣，見老師就稱“先生”，也不管人家喜歡不喜歡，習(xi) 慣不習(xi) 慣。但李啟謙老師立刻表露不快：“我是你的老師啊！你怎麽(me) 稱我‘先生’呢？”然而，“先生”這個(ge) 曾經被貼上舊社會(hui) 腐朽文化標簽的稱呼在沉寂了數十年之後，還是重新為(wei) 全社會(hui) 所接受。開風氣之先的，當為(wei) 八十年代中期的上海，然後我把它帶到了曲園。

四、讀  研

本科的時候我就很用功，為(wei) 的是考研。當時我讀的是曆史係，但愛好卻在古漢語。轉係不成，隻好到中文係旁聽。更有甚者，我固執地報了北大中文係音韻學專(zhuan) 業(ye) 研究生，導師是唐作藩教授。無奈當時的體(ti) 製並不鼓勵跨專(zhuan) 業(ye) ，除了政治和外語，所有考試科目全部是中文係的，對我很不利，所以名落孫山是沒有懸念的。多虧(kui) 在李毅夫等老師的極力推薦下，我有幸被分配到孔子所工作。

盡管如此，讀研之夢並未了斷，而本校曆史係1985年文獻學招生計劃則幫我實現了這個(ge) 夢想。這是曆史係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招收文獻學專(zhuan) 業(ye) 研究生，導師為(wei) 郭克煜老師、李毅夫老師和駱承烈老師。在錄取的八位同學中，除了武野春和金家詩遠道而來之外，其他六位都是本係畢業(ye) 生。其中梁方健、陳東(dong) 和我分別為(wei) 七八、七九和八零級畢業(ye) 留校工作的，為(wei) 在職研究生，楊朝明、修建軍(jun) 和張友臣則是八一級應屆生。這一屆研究生報到時間為(wei) 1985年9月，但由於(yu)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講習(xi) 班”尚未結束，所以我和一起參加這個(ge) 班的陳東(dong) 推遲了一個(ge) 學期才正式開啟研究生生活。加入這個(ge) 群體(ti) 後，我和陳東(dong) 便被其他同學戲稱為(wei) “上海幫”。

三位導師各有所長，郭老師的文字學、李老師的音韻學、駱老師的考古學，都極其精深，使我們(men) 受用無窮。

或許由於(yu) 郭老師單獨生活，加之他為(wei) 人隨和，愛徒如子，我們(men) 八位同學似乎和他更親(qin) 近一些。那段時間我們(men) 可以隨時出入郭老師的家，到了飯點就一起做飯吃飯，一點兒(er) 也不見外。

和那個(ge) 時代的許多導師一樣，郭老師的教學方式以聊天為(wei) 主，在潤物細無聲中，打開學生的眼界，提升學生的水平。和郭老師的聊天是雙向的，是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我們(men) 會(hui) 毫無顧忌地質疑甚至反駁他。至於(yu) 交談的內(nei) 容，則海闊天空，無所不包。或許由於(yu) 我比較容易接受新思潮，所以經常談一些不合主流的想法，郭老師不但不以為(wei) 意，反而聽得津津有味。記得他評價(jia) 我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郭沂有思想！”

郭老師對每一位同學都非常關(guan) 心。我的《孔子集語校補》完稿後，他不但仔細審閱全稿，還把稿子分給同學們(men) ，請他們(men) 幫助修改、校訂。此書(shu) 得以問世，郭老師和諸同門與(yu) 有功焉！

郭老師不但傳(chuan) 授書(shu) 本上的知識，重視讀萬(wan) 卷書(shu) ，而且強調行萬(wan) 裏路。1986年，在他的極力爭(zheng) 取下，我們(men) 獲得了800元遊學經費。這年夏天，我們(men) 一行八位同學從(cong) 曲阜出發，一路西下。首先到開封感受北宋遺韻，接著拜謁鄭州黃河母親(qin) 、嵩山少林古寺、洛陽龍門石窟。華山險境感歎之餘(yu) ，探訪西安周秦漢唐古風、寶雞秦公一號大墓。接著南下，到達四川盆地，駐足成都杜甫草堂、樂(le) 山三江大佛。欣賞過峨眉風光之後，揮師東(dong) 南，抵達山城重慶。然後乘船沿長江而下，領略三峽美景，漫遊武漢三鎮。至貴池，再次上岸，直奔黃山。在這裏兵分兩(liang) 路，六位同學東(dong) 進滬杭，而我和陳東(dong) 兩(liang) 位滬杭老客則折回北上，經蕪湖、南京，返回學校。整個(ge) 過程途徑十多省，耗時兩(liang) 月餘(yu) ，一路拜師訪古，遊山玩水，樂(le) 趣橫生，收獲滿滿，徒增一部西遊記！

八十年代後半葉的曲園，學術氣氛空前活躍，經常有著名學者蒞臨(lin) 講學，莘莘學子自然獲益匪淺，我當然也很珍惜這些請益的機會(hui) 。有一次，在李澤厚先生的講座上，我曾和他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李先生是八十年代的“精神導師”，影響了一代人，我也深受其賜，但這並不影響我以平等的態度和他切磋學術。若幹年之後，我們(men) 成了社科院哲學所的同事，我仍然著文批評他。

李澤厚（1930-2021），哲學家、哲學史家、美學家，曾任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

1988年夏天，我們(men) 迎來了畢業(ye) 季。由於(yu) 本校沒有學位授予權，隻好在郭老師的帶領下，赴華中師範大學參加碩士論文答辯，著名文獻學家、中國文獻學學會(hui) 會(hui) 長張舜徽教授擔任答辯委員會(hui) 主席，八位同學全部順利獲得該校碩士學位。我的論文題目是《孔子言行資料述評》。在答辯會(hui) 上，答辯委員張三夕先生以柯林武德的《曆史的觀念》質疑我的《論語》類文獻之說，好在我讀過這本書(shu) ，便巧妙地以同樣的理論作回應，在這個(ge) 嚴(yan) 肅的場合引起一陣歡笑。

1988年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答辯會(hui) ，前排左三為(wei) 中國文獻學學會(hui) 會(hui) 長張舜徽先生，左四為(wei) 李毅夫老師，右一為(wei) 駱承烈老師，後排右三為(wei) 作者。

五、交  遊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不在深，有龍則靈。”曲阜師大雖然地處偏狹，但卻是臥虎藏龍之地，擁有一大批學植深厚的學者，而我的成長離不開他們(men) 的教育和栽培。除了三位碩士導師之外，在學術上對我影響最大的，當數劉蔚華老師。

劉蔚華（1934-2020），哲學史家，易學家，曾任曲阜師範大學《齊魯學刊》主編，孔子研究所所長，山東(dong) 社會(hui) 科學院院長，山東(dong) 省社會(hui) 科學界聯合會(hui) 主席，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專(zhuan) 職副會(hui) 長。

如上所述，我1984年7月到孔子所工作，第二年2月赴上海進修，而劉老師在同年7月就調任山東(dong) 社會(hui) 科學院院長。也就是說，我和劉老師的同事關(guan) 係隻持續了半年的時間。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正是在這短短時間裏，我們(men) 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劉老師沒有給我上過一次課，但他對我的指導卻勝似老師。他教我寫(xie) 文章，給我改稿子，引導我的方向，啟發我的思路，耳提麵命，諄諄教誨，言猶在耳。

久而久之，我的學術觀點有時候也會(hui) 自覺或不自覺地打上了劉老師的烙印。我在1999年4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從(cong) 郭店竹簡看先秦哲學發展脈絡》一文中曾經提出，孔子思想有一個(ge) “下學而上達”的發展演變過程，這個(ge) 過程可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即早年以“禮”為(wei) 核心的教化思想、中年以“仁”為(wei) 核心的內(nei) 省思想和晚年以“易”為(wei) 核心的形上學思想。前不久，王鈞林老師在和我閑談時無意中提到，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劉老師就在《孔子思想演變的特點》一文中提出了孔子思想發展三個(ge) 階段的觀點。拜讀之下，我意識到劉老師的三階段說雖然和我並不一樣，但他從(cong) 發展的眼光來分析孔子思想的演變堪稱創見。可以想見，在交流的過程中，他的這個(ge) 創見已經化作一粒種子深埋在我的大腦深處，直到生長出我自己的三階段說。

離開孔子所後，劉老師仍然在無微不至地關(guan) 心著我。《孔子集語校補》竣稿後，劉老師就欣然作序。書(shu) 稿出版後，他又在序的基礎上寫(xie) 了一篇題為(wei) 《片言必采，考校亦精——讀<孔子集語校補>》的書(shu) 評刊於(yu) 《中國哲學史》1999年第2期。記得八十年代後期我經常到濟南玉函路山東(dong) 社科院宿舍拜訪劉老師，而他在九十年代中期為(wei) 孔子基金會(hui) 搬遷事宜頻繁造訪北京，幾乎每次都會(hui) 和我見麵，有一次我還請他和薛華教授、李曦教授三位山西人來六道口的家中做客。在劉老師的推薦下，1999年我當選孔子基金會(hui) 副秘書(shu) 長，並和孔繁老師一起負責孔子基金會(hui) 北京辦事處事宜。

由於(yu) 在孔子所我最年輕，所以少不了承擔跑腿打雜的工作。有一段時間著名書(shu) 法家包備五老師掛靠孔子所，我經常往他家送書(shu) 信郵件，每次都和他聊上一會(hui) 。除了學問之外，他經常和我談一些做人的道理，有時候也以書(shu) 法作品相贈，我北京天通苑的客廳裏一直掛著他的兩(liang) 幅字。

當時的曲園為(wei) 大片農(nong) 田所包圍，像一座獨立王國，但國土麵積並不大，大約有六七百畝(mu) 的樣子，所以王國的居民們(men) 活動範圍十分有限，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久而久之，全校教師差不多都相互認識，猶如一個(ge) 溫暖的大家庭。民風則像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一樣淳樸，學生可以隨時到老師家裏做客，老師也不用預約就到校長家串門。在全國高校中，恐怕這是獨此一家的文化現象！

青年教師大多住在北操場東(dong) 西兩(liang) 端的四座筒子樓裏，形成了一個(ge) 國中之國。那個(ge) 時候還沒有什麽(me) 教學和科研指標，所以沒有多少壓力。大家白天工作，當夜幕降臨(lin) ，來自不同專(zhuan) 業(ye) 的年輕而單純的靈魂們(men) 便常常聚在一起把酒言歡。當是時也，似乎人人海量，個(ge) 個(ge) 酒仙。三杯下肚，漸入佳境，大家無不豪情萬(wan) 丈，高談闊論，指點江山，肆無忌憚，一醉方休。此情此景，羨煞魏晉名士！這不是玩物喪(sang) 誌，荒廢學業(ye) 嗎？非也！正是在觥籌交錯中碰撞出了思想的花火，瓊漿玉液裏沉澱出真理的本色。我的固定酒友主要有《齊魯學刊》的王鈞林、中文係的李新宇、政治係的權錫鑒等等，他們(men) 無不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在各自的領域大顯身手。不過，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是那種氛圍釀造出來的深情厚誼，真摯而濃鬱，深切而綿長，不是兄弟勝似兄弟。我時常想念他們(men) ，想念曲園，想念那個(ge) 時代……

曲阜作為(wei) 孔子故裏，在儒學研究中占有獨特的優(you) 勢，八十年代幾次重要的全國性和國際性儒學討論會(hui) 在這裏召開，吸引了各地學者紛至遝來。借此良機，我不但領略了張岱年、楊向奎、金景芳、周穀城、匡亞(ya) 明、蔡尚思、嚴(yan) 北溟、陳景磐、毛禮銳、殷孟倫(lun) 、岡(gang) 田武彥、陳榮捷、狄百瑞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的風采，也結識了辛冠潔、李澤厚、餘(yu) 敦康、湯一介、張立文、蒙培元、牟鍾鑒、丁冠之、錢遜、馬振鐸、薛華、杜維明、成中英、陳鼓應先生等當時年富力強的中年學者，而蘇淵雷、匡亞(ya) 明、嚴(yan) 北溟、楊向奎、殷孟倫(lun) 等先生當時寫(xie) 給我的墨寶一直珍藏至今。

孔子所1984年9月舉(ju) 辦的“孔子教育国际1946伟德討論會(hui) ”是我工作以後參加的第一次學術會(hui) 議，我和一位同事負責到兗(yan) 州火車站接站（當時曲阜還不通火車）。蘭(lan) 州大學的趙儷(li) 生先生出站後，是我接到的。先生身材高大，儀(yi) 表威嚴(yan) 。當我把趙先生領到接站處後，同事就開始看名單，然後抬起頭來說：“名單裏沒有您的名字呀！”趙先生一愣：“沒有？”同事回答：“沒有。”趙先生不作任何解釋，二話沒說轉身就返回車站購票離開了，留下我們(men) 倆(lia) 在不知所措中淩亂(luan) ……後來聽說他並沒有立即返回蘭(lan) 州，而是到他曾經工作過的山大看望老朋友了。都說趙先生脾氣大，此言不虛！

趙儷(li) 生（1917-2007），曆史學家，曆任東(dong) 北師範大學、山東(dong) 大學、蘭(lan) 州大學教授，甘肅省史學會(hui) 第一屆副會(hui) 長。

也是在這個(ge) 會(hui) 上，我曾持《孔子的情感理論和情感教育思想》一文請著名教育史專(zhuan) 家張瑞璠先生指教。後來劉蔚華老師告訴我，他發現張瑞璠先生在會(hui) 議休息時間仍在認真看論文，便關(guan) 心地提醒了一下。張先生回答說：“我在看郭沂同誌的論文。”這讓我十分感動。

不過，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孔子所於(yu) 1988年5月11-15日召開的“青年學者孔子·儒學·傳(chuan) 統文化討論會(hui)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次以青年為(wei) 主體(ti) 的儒學討論會(hui) 。作為(wei) 會(hui) 議的主要籌備和組織者，在孔子所的支持下，我參與(yu) 了會(hui) 議的整個(ge) 過程。會(hui) 議開得非常熱烈，連休息時間也沒有放過。到了晚上，幾位朋友意猶未盡，聚集在我狹小的宿舍裏，繼續切磋白天的問題。這已經是35年之前的事情了，當年的“青年學者”也不再年輕，但仍然活躍在學術界，如施炎平、蔡德貴、張富祥、朱漢民、苗潤田、馬勇、王鈞林、周可真、顏炳罡、何俊、單世聯等等。

那個(ge) 時候我特別喜歡拜訪名家。在複旦進修期間，自然不會(hui) 放過前來授課的先生們(men) ，他們(men) 也很善待我這個(ge) 毛頭小夥(huo) 。裘錫圭先生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前往告別，他把剩餘(yu) 的上海糧票全部送給我了。周祖謨先生回北京，是我送的站。當我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的時候，他感慨了一句：“還是個(ge) 兒(er) 高好啊！”其實我的個(ge) 兒(er) 一點兒(er) 不高，可能比清瘦的周先生略占優(you) 勢吧。我到社科院哲學所工作之後的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秋天，曾經給周先生打過一次電話，可惜他已經記不起我了。後來看到先生病逝於(yu) 1995年1月，立刻明白當時他已在病中，身體(ti) 想必已經很虛弱了。到北京工作前後，我曾登門拜訪過樓宇烈先生、裘錫圭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其中樓先生欣然為(wei) 我的博士論文撰寫(xie) 評閱書(shu) ，裘先生則為(wei) 拙著《郭店竹簡與(yu) 先秦學術思想》題寫(xie) 書(shu) 名。據裘先生弟子沈培兄講，這是裘先生平生第一次題寫(xie) 書(shu) 名。葛先生曾在文中批評我的天下觀，亦顯坦誠之心。

裘錫圭（1935年生），古文字學家，曾任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研究室主任，現為(wei) 複旦文科傑出教授，複旦大學出土文獻與(yu) 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周祖謨(1914-1995)，語言學家，文獻學家，曾任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北京市語言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國音韻學研究會(hui) 名譽會(hui) 長等。

樓宇烈（1934年生），哲學史家，佛學家，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專(zhuan) 家谘詢委員會(hui) 委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全國宗教學會(hui) 顧問。

葛兆光（1950年生），曆史學家，思想史家，曾任清華大學教授，現任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曆史係特聘資深教授。

也是在上海期間，我還多次拜訪蔡尚思先生和豐(feng) 華瞻先生（豐(feng) 子愷先生長子），更是嚴(yan) 北溟先生家的常客。蔡先生住在複旦二宿舍的一座二層小樓裏，客廳在樓上，應該是複旦最高級別的住宅了，可能還是他擔任副校長時的待遇吧。他和我談及他的家世、經曆、生活習(xi) 慣和讀書(shu) 生活等話題。當聽到他通讀《船山遺書(shu) 》的情形時，我內(nei) 心的感佩更是油然而生。他是一個(ge) 愛憎分明、心直口快的嚴(yan) 謹學者。有一次他下樓為(wei) 我開門，轉身看見樓梯上有一封信，他撿起來看了一眼信封，直接就扔到旁邊的垃圾桶裏了，大概他不喜歡這個(ge) 人吧。豐(feng) 先生也是我在曲阜認識的。他應外文係之邀前來講學，參觀三孔時，我擔任導遊。先生和藹可親(qin) ，彬彬有禮，溫文爾雅，一派紳士風度。他的客廳裏掛滿了乃父豐(feng) 子愷先生的字畫、畫像和照片，散發著藝術的馨香。嚴(yan) 先生家人口比較多，總是充滿著家庭的歡樂(le) 。他們(men) 熱情好客，常留我吃飯，這當然得益於(yu) 我的孔子所同事、嚴(yan) 先生的女公子嚴(yan) 茜子大姐。嚴(yan) 先生不但是著名學者，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書(shu) 法家，他的封麵題字為(wei) 《孔子集語校補》增加了不少光彩。

蔡尚思（1905-2008），曆史學家，曾任複旦大學曆史係主任、副校長、顧問。

豐(feng) 華瞻（1924-2005），翻譯家，豐(feng) 子愷長子，曾任複旦大學外文係教授，上海外文學會(hui) 副秘書(shu) 長、常務理事。圖為(wei) 豐(feng) 子愷筆下的豐(feng) 華瞻。

嚴(yan) 北溟(1907-1990)，哲學史家，佛學家，曾任複旦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顧問、上海市哲學學會(hui) 副會(hui) 長、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

1985年秋天，借到杭州訪學之機，我前往被稱為(wei) “一代詞宗”的夏承燾先生府上討教。先生和藹可親(qin) ，總是麵帶微笑，雖精神矍鑠，但身體(ti) 已經十分虛弱了。臨(lin) 別時，他還特別囑咐我代他向劉乃昌先生問好，他們(men) 之間有師生之誼。但回曲園後，一直沒有見到劉先生。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至少半年多吧，我終於(yu) 在校園裏碰見劉先生，便告訴他：“夏承燾先生向您問好！”他先是一怔：“是嗎？”我以無可置疑的口吻說：“是啊！我是去年某時和他見麵的。”隻見他的麵容平靜下來，淡淡地又不無揶揄地回答我：“夏先生已經過世了。”原來夏先生已經於(yu) 1986年5月遽歸道山。我立刻感到尷尬不已，痛恨自己沒有及時轉達夏先生的問候。

夏承燾（1900-1986），中國現代詞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曾任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杭州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後屬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劉乃昌（1930—2015），詞學家、宋代文學專(zhuan) 家，曾任曲阜師範大學、山東(dong) 大學教授，中國李清照辛棄疾學會(hui) 會(hui) 長。

受李毅夫老師之托，1986年遊學途徑武漢的時候，我還前往武漢大學拜訪他的老朋友、馬一浮和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吳林伯先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應同為(wei) 熊十力弟子、時任曲阜師範學院院長高讚非先生的邀請，吳先生曾在本校中文係任教，擔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和院務委員會(hui) 委員。這次拜訪的一個(ge) 重要目的，是延請吳先生擔任曲阜師大客座教授，後先生果其行。先生望之儼(yan) 然，即之也溫，雖不苟言笑，亦不失熱情，還堅持留我在家中一起用餐。

吳林伯（1916-1998），《文心雕龍》研究專(zhuan) 家，精於(yu) 經學、諸子，曾任武漢大學中文係教授，曲阜師範大學客座教授。

六、惜  別

八十年代的中國，交通遠不發達，聯絡多有不便，更沒有互聯網的問世，這造成地區之間發展極不平衡。

在複旦進修期間，我已經暗暗下決(jue) 心：一定要到大城市去！而且要為(wei) 此不惜一切代價(jia) ！不僅(jin) 僅(jin) 為(wei) 了自己，重要的是為(wei) 了更好地報效祖國、服務社會(hui) ！

在當時情況下，實現夢想的唯一途徑是考博。1989年下半年，我開始謀劃此事。先赴北大中關(guan) 園教工宿舍拜訪湯一介先生，得知第二年湯先生沒有招生計劃。那年北大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隻有朱伯崑先生一人招生，研究方向是《周易》哲學，而當時我對《周易》還相當生疏，隻好放棄。

湯一介（1927-2014），哲學史家，曾任北京大學哲學係資深教授，中國哲學與(yu) 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文化書(shu) 院院長。

幸運的是，“嚴(yan) 北溟”的大名出現在複旦的招生簡章上！於(yu) 是立即前往上海，當時嚴(yan) 先生已經病重。得知來意，嚴(yan) 公子嚴(yan) 捷兄表示，父親(qin) 的情況並不影響博士生的招收，這項工作將由他的導師潘富恩先生負責。於(yu) 是，在他的建議和陪同下，我前往複旦第十宿舍拜訪潘先生。

1990年3月，嚴(yan) 先生逝世。正如嚴(yan) 捷兄所料，複旦中哲專(zhuan) 業(ye) 博士生招生工作，並沒有受這個(ge) 變故的影響。也正是在這一年，潘先生被國務院批準為(wei) 中國哲學學科博士生導師，我也伴隨著初秋的清風如期來複旦園報到，成為(wei) 潘先生擁有博導頭銜後以獨立名義(yi) 指導的首位博士生。

那一年，曲園考出了三位博士生。另外兩(liang) 位是考入山大的傅永聚和考入上海音樂(le) 學院的侯康為(wei) 。這是曲阜師大有史以來的第一批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