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與(yu) 中國式管理構建

作者：陽鎮 陳勁

來源：《清華管理評論》2023年10月刊 

導語 

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關(guan) 鍵作用。中國式管理理論體(ti) 係構建建立在積極吸收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在人性假設與(yu) 組織基礎上係統超越西方管理學理論體(ti) 係。

中國式現代化呼喚中國式管理

黨(dang) 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從(cong) 現在起，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麵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ge) 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麵推進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從(cong) 價(jia) 值取向來看，中國式現代化至少蘊含了三重價(jia) 值取向。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價(jia) 值取向是以人民為(wei) 中心。中國式現代化是建立在全體(ti) 人民共同富裕基礎上的現代化，其價(jia) 值分配必定契合公平與(yu) 效率兼顧的原則，現代化進程中的價(jia) 值判斷標準與(yu) 價(jia) 值主體(ti) 皆來自全體(ti) 人民。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根植於(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在中華文明幾千年的發展演變進程中，中華民族曆盡滄桑，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豐(feng) 富的文化土壤與(yu) 哲學智慧，從(cong) 本體(ti) 論的視角為(wei) 中國式現代化廓清了文化底蘊與(yu) 價(jia) 值內(nei) 核。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蘊含共享價(jia) 值取向。共享不僅(jin) 體(ti) 現為(wei) 麵向全體(ti) 人民共同富裕的價(jia) 值共享，更體(ti) 現為(wei) 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整體(ti) 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共享。共享價(jia) 值涵蓋經濟價(jia) 值、社會(hui) 價(jia) 值與(yu) 生態環境價(jia) 值等多重價(jia) 值範疇，還包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yi) 、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jia) 值。

從(cong)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主體(ti) 來看，企業(ye) 作為(wei) 市場主體(ti) 、社會(hui) 主體(ti) 與(yu) 創新主體(ti) ，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關(guan) 鍵意義(yi) ，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微觀組織基礎。管理學是研究組織資源配置的學科，構建中國式管理體(ti) 係對呼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具有重要的理論與(yu) 現實意義(yi) ，表現在三個(ge) 方麵。

第一，中國式管理兼容西方一般管理理論與(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積極成分，形成“東(dong) 西融合”與(yu) “兼容並包”的管理範式。

第二，中國式管理直麵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企業(ye) 組織現代化麵臨(lin) 的重大現實問題與(yu) 理論問題，構建契合中國企業(ye) 現代化發展的管理理論體(ti) 係，形成一套解決(jue) 中國企業(ye) 問題與(yu) 促進中國企業(ye) 發展的理論體(ti) 係、學科體(ti) 係與(yu) 話語體(ti) 係。

第三，中國式管理並非不與(yu) 西方管理學對話，而是擺脫西方管理學研究體(ti) 係中過度聚焦數據驅動的經驗性研究，轉向問題導向型與(yu) 理論建構型研究，以中國企業(ye) 管理重大問題下的理論與(yu) 實踐為(wei) 研究主攻方向，向世界輸送中國企業(ye) 管理的理論範本。

儒家文化視野下中國式管理的構建

追根溯源：西方管理學人性假設的多重命題

從(cong) 底層理論基礎來看，人性假設理論是管理學發生和演化的重要理論主線。人性假設理論一直貫穿西方管理學理論發展進程中。管理學理論“開宗立派”時，即科學管理時代，“經濟人”假設是基礎性的理論。“經濟人”假設將人作為(wei) 管理活動的出發點，認為(wei) 人是自私自利的逐利個(ge) 體(ti) ，其日常活動均是為(wei) 了實現個(ge) 體(ti) 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相應地，管理對人的激勵也是經濟激勵，即最大程度激發人的自私動機以及圍繞人的自私動機開展資源配置，最大程度發揮人的潛能與(yu) 積極性。在“經濟人”假設下，管理者的一切製度設計與(yu) 考核機製皆圍繞經濟利潤展開，組織與(yu) 人是高度統一的利潤最大化結合體(ti) 或者統一體(ti) 。

科學管理時代之後，梅奧等提出的社會(hui) 人假設成為(wei) 主流。著名的“霍桑實驗”直接印證了環境因素與(yu) 人的社會(hui) 性需求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在社會(hui) 人假設下，管理活動被推到了一個(ge) 新的發展階段：充分考察人的社會(hui) 心理需求，組織氛圍、成長空間、人的價(jia) 值等成為(wei) 組織設計以及管理製度設計的重要考量因素。科學管理時代的以“物”為(wei) 中心逐步轉向了以“人”為(wei) 中心。

20世紀50年代起，西方管理學的人性假設理論進入一個(ge) 全新的發展階段。管理學界提出“自我實現人”這一全新人性假設觀，將人的需求分為(wei)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和愛的需求以及尊重與(yu) 自我實現需求。自我實現被擺在了需求的最高位置：最大程度地尊重人的主觀能動性，將人放置在創造性的崗位自我驅動目標實現，進而形成自我管理的內(nei) 生驅動體(ti) 。此後，西方管理學又提出了“複雜人”“文化人”等多種人性假設理論。

總體(ti) 而言，在西方管理學的主流人性假設理論體(ti) 係之中，“經濟人”假設是管理邏輯的原點，其他人性假設是“配角”或者輔助性工具，共同構築起一個(ge) “經濟人”假設下的商業(ye) 組織主導的商業(ye) 世界。

價(jia) 值回歸：中國式管理對人性假設的多層次修複

孔子比較關(guan) 注人與(yu) 社會(hui) 的基本關(guan) 係以及教化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問題，對人性問題關(guan) 注較少。《論語》中提到“性相近，習(xi) 相遠也”，即在先天人性層麵不同人具有相似性，而後天環境習(xi) 得的人性則是差異巨大的。這沒有直接指出人到底具有何種屬性，僅(jin) 僅(jin) 是對人性的形成階段進行了論述。然而，從(cong) “性相近也，習(xi) 相遠也”不難看出，孔子秉承的觀點是先天人性是一致的，這種先天的屬性大概率接近於(yu) “仁”與(yu) “善”。孟子在孔子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性本善”與(yu) “致良知”，認為(wei) 人性的起點是向善，人性本善是仁政無敵的基礎條件。這為(wei) 組織提供了一種管理人的思路與(yu) 方式，即管理者需要對被管理對象實施“仁政”，以“仁愛”得天下。荀子旗幟鮮明地批判了“性善論”，提出“人性本惡”為(wei) 基礎的人性論，認為(wei) “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認為(wei) 人天性懶惰，順其自然會(hui) 對社會(hui) 發展起負麵作用，需要聖人規定約束與(yu) 改造人性，即通過製定禮義(yi) 教化改惡從(cong) 善。按照性惡論，法治與(yu) 德治是實現性善的轉化條件。西漢時期的董仲舒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基礎上，結合孟子與(yu) 荀子的人性學說提出“天下無患，然後性可善”，係統提出了人性“善惡”存在的社會(hui) 條件，強調教化以及和諧社會(hui) 是實現“性惡”向“性善”轉化的必要條件。

不難看出，儒家思想在幾千年前就對管理學理論中的人性假設問題進行過探討，與(yu) 科學管理時代的“經濟人”與(yu) 行為(wei) 科學時代的“社會(hui) 人”具有異曲同工之處。然而，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觀不是簡單地把人看作“經濟人”或者“社會(hui) 人”，而是認為(wei) 人性是複雜多樣的，需要通過正式製度與(yu) 非正式製度（如道德規範、禮儀(yi) 習(xi) 俗等）構建一個(ge) 有愛社會(hui) ，確保人的需求得到滿足。這意味著儒家思想的人性觀實質性地修複了西方管理思想中的單極化思維，承認人的工具性與(yu) 價(jia) 值性的內(nei) 在統一，並追求工具理性與(yu) 價(jia) 值理性的內(nei) 在協調，即注重製度建設，這為(wei) 中國式管理理論體(ti) 係提供了寶貴的思想基礎。

組織基礎：超越商業(ye) 企業(ye) 的共益企業(ye)

組織是承載戰略製定、戰略實施與(yu) 創造組織績效等管理活動的重要基礎，通過係列管理活動最大程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進而節省資源配置成本，協調內(nei) 部成員與(yu) 利益相關(guan) 方開展相應的價(jia) 值創造活動，確保企業(ye) 家意誌、股東(dong) 意誌能夠順暢實施並富有成效。不管是科學管理時期、行為(wei) 科學時期、現代管理時期還是當前的數字經濟時代，主流的組織依然是商業(ye) 組織。商業(ye) 組織以利潤最大化為(wei) 目標開展資源配置活動，這要求整合企業(ye) 家、股東(dong) 和組織內(nei) 成員的個(ge) 體(ti) 經濟利益最大化與(yu) 組織經濟利益最大化，在特定情境下個(ge) 體(ti) 利益最大化服從(cong) 組織利益最大化。商業(ye) 組織運行的邏輯原點是西方管理學中的市場邏輯本位，即在資本邏輯下以最小化要素成本實現最大化經濟產(chan) 出。這意味著組織的非經濟利益被排除在外或者局部性地嵌入組織利潤體(ti) 係之中，服從(cong) 組織利潤最大化的整體(ti) 目標。這嚴(yan) 重割裂了商業(ye) 組織與(yu) 社會(hui) 、商業(ye) 組織與(yu) 其他利益相關(guan) 方的內(nei) 在關(guan) 係。

以儒家思想為(wei) 基礎的中國式管理，其組織基因是仁愛甚至博愛，這要求組織不要隻思考個(ge) 體(ti) 視角下的利潤最大化，而要以整合、係統、全局思維思考組織嵌入的社會(hui) 係統、生態係統等多重係統的綜合價(jia) 值最大化，在謀一域的基礎上謀全局，謀全局但不傷(shang) 害一域，追求整體(ti) 式的“帕累托改進”。中國式管理下，必須跳出單一的商業(ye) 類型的組織框架，走向商業(ye) 屬性與(yu) 社會(hui) 屬性雙元平衡的混合型組織。中國國有企業(ye) 便是混合型組織的典型例證，特別是在戰略性行業(ye) 與(yu) 關(guan) 係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ye) 中，中央企業(ye) 的混合價(jia) 值創造更為(wei) 明顯。

混合型組織中最為(wei) 重要的一類是共益企業(ye) （Benefit corporation）。在組織使命上，共益企業(ye) 超越單一的商業(ye) 企業(ye) 或者社會(hui) 企業(ye) ，更強調商業(ye) 與(yu) 社會(hui) 的相互兼容，追求的是整體(ti) 性的雙元融合和漸進式動態性的雙元融合；在組織價(jia) 值創造上，共益企業(ye) 表現為(wei) 經濟、社會(hui) 與(yu) 環境多重利益的內(nei) 在平衡，並在此基礎上最終走向高階共享價(jia) 值創造。

以儒家思想文化為(wei) 基礎，中國式管理的組織基礎必然走向更高層次的共益企業(ye) ，這是由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決(jue) 定的，也是由中國龐大的國有企業(ye) 組織基礎決(jue) 定的，更是由中國儒家文化體(ti) 係乃至中華文明體(ti) 係追求“陰陽平衡”“共同富裕”的社會(hui) 理想決(jue) 定的。因此，構建中國式管理範式必然要求在組織基礎上構建涵蓋“商業(ye) 組織—共益企業(ye) —社會(hui) 企業(ye) ”的多層次組織類型體(ti) 係，將共益企業(ye) 擺在組織基礎建設的核心地位。

邁向中國式管理的多重進路

認知基礎：從(cong) 利潤最大化到綜合價(jia) 值最大化

從(cong) 西方管理學的曆次演進來看，無論是科學管理時期、行為(wei) 科學時期，還是現代管理時期，組織運營與(yu) 管理的認知基礎都是利潤最大化，這種利潤表現為(wei) 經濟利潤。企業(ye) 存在的理由是實現資源的優(you) 化配置最終創造最大化利潤。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解釋，企業(ye) 是投入既定生產(chan) 要素創造既定產(chan) 出的生產(chan) 函數。企業(ye) 被看作是一個(ge) “黑匣子”，其異質性表現為(wei) 生產(chan) 函數要素配置的差異性。

科學管理時期，管理者對動作和任務進行管理，需要確定工人的任務，明確動作標準與(yu) 激勵計劃。在科學管理範式下，目標管理成為(wei) 全新的管理模式，即通過工作與(yu) 時間研究確立標準化的工作流程和指示，保證目標和任務的實現。這種管理目標體(ti) 現為(wei) 組織的經濟效率，即最大程度地創造經濟產(chan) 出。進入行為(wei) 科學時期，管理者更加關(guan) 注人的因素，關(guan) 注人的物質需求之外的其他需求。通過激勵機製調動人的積極性與(yu) 主動性，滿足其各類需求，最終保持組織目標的順暢實現。雖然一定程度上跳出了科學管理時代的“機械論”或者“工具論”，更關(guan) 注組織中的道德機製與(yu) 社會(hui) 屬性，但人依然服務於(yu) 組織總體(ti) 經濟利潤最大化這一基本目標。20世紀下半葉，整個(ge) 經濟進入了全球化時代，跨國管理的跨文化融合成為(wei) 現代管理時期的主要表征，但依然未能改變以利潤中心的認知基礎。

在儒家文化體(ti) 係下, 中國式管理更強調整體(ti) 性思維而非個(ge) 體(ti) 思維，即組織存在是服務於(yu) 整個(ge) 經濟社會(hui) 相互嵌入的大係統，為(wei) 經濟性利益相關(guan) 方與(yu) 社會(hui) 性利益相關(guan) 方創造價(jia) 值，重視整體(ti) 價(jia) 值最大化。儒家秉承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本路徑，由個(ge) 體(ti) 價(jia) 值逐步走向個(ge) 體(ti) 嵌入的宏觀係統的價(jia) 值。這種“修身”並非追求個(ge) 體(ti) 經濟利益最優(you) 或者最大化，而是以社會(hui) 規範、道德倫(lun) 理與(yu) 美德實現“為(wei) 天地立心”，通過平衡取舍走向利己與(yu) 利他的相互融合。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看，儒家文化下的中國式管理追尋的是通過管理活動實現資源配置優(you) 化，資源配置的價(jia) 值創造指向整個(ge) 利益相關(guan) 方，不犧牲某一利益相關(guan) 方來達到目的，從(cong) 壓榨性利潤轉向契合道德與(yu) 美德的利潤，逐步走出西方管理學的有限理性困境。

戰略表征：從(cong) “你輸我贏”的競爭(zheng) 哲學轉向“雙贏共進化”的共生哲學

從(cong) 西方管理學的哲學基礎來看，泰勒製開啟了以研究人為(wei) 中心的組織行為(wei) 學研究，通過分析人的工作效率（時間與(yu) 動作研究）逐步將管理學變為(wei) 一門具有科學性的學科。泰勒製是通過定員定額的方式實現組織管理中的“量化”，組織中的人成為(wei) 領導者或者管理者的“工具”，服務於(yu) 組織效率最大化與(yu) 經濟利潤最大化的最終目標。“霍桑實驗”將管理學的研究視野從(cong) 人的動作推向了組織環境，特別是對人具有激勵作用的環境。然而激勵依然服務於(yu) 組織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人仍是組織“賺錢”的基本工具，人的感情訴求、社交訴求以及自我實現訴求等皆圍繞經濟目標這一核心目標而展開。

此後，管理學雖然產(chan) 生了諸多理論流派，如管理科學學派、係統管理學派、複雜管理學派等，但都是圍繞組織競爭(zheng) 這一基本戰略展開，體(ti) 現為(wei) 一種競爭(zheng) 哲學。競爭(zheng) 哲學下組織存在的基本空間是市場，即競爭(zheng) 圍繞著市場交易與(yu) 服務展開。沒有企業(ye) 組織構成的市場，組織戰略也就無從(cong) 談起。競爭(zheng) 哲學下組織競爭(zheng) 的基本方式是資源競爭(zheng) ，即經濟學中的生產(chan) 要素的競爭(zheng) 。企業(ye) 組織在市場空間中獲取最合適的生產(chan) 要素實現資源優(you) 化配置。獲取與(yu) 配置生產(chan) 要素遵循競爭(zheng) 邏輯，即以最小成本實現生產(chan) 要素的最優(you) 配置從(cong) 而實現收益最大化。競爭(zheng) 哲學下組織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個(ge) 體(ti) 價(jia) 值最大化而非整體(ti) 利益或者綜合價(jia) 值最大化。這意味著企業(ye) 組織遵循的是企業(ye) 個(ge) 體(ti) 利潤最大化，表現為(wei) 企業(ye) 家利潤或者股東(dong) 利潤的最大化，其他利益相關(guan) 方的價(jia) 值被排除在外。不難看出，競爭(zheng) 哲學下的戰略表征為(wei) 個(ge) 體(ti) 大於(yu) 集體(ti) 、資源大於(yu) 生存、利益大於(yu) 價(jia) 值、短期大於(yu) 長期，難以跳出利潤至上的個(ge) 體(ti) 中心主義(yi) 。

中國式管理下的戰略從(cong) 競爭(zheng) 哲學轉向了共生哲學。共生哲學依然立足市場這一基本的競爭(zheng) 空間，但競爭(zheng) 方式、實現手段與(yu) 最終目標均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換。具體(ti) 來看，在組織存在的基本空間上，共生哲學追求的是各類組織有機共生，按照其基本的功能定位與(yu) 能力優(you) 勢形成協同與(yu) 互補的共生關(guan) 係。這並不意味著組織之間沒有競爭(zheng) 或者說排斥競爭(zheng) ，而是從(cong) “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並非“你死我活”和“你輸我贏”的競爭(zheng) 哲學。在競爭(zheng) 方式上，共生哲學下，組織競爭(zheng) 在遵守契約與(yu) 法治的基礎上，更強調競爭(zheng) 的正外部性，即競爭(zheng) 的結果是實現了資源更優(you) 的配置以及價(jia) 值創造的綜合最大化。在組織價(jia) 值創造目標上，共生哲學強調的是企業(ye) 綜合價(jia) 值創造的最大化以及共享價(jia) 值創造最大化。這意味著企業(ye) 並不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企業(ye) 家利潤或者股東(dong) 利益最大化，而是看到了更為(wei) 廣泛的利益相關(guan) 方，創造涵蓋經濟、社會(hui) 與(yu) 環境的綜合價(jia) 值，真正實現企業(ye) 組織與(yu) 利益相關(guan) 方的價(jia) 值共生。

主體(ti) 基礎：從(cong) 企業(ye) 家邁向員工企業(ye) 家

在西方管理學視野之下，企業(ye) 家居於(yu) 利潤創造的核心地位，原因在於(yu) 企業(ye) 家能夠敏銳地發現市場需求，以風險承擔能力追求超額利潤，立足企業(ye) 家的風險尋求特征開展創新創業(ye) 活動。企業(ye) 家通過創業(ye) 或創新方式開展生產(chan) 要素組合配置，研發新產(chan) 品或者改善既有產(chan) 品功能，提供新服務或者改善現有服務。一定程度上，企業(ye) 家成為(wei) 生產(chan) 要素的核心主體(ti) ，即企業(ye) 家是真正意義(yi) 上發現生產(chan) 要素、獲取生產(chan) 要素、實現生產(chan) 要素優(you) 化配置的關(guan) 鍵主體(ti)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看，市場競爭(zheng) 範疇下的企業(ye) 競爭(zheng) 本質是企業(ye) 家之間的競爭(zheng) ，激活與(yu) 釋放企業(ye) 家精神成為(wei) 市場運行過程中的重中之重。如何優(you) 化或者建設市場體(ti) 係可以轉化為(wei) 如何激活或者培育企業(ye) 家精神。遺憾的是，由企業(ye) 家主導資源配置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一方麵是受限於(yu) 企業(ye) 家自身的有限理性，更重要的是其將具有創新與(yu) 創造精神的更大範圍的“企業(ye) 家”，如員工等，排除在價(jia) 值創造對象與(yu) 範疇之外。

儒家文化下的中國式管理遵循人本邏輯，不管是孔子強調的“未知生，焉知死”這一以人為(wei) 中心的民生觀，還是孟子強調的“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的人本觀，都屬人本主義(yi) ，即以人為(wei) 中心。在現代企業(ye) 管理語境下，“人”不僅(jin) 僅(jin) 是企業(ye) 家，更包括一切參與(yu) 企業(ye) 運營管理與(yu) 價(jia) 值創造活動的個(ge) 體(ti) ；從(cong) 事創新創業(ye) 活動的主體(ti) 也不僅(jin) 僅(jin) 是企業(ye) 家，更包括組織內(nei) 的員工以及組織外的用戶等。形成員工企業(ye) 家精神驅動的創新創業(ye) 、用戶驅動的創新等多種資源配置方式，最終實現從(cong) 企業(ye) 家個(ge) 體(ti) 語境走向員工大眾(zhong) 的群體(ti) 語境與(yu) 大眾(zhong) 語境，這意味著儒家文化驅動的中國式管理追求員工企業(ye) 家、草根創客、用戶創新等多種類型的企業(ye) 家精神湧現與(yu) 共生。

實踐基礎：從(cong) “知行分離”到“知行合一”

知識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提出“知之為(wei) 知之，不知為(wei) 不知”，客觀上承認了人對客觀世界認知的有限性。“五十而知天命”中的“天命”可以理解為(wei) 客觀世界的運行法則與(yu) 規律，是具體(ti) 性、經驗性知識的抽象表述。在知識的學習(xi) 獲取方式上，孔子提及了四類知識來源與(yu) 獲取方式，包括聖人、“學而知之者”、“被動學習(xi) 者”與(yu) “下愚”。其中，聖人是最高境界，具有“生而知之”的天賦性知識；主動學習(xi) 與(yu) 被動學習(xi) 者均為(wei) “學知”，即通過學習(xi) 獲取客觀世界的知識；最後一類是自暴自棄的“愚人”，在知識學習(xi) 上屬於(yu) 無法改變甚至不可改變的類型。孔子認為(wei) 求知的目標是獲取“道”，這種“道”體(ti) 現為(wei) “仁道”，客觀上實現了道德人倫(lun) 的“真善美”與(yu) 知識探索目標的內(nei) 在統一，即追求求知的“德性”邏輯。孟子、程朱理學、王陽明、王夫之等均發展了孔子的知識論思想。孟子的“良知良能”、 程朱理學的“格物致知”、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知行辯證統一”等，從(cong) “知大於(yu) 行”“知等於(yu) 行”走向了“知服務於(yu) 行”，逐步廓清了知識與(yu) 實踐的辯證關(guan) 係。

儒家思想中的知行論為(wei) 中國式管理哲學奠定了實踐基礎，即“管理就是實踐”。這種實踐性表現為(wei) 管理學理論研究不僅(jin) 解決(jue) “知”的問題，即學科中的基礎性理論問題，還有“行”的問題，即企業(ye) 管理實踐進程中的各類現實問題。這要求管理學研究者必須回歸企業(ye) 現實，著重圍繞企業(ye) 所處的現實管理情境與(yu) 現實管理現象創造與(yu) 創新“實踐性知識”。

在發展演變中，西方管理學逐步成為(wei) 一種“無用之學”，管理研究與(yu) 管理實踐出現巨大的脫節斷鏈，理論研究與(yu) 管理實踐的“兩(liang) 張皮”始終未能彌合，相關(guan) 研究成果對管理實踐者而言無異於(yu) “廢紙”。

中國式管理學研究需要在“知行辯證統一”的儒家哲學基礎上，聚焦三大類研究範式做強做大。一是聚焦中國問題的管理學理論研究，圍繞中國情境、中國企業(ye) 、中國問題探索契合中國氣派與(yu) 中國風格的管理學話語體(ti) 係，而非徹底或者一味對標西方主流評價(jia) 期刊標準，走向西方人偏好或者關(guan) 注的“中國故事”的管理研究死胡同。二是聚焦西方管理學理論與(yu) 中國管理實踐的應用性研究，尋求西方管理理論與(yu) 中國管理問題的適配理論場域，為(wei) 中國企業(ye) 構建可持續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提供一般性的理論應用體(ti) 係。三是圍繞一般性管理理論持續創新作出中國式管理學的原創理論貢獻，深入挖掘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尋求東(dong) 西融合的“漸進式”路徑，紮根中國管理實踐的沃土，構建一套契合西方管理普適性範式與(yu) 中國本土特色的雙元理論體(ti) 係。

關(guan) 於(yu) 作者

陽鎮：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工業(ye) 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兼職副研究員； 

陳勁：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蘋果公司講席教授、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