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統、道體(ti) 與(yu) 工夫：朱子對“周程授受”關(guan) 係的重構

作者：李彬（鄭州大學哲學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國際儒學論叢(cong) 》（第12輯）

摘要：“周程授受”是宋明理學史上的一個(ge) 大問題。在朱子及其批評者那裏，“周程授受”都不僅(jin) 是一個(ge) 事實問題，更是一個(ge) 哲學或義(yi) 理問題。朱子對“周程授受”關(guan) 係的建構，既出於(yu) 重建道統的努力，亦基於(yu) 其對道體(ti) —工夫的詮釋和理解。在這一過程中，朱子一方麵奉周子為(wei) 道學開山，通過對其《太極圖說》的詮釋發揮了他的理氣說；另一方麵又以二程為(wei) 道學正宗，繼承了其格物致知、主敬涵養(yang) 的工夫法門。因此，朱子既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論證周程之間的師承關(guan) 係，又通過對周程思想的重新詮釋來建構周程之間的思想上的授受關(guan) 係。

關(guan) 鍵詞：周程授受；朱子；道統；道體(ti) ；工夫；重構

作者簡介：李彬，複旦大學哲學博士，鄭州大學哲學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洛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宋明理學。

引言

“周程授受”問題，即周程之間的學問思想傳(chuan) 承關(guan) 係問題，是宋明理學史上一個(ge) 大問題。周程之間的授受關(guan) 係是否能夠成立，古今中外學者也觀點各異。從(cong) 對後世理學史影響的角度來說，與(yu) 其說“周程授受”是一個(ge) 曆史的實然，毋寧說更多地出於(yu) 朱子的建構。這並非是要否認周程之間存在實質上的師承關(guan) 係，而是想要指出，在朱子及其批評者那裏，“周程授受”都不僅(jin) 是一個(ge) 事實問題，更是一個(ge) 哲學或義(yi) 理問題。

朱子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宋明道學的集大成者，是因為(wei) 他能夠將思想旨趣並不全同的“北宋五子”納入到一個(ge) 相對統一的道統之中。這一工作主要是依靠朱子對北宋五子思想的詮釋來完成的。但在這個(ge) 以二程為(wei) 核心的道學譜係中，周、張、邵與(yu) 二程之間的思想旨趣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二程重在人之心性工夫，而周、張、邵則重在天之宇宙本體(ti) 。在朱子所欲建構的這一道統譜係之中，周程之間的授受關(guan) 係屢屢受到質疑，尤其是二程平生對周子並不甚推重，且罕言及無極、太極。因此，朱子建立的這一圍繞二程建立的道學譜係或道統，最大的困難就是建立周程之間思想上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但在朱子的道學譜係中，周子與(yu) 二程又是兩(liang) 個(ge) 核心點，缺一不可：朱子一方麵奉周子為(wei) 道學開山，通過對其《太極圖說》的詮釋發揮了他的理氣說；另一方麵又以二程為(wei) 道學正宗，繼承了其格物致知、主敬涵養(yang) 的工夫法門。

朱子如何回應這一問題，也決(jue) 定著他所建立的北宋儒學的道統譜係能否成立。這就要求朱子既要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論證周程之間的師承關(guan) 係，又要通過對周程思想的重新詮釋來建構周程之間的思想上的授受關(guan) 係：思想史論證與(yu) 哲學詮釋二者之間互相支撐，以達到建構“周程授受”關(guan) 係的目的。

第一節 “從(cong) 遊”抑或“受學”——論周程師承關(guan) 係

由於(yu) 二程從(cong) 學周敦頤時年紀尚輕，因此，思想上受到後者的多大的影響，一直頗有爭(zheng) 議。清代的朱彝尊即認為(wei) 即便二程曾問學於(yu) 周敦頤，但二程之於(yu) 周子至多如孔子之於(yu) 老子、萇弘，並無實質上的師承關(guan) 係。[1]

但稍微考察一下就會(hui) 發現，朱彝尊的上述說法經不起推敲。首先，明道卒後，由於(yu) 劉立之“從(cong) 先生最久，聞先生之教最多，得先生之行事為(wei) 最詳”，故於(yu) 明道出處行事之“委曲纖細，一言一行”皆備敘之，而其他像朱光庭、邢恕、範祖禹、遊酢則皆各敘其行實之一端，以備采錄。[2]故劉立之所敘更加詳實，亦無可厚非。其次，朱彝尊不知沒有注意到還是故意不提，實際上除了劉立之之外，程頤所作《明道行狀》中已經提到明道從(cong) 周子“為(wei) 學”：“先生為(wei) 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ju) 之業(ye) ，慨然有求道之誌。”[3]最後，劉立之言：“先生從(cong) 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hui) 道，體(ti) 道成德，出入孔孟，從(cong) 容不勉”[4]，從(cong) 其所論可見，明道“問學”周子，所得者乃根本性的道德性命之理，絕不可比之於(yu) 孔子之於(yu) 老聃、萇弘。

但根據《行狀》所雲(yun) ，二程從(cong) 學周敦頤時十五六，周敦頤當時也不過三十歲左右，[5]學問思想上未必已經成熟，尤其是《太極圖》、《通書(shu) 》未必成書(shu) 。因此，有學者經過一係列考證，得出結論：“二程決(jue) 不是受‘學’（理學）於(yu) 周敦頤的，特別是對於(yu) 他的《太極圖》和《通書(shu) 》，二程都是不曾接觸過的。”[6]但一方麵，二程未見成書(shu) 不代表思想上沒有受到周子的影響，另一方麵，《通書(shu) 》及《太極圖》後來乃出於(yu) 程門後學之手，且明道有“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yu) 點也’之意”[7]之語，若是於(yu) “再見茂叔”時傳(chuan) 其《太極圖》與(yu) 《通書(shu) 》，亦未可知。

清代後期的學者鄭杲總結儒學史上關(guan) 於(yu) “周程授受”的兩(liang) 種觀點：

有以周子直接夫子，而程子得其統者，朱子以來道統諸儒是也。有因疑《圖說》，雖不廢周子，而不欲奉為(wei) 伊洛之統者，玉山汪氏及主一、 謝山是也。[8]

後一種觀點的比較全麵的表述，見於(yu) 全祖望所作《濂溪學案序錄》。全祖望認為(wei) 二程之於(yu) 周子，僅(jin) 是“少嚐遊焉”，其後學問、道統“所得”則“實不由於(yu) 濂溪”，並斬釘截鐵的認為(wei) “二程子未嚐傳(chuan) 其學”。其主要的論點是“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yu) 馬、邵之列”，而其“證”“據”則是所謂的“二呂之言”，後世學者則由於(yu) “皆未嚐考及二呂之言以為(wei) 證，則終無據”。[9]

清代的馮(feng) 雲(yun) 濠在修補《宋元學案》的時候，將全祖望《學案劄記》中所有、《序錄》所本的呂希哲及其孫呂本中之語補了出來：

呂滎陽曰：二程初從(cong) 濂溪遊，後青出於(yu) 藍。

呂紫薇曰：二程始從(cong) 茂叔，後更自光大。[10]

呂本中之語出自其所著《童蒙訓》，原文為(wei) ：“二程始從(cong) 周茂叔先生為(wei) 窮理之學，後更自光大。”[11]考此處所引的二呂之言，實則是指出二程之於(yu) 濂溪，為(wei) “窮理之學”且能夠“青出於(yu) 藍”、“更自光大”，並沒有否認二程與(yu) 濂溪的師承關(guan) 係。且“青出於(yu) 藍”之說實則點出了二程乃是“出於(yu) ”濂溪，而“後更自光大”，也可以理解成後來能夠通過自立門戶，“光大”師門之學。凡此皆無法得出謝山上述結論。無怪乎錢穆先生批評到：“謂‘青出於(yu) 藍’，謂‘更自光大’，豈即不傳(chuan) 其學之謂乎。此真所謂無知妄說也。”[12]

至於(yu) 全祖望所謂的“汪玉山亦雲(yun) 然”，《濂溪學案下·附錄》有引汪玉山與(yu) 朱子之書(shu) ：

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13]

汪玉山即汪應辰，“少從(cong) 呂居仁、胡安國遊”（《宋史·汪應辰傳(chuan) 》），呂、胡俱是程門後學。汪應辰應該亦是從(cong) 推尊程門的角度，認為(wei) 二程之於(yu) 周子隻是“少年嚐從(cong) 學”，而不能言“受學”，甚至認為(wei) 用“從(cong) 遊”都過重。

上引汪應辰之語是《學案》節選自汪應辰致朱子之書(shu) ，為(wei) 了更加全麵的展示和分疏朱、汪圍繞周程授受的討論。茲(zi) 根據顧宏義(yi) 《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shu) 劄匯編》的考證，將二人現存往還書(shu) 信之可見者，按其先後順序，臚列於(yu) 下，並加按語，進行相應的分析。

由於(yu) 汪應辰致朱子的第一封信已佚，根據朱子的回信，我們(men) 可以大致推測朱汪辯論的起因，即朱熹在所作的有關(guan) 周、程的文章，提到二程“受學”於(yu) 周敦頤，汪應辰認為(wei) “受學”之語不妥，故致書(shu) 朱子商榷。

1.朱熹在《答汪尚書(shu) 四》中曰：

“受學”之語見於(yu) 呂與(yu) 叔所記二先生語中，雲(yun) “昔受學於(yu) 周茂叔”，故據以為(wei) 說。“從(cong) 遊”蓋所尊敬而不為(wei) 師弟子之辭，故範內(nei) 翰之於(yu) 二先生、胡文定之於(yu) 三君子，熹皆用此字。[14]

按：朱熹認為(wei) “受學”之語取自呂大臨(lin) 所記“二先生語”，今見《遺書(shu) 》卷二上：“昔受學於(yu) 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le) 處，所樂(le) 何事？”[15]朱子認為(wei) “受學”與(yu) “從(cong) 遊”所指有別，前者強調實質性的師承關(guan) 係，後者而則是指“所尊敬而不為(wei) 師弟子之辭”，故朱子於(yu) 範祖禹之於(yu) 二程，胡安國之於(yu) 謝良佐、楊時、侯仲良，皆用“從(cong) 遊”字，但於(yu) 周程之間則必用“受學”一詞。

2.汪應辰《與(yu) 朱元晦》：

伊川於(yu) 濂溪，若止雲(yun) “少年嚐從(cong) 學”，則無害矣。康節之學，豈敢輕議，所以舉(ju) 和靖者，正欲明“從(cong) 遊”兩(liang) 字太重耳。[16]

按：根據汪應辰此信所言“伊川於(yu) 濂溪，若止雲(yun) ‘少年嚐從(cong) 學’，則無害矣”，可見，汪應辰應該是針對朱子所作關(guan) 於(yu) 伊川的文章中，言伊川曾“受學”周子，表示不妥，甚至對朱子所說的“從(cong) 遊”亦認為(wei) “太重”，而隻肯用“少年嚐從(cong) 學”。今考《朱子文集》中，《伊川先生年譜》中有言伊川“受學”周子之語：“年十四五與(yu) 明道同受學於(yu) 舂陵周茂叔先生”。[17]綜合各項證據，汪應辰極有可能是針對《伊川年譜》此語，與(yu) 朱子展開了討論。

3.朱熹《答汪尚書(shu) 十一月既望》：

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跡論之，則來教為(wei) 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shu) 》、《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wan) 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yu) 夫子，非若孔子之於(yu) 老聃、郯子、萇弘也。[18]

按：朱子雖然在信中說“敢不承命而改焉”，但現存《伊川年譜》“受學”之語並未改。且其後來所作的《濂溪先生事實記》（1169，1179）、《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1176）、《周子通書(shu) 後記》（1187）、《戊申封事》（1188）中，仍然在使用“受學”之語。[19]且朱子以汪應辰所論為(wei) “跡”，實則是暗示自己更多的並不是從(cong) “跡”而是從(cong) “所以跡”的層麵來確認周程之間的授受關(guan) 係。另外，朱子指出二程之於(yu) 周子，不能類比於(yu) 孔子之於(yu) 老聃、郯子、萇弘，預破後世如朱彝尊之說。

4.汪應辰《與(yu) 朱元晦》：

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範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謂橫渠學文正，則不可也，更乞裁酌。[20]

按：汪應辰又以橫渠之於(yu) 範仲淹來類比程子之於(yu) 濂溪，此即鄭杲所謂“不廢周子，而不欲奉為(wei) 伊洛之統者”，[21]這應該是當時程門之中的流行觀點。

5.朱熹《與(yu) 汪尚書(shu) 六》：

又蒙喻及二程之於(yu) 濂溪，亦若橫渠之於(yu) 範文正耳。先覺相傳(chuan) 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shu) ，則周、範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le) ，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chuan) 心受，的當親(qin) 切處。後來二先生舉(ju) 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yi) 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yu) 文正，則異於(yu) 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

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嚐著《通書(shu) 》，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shu) 》《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wan) 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wei) 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邊旁以為(wei) 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shu) 》之後，次序不倫(lun) ，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為(wei) 害又甚。以書(shu) 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yu) 此，別為(wei) 敘次而刊之，恐卻不難辦也。《舂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yu) 今日，奈何奈何！[22]

按：此為(wei) 朱子回複汪應辰關(guan) 於(yu) 周程授受之最後一封信，故敘述亦可謂詳且備，朱子的主要觀點亦已略具於(yu) 此。茲(zi) 略為(wei) 分疏如下：首先，針對汪應辰在上一封信中提出的觀點，即二程之於(yu) 周子亦如張載之於(yu) 範仲淹，朱子認為(wei) 這一類比並不合適，並闡述了自己的理由：周敦頤在道學上的“造詣”非範仲淹可比，而二程與(yu) 張載之於(yu) 上述二先生之“契悟”亦不同。範仲淹之於(yu) 張載，如手授《中庸》及“儒者自有名教可樂(le) ，何事於(yu) 兵”之說，[23]更多屬於(yu) 外在的點撥，即所謂的“粗發其端”，而並無思想上的內(nei) 在指引。相反，周子對二程的點撥發明，乃所謂的“口傳(chuan) 心受，的當親(qin) 切處”，乃指導二程走上“學為(wei) 聖人之道”的真正的導師。“語夫功用之大全”，即談到其後造道之深之大，程子固然“返求之六經，然後得之”，但“至其入處”，即思想上的領路人，舍濂溪無他。進而，朱子再次強調“受學”之語，乃“先生自言”，完全沒有道理自欺欺人。這可能也是朱子後來並未像前一封信中所說的那樣，要參酌汪應辰的意見“承命而改”，而是堅持用“受學”二字的原因。至此，朱子完成了從(cong) “跡”上厘清周程授受關(guan) 係的工作，而轉入從(cong) 思想上證成周程之間的思想傳(chuan) 承。

朱子接下來將批評的矛頭指向了“近世諸公”對濂溪所知“甚淺”，故懷疑周程之間的授受關(guan) 係，認為(wei) 這也是今日世衰道微的表現。朱子所謂：“《呂氏童蒙訓》記其嚐著《通書(shu) 》，而曰‘用意高遠’”之語，乃本之呂本中《童蒙訓》中論周子之語：“茂叔名敦頤，有《太極圖說》傳(chuan) 於(yu) 世，其辭雖約，然用誌高遠可見也。”[24]朱子在轉述過程中，誤將《太極圖說》記作《通書(shu) 》，“用誌”記作“用意”。但其後朱子曰：“夫《通書(shu) 》《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wan) 物之終始”，則是把《通書(shu) 》與(yu) 《太極圖說》看成一體(ti) ，顯然是以《太極圖說》來統《通書(shu) 》。故《宋史》作者采本句入《周敦頤傳(chuan) 》，改寫(xie) 為(wei) ：“嚐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源，究萬(wan) 物之終始”，[25]顯然很好的領會(hui) 了朱子的用意，即在朱子看來，《太極圖》乃是周子思想的核心。用“明天理之根源，究萬(wan) 物之終始”來形容《太極圖》比形容《通書(shu) 》，要更恰當。在朱子看來，呂本中指出周子之書(shu) “用意高遠”，看似是推高周子，但實則是貶低了周子。

第二節 “生平俱未嚐一言道及”——論《太極圖》之來源

但在究心於(yu) 從(cong) 思想上證成周程道統授受關(guan) 係之前，我們(men) 還需要麵對一些“跡”上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因為(wei) 即便能夠證實二程曾經得聞周子《通書(shu) 》與(yu) 《太極圖》大義(yi) ，甚至得周子“手授《太極圖》”，但一方麵，二程對周敦頤的態度，“終身不甚推”之，[26]言必稱“茂叔”，甚至有“窮禪客”之譏，[27]這不免令人疑惑。[28]因此，黃宗羲之子黃百家在《濂溪學案》最後的案語中，引到明代豐(feng) 道生對此問題的一個(ge) 尖銳的反對觀點：

二程之稱胡安定，必曰胡先生，不敢曰翼之。於(yu) 周，一則曰茂叔，再則曰茂叔，雖有吟風弄月之遊，實非事師也。至於(yu) 《太極圖》，兩(liang) 人生平俱未嚐一言道及，蓋明知為(wei) 異端，莫之齒也。[29]

豐(feng) 道生從(cong) 兩(liang) 方麵否定周程之間的師承關(guan) 係，一是相比胡瑗，二程對周子不夠尊崇，即對周敦頤言必稱之為(wei) “茂叔”，而對胡瑗則尊之為(wei) “先生”；二是，二程對《太極圖》“生平俱未嚐一言道及”。對第一點反對意見，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宋代以“字”稱呼對方，乃是一種常見現象，並非不尊重。[30]

更值得重視的是第二種反對意見。豐(feng) 道生根據二程“生平俱未嚐一言道及”《太極圖》的事實，推論二程並非未見此《圖》，乃是由於(yu) “明知為(wei) 異端”，故“莫之齒”。這種觀點不僅(jin) 否定了周程之間的師生關(guan) 係，否定了周敦頤作為(wei) 道學開山的地位，甚至將周敦頤劃為(wei) “異端”。這種觀點直接威脅到了朱熹建構的北宋道統譜係。

豐(feng) 道生的這一質疑在當時亦非孤明先發，比如錢穆先生在《朱子新學案》中提到與(yu) 豐(feng) 道生同時的明儒李穀平在《複湛甘泉書(shu) 》中也因伊川《易傳(chuan) 》於(yu) 周敦頤的《太極圖》“未嚐一語及之”而質疑朱子所建構的周程授受道統。[31]

豐(feng) 道生所言其實直指一個(ge) 《太極圖》來源問題，到底是周子所自作，還是得自道家之傳(chuan) 。如若此《圖》確實是得自方外之傳(chuan) ，即便後來由周子“手授二程”，也恰恰證明了道學核心文獻的不純正，甚至貽“外儒內(nei) 道”之譏。朱子在構建道統譜係的過程中，必須麵對和解決(jue) 這一問題。在上引《答汪尚書(shu) 六》之中，朱子曾提到關(guan) 於(yu) 蒲宗孟所作《周敦頤墓碣銘》內(nei) 容有害的問題：

《通書(shu) 》之後，次序不倫(lun) ，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為(wei) 害又甚。[32]

朱子認為(wei) 將“蒲宗孟《碣銘》全文”載於(yu) 《通書(shu) 》之後，不僅(jin) “次序不倫(lun) ”，且極為(wei) 害道，故朱子對其加以刪削。觀朱子刪削之重點，即蒲文所論周子生平行事之“隱逸”、“逍遙”的內(nei) 容，後者容易讓人產(chan) 生周子乃有道家出世氣質或“道家傾(qing) 向”，[33] 這無疑會(hui) 讓人聯想到《太極圖》來源之不純正。

關(guan) 於(yu) 《太極圖》的來源問題，在當時就有諸多爭(zheng) 議。朱子在“建安本”《太極通書(shu) 後序》中對當時流行的一些不同說法做了一個(ge) 總結：

熹又嚐讀朱內(nei) 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chuan) ，自陳摶、種放、穆修而來。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書(shu) 序》，又謂先生非止為(wei) 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34]

朱內(nei) 翰即程門後學朱震，世稱漢上先生。朱震在《進周易表》中認為(wei) “敦頤作《通書(shu) 》”，而《太極圖》乃周子遠有所承：“修以《太極圖》傳(chuan) 周敦頤，敦頤傳(chuan) 程頤、程顥。”[35]朱震的這一說法，在當時很有代表性，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比如，胡宏就在其為(wei) 《通書(shu) 》所作的“序”中即采信了這一說法，[36]但同時指出，由種、穆所傳(chuan) 之《太極圖》乃周子“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37]

具體(ti) 而言，胡宏由於(yu) 接受了《太極圖》乃來自於(yu) 種放、穆修的觀點，故認其性質更偏道家而非儒家。因此，首先，胡子根據明道“昔受學於(yu) 周茂叔”之語，斷定周程之間有事實上的授受關(guan) 係，即所謂的“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chuan) 之妙，一回萬(wan) 古之光明”，“其功蓋在孔、孟之間”；其次，又根據“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chuan) 之學”，故反推出“周子豈特為(wei) 種、穆之學而止者”，即周子所傳(chuan) 應是正統的孔孟之學，而不能雜道家之學。再次，根據上述論斷，即可以斷定來源於(yu) 種、穆的《太極圖》隻能是周子“學之一師，非其至者”。因此，胡子與(yu) 程門一樣，並不重視《太極圖》，仍然將其作為(wei) 《通書(shu) 》之一章附於(yu) 卷末。相反，他將《通書(shu) 》的地位抬得很高，認為(wei) 其“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事業(ye) 無窮矣”，甚至能夠“度越諸子，直以《詩》、《書(shu) 》、《易》、《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38]即《通書(shu) 》在義(yi) 理和道統上的的重要性使其不僅(jin) 超出了集部，甚至超出了子部範圍，而徑直越入經部範圍。

朱子在上引“建安本”《太極通書(shu) 後序》中對這兩(liang) 種觀點進行了批評：

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wei) 得之於(yu) 人，則決(jue) 非種、穆所及；以為(wei) “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yu) 此《圖》哉？是以嚐疑之，及得《誌》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yu) 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雲(yun) 耳。[39]

朱子從(cong) 文獻和思想兩(liang) 方麵批判了認為(wei) 《太極圖》乃來自種放、穆修，乃周子“學之一師”、“非其至者”的觀點。從(cong) 文獻上，朱子根據潘興(xing) 嗣《周子墓誌銘》所雲(yun) 周子：“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判定《太極圖》乃周子所自作。[40]

從(cong) 思想上，朱子認為(wei) 周子“之學之妙，不出此《圖》”、其學無以“加於(yu) 此《圖》”，證明其非種、放所能及。同時，朱子根據潘《誌》所錄周子著作順序，將《太極圖》置於(yu) 《通書(shu) 》之前：“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為(wei) 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shu) 》之說矣”。[41]將《太極圖》從(cong) 附於(yu) 《通書(shu) 》卷末，到置於(yu) 篇端，這一看似簡單的文獻位置的改變，實際上意味著朱子否定了在他之前程門諸公所編訂的周子著作以《通書(shu) 》為(wei) 主，《太極圖》為(wei) 輔的文本格局，而使《太極圖》淩駕於(yu) 《通書(shu) 》之上，並且在義(yi) 理上處於(yu) 主導和核心的地位，所謂“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yu) 《太極》一圖，若《通書(shu) 》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wei) 尤著。”[42]

但朱子抬高《太極圖》的這一做法，在當時和後世都不乏異議者。朱子作《太極》、《西銘》二解之後並未馬上示人。但關(guan) 於(yu) 《太極圖》性質的爭(zheng) 論始終未曾平息，即朱子在《題太極西銘解後》中憂心忡忡地指出的“近見儒者多議兩(liang) 書(shu) 之失”，[43]尤其是陸九韶、陸九淵兄弟對《太極圖》是否為(wei) 周子所作從(cong) 文獻與(yu) 思想層麵提出了質疑。

陸九韶原信已佚，根據陸九淵《與(yu) 朱元晦》一書(shu) 中所引，可以概見九韶原信之大意。陸九韶拈出《通書(shu) 》之《理性命章》與(yu) 《動靜章》與(yu) 《太極圖說》進行比較，結果發現，不同於(yu) 《太極圖說》之既言“太極”複言“無極”，《通書(shu) 》中的兩(liang) 章則隻言“太極”而不言“無極”。 由此梭山得出結論，即《太極圖說》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或是“其所傳(chuan) ”“他人之文”而非其所自作。[44]陸九韶的表達雖然比較委婉，但其實是對《太極圖說》的性質提出了質疑。

梭山對《太極圖說》之性質隱而未發的質疑，等到陸九淵與(yu) 朱熹辯論時，一股腦的全都亮了出來。首先，象山重提朱震、胡宏的觀點，即周子《太極圖》乃得自穆修所傳(chuan) ，而穆修之傳(chuan) 出於(yu) 陳摶，而“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其次，象山指出，不僅(jin) “‘無極’二字，出於(yu) 《老子·知其雄章》”，且“無極而太極”之旨正與(yu) “老氏之宗旨”同；再次，象山重述乃兄的觀點，即《太極圖說》言“無極”而《通書(shu) 》“終篇未嚐一及‘無極’字”，並進一步指出二程雖然言論極多，但“亦未嚐一及‘無極’字”；最後，象山得出與(yu) 梭山相同的結論，即“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嚐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wei) 是也”。[45]

朱子在對陸九韶的回信中指出對方“從(cong) 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隻以自家所見道理為(wei) 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詆排也”，[46]此即朱子所謂的“未嚐通其文義(yi) 而妄肆詆訶”。[47]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關(guan) 於(yu) “無極”之含義(yi) 及關(guan) 於(yu) “極”字的訓釋、理解問題。觀朱熹答陸九韶之書(shu) 可知， 陸九韶專(zhuan) 事攻擊“無極”之語，而於(yu) “太極”之義(yi) 並未過多發明。象山則致力於(yu) 反駁朱子對“無極”、“太極”的義(yi) 理詮釋。

象山對朱子的反駁集中於(yu) 兩(liang) 點，一是駁斥他“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yu) 一物，而不足為(wei) 萬(wan) 化之根”或“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wei) 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發明之”之說，認為(wei) 自《易大傳(chuan) 》以來，並未言“無極”，而“未聞有錯認太極為(wei) 一物者”。二是，批駁朱子以“無形而有理”來解“無極而太極”，指出“極”不可以“形”字釋，而應訓“中”。[48]

這兩(liang) 點反駁意見其實都圍繞到底如何理解“無極”和“太極”。雖然朱子以“無形而有理”解“無極而太極”確實像陸象山所指出的那樣，有同一個(ge) 字“異訓”的問題。但朱陸之間對“極”能否訓“中”的爭(zheng) 論，看起來卻是一個(ge) 理學家內(nei) 部的理論差異問題，似乎並不是那麽(me) 的不可調和。或者說，這涉及的兩(liang) 個(ge) 人對本體(ti) -工夫理解不同，卻並不主要關(guan) 乎對“太極”之本義(yi) 的理解。

盡管朱陸都同意“太極”乃指“理”而言，所不同的是，象山認為(wei) 這種看法似乎是自古以固然，毋庸置疑的：“自有《大傳(chuan) 》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為(wei) 一物者”。[49]但以朱子對曆代注疏之熟稔，故知此一理解並非天經地義(yi) 。在當時，這種以“理”理解“太極”的思路，也並不占優(you) 勢，更別說達成一個(ge) 廣泛一致的意見了。

第三節 道統與(yu) 道體(ti) ——朱子論周程授受之內(nei) 容

為(wei) 了證明周子與(yu) 二程之間不僅(jin) 有名義(yi) 上的師承關(guan) 係，而且二程受學周子乃得道統而傳(chuan) 之。朱子除表示“程氏之書(shu) ”“皆祖述”《太極圖說》並《通書(shu) 》之“意”外，還特別提到了三篇不僅(jin) “祖述其意”而且“並其語而道之”的作品，即程顥所作《李仲通銘》和《程邵公誌》以及程頤所作《顏子好學論》。接下來我們(men) 分別考察這三篇作品，辨明其與(yu) 周子之書(shu) 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

1.三篇文章中，《顏子好學論》最早，乃程頤早年遊太學時所作，其文略曰：

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chu) 精， 得五行之秀者為(wei) 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yi) 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yu) 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le) 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始合於(yu) 中，正其心，養(yang) 其性，故曰性其情。……凡學之道，正其心，養(yang) 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50]

首先，“聖人可學而至”的思想本自《通書(shu) ·聖學第二十》“聖可學乎”； 而“學以至聖人之道”、“聖人之道”的說法亦周子《太極圖說》和《通書(shu) 》中言及的。可見，二程兄弟都接受了周子“聖人可學而至”的思想，[51]並且所學乃“聖人之道”而非其事功。程頤在《明道先生行狀》中敘述其兄的學問源流時，指出“先生為(wei) 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ju) 之業(ye) ，慨然有求道之誌。”[52]周子所論之道，明道所求之道，應即是“尋孔顏樂(le) 處”而求“學以至聖人之道”。張載《經學理窟》中有一條語錄說：“二程從(cong) 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53]應即指其受學周敦頤之時。

宋代新儒家重新揭櫫“聖可學而至”的先秦儒家舊義(yi) ，為(wei) 中國思想界打開了一個(ge) 新天地。而周敦頤在《通書(shu) 》中所說：“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wei) 要”就是這種思想的最強有力的表達。因此，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周敦頤對二程的教導不是瑣屑的知識性啟蒙教育，而是從(cong) 根本上提示出儒家之‘道’就是成聖之道，而‘成聖’則意味著對世俗功利追求和超越和本體(ti) 精神生命的覺醒。”[54]

其次，其次段論五行、五性之處的內(nei) 容，則全本自周子《太極圖說》。比較兩(liang) 段內(nei) 容，伊川所論，不僅(jin) 大意全本《太極圖說》，其中“精”、“五行”、“秀”、“真”、“靜”、“發”、“五性”、“形既生矣”諸語，乃朱子所謂“並其語而道之”者。清儒陸世儀(yi) 也說：“至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皆周子《太極圖》之言也。”[55]

伊川此論，乃其早年學問之總結，亦反映了其一生體(ti) 係之大概規模。其後思想雖然有發展變化，但並不能否認其早年思想的形成過程中曾受周子影響。伊川於(yu) 太學從(cong) 學於(yu) 胡瑗之前，即受學於(yu) 周子，二者之間的思想之聯係，曆曆可見，決(jue) 非朱子捏造之師承關(guan) 係。故劉宗周以《顏子所好何學論》為(wei) “伊川得統於(yu) 濂溪處”。[56]

2.所謂“程邵公誌”即程顥為(wei) 其次子邵公所作之《程邵公墓誌》，其末段之言曰：

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眾(zhong) ，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er) 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57]

3.所謂“李仲通銘”即程顥為(wei) 其友李敏之所作《李寺丞墓誌銘》，其銘文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頗其宜；有鍾粹美（一作純粹。）兮，會(hui) 元之期。聖雖可學（一作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展兮仲通兮，賦 材奇特；進複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kui) ？秀而不實聖所悲。[58]

這兩(liang) 段大意相同，都是講述陰陽“二氣”與(yu) 金、木、水、火、土“五行”通過“交運”、“雜糅”、“順施”而生成“美惡不齊”或“參差不齊”之萬(wan) 物。明道這兩(liang) 處所講的氣化論思想如果說上有所承的話，那隻能是來自《太極圖說》，因其與(yu) 《圖說》的措辭和思理亦相當一致。

由於(yu) 周子之作乃是發明大義(yi) 的體(ti) 係性著作，故所講更加完備周詳；而明道所作乃是墓誌銘這種應用性文章，故更加側(ce) 重講二氣五行“雜糅”所導致的人資質的“美惡不齊”。但明道氣化論的核心表述如“動靜者陰陽之本”顯然是對《太極圖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為(wei) 其根”的簡寫(xie) 。“二氣交運”、“五氣順布”、“五氣交運”這類表達則直接脫胎於(yu) 《太極圖說》中的“五氣順布”、“二氣交感”之語。

李存山指出，“這三篇都隻是節取了《太極圖說》中‘二五之精’以下的意思，而不講‘無極而太極……分陰分陽，兩(liang) 儀(yi) （天地）立焉’”。首先，“《顏子所好何學論》從(cong) ‘天地儲(chu) 精’講起，實已顯露出二程之學的一個(ge) 特點，即他們(men) 認為(wei) ‘學之道’就在既成的天地萬(wan) 物和人的現實世界中，這個(ge) 世界雖然有‘本’，但無須‘窮高極遠’地探討天地之先的問題。”其次，《程邵公墓誌》言“動靜者陰陽之本”，“顯然也是要回避‘無極’和‘太極’之說”。再次，《李仲通墓誌銘》也“隻言‘二氣’、‘五行’，而不言‘無極’、‘太極’以及‘生兩(liang) 儀(yi) ’”。因此，李存山認為(wei) ，朱熹所說“程氏之書(shu) 亦皆祖述其意”，而實際上“隻是‘祖述’了《太極圖說》的‘二五之精’以下的內(nei) 容，而起始的‘無極而太極’至‘兩(liang) 儀(yi) 立焉’，卻是二程所要回避的。這當是二程不傳(chuan) 《太極圖說》的一個(ge) 重要原因”。[59]這一觀察無疑是到位的，也給我們(men) 提供了一個(ge) 觀照周、程之間理論差異的極好的視角。

這恰恰說明，二程乃對周子《太極圖說》的理論體(ti) 係諳熟於(yu) 心，但由於(yu) 理論興(xing) 趣有別，故並不從(cong) “無極而太極”開始講起，而是隻講“立人極”以後之事。二程可能是擔心對宇宙論的興(xing) 趣過濃，會(hui) 導致“窮高極遠，恐於(yu) 道無補”。[60]朱子說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乃“不得已而作”，此“不得已”即所謂“道體(ti) ”幽微難言而又不得不言。其實，二程之所以不傳(chuan) 《太極圖說》，並非弟子中“未有能受之者”，其根本原因還在於(yu) 二程主張“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若講“天道”則從(cong) “天地設位”或“天地儲(chu) 精”講起就可以了，而不必“窮高極遠”講“無極而太極……分陰分陽，兩(liang) 儀(yi) 立焉”。[61]

雖然二程與(yu) 周子在理論旨趣上有較大的差異，但從(cong) 思想傳(chuan) 承的角度，周子與(yu) 二程之間的師承關(guan) 係應該還是明顯的。《朱子語類》中有兩(liang) 條可資進一步參詳：

汪端明嚐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yu) 周先生者。蓋《通書(shu) 》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shu) 》，皆是發明《太極》。書(shu) 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chuan) ，但二程之業(ye) 廣耳。

又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隻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ye) 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複，隻得如此。”[62]

因此，朱子非不知程氏之學“後來固別”，且由於(yu) “二程之業(ye) 廣”、“程門授業(ye) ”“多”，故程門諸賢為(wei) 推尊師門，往往忽其師所自出。但朱子認為(wei) ，無論如何，周子“書(shu) 雖不多，而統紀已盡”，而“二程蓋得其傳(chuan) ”，即“其本則自濂溪發之，隻是此理推廣之耳”，即不僅(jin) 《通書(shu) 》“皆是發明《太極》”，即使二程後來之所成就，也不過是《太極》中所蘊之理的進一步“推廣”。

第四節 道體(ti) 與(yu) 工夫——朱子論周、程哲學旨趣之異同

即便朱子從(cong) 文獻與(yu) 思想雙重證據上證明了《太極圖》乃周子所自作，並非像豐(feng) 道生所說的那樣乃因其為(wei) “為(wei) 異端”，故二程“莫之齒”。[63]但豐(feng) 道生所提到的，二程對《太極圖》“生平俱未嚐一言道及”的事實，卻不容反駁。假如確如朱子所說，周子之學之“奧”“妙”“具於(yu) 《太極》一圖”或“不出此《圖》”，[64]乃道統之所在，後以之“手授二程”，且後來“程氏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嚐不因其說”，[65]那麽(me) 為(wei) 何二程卻始終未曾提及呢？[66]難道是故意隱瞞自己的思想來源？或是有什麽(me) 其他的考慮？

實際上，不僅(jin) 是道學外部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即便是在道學內(nei) 部，也並非鐵板一塊。朱子好友張栻，即在朱子作《太極圖說解》以表彰周子之時，提請朱子注意二程未嚐言及《太極圖》的這一事實。朱子也並未回避這一問題，而是特意在其所作《太極圖說解》的“後記”中提到了這一問題。[67]

張栻的質疑乃是針對朱子《太極圖說解》最後一段總結性的話語：

《易》之為(wei) 書(shu) ，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嚐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yu) 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yu) 天道，多出於(yu) 此，然卒未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68]

朱子此處“周子手是圖以授之”之言乃根據祁寬所作《通書(shu) 後跋》“或雲(yun) ：《圖》乃手授二程”之語。[69]但在朱子所編輯的《二程遺書(shu) 》、《外書(shu) 》中，沒有任何關(guan) 於(yu) 此《圖》的討論，故朱子亦不得不承認二程“卒未明以此《圖》示人”。但朱子當然不會(hui) 接受二程乃是因目此《圖》為(wei) 異端故未嚐言及，而是認為(wei) 二程“必有微意”。張栻對朱子觀點固然是傾(qing) 向於(yu) 同情之了解甚至接受的，但依然要追問，即便如朱子所說的那樣，二程乃“必有微意”。但這“微意”到底是指什麽(me) 呢？張栻提出的這一問題，實際上是朱子及整個(ge) “道學諸儒”在確立周子的“道學宗主”地位，[70]拔高周子《太極圖》之時，不得不麵對和解決(jue) 的。

朱子對這一問題自然不敢怠慢，在《太極圖說解·後記》中，仔細分析回應了張栻提出的這一問題。

首先，朱子指出，程子之不出，乃是因“無受之者”。其次，朱子通過對比二程對張載《正蒙》之不滿，推知二程對那種熱衷於(yu) 構造宇宙本體(ti) 論的理論活動，同情其動機，但並不讚成其方式。所謂“《東(dong) 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隻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即《遺書(shu) 》所載：

橫渠教人，本隻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個(ge) 清虛一大，隻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隻道敬。[71]

《語類》亦載：

二程不言太極者，用劉絢記程言，清虛一大，恐人別處走。今隻說敬，意隻在所由隻一理也。一理者，言“仁義(yi) 中正而主靜”。[72]

“所由隻一理”之語亦見於(yu) 《遺書(shu) 》：

二氣五行剛柔萬(wan) 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複其初。[73]

觀程子之意，未嚐不知“二氣五行剛柔萬(wan) 殊”之理，但此非其理論關(guan) 心所在，“聖人所由惟一理”，此理即其“自家體(ti) 貼出來”的“天理”，[74]朱子認為(wei) 程子所言此“一理”即相當於(yu) 《圖說》所雲(yun) “仁義(yi) 中正而主靜”。隻不過程子擔心言“靜”易使學者有喜靜厭動之弊，或以為(wei) “虛靜”，流於(yu) 釋老，故“且隻道敬”。[75]而不管是“誠”還是“敬”皆是指向那唯一的“天理”：“如天理底意思，誠隻是誠此者也，敬隻是敬此者也，非是別有一個(ge) 誠，更有一個(ge) 敬也。”[76]

二程對橫渠《正蒙》中“清虛一大”之說屢有批評之言，但對《西銘》卻推重備至，如呂大臨(lin) 錄明道之語曰：

《訂頑》一篇，意即完備，乃仁之體(ti) 也。學者其體(ti) 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yu) 道無補。[77]

觀二程對於(yu) 《西銘》之推重，可見，相比講明“性與(yu) 天道”，二程更加重視學者之日用工夫，即朱子所謂：

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yu) 學者日用最為(wei) 親(qin) 切，非若此書(shu) 詳於(yu) 性命之原，而略於(yu) 進為(wei) 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shu) 》、執禮，而於(yu) 《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78]

即在朱子看來，二程之所以獨重《西銘》而不及《正蒙》、《太極圖》，乃因後兩(liang) 書(shu) 都有“詳於(yu) 性命之原，而略於(yu) 進為(wei) 之目”的弊病，故於(yu) 學者“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並不適合學者日用遵行。

這也是為(wei) 何編輯《近思錄》，朱子認為(wei) 首卷乃論“道體(ti) ”，非始學之事，並不適合學者先行寓目，故稱其“難看”。[79]因此，朱子敦促呂祖謙“做數語以載於(yu) 後”，講明此中道理，此即呂祖謙所作“序”：

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嚐與(yu) 聞次緝之意：後出晚近，於(yu) 義(yi) 理之本原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yi) ，有所向望而已。至於(yu) 餘(yu) 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於(yu) 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也。[80]

呂祖謙此言之意與(yu) 朱子所謂“既未能默識於(yu) 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81]以及明道所言“不可窮高極遠，恐於(yu) 道無補”，[82]其意大同，即都是從(cong) 學者做工夫的角度，提醒學者要下學上達，不可躐等。

第五節 程朱異趣：朱子的氣化天道論興(xing) 趣及其對道統建構的影響

朱子對周程授受關(guan) 係的重構，是基於(yu) 建構道統的立場而進行的哲學義(yi) 理上的詮釋和重構。二程與(yu) 周、張，包括邵雍，在理論興(xing) 趣方麵側(ce) 重點確實有所不同。周、程之間的異趣也是顯然的。簡言之，周子乃是《易》《庸》之學，重視“客觀地自本體(ti) 宇宙論麵言道體(ti) ”，[83]二程則是《論》《孟》之學，相比之下更重視主觀地自心體(ti) 、性體(ti) 而言工夫，即上文提到的錢穆先生所說的二程“多就人上說”。[84]相較而言，前者重宇宙本體(ti) 、重天道，後者重心性工夫、重人道。觀二程之譏橫渠“清虛一大”，以及對邵雍象數易學之不屑，可見二程確實對那種縱論“天地萬(wan) 物之理”至於(yu) “六合之外”的天道宇宙論傾(qing) 向並不感興(xing) 趣，甚至有些排斥。（詳下）在此我們(men) 可以以程朱之間對邵雍的不同評價(jia) 來進行一個(ge) 簡單考察，以略窺程朱之間對本體(ti) 宇宙論的不同興(xing) 趣。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麵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wei) 極論天地萬(wan) 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85]《語類》中朱子對此有一個(ge) 討論：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欽夫以為(wei) 伊川未必有此語，蓋伯溫妄載。某則以為(wei) 此語恐誠有之。”[86]

朱子於(yu) “論陰陽五行”之時，提起上引邵伯溫所記伊川論邵雍之語，並將邵雍與(yu) 張載相提並論：“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朱子認為(wei) 周子、康節、橫渠所言皆“陰陽五行”之事，或曰“天地萬(wan) 物之理”。張栻則反對朱子此說，認為(wei) 此乃邵伯溫為(wei) 推尊其父而“妄載”此語。朱子對張栻的反對意見頗不以為(wei) 然。《語類》又有兩(liang) 條討論此事：

古今曆家，隻是推得個(ge) 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向嚐以此數語附於(yu) 《通書(shu) 》之後。欽夫見之，殊不以為(wei) 然，曰：“恐說得未是。”某雲(yun) ：“如此，則試別說幾句來看。”[87]

楊道夫問：“濂溪《遺事》載邵伯溫記康節論天地萬(wan) 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而伊川稱歎。《東(dong) 見錄》雲(yun)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nei) 外？外麵畢竟是個(ge) 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個(ge) 規模。’此說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雲(yun) ‘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說故也。舊嚐見《漁樵問對》：‘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某嚐欲注此語於(yu) 《遺事》之下，欽夫苦不許，細思無有出是說者。”因問：“向得此書(shu) ，而或者以為(wei) 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盡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88]

其中朱子所引康節語“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今載入邵雍所作《漁樵問答》，[89]似正與(yu) 上引伊川“天地安在甚處”之問，成一問答關(guan) 係。故朱子亦認為(wei) “當時所言，不過如此”。而朱子認為(wei) 康節此語比古今曆家所推“陰陽消長界分”之語要高明，並欲將其附於(yu) 《通書(shu) 》之後，正見其認為(wei) 周、邵所論正同，但此為(wei) 張栻所不許。今存南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將邵伯溫所記收入《遺事》，並加按語：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雲(yun) “極論”，而不言其所論雲(yun) 何。今按: 康節之書(shu) ，有曰: “天何依? 曰: 依乎地。曰: 地何附? 曰: 附乎天。曰: 天地何所依附? 曰: 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yu) 伊川所聞於(yu) 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雲(yun) 。[90]

此應即朱子或其後學依朱子之用意所附。可見朱子最終還是不顧張栻的反對，將邵伯溫此語收入《遺事》之中，並將《漁樵問對》中相關(guan) 的話注於(yu) 其下。這可以看出，不同於(yu) 南軒及二程，朱子頗為(wei) 重視周、邵這種對“六合之外”、“天地萬(wan) 物之理”的言說。因此，不同於(yu) 程子那種“不知天地如何說內(nei) 外”的擱置態度，[91]朱子則從(cong) “理”與(yu) “形”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理解“六合是否有內(nei) 外”的問題：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nei) 外，六合之形須有內(nei) 外。” [92]

而麵對蔡季通所問為(wei) 何“康節所理會(hui) ，伊川亦不理會(hui) ”，朱子回答道：“便是伊川不肯理會(hui) 這般所在”。[93]也即是說，朱子未始沒有意識到程子的理論旨趣與(yu) 周、邵、張諸人不同，並且朱子對程子亦有所不滿。

在朱子看來“康節是他見得一個(ge) 盛衰消長之理”，“自有《易》以來，隻有康節說一個(ge) 物事如此齊整”，故其能盡事物之變，“傳(chuan) 得數甚佳”。甚至說“某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而朱子固然承認伊川之學“於(yu) 大體(ti) 上瑩徹”，但認為(wei) 其“於(yu) 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如其對康節所傳(chuan) 之象數易學“甚不把當事”，乃至於(yu) “輕之不問”。故其所作“《伊川易傳(chuan) 》亦有未盡處”，如“天地必有倚靠處，如《複卦》先動而後順，《豫卦》先順而後動，故其《彖辭》極嚴(yan) 。似此處，卻閑過了”。[94]即其對“陰陽五行”、“天地萬(wan) 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等宇宙論或天道論、氣化論的問題關(guan) 心不夠。

相比之下，朱子的思想體(ti) 係則更加宏闊，從(cong) 天道到人道，從(cong) 宇宙論到倫(lun) 理學，無所不涉。身處南宋的朱子站在一個(ge) 重構道統的立場上，力圖將周、程，乃至“北宋五子”盡量捏合進一個(ge) 以一以貫之的道統譜係中，並將其理論包括在一個(ge) 圓融無礙的體(ti) 係中。唐君毅指出：“朱子之學，原兼綜周張之緣天道以立人道之義(yi) ，及二程之由性理以一貫天人之義(yi) ，此即朱子之學之所以為(wei) 大。朱子之所以能兼綜此二義(yi) ，亦即因為(wei) 在理論上，此二義(yi) 之原有可會(hui) 通之處。”[95]“緣天道以立人道”與(yu) “由性理以一貫天人”固然在理論上“可會(hui) 通”，乃要像朱子那樣把兩(liang) 種不同的理論傾(qing) 向納入到一個(ge) 一貫的係統中，也必然要求大同略小異。但我們(men) 站在周、程各自的學術立場上審視的話，此兩(liang) 種理論的側(ce) 重點之不同卻無法忽略。

故二程之所以不言及《太極圖》恐怕並不僅(jin) 如朱子此處所說，擔心學者“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96]也並非由於(yu) “未有能受之者”，實則是因其理論重心並不在此。這完全可能是其不講《太極圖》以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天道論、氣化論的更為(wei) 深層的原因。

唐君毅指出：“朱子必謂周子嚐以此《圖》授二程，二程又慮言之弊而不言，則此純為(wei) 一曆史事實之問題，而朱子於(yu) 此，則惟以推想出之。”並且舉(ju) 例“朱子平生喜論《太極圖說》”，王白田《年譜》記載其“臨(lin) 終前數日，猶與(yu) 學生講《太極圖說》，未嚐慮言之有弊而不言”，故唐君毅反詰道：“則又焉知程子必為(wei) 慮言之有弊，方不言乎？”[97]按唐氏此說不能無病。根據我們(men) 上文的研究，朱子認為(wei) “二程又慮言之有弊而不言”，並非完全出於(yu) 無根據的“推想”，而是基於(yu) 其對二程思想傾(qing) 向的把握。相比周子，二程確實更加重視學者的下學工夫，而非對宇宙本體(ti) 的探討。其次，朱子喜論《太極圖說》而不擔心言之有弊，並不能反推程子亦不擔心言之有弊而不言，此則因程、朱對道體(ti) 與(yu) 工夫及其關(guan) 係的理解固不全同，或者說程朱之間理論上的異趣導致了其對周子及其《太極圖說》的不同態度。《語類》中有一條朱子與(yu) 問者的語錄，足以說明此一點：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嚐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隻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嚐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然此恐徒長人億(yi) 度料想之見。”曰：“理會(hui) 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hui) 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yi) 度之有！[98]

此條輔廣甲寅以後所聞，乃朱子晚年語。觀朱子“此亦何嚐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之語，知朱子晚年學問更為(wei) 精進，乃綰周程為(wei) 一，即以程子之工夫來觀周子之本體(ti) 。或者說，朱子乃能貫天道、人道為(wei) 一，理隻是一個(ge) 理，天道本體(ti) 之理亦即吾人做工夫所循之理，所謂“無極而太極”、“萬(wan) 物一太極”，皆是此理。如此則“莫非在我，便可受用”，自然不存在“億(yi) 度料想”或“窮高極遠”之弊。這實際上從(cong) 一個(ge) 更高的層麵即天人關(guan) 係的角度來理解和看待工夫，即在人之工夫與(yu) 天道本體(ti) 或道體(ti) 並非漠不相關(guan) ，而是具有內(nei) 在關(guan) 係。恰恰是我們(men) 對世界和宇宙本體(ti) 的認識和理解、對天理和太極的領會(hui) 和效法，反過來影響和決(jue) 定我們(men) 做工夫所應該遵循的方向。錢穆先生指出：“朱子理氣二分之說，即本之濂溪《太極圖》。人生隻在此理氣中，故不得謂濂溪《太極圖說》之不切己。”[99]錢穆此言是而不確。朱子此處之意尚不止如此，而主要是從(cong) 對道體(ti) 或義(yi) 理的領會(hui) 決(jue) 定我們(men) 實踐工夫的角度而言的“切己”。

朱子認為(wei) ，周子當時實際上麵對一個(ge) “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chuan) 而異端起”的時代狀況，由於(yu)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yu) 天下，而士不知所以學”，導致當時普遍產(chan) 生了天人、本末的割裂、顛倒：“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zhuan) 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yu) 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yu) 空虛；優(you) 於(yu) 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周子的功績即在於(yu) “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wei) 中正仁義(yi) 者，得以知其所自來”，即將人道根源於(yu) 天道的道理重新闡明了出來，將久已割裂的天人重新綰合為(wei) 一，使久已晦暗的天理複明於(yu) 天下。[100]

朱子又指出《通書(shu) 》“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ti) 之精微，決(jue) 道義(yi) 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意即明“道體(ti) 之精微”乃所以“振起俗學之卑陋”。[101]因此，朱子呼籲學者：“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yu) 其《書(shu) 》乎！……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wan) 物之理而勝其私以複焉。”[102]“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wan) 物之理而勝其私以複焉”之說，正足以看出朱子所謂的“切己”，乃是貫通天人、打通本體(ti) 與(yu) 工夫、下學上達意義(yi) 上的切己。朱子之重濂溪與(yu) 二程以及張、邵，正足以見出其致思之“致廣大而盡精微”，既無“窮高極遠”之弊，又能“振起俗學之卑陋”。

綜述所述，朱子對“周程授受”關(guan) 係的建構，既出於(yu) 重建道統的努力，亦基於(yu) 其對道體(ti) —工夫的詮釋和理解。在理學家眼中，同樣在我們(men) 今天的眼中，周程的師承關(guan) 係，不僅(jin) 是一個(ge) 曆史事實問題，更是一個(ge) 道統的賡續問題，是對道體(ti) 與(yu) 工夫之關(guan) 係理解的一個(ge) 不斷深化的過程，或者說是天理—道體(ti) 自身展開的過程。

注釋： 

[1] 參見（清）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載《曝書亭集》，世界書局，1937，第678頁。
 
[2] 參見（宋）程顥、程頤：《二程集》，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2004，第330-334頁。為避繁冗，以下省略出版信息。
 
[3] 《二程集》，第638頁。
 
[4] 參見《二程集》，第328頁。
 
[5] 參見吾妻重二：《論周敦頤——人脈、政治、思想》，載吳震主編：《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學為中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第346頁。）
 
[6] 參見鄧廣銘：《關於周敦頤的師承和傳授》，載《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第211頁。
 
[7]《二程集》，第59頁。
 
[8] 徐世昌等編: 《清儒學案》（八），沈盈芝、梁運華點校，中華書局，2008，第7495-7496頁。
 
[9] 參見（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陳金生、梁運華點校，中華書局，1986，第480頁。
 
[10] 《宋元學案》，第520頁。
 
[11] 呂本中：《童蒙訓》卷上，明刻本。
 
[12]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三冊，九州出版社，2011，第59頁。
 
[13] 《宋元學案》，第521頁。
 
[14] （宋）朱熹：《朱子文集》卷三十，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第1302頁。以下省略出版信息。
 
[15] 《二程集》，第16頁。
 
[16] 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匯編》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2594頁。
 
[17] 參見（宋）朱熹：《文集》卷九十八，《朱子全書》第25冊，第4560頁。
 
[18] （宋）朱熹：《文集》卷三十，《朱子全書》第21冊，第1302-1303頁。
 
[19] 參見（宋）朱熹：《朱子全書》，第4558、3797、3856、612頁。
 
[20] （宋）汪應辰：《與朱元晦》，載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匯編》第五冊，第2599頁。
 
[21] 參見徐世昌等編: 《清儒學案》（八），沈盈芝、梁運華點校，中華書局，2008，第7496頁。
 
[22] （宋）朱熹：《朱子全書》，第1305-1306頁。
 
[23] 參見《宋史·張載傳》，載（宋）張載：《張載集》，章錫琛點校，中華書局，1978，第385頁。
 
[24] （宋）呂本中：《童蒙訓》卷上，明刻本。
 
[25] 《宋史·周敦頤傳》，載（宋）周敦頤：《周敦頤集·附錄一》，陳克明注解，中華書局，第87頁。
 
[26] 《宋元學案》，第480頁。
 
[27] 參見《二程集》，第85頁。
 
[28]參見（清）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載《曝書亭集》，世界書局，1937，第678頁。
 
[29] 參見《宋元學案》，第524頁。
 
[30]參見周建剛：《再論周程學統》，《求索》2017年第11期。。
 
[31]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三冊，第90頁。亦參見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271頁。
 
[32]（宋）朱熹：《文集》卷30，《朱子全書》第21冊，第1306頁。
 
[33] 參見（宋）蒲宗孟：《周敦頤墓碣銘》，載《周敦頤集·附錄一》，第94頁。
 
[34] （宋）朱熹：《太極通書後序》（建安本），載《周敦頤集》卷二，第45頁。
 
[35] （宋）朱震：《漢上易傳表》，《漢上易傳》，欽定四庫全書本。
 
[36] 參見（宋）胡宏：《胡宏集》，吳仁華點校，中華書局，1987，第189頁。
 
[37] 參見（宋）胡宏：《周子通書序》，《胡宏集》，吳仁華點校，中華書局，1987，第160頁。
 
[38] 參見（宋）胡宏：《周子通書序》，《胡宏集》，吳仁華點校，中華書局，1987，第160-162頁。
 
[39] （宋）朱熹：《太極通書後序》（建安本），《周敦頤集》卷二，第45頁。
 
[40] （宋）潘興嗣：《周敦頤墓誌銘》，《周敦頤集·附錄一》，第91頁。
 
[41] （宋）朱熹：《太極通書後序》，《周敦頤集》卷二，第44頁。
 
[42] （宋）朱熹：《再定太極通書後序》，《周敦頤集》卷二，第46頁。
 
[43] （宋）朱熹：《西銘解》，《朱子全書》第13冊，第147頁。
 
[44] 參見（宋）陸九淵：《與朱元晦》，《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匯編》第3冊，第1831-1832頁。
 
[45] 參見（宋）陸九淵：《與朱元晦》、《與陶讚仲》，《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匯編》第3冊，第1832、1812頁。
 
[46] （宋）朱熹：《答陸子美》，《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匯編》第3冊，第1813頁。
 
[47] （宋）朱熹：《西銘解》，《朱子全書》第13冊，第147頁。
 
[48]參見（宋）陸九淵：《與朱元晦》，《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匯編》第3冊，第1832-1833頁。
 
[49] （宋）朱熹：《答陸子美》，《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劄匯編》第3冊，第1832頁。
 
[50] 《二程集》，第577頁。
 
[51] 程顥所作《李仲通銘》中亦有“聖可學”的思想。
 
[52] 《二程集》，第638頁。
 
[53] （宋）張載：《張載集》，第280頁。
 
[54]參見周建剛：《再論周程學統》，《求索》2017年11期。
 
[55] 徐世昌等編: 《清儒學案》，中華書局，2008，第187頁。
 
[56]《宋元學案》，第644頁。
 
[57] 《二程集》，第495頁。
 
[58] 《二程集》，第499頁。
 
[59] 參見李存山，《<太極圖說>與朱子理學》，《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1期。
 
[60] 《二程集》，第15頁。
 
[61] 參見李存山：《<太極圖說>與朱子理學》，《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1期。
 
[6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九十三，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86，第2357、2358頁。以下省略出版信息，隻標卷數與頁碼。
 
[63] 《宋元學案》，第524頁。
 
[64] （宋）朱熹：《太極通書後序》、《再定太極通書後序》，《周敦頤集》卷二，第44、46頁。
 
[65] （宋）朱熹：《太極通書後序》，《周敦集》卷二，第44頁。
 
[66] 其實不僅《太極圖》，《易說》、《易通》或《通書》，二程生平也未嚐道及。
 
[67] （宋）朱熹：《太極圖說解·後記》，《朱子全書》第13冊，第79頁。
 
[68] （宋）朱熹：《太極圖說解·後記》，《周敦頤集》卷一，第8頁。
 
[69] 《周敦頤集·附錄二》，第119頁。
 
[70] “道學宗主”一語出自《南軒語錄》，參見（宋）周敦頤：《周子全書》卷十八，（清）董榕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第355-356頁。
 
[71] 《遺書》卷二上，《二程集》，第34頁。
 
[72] 《朱子語類》卷九十三，第2358頁。
 
[73] 《二程集》，第83頁。
 
[74] 《二程集》，第424頁。
 
[75] 《二程集》，第34頁。
 
[76] 《二程集》，第31頁。
 
[77] 《二程集》，第15頁。
 
[78] 朱熹：《太極圖說解·後記》，《朱子全書》第13冊，第79頁。
 
[79] 《朱子語類》卷一百零五，第2629頁。
 
[80] 呂祖謙：《近思錄後序》，載陳榮捷：《近思錄詳注集評》，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29頁。
 
[81] 朱熹：《太極圖說解·後記》，《朱子全書》第13冊，第79頁。
 
[82] 《二程集》，第15頁。
 
[8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1冊，正中書局，第410頁。
 
[84]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3冊，第78頁。
 
[85]參見《周敦頤集》卷三《遺事》，第82頁。又參見《宋元學案》，第519頁，文小異。
 
[86] 《朱子語類》卷一，第10頁。
 
[87] 《朱子語類》卷一百，第2548頁。
 
[88] 《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五，第2774頁。
 
[89] 參見《宋元學案》，第383頁。
 
[90] （宋）周敦頤：《周敦頤集》，梁紹輝、徐蓀銘點校，嶽麓書社，2007，第139頁。
 
[91] 《二程集》，第35頁。
 
[92] 《朱子語類》卷一，第7頁。
 
[93] 《朱子語類》卷一百零一，第2558頁。
 
[94] 參見《朱子語類》卷一百，第2542、2545、2546頁。《朱子語類》卷六十七，第1653頁。
 
[9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全集校訂版），台灣學生書局，2004，第421頁。
 
[96] （宋）朱熹，《太極圖說解·後記》，《朱子全書》第13冊，頁79。
 
[97]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全集校訂版），台灣學生書局，2004，第421頁。
 
[98] 《朱子語類》卷九十四，第2387頁。
 
[99]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3冊，第83頁。
 
[100] 參見（宋）朱熹：《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文集》卷七十九，《朱子全書》第24冊，第3768頁。
 
[101] 參見（宋）朱熹：《周子通書後記》，《文集》卷八十一，《朱子全書》第24冊，第3857頁。
 
[102] （宋）朱熹：《文集》卷七十九，《朱子全書》第24冊，第3760-37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