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思之有得——郭沫若的荀子研究平議

作者：姚海濤（青島城市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原載 《郭沫若學刊》2023年第3期  

摘  要：郭沫若荀子研究散落於(yu) 其20世紀30、40年代的多篇作品之中，涉荀研究持續時間長，對荀子保持了一以貫之的較高關(guan) 注度，產(chan) 出成果豐(feng) 碩，屬民國荀子研究的精湛之作，極富思想史研究特色。他在涉荀研究中秉持馬克思主義(yi) 的立場，深化了荀子儒家學派歸屬的認知，準確把握了荀子思想特點與(yu) 為(wei) 文風格。他以公允客觀的態度指出了抑荀揚孟與(yu) 抑孟揚荀這兩(liang) 種立場均不可取，獨具慧眼地看到荀子最有特色的一項學說是性惡說，並在宋子與(yu) 荀子關(guan) 係上提出了新觀點。郭沫若荀子研究深造之以道，多自得之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對當今荀子研究具有諸多學術啟迪。如對於(yu) 弓荀學派中的子弓是何人，《呂氏春秋》與(yu) 荀子的關(guan) 係以及荀子與(yu) 科學的關(guan) 係等多個(ge) 論題均有啟發。平議郭沫若荀子研究，無論是對於(yu) 客觀評價(jia) 郭沫若的先秦思想史研究，還是對於(yu) 啟迪當代荀子研究，都有一定學術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郭沫若；荀子研究；平議；

引言

集現代作家、曆史學家、考古學家於(yu) 一身的郭沫若在諸多學術領域作出了突出貢獻。若以學科分類細化的視角觀之，郭沫若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學術研究廣博而多產(chan) 。而若以學科壁壘不斷消解，交叉學科日益興(xing) 起的視角觀之，郭沫若的研究範式又有前瞻性意義(yi) ，屬於(yu) 交叉學科研究範式的早期探路者。當今學界荀子研究已然成為(wei) “顯學”，成為(wei) 一學術研究重鎮。郭沫若對荀子有相當精深的研究，是近代荀子研究的重要開拓者之一。

郭沫若荀子研究主要集中於(yu) 20世紀30、40年代，具有顯明的時代特點與(yu) 鮮明的個(ge) 人色彩。其研究成果采用白話文的表達方式，與(yu) 有些民國學人固守文言文的寫(xie) 作方式有著極大不同。這體(ti) 現了郭沫若對學術表達的態度。從(cong) 形式上看，郭沫若荀子研究不像其他民國學人如陶師承（《荀子研究》1926）、陳登元（《荀子哲學》1928）、熊公哲（《荀卿學案》1931）、餘(yu) 家菊（《荀子教育學說》1935）、楊大膺（《荀子學說研究》1936）、楊筠如（《荀子研究》1937）、劉子靜（《荀子哲學綱要》1938）、王恩洋（《荀子學案》1945）等人那樣有較大部頭的研荀專(zhuan) 著，而是將荀子研究鋪展於(yu) 先秦諸子及先秦史的相關(guan) 研究之中，僅(jin) 有《荀子的批判》屬集中、係統之作。    

郭沫若的荀子研究深造以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多自得之見，創獲了民國荀子研究的一流成果。學界對此雖已有所關(guan) 注，有對郭沫若荀子研究進行再研究的個(ge) 別成果，但這些成果有的雖大量稱引其觀點，而未能揭示背後的理論邏輯；有的則沒有將其貢獻給予適當評價(jia) ，也未能將其荀學研究之意義(yi) 表彰出來。故此一課題，仍然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職是之故，郭沫若的研荀成果仍有進一步挖掘之潛力。思考並梳理這些成果背後的研究範式、深厚意蘊，則可能給予研究者以意想不到的啟迪。

一、荀子研究的總體(ti) 概況

（一）涉荀研究持續時間長，成果豐(feng) 碩

今人一提到郭沫若的荀子研究，馬上想到那部蜚聲學界的先秦學術思想史論集《十批判書(shu) 》，而《荀子的批判》長文便位列其中。此文完成於(yu) 1944年10月31日。毫無疑問，這篇文章凝結了郭沫若荀子研究之精粹，是其荀子研究的最重要成果。需要注意的是，此文遠非郭沫若荀子研究的全部。按時間線索來梳理，郭沫若的涉荀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3月10日寫(xie) 成的《<周易>之製作時代》一文[①]。此後在1935年12月23日寫(xie) 成的《先秦天道觀之進展》，1943年8月29日寫(xie) 成的《秦楚之際的儒者》，1943年10月3日寫(xie) 成的《呂不韋與(yu) 秦王政的批判》，1944年8月29日寫(xie) 成的《宋鈃尹文遺著考》，1944年2月20日寫(xie) 成的《青銅時代•後記》，1944年9月11日寫(xie) 成的《儒家八派的批判》等諸多作品皆有荀子研究相關(guan) 內(nei) 容。正因之前有大量的涉荀研究積累，所以當郭沫若寫(xie) 《荀子的批判》的時候自然得心應手，從(cong) 10月15日開始到31日僅(jin) 用了16天就順利完成了這篇2萬(wan) 餘(yu) 字的長文。在《荀子的批判》一文寫(xie) 成後，郭沫若的涉荀研究仍在繼續。如在1945年1月寫(xie) 成的《名辯思潮的批判》中的第九部分專(zhuan) 列“荀子”以展開荀子名學的論述。

郭沫若荀子研究水平很高，以至於(yu) 著名曆史學家楊寬在1978年編寫(xie) 的《先秦史講義(yi) 》[②]第四章《封建製度確立的戰國》之第三節《封建經濟的發展與(yu) 文化的繁榮》下的第三部分《荀況與(yu) 新儒家》中大量使用其1944年的研究成果。茲(zi) 引如下：“可稱得上是先秦諸子中的最後一位大師。荀子不僅(jin) 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還集了百家的大成，他把百家的學說差不多都融會(hui) 貫通了，他實際上可算是雜家的祖宗。先秦諸子幾乎沒有一字[③]不經過他的批判，老子、莊子、申子、慎子、環淵、鄧析、墨翟等等，他說他們(men) 的理論都有所偏蔽。就連儒者本身，如對於(yu) 子張氏、子夏氏、子遊氏的後學都斥為(wei) ‘賤儒’或‘俗儒’，對於(yu) 子思、孟子則更不惜痛加斥罵。他隻恭維孔子和子弓，他很可能是子弓的私淑弟子。”[④]熟悉郭沫若《荀子的批判》一文的讀者，一望便知其來源出處。以今天學術研究標準觀之，這段甚至達到了“抄襲”的程度，因其為(wei) 授課講義(yi) 而非專(zhuan) 著，故不可如此苛求。由此足見，楊寬對郭沫若荀子研究的讚賞，要不然決(jue) 不會(hui) 如此大段引用。由此亦足見，郭沫若荀子研究之水平，確實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郭沫若的荀子研究跨越了20世紀的30、40年代，成為(wei) 其先秦思想史研究的重鎮。郭沫若是在研究先秦思想史過程中逐漸投射到荀子研究，並從(cong) 宏大而係統的思想史視角去關(guan) 注、理解荀子，在細化研究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相關(guan) 理論成果。而這種研究思路與(yu) 方法構成了郭沫若荀學研究的重要範式，促成了其研究既寬廣博大又精辟深湛的特點。

（二）涉荀研究的曆史唯物主義(yi) 立場

學術批判根植於(yu) 時代舞台。民國時期的學術因有了較多的外來文化借鏡，所以對傳(chuan) 統文化有了不同以往的態度。郭沫若荀子研究若從(cong) 時代背景上看，科學與(yu) 民主已經成為(wei) 當時進步知識分子衡量事物、研究課題的重要尺度。從(cong) 《十批判書(shu) 》的題目可以看出，郭沫若學術研究的主要態度是批判。批判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利器，但批判不是全盤否定，不是批倒鬥臭，而是標識出了學術檢視特有的氣質。郭沫若荀子研究有著鮮明的立場與(yu) 方法。從(cong) 其對諸子的批判中，可以看到基本立場是馬克思主義(yi) 的，是曆史唯物主義(yi) 的，以是否科學、民主，是否符合進化論，是否反人性等具體(ti) 標準來客觀衡定研究對象。郭沫若舉(ju) 著批判的大旗，以“公平的批判人”視角，以曆史唯物主義(yi) 立場展開了其包括荀子研究在內(nei) 的先秦思想史研究。

郭沫若荀子研究的立場從(cong) 其先秦儒家研究可窺豹一斑。他開宗明義(yi) 地說：“我所采取的是曆史唯物主義(yi) 的立場，在這個(ge) 立場上我仿佛抬舉(ju) 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讀了我的書(shu) 而大為(wei) 儒家扶輪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曆史發展中曾經起過進步的作用是事實，但它的作用老早變質，它的時代也老早過去了。這和爬蟲時代一去不複返的一樣，我們(men) 今天雖然在研究恐龍，珍惜恐龍的骨化石，乃至有時頌揚它的龐大，但有誰會(hui) 希望恐龍夫子再來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⑤]在郭沫若看來，時乎時乎不再來，過去的曆史終究屬於(yu) 過去，複古思想要不得，翻曆史舊案與(yu) 開曆史倒車一樣不可取。從(cong) 思想進化的角度對先秦儒家（包括荀子）進行研究，正是曆史唯物主義(yi) 的立場。    

郭沫若對先秦儒家的認知立場確實曾受到學術界的某些誤解，以至於(yu) 他要專(zhuan) 門作一番解釋。如郭沫若曾回應杜國庠認為(wei) 他“有點袒護儒家”時說，“假如要說我有點袒護孔子，我倒可以承認”。[⑥]而早在1923年他在日本《朝日新聞》新年特號上曾發文稱“我在這裏告白，我們(men) 崇拜孔子。說我們(men) 時代錯誤的人們(men) ，那也由他們(men) 罷，我們(men) 還是崇拜孔子——可是決(jue) 不可與(yu) 盲目地賞玩骨董的那種心理狀態同論。”[⑦]這不僅(jin) 不是一種袒護，實在是一種客觀平正、實事求是地對孔子的博學多能、圓滿人格、高超樂(le) 感，以及個(ge) 性之深度與(yu) 廣度諸方麵所下的綜合判斷。由此，郭沫若得出了孔子屬康德與(yu) 歌德式的天才的結論。

（三）準確把握荀子思想特點與(yu) 為(wei) 文風格

根據自己的研究，郭沫若認為(wei) 荀子是“富於(yu) 獨創性的人”[⑧]。從(cong) 總體(ti) 來看，荀子思想至少具有兩(liang) 大特點：一是批判性，二是熔鑄性。[⑨]荀子批判先秦諸子、百家學說，批判魏國、齊國、秦國兵製，批判儒門內(nei) 部的子張氏、子夏氏、子遊氏後學，批判思孟學派等，其批判的一麵表現的淋漓盡致。同時，由於(yu) 荀子長期處於(yu) 百家爭(zheng) 鳴的中心稷下學宮，使其思想具有熔鑄眾(zhong) 家的理論特色。對此，郭沫若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認為(wei) ，荀子受諸子百家的影響不外乎三個(ge) 層麵，“或者是正麵的接受與(yu) 發展，或者是反麵的攻擊與(yu) 對立，或者是綜合的統一與(yu) 衍變。”[⑩]正麵、反麵與(yu) 綜合這一經典概括，既可體(ti) 現出荀子思想批判與(yu) 熔鑄的特點，同時，也能從(cong) 中看到郭沫若所采用的正是曆史唯物主義(yi) 的方法。正因為(wei) 荀子思想所具有的批判與(yu) 熔鑄性，使郭沫若得出了荀子是“雜家的祖宗”這一值得商榷的結論。

與(yu) 此同時，郭沫若對荀子思想的徼向性把握的異常精準：“沒有把他（引者注：荀子）的力量用在這形而上的方麵去馳騁，而且是有點反對向這方麵去馳騁的。”[11]荀子屬於(yu) 經驗論哲學家，其不喜作形而上的思考，而是停留在功用實利層麵作一現實建構。批判熔鑄決(jue) 非目的。荀子不是為(wei) 了批判而批判，為(wei) 了熔鑄而熔鑄，真正目的是為(wei) 當時的混亂(luan) 社會(hui) 開出藥方，療治時代危局，救民於(yu) 水火，解民於(yu) 倒懸。    

作為(wei) 文學家，郭沫若將荀子文章的宏富與(yu) 渾厚拈出，並由此提出了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的有名論點。他說：“孟文的犀利，莊文的恣肆，荀文的渾厚，韓文的峻峭，單拿文章來講，實在是各有千秋。”[12]關(guan) 於(yu) 荀子的行文風格，郭沫若以“渾厚”一詞點評之，評論精當。若以人物品性論，渾厚一般指敦厚忠誠、天性純樸。若以藝術風格論，渾厚一般指樸實無華、厚重深沉。藝術風格上的深厚，指的是不賣弄技巧，以敦厚樸實之筆，為(wei) 真知卓見之文。荀子既不像孟子那樣言辭犀利，有在氣勢上辯駁對手之意，又不像莊子那樣汪洋恣肆，擅長潤色故事，也不像韓非子那樣尖刻峻峭，一切以君主為(wei) 尊，而是擅長以批判之眼、邏輯之思、渾厚之筆來說理。荀子以獨特的文章表達，批判那個(ge) 時代，熔鑄時代思想，極富邏輯力量和現實力量。郭沫若對荀子的思想與(yu) 為(wei) 文風格的把捉非常到位，而先秦散文四大台柱的概括非常恰當且精彩，遂成不刊之論。

二、荀子研究的具體(ti) 創見

郭沫若的荀子研究在具體(ti) 認知層麵有不少精彩獨到之處。如在荀子的學派歸屬方麵有了新觀點，在孟荀關(guan) 係上有了新見解，在人性論上有了新解讀，在荀子與(yu) 宋子關(guan) 係上有了新開拓。

（一）荀子的學派歸屬

在今天的學者眼中，郭沫若好像是持荀子雜家說的代表者。其實這是一種誤讀。郭沫若認為(wei) ，“荀子是先秦諸子中最後一位大師，他不僅(jin) 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說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又說，“但公正地說來，他實在可以稱為(wei) 雜家的祖宗，他是把百家的學說差不多都融匯貫通了。先秦諸子幾乎沒有一家沒有經過他的批判。”[13]在這裏，郭沫若似乎將荀子的學派歸屬為(wei) 雜家，實則不然。郭沫若將荀子置於(yu) 諸子百家的視角來看，指出了荀子的“駁雜”，認為(wei) 他是“最後一位大師”，“集了百家的大成”等，這一係列說法基本成為(wei) 學術定論。應該說，郭沫若將荀子的學派歸屬為(wei) “雜家的祖宗”，厘清了雜家之源流。而此說法對於(yu) 認知真正的雜家《呂氏春秋》與(yu) 荀子間的關(guan) 係，則有相當大的啟發。因後文將述及，茲(zi) 不論。

要了解郭沫若對荀子學派歸屬的真實態度，則要將其相關(guan) 論述綜合起來看，方能得知。如在1944年8月1日寫(xie) 的《孔墨的批判》一文中，在作者注中他以細密的曆史思維，以對葉公的態度為(wei) 例，從(cong) 曆史的隱含信息中以小見大，認為(wei) 荀子《非相篇》很恭維葉公，認為(wei) 其“誅白公，定楚國”，故“仁義(yi) 功名善於(yu) 後世”。所以，“儒家到荀子，已經早把立場改變了。”[14]《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一文在講到稷下學士派別時，將孟子與(yu) 荀子歸為(wei) 儒家。在晚於(yu) 《荀子的批判》一文的《名辯思潮的批判》中則將孔孟荀並稱，亦將荀子視為(wei) 儒家。郭沫若以人民立場為(wei) 標準，指出，“我之所以比較推崇孔子和孟軻，是因為(wei) 他們(men) 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較富於(yu) 人民本位的色彩。荀子已經漸從(cong) 這種中心思想脫離，但還沒有達到後代儒者那樣下流無恥的地步。”[15]荀子仍然被郭沫若視為(wei) 與(yu) 孔孟一貫而下的儒者。可以明顯地看到，郭沫若認為(wei) 荀子與(yu) 孔孟不同，是儒家的新進展，隻是由於(yu) 其吸收諸子思想顯得駁雜了些，立場與(yu) 傳(chuan) 統儒家相比有所改變而已。將荀子的學派歸屬於(yu) 儒家的觀點符合曆史事實，符合荀子思想真相。而對荀子思想駁雜的看法則進一步深化了對荀子的多元認知。    

（二）抑荀揚孟與(yu) 抑孟揚荀：均不可取

抑荀揚孟與(yu) 抑孟揚荀是自荀子思想問世以來的兩(liang) 股相互交織的思想潮流，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著升降沉浮的表征。在漫長的古代曆史中，社會(hui) 的基本麵是抑荀揚孟，而到了近代以後，抑孟揚荀的風氣漸起，郭沫若對此頗不以為(wei) 然，認為(wei) 當以“還他個(ge) 本來麵目”才好。

郭沫若將孟荀在對比之中立論，更能見得清晰，更能凸顯其平允的學術態度。從(cong) 進步與(yu) 保守的視角來看，“荀子後起，自然有他更加光輝的一麵”[16]，如荀子法後王具有曆史進步意義(yi) 等。從(cong) 階級立場看，孔孟是人民本位，而墨子屬帝王本位。荀子由於(yu) 受到墨家與(yu) 道家的影響而在階級立場上傾(qing) 向於(yu) 帝王本位、貴族本位而未脫去舊時代的色彩。以唯心與(yu) 唯物的觀點來看，孟子性善說屬唯心論，而荀子性惡屬唯物論。與(yu) 此同時，郭沫若承認，孟荀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如荀子法後王與(yu) 孟子法先王並無根本區別，他們(men) 同樣重視學習(xi) 與(yu) 教育，而強調後天學習(xi) 和環境之於(yu) 人成長的作用，是荀子學說中“極有光輝的地方”。

在郭沫若看來，荀子的儒家立場與(yu) 孔子相比已經有了不少改變，但就以誰能代表儒家而論，孟子與(yu) 荀子均是儒家之時代進展，所以抑荀揚孟與(yu) 抑孟揚荀均有所偏頗，故皆不可取。

（二）人性論：最有特色的一項學說

在郭沫若開展荀子研究的年代，還沒有發展出今天學界花樣繁多的荀子人性論觀點。彼時，性惡論還是荀子人性論的定論。荀子性惡之說在當今學界已經發展出了眾(zhong) 多詮釋，如性惡非荀子之說乃其後學之說，性惡實為(wei) 無善惡或可善惡論者，性惡乃為(wei) 性樸論者，性惡乃為(wei) 弱性善等等，不一而足。而這遠非郭沫若所能逆料。    

郭沫若認為(wei) ，性惡論是荀子最有特色的一項學說。但他認為(wei) 荀子對人性惡的論證不能成立。他從(cong) 生理根據角度認為(wei) 荀子的性惡論違背自然事實，從(cong) 心理論證角度，認為(wei) 此說過於(yu) 薄弱，是“缺乏原理性的假說”。同時，郭沫若還指出了荀子性惡與(yu) 心善之間的矛盾之處。但他又說，“性惡說之在荀子隻是一種好勝的強辭，和他的心理說、教育說，都沒有一定的有機的聯係。”[17]此一說法，學界已多不取，認為(wei) 這是荀子沾染上諸子爭(zheng) 鳴辯論習(xi) 氣之表現，屬“好勝的強辯”，也非今日學界大多數所能認同。但郭沫若指出性惡與(yu) 心善間的矛盾已經成為(wei) 今日啟發學界“性惡心善說”的來源。當今已經有荀子研究者對此進行了較為(wei) 充分的闡發。

（三）荀子與(yu) 宋子關(guan) 係的新觀點

荀子與(yu) 宋子間的關(guan) 係是一個(ge) 饒有趣味的先秦思想史話題。在通行本《荀子》中，人們(men) 可以看到荀子對宋子的諸多批判。如批判宋子“見侮不辱”[18]，“人之情欲寡”[19]的學說，認為(wei) “宋子有見於(yu) 少，無見於(yu) 多”[20]，並將其與(yu) 墨子相提並論，嚴(yan) 厲批判道，“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jian) 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zhong) ，是墨翟、宋鈃也。”[21]另，荀子還嚴(yan) 肅斥責道，“今子宋子嚴(yan) 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然而說不免於(yu) 以至治為(wei) 至亂(luan) 也，豈不過甚矣哉！”[22]由此觀之，荀子與(yu) 宋子似乎勢同水火，決(jue) 不相侔。

出人意表的是，郭沫若進行了逆向思維，認為(wei) 荀子雖然駁斥宋鈃“見侮不辱”與(yu) “情欲寡淺”之說，但其“心術”見解卻深受宋鈃影響，並根據《荀子》一書(shu) 細節所透露出來的蛛絲(si) 馬跡進行了合理性推測：“荀子本人在初年大約也師事過他，不然不會(hui) 在宋子之上更冠以‘子’的。”[23]宋子即宋鈃，在《孟子》一書(shu) 中稱宋牼，孟子稱之為(wei) “先生”，《莊子》書(shu) 中稱“宋榮子”。宋子與(yu) 孟子、莊子屬同時代人，而年齡略長，後其進入稷下學宮，可能在此時荀子曾師事過他。郭沫若此說有其合理之處。郭沫若又指出了荀子在批判宋子時所運用的義(yi) 榮、勢榮、義(yi) 辱、勢辱之說實是從(cong) 孟子天爵、人爵之說演變而來。此說一下子貫通了孟子、荀子與(yu) 宋子三人間的關(guan) 係：孟荀間可能有思想層麵的傳(chuan) 承，荀宋間可能有事實層麵的師事。    

不止於(yu) 此，郭沫若考察《荀子·解蔽》主旨，認為(wei) 是荀子對宋鈃“別宥”理論的發揮：“‘虛壹而靜’之說采自《管子》的《心術》、《內(nei) 業(ye) 》諸篇，這些都是宋榮子的遺著（餘(yu) 別有說）。”[24]《荀子·正名》所發揮的不外是“不為(wei) 苟察”，“無益於(yu) 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的主張[25]。荀子非鬥的觀點和宋鈃的救鬥有因應之處，應該是荀子的藍本。[26]如此這般，便搞清了宋鈃學說是荀子思想的重要來源之一。

此外，郭沫若反對荀子的循環論，而欣賞其承認變化的觀點，指出其反對迷信、揚棄占筮以及“戡天”觀點的進步性，而對荀子延續“神道設教”這一儒家惰性特征，後來竟成為(wei) 愚民的手段等，則進行了批判。

三、對當今荀子研究的學術啟迪

郭沫若荀子研究廣泛涉獵到荀子思想的各個(ge) 層麵，成果豐(feng) 碩，對於(yu) 推動近代荀子研究作出了獨特貢獻。由於(yu) 郭沫若荀子研究中強烈的問題意識，加之其學術研究中獨特的浪漫主義(yi) 氣息，其思想視域也往往超脫傳(chuan) 統窠臼，帶來耳目一新的學術成果。其研究成果的可拓展性極強，甚至帶有猜測性的語氣也能給予今人諸多啟發。沿著郭沫若開辟的研究之路，哪怕多走一小步，可能會(hui) 使荀子研究邁出一大步。

（一）弓荀學派中的子弓是誰

郭沫若的荀子研究從(cong) 探討《周易》開始，研究起點很高，一開始便錨定了一個(ge) 重大學術問題，即荀子與(yu) 《周易》的關(guan) 係究竟為(wei) 何。由此，他展開了《周易》與(yu) 荀子研究雙向促進的思想曆程。

思孟學派與(yu) 弓荀學派相互對立，然而兩(liang) 個(ge) 學派均導源於(yu) 孔子。這是學術界普遍認同的觀點。然而弓荀學派之“弓”到底是誰，尚存爭(zheng) 議。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hui) 研究》書(shu) 下補注認為(wei) ，“《易經》出於(yu) 馯臂子弓。《易傳(chuan) 》多出於(yu) 荀子門人之手。《易傳(chuan) 》中的‘子曰’的‘子’，可能就是荀子。”[27] 此一論斷實將《周易》經、傳(chuan) 間的關(guan) 係打通、統合起來，將其認為(wei) 是弓荀學派的作品。郭沫若認為(wei) ，荀子是先秦論到《周易》的唯一儒者。這樣的論斷對於(yu) 切入研究荀子的師傳(chuan) 關(guan) 係無疑非常有利。如此一來，荀子《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中提到的子弓是誰就有了明確答案。唐代楊倞、清代俞樾均認為(wei) 子弓是仲弓。近代的康有為(wei) 也認為(wei) ，“子弓即仲弓”，“疑荀學出仲弓”[28]而在郭沫若看來，荀子所稱子弓並非孔門德行科的高弟仲弓，而是傳(chuan) 易的馯臂子弓。換言之，荀子學脈實可追溯到馯臂子弓，而證成弓荀學派。這一觀點可謂石破天驚，屬打碎成見舊說的重要論斷。    

郭沫若明確地表示，“照年代說來，他（荀子）可能隻是子弓的私淑弟子。”[29]“《易傳(chuan) 》強半是出於(yu) 他的門徒之手，因而《易傳(chuan) 》中的許多‘子曰’，應該就是荀子在說。”[30]又說，“荀子本是善言《易》的人，特別在這宇宙觀方麵更顯明地表現著由子弓而來的道統。”[31]正基於(yu) 此，郭沫若將子弓為(wei) 誰的問題搞清楚了，對於(yu) 弓荀學派之成立功莫大焉。同時，此觀點接續並推進了汪中《荀卿子通論》中荀子傳(chuan) 《易》之說，徹底打破了學界以往認為(wei) 荀子不言易、不傳(chuan) 易的觀點。

尤有進者，郭沫若將荀子的天道觀與(yu) 周易聯係起來思考，認為(wei) 荀子“是頗以統一百家自命的人，又把儒道兩(liang) 家的天道觀統一了起來。”[32]熔鑄儒道二家的天道觀與(yu) 周易大有關(guan) 係——“這種思想和《易傳(chuan) 》，特別是《係辭傳(chuan) 》的思想完全如出一範。”[33]郭沫若將荀子置於(yu) 先秦天道演進中的重要一環，將其視為(wei) 周易天道觀的一脈，可謂抓住了荀子思想與(yu) 周易相通的特質。

進一步地，郭沫若得出了《易•係辭傳(chuan) 》作者當是荀子弟子的結論。再加之《荀子•堯問》最後一節對荀子的盛讚，使得郭沫若“疑心作《係辭傳(chuan) 》的人就是跋《荀子》的那位隱者。即使兩(liang) 者不是一人，而作《係辭傳(chuan) 》的人是荀卿弟子，卻斷無可疑。”[34]郭沫若以其高度的直覺能力與(yu) 豐(feng) 富的想象力為(wei) 學界的難題與(yu) 公案得出了頗有道理的結論。當然，由於(yu) 先秦思想史的資料匱乏，使得郭沫若的很多結論離定讞還有相當距離，其觀點也未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但無疑地，他提供的是一個(ge) 邏輯自洽的答案。

（二）《呂氏春秋》與(yu) 荀子的關(guan) 係

《呂氏春秋》屬雜家，學界基本無太大異議。而關(guan) 於(yu) 《呂氏春秋》與(yu) 荀子的關(guan) 係，卻鮮有論及。康有為(wei) 較早指出，“後世師法之重，出於(yu) 荀子，孟子無此義(yi) ，《呂氏春秋》有之。”[35]可見，康氏隻是指出師法之事實，而並未點明二書(shu) 間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郭沫若則從(cong) 呂不韋與(yu) 荀子二人可能的關(guan) 係入手，指出：“呂不韋本人無論在趙的邯鄲或秦的鹹陽，都有可能親(qin) 自見過荀子，甚至於(yu) 可以說，他可能還是荀子的門人”[36]。雖然郭沫若關(guan) 於(yu) 呂不韋與(yu) 荀子師徒關(guan) 係的猜測過於(yu) 孟浪和大膽，但若立足於(yu) 《呂氏春秋》和《荀子》二書(shu) 的內(nei) 在關(guan) 係，此說仍有一定道理。    

不可否認的是，《呂氏春秋》中的荀學因子曆曆可見。郭沫若從(cong) “雜家的祖宗”是荀子，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呂氏春秋》的荀學性質。他明確地說：“雜家代表《呂氏春秋》一書(shu) ，事實上是以荀子思想為(wei) 其中心思想。”[37]又雲(yun) ，“《呂氏春秋·尊師篇》亦有相類似之語[38]，蓋出於(yu) 荀門後學。”[39]這些論斷都將《呂氏春秋》與(yu) 荀子間的關(guan) 係朗顯出來。這對於(yu) 進一步深入探究二者間的複雜關(guan) 係提供了方向指引。

（三）荀子與(yu) 科學的關(guan) 係

與(yu) 民國時代背景相關(guan) 聯，中國何以未能產(chan) 生科學這一問題也納入到了當時學人的理論視野。郭沫若較早地指出了荀子與(yu) 科學間的內(nei) 在聯係。而當時的不少學人則否定二者存在關(guan) 聯。如胡適認為(wei) ，“荀卿的‘戡天主義(yi) ’，卻和近世科學家的‘戡天主義(yi) ’大不相同。荀卿隻要裁製已成之物，以為(wei) 人用，卻不耐煩作科學家‘思物而物之’的工夫。”[40]郭沫若則認為(wei) ，“（官天地而役萬(wan) 物）這和近代的科學精神頗能合拍，可惜在中國卻沒有得到它的正常的發育。”[41]他點出了荀子與(yu) 科學精神“合拍”的一麵，可謂真知灼見。先秦之後荀子思想不斷沒落，及至唐宋之後成為(wei) 後儒批判之重點素材，可謂中華文明發展史的一大遺憾。而中國之所以沒有發展出科學與(yu) 重批判、重經驗、重邏輯、重天人之分的荀子思想之不昌，即“沒有得到它的正常的發育”，恐亦無法脫離幹係。

此外，郭沫若還是儒馬匯通的最早提倡者之一。早在1925年發表的《馬克思進文廟》一文中，他已經看到了儒家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匯通的可能傾(qing) 向，給今天研究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有機融合的學者以極大啟示。正如何中華教授指出的那樣，“儒學的前現代性質，同馬克思主義(yi) 的後現代文化取向之間，存在著否定之否定意義(yi) 上的某種一致性。”[42]雖然某種意義(yi) 上的一致性並不代表著理論的完美融通，更不意味著可以相互取代，但是二者內(nei) 在的契合性與(yu) 可融通性正是馬克思主義(yi) 之所以能夠順利在近代中國廣泛傳(chuan) 播的深層思想基礎。    

結語

綜上，無論是從(cong) 數量，還是從(cong) 質量上看，郭沫若涉荀研究篇章為(wei) 數不少，具有用力頗多、篇幅較大、成果豐(feng) 碩的特點。因其荀子研究主要處於(yu) 民國時期，故可歸屬於(yu) 民國荀子研究之列，可謂樹起了民國荀學研究的一麵旗幟。又由於(yu) 其采用馬克思主義(yi) 的研究方法，又使其研究較之一眾(zhong) 民國荀學研究者具有突出的先鋒性與(yu) 人民性，樹立起了以馬克思主義(yi) 研究荀學的一個(ge) 典型。郭沫若的荀子研究建基於(yu) 馬克思主義(yi) 立場，對荀子進行了整全式的把握與(yu) 評價(jia) ，基礎紮實、成果精彩、結論多當。雖然在某些具體(ti) 觀點上可能存在可商榷之處，但其研究的思路與(yu) 範式值得學者認真領會(hui) 。尤其重要的是，其內(nei) 蘊的不少天才式論斷完全可以成為(wei) 今天進一步拓展荀子研究的基石。若對其相關(guan) 論斷進行細密查考與(yu) 論證，由此可打開一片荀子研究的新天地。    

注釋：
[①] 楊勝寬教授將郭沫若1943年8月寫成的《秦楚之際的儒者》一文視為涉荀研究的最早作品，失之過晚。參見楊勝寬：《關於郭沫若評價荀子的幾個問題》，《郭沫若學刊》2011年第3期。江心力《20世紀前期的荀學研究》一書專辟第三章馬克思主義學者與荀學的現代詮釋，共分三節，分別概述了郭沫若、杜國庠、侯外廬三人的荀學研究。江心力認為，《〈周易〉之製作時代》一文是郭沫若荀學研究的開始。從郭沫若涉荀作品的時間脈絡來看，此論公允。參見江心力：《20世紀前期的荀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85頁。
 
[②] 《楊寬史學講義六種》“整理說明”中提到“《先秦史》講義為楊寬先生自編，供複旦大學學生上課使用，封麵題有‘複旦大學曆史係中國古代史教研室  一九七八年五月’。”參見楊寬著.賈鵬濤整理：《楊寬史學講義六種•整理說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③] “一字”，按郭沫若《荀子的批判》當為“一家”。
 
[④] 楊寬著.賈鵬濤整理：《楊寬史學講義六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8頁。
 
[⑤] 郭沫若：《奴隸製時代·蜥蜴的殘夢——<十批判書>改版書後》，《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7頁。
 
[⑥]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78頁。
 
[⑦] 郭沫若：《史學論集·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9頁。
 
[⑧] 郭沫若：《青銅時代·<周易>之製作時代》，《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7頁。
 
[⑨] 姚海濤：《文化批判與理論熔鑄——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的作用》，《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⑩]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第213頁。
 
[11]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第215頁。
 
[12]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第214頁。
 
[13]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3頁。
 
[14] 郭沫若：《十批判書·孔墨的批判》，第79頁。
 
[15] 郭沫若：《十批判書·後記——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批判書>》，第482頁。
 
[16] 郭沫若：《青銅時代·後記》，第615頁。
 
[17]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第225頁。
 
[18]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333頁。
 
[19]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335頁。
 
[20]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312頁。
 
[21]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91-92頁。
 
[22]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336頁。
 
[23] 郭沫若：《青銅時代·宋鈃尹文遺著考》，第548-549頁。
 
[24] 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39頁。
 
[25] 郭沫若：《青銅時代·宋鈃尹文遺著考》，第549頁。
 
[26]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第235頁。
 
[27]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第68頁。在《先秦天道觀》一文中，郭沫若則將“子曰”的範圍進一步擴大，認為是“荀子曰”或“子弓曰”，並不是孔子。這一觀點，無疑對於推進弓荀學派之成立，又有貢獻。參見郭沫若：《青銅時代·先秦天道觀之進展》，第375頁。在《<周易>之製作時代》一文中，郭沫若進行了比較係統的研究，認定子弓並非仲弓，而是馯臂子弓。郭沫若：《青銅時代·《周易》之製作時代》，第391-394頁。
 
[28] 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萬木草堂口說》，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92頁。
 
[29]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第213-214頁。
 
[30] 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52頁。
 
[31]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第215頁。
 
[32] 郭沫若：《青銅時代·先秦天道觀之進展》，第371頁。
 
[33] 郭沫若：《青銅時代·先秦天道觀之進展》，第372頁。
 
[34] 郭沫若：《青銅時代·先秦天道觀之進展》，第374頁。
 
[35] 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萬木草堂口說》，第196頁。
 
[36] 郭沫若：《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第426-427頁。
 
[37]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第250頁。
 
[38] 郭沫若所指《呂氏春秋》與《荀子》“相類似之語”查證如下。《荀子·大略》：“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參見王先謙：《荀子集解》，第489-490頁。《呂氏春秋·尊師》：“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參見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79頁。
 
[39]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第228頁。
 
[40]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33頁。
 
[41] 郭沫若：《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第216頁。
 
[42] 何中華：《馬克思與孔夫子：一個曆史的相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