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桓弑其君”與(yu) “孔子作《春秋》”

作者：慕朵生

來源：“春秋學微”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九月十五日庚申

          耶穌2023年10月29日

孔子者，五千年中華文明之中心也。所謂“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即是以孔子為(wei) 中心，孔子之前兩(liang) 千五百年——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孔子之後兩(liang) 千五百年——有孟荀董何程朱陸王是也。

《春秋》為(wei) 中華文明之大憲章！“孔子作《春秋》”是中華文明史上的轉折時刻、關(guan) 鍵時刻、經典時刻和巔峰時刻！促成“孔子作《春秋》”的直接原因和重要事件，則是“陳恒弑其君”——齊國執政大夫陳成子弑殺其國君齊簡公。

我們(men) 知道，自周平王東(dong) 遷雒邑、周王朝進入亂(luan) 世，王綱失墜、禮樂(le) 崩壞，諸侯力爭(zheng) 、生民塗炭，已有兩(liang) 千五百多年曆史的中華文明遭遇空前的危機。天生孔子，以斯文在茲(zi) 、以仁為(wei) 己任，壯年棲棲遑遑周遊列國推行王道、奔走救世，幹七十餘(yu) 君而莫能用，晚年自衛反魯後不再以從(cong) 政為(wei) 意，轉而以製作典籍、教授學生為(wei) 事，所以守先待後、繼往開來也。

但是，魯哀公十四年夏四月發生的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迫使早已懸車致仕多年的孔子再次積極行動起來：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yu) 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cong)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cong)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論語·憲問》）

君臣有義(yi) 、父子有親(qin) 乃人倫(lun) 之大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乃文明之丕變，天理所不容、王法所必禁，人人得而誅之。

當是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為(wei) 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說苑·修文篇》）。所以，孔子沐浴齋戒、慨然而朝，請魯哀公出討陳恒即陳成子。魯國之政由“三桓”即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三家世卿把持，哀公不敢自專(zhuan) ，讓孔子去告知“三恒”。“三恒”與(yu) 陳桓本是一丘之貉，自然不會(hui) 同意出討之。

此時的孔子，早已深知自己“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更深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現象天下滔滔者皆是也，且“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周易·坤文言》）。要預防或懲治“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必須辯察和警示這一現象的罪惡和危害，必須立法明道、防微杜漸。

正因如此，孔子在朝請出討陳成子的同時即著手收集文獻，並集畢生思想德性之精華製作《春秋》，目的就是從(cong) 道義(yi) 上、禮法上和根本上、長遠上預防與(yu) 懲治“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類的世間罪惡。關(guan) 於(yu) 這點，孟子的體(ti) 會(hui) 最深刻，表述也最簡潔清晰：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中庸》雲(yun) “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即不是君王不製作禮樂(le) 、不頒布製度、不訂正文獻等。孔子並非不知道製作文獻、繩治天下是天子之事而君王之權，但聖人者天心也，悲憫天人、當仁不讓，既憂世衰道微、懼邪說暴行，則不得已冒天下之大不韙，以庶人布衣製作《春秋》。

孔子之所以發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的慨歎，就是因為(wei) 他清醒地預見到：凡是理解的人自然會(hui) 認為(wei) 自己是為(wei) 了推明王道、拯救天下；不理解的人必然會(hui) 指責自己僭越王權、擅作典章——事實上後人的確圍繞孔子慨歎的這個(ge) 問題，發生了不少的爭(zheng) 議。

當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並不單單是為(wei) 了預防和懲治“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這一類或一時的邪說暴行，而是為(wei) 了預防和懲治人世間、千百世的所有的邪說暴行。

從(cong) 根本上說，《春秋》是“撥亂(luan) 反正”之書(shu) ，凡亂(luan) 必治、凡惡必懲，最終要平治天下。所以說“撥亂(luan) 世反諸正莫近於(yu) 《春秋》”和“製《春秋》之義(yi) 以俟後聖”（《公羊傳(chuan) ·哀公十四年》），是為(wei) 天下立法、為(wei) 萬(wan) 世垂憲。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