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經學變局：從(cong) 《春秋》到“周禮”

作者：高瑞傑（上海師範大學哲學係副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九月十六日辛酉

          耶穌2023年10月30日

漢世君臣一直迫切企盼興(xing) 複禮樂(le) ，卻最終“久曠大儀(yi) ”，可謂其隱痛。推其緣由，儒生尤其是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的今文經學博士對製作禮樂(le) 持極為(wei) 矜慎的嚴(yan) 苛態度，應是不能有效推動禮樂(le) 製作的重要原因。在王莽“製禮作樂(le) ”舉(ju) 措的刺激下，東(dong) 漢一朝興(xing) 禮樂(le) 之事被一再提上議程，與(yu) 政治結合密切的“慶氏製禮派”，也十分希望盡快製作禮樂(le) 。這一意願在章帝時，通過發起白虎觀會(hui) 議與(yu) 支持曹褒製漢禮諸事，達到頂峰。但一方麵，由於(yu) 今文經學博士把持朝堂經學，禮樂(le) 製作所要求的權威性與(yu) 係統性一直無法解決(jue) ；另一方麵，經學內(nei) 部異說紛呈，既有今文經學內(nei) 部的經義(yi) 歧見，又有古文經學的讓責辯難，諸家各執一詞，“通義(yi) ”往往難以達成，亦阻礙製禮作樂(le) 的進程。

事實上，自東(dong) 漢中期以後，今文經學雖然仍獨占官學博士席位，然而由於(yu) 其內(nei) 部浮華固陋及外部攻訐質疑等因素，早已頹勢盡顯。而此時政治晦暗，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朝政，終至爆發十數年黨(dang) 錮之禍，秩序由此完全崩壞，漢治亦從(cong) 此一蹶不振。不過，不少有識之士亦在此政治與(yu) 經學危局中，希圖有所拯濟，經學家雖然看似多潛心於(yu) 經業(ye) ，然其背後經世之誌，亦毫不遜色。同時，經學亟待求取六經“通義(yi) ”之使命依然為(wei) 諸經師所尊奉，突出“禮”在諸經中的普適性地位，以對“禮樂(le) 製作”有實質性突破，亦為(wei) 其時經學發展之特色。另外，經今古文學之爭(zheng) 依然存在，不過諸儒逐漸淡化祿利與(yu) 意氣之爭(zheng) ，而更多強調經義(yi) 的合理性與(yu) 完備性。“回歸經典運動”亦重新興(xing) 起，經學家在宗尚聖王的背景下，力圖通過各自的經學詮釋體(ti) 係來完備呈現聖人之道，並以此挽救政治與(yu) 經學危局，甚至希圖完成兩(liang) 漢“禮樂(le) 製作”及“致太平”之恢宏使命。

故宮南薰殿舊藏《至聖先賢半身像冊(ce) 》何休像資料圖片

林慶彰先生曾提出，中國經學發展史中，每隔一段時期經學內(nei) 部出現危機時，都會(hui) 掀起一場“回歸原典運動”，以重塑經典權威，並以經世致用。每一次“回歸原典運動”，其核心都是對“聖人經典”重新厘定、正訛、增刪，亦包含對“聖人”本身的重新認定、厘清等。前者的認定往往以後者的確認為(wei) 基礎，而後者的重構又往往因於(yu) 前者的需要，二者相輔相成。漢末經學變局，即為(wei) “回歸原典運動”的典型案例。

重新“回歸”並“發現”經典，首先需要校訂經籍。校經自西漢成帝時便已施行，劉向、劉歆父子受詔校中秘書(shu) ，並撰《別錄》《七略》等著作，除校訂目錄之外，亦校正經籍乖謬、論析典籍內(nei) 容，影響可謂深遠。東(dong) 漢一方麵“采求闕文”，另一方麵亦常校訂五經文字，以免舛謬誤導後生。《皇覽·塚(zhong) 墓記》載“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yu) 人論五經誤失”；安帝永初四年（110），詔劉珍、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dong) 觀五經、諸子、傳(chuan) 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順帝永和元年（136），詔伏無忌與(yu) 議郎黃景校定中書(shu) 五經、諸子百家、藝術。而最為(wei) 聲勢浩大者要數靈帝熹平四年（175）所製“熹平石經”，《後漢書(shu) ·靈帝紀》載“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外”；熹平六年，盧植與(yu) 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dong) 觀，校中書(shu) 五經記傳(chuan) ，補續《漢記》。平心而論，這種校訂經籍工作雖然非常重要，但僅(jin) 可稱為(wei) 製作一代大法的基礎性措施，而無法真正解除“禮樂(le) 製作”之焦慮。而且，官學此時早已喪(sang) 失活力，熹平石經之刊立實是形同虛設。

民國上海涵芬樓《四部叢(cong) 刊》本《周禮鄭氏注》資料圖片

其次，結合時代困境與(yu) 經學使命，對經典與(yu) 聖人譜係作因應性詮釋與(yu) 理解，亦為(wei) 必備步驟。以漢末經師何休與(yu) 鄭玄為(wei) 例，何休師承李育、羊弼《公羊》之學，麵對今文經學整體(ti) 衰落、《春秋》尤其是《公羊》學已對漢治影響日趨衰微的現實境遇，力圖接續《白虎通》檃栝諸家求其“通義(yi) ”之經學取徑。他立足《公羊》大義(yi) 而又兼取群經，並推動《公羊》體(ti) 例更為(wei) 係統化與(yu) 嚴(yan) 密化，以捍衛《春秋》經世大法之地位，試圖回應漢世“致太平”及“製禮作樂(le) ”諸困境；而鄭玄在傳(chuan) 統今文經義(yi) 理章句之學的熏陶下，又充分吸收東(dong) 漢古文經之學術養(yang) 分，囊括眾(zhong) 典、網羅百家，重構一套以“周禮”為(wei) 中心、諸經相互勾連會(hui) 通的經學體(ti) 係，以回應“禮樂(le) 製作”之困境。二人或崇尚由博而返約，將博通藏於(yu) 專(zhuan) 精之中；或崇尚由約以求博，將義(yi) 理化於(yu) 廣博之下，其間經典觀與(yu) 聖人觀之交匯，頗值得關(guan) 注。要之，二人皆接過《白虎通》與(yu) 《漢禮》所遺留的曆史使命，欲解決(jue) 經學“通義(yi) ”與(yu) 漢治“久曠大儀(yi) ”未備之遺憾，以實現“想望太平”之誌念。亦因身逢同一時代，使何休與(yu) 鄭玄不約而同地走向“回歸原典”，以自持經學之精研求取聖人之道，並借以致用，應是二人經學旨趣之歸趨。

何休身處東(dong) 漢末年，雖然博士官學依然為(wei) 今文經學所獨占，“主流意識形態”仍以《春秋》（尤其是《公羊》學）為(wei) 核心，但《公羊》學卻早已麵臨(lin) 極大危機。既有來自外部如《左氏》先師賈逵諸人的攻擊，也有自身嚴(yan) 、顏二家敗績失據的危局，更有以《公羊》學為(wei) 代表的今文博士之學無法真正提出有效的禮樂(le) 製作方案、導致整體(ti) 麵臨(lin) 衰微的現狀。麵對這些危機，何休作為(wei) 《公羊》學大師，承繼兩(liang) 漢四百年《公羊》學學術積澱，以一人之力撰《春秋公羊傳(chuan) 解詁》，完成《公羊》學的最後一次集大成。

南宋紹熙餘(yu) 仁仲萬(wan) 卷堂刊本影印《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資料圖片

何休堅持《春秋》為(wei) 夫子治正之書(shu) 、撥亂(luan) 之法，其精髓全在《公羊》。《公羊》傳(chuan) 《春秋》之道，為(wei) 六經之總，寓太平之法，足資漢世所取鑒。在此基礎上，何休強調孔子作《春秋》損文益質，折中三代，當新王之義(yi) ，且欲使其法深切著明，故假法於(yu) 史, “托王於(yu) 魯”，以魯隱公為(wei) 始受命王，由衰亂(luan) 而漸至升平，最終至於(yu) 太平。《春秋》之道大備，而後瑞應示現，以昭其道。何休不僅(jin) 強調《春秋》在經典序列上具有至尊地位，而且在禮樂(le) 建製上亦有章可循。首先將《春秋》諸義(yi) 理條例化，使其更具操作性與(yu) 現實規範性；其次又博稽群經，多采納今文禮製成果，將其轉換為(wei) 《春秋》改製之法，以突出“新王”之義(yi) 。此外，何休注《公羊》博稽群經，尤擅引禮製，此一方麵秉持漢代今文博士專(zhuan) 精之學術風氣，力圖使今文經典內(nei) 部充分自洽，而對禮典出處有所甄別；另一方麵又能因應漢世朝野企盼製禮作樂(le) 的製禮需求，使《公羊》體(ti) 係更為(wei) 謹嚴(yan) ，且與(yu) 《白虎通》相較，更具實踐性維度。如此使《春秋公羊》條例之學更為(wei) 嚴(yan) 密，以廓清今文先師固陋褊狹之弊，又能參與(yu) 禮樂(le) 實踐，建製性更強。凡此種種，皆是何休在東(dong) 漢《公羊》學已出現衰微的背景下，挽狂瀾於(yu) 既倒，重塑《公羊》於(yu) 經典與(yu) 治道中之權威的體(ti) 現。

但問題在於(yu) ，東(dong) 漢末年，今文博士係統早已積重難返，憑借何休一人之力著實無法改變世人對其的印象。何休雖然將《春秋》日漸體(ti) 係化，但《春秋》文成數萬(wan) ，其旨數千，義(yi) 例繁複，需待沉潛方能把握，並不適合末世之流行。而其中又多“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過分強調“假托敘事”之方式，使得經典呈現不確定性，其本身的真實性亦受到懷疑。且假托的“三世漸進義(yi) ”亦與(yu) 實際“世愈亂(luan) ”的現實明顯存在張力，這種內(nei) 在張力，亦決(jue) 定其不易流行。而鄭玄以禮主導的六經體(ti) 係最終占據了上風，可謂兩(liang) 漢經學的一大變局。

鄭玄對“周禮”美備製度的發掘與(yu) 重建，正是建立在漢末以《公羊》學為(wei) 主導的今文經學整體(ti) 衰落的背景之下。在鄭玄看來，有必要重塑一套經學譜係，重振世人對經學之信心，這套經學譜係的核心聖人即為(wei) 周公與(yu) 孔子。周公所作禮樂(le) 製度畢竟是一套已經實行過並卓有成效的致太平法度，因此，尊崇周公，崇尚“周禮”，更具有權威性與(yu) 現實可行性。此外，孔子編訂五經、作《春秋》，根本上亦是承續周之舊典與(yu) 禮法，故漢家當借恢複“周禮”之努力，間接實現漢世“製禮”之目標。鄭玄以“周禮”為(wei) 基點，力圖重建完備聖王文明譜係，並賦予其政教意涵，多以禮的形式呈現。然而，經典本來各有麵向，並不一定能清晰呈現禮樂(le) 文明風貌。鄭玄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力求貫通六藝，視六藝為(wei) 一整體(ti) ，而又歸束於(yu) 三禮之下（三禮之中，又以《周禮》《儀(yi) 禮》互為(wei) 本末），即“六經皆禮”化。此舉(ju) 發掘出經典背後各自或隱或現的禮義(yi) 傾(qing) 向，伴隨聖王譜係的多元化，使得經典的普遍有效性亦得以凸顯。在此基礎上，五經便皆可與(yu) “周禮”相比較，二者相合則可互證，相異則探尋其內(nei) 在理據，通過時間化、空間化、等級化、常變例等方式來裁斷、融通諸經緯，盡量相互兼容。既不輕易舍棄今古文諸經，亦不輕易雜取雜說，從(cong) 而勾勒完備的經典文明譜係與(yu) 美備“周禮”體(ti) 係，以為(wei) 漢世禮樂(le) 製作所資取，其經世之誌亦由此可見。

要之，鄭玄構建“周禮”，其一，欲囊括眾(zhong) 典、整齊百家，求經學之通義(yi) ；其二，欲會(hui) 通群經，求美備之“周禮”，以製作漢禮、致太平。範曄《後漢書(shu) ·儒林列傳(chuan) 》載兩(liang) 漢五經之發展脈絡，其結穴竟大多與(yu) 鄭玄相關(guan) ，可見鄭玄會(hui) 通群經、整齊百家的願景於(yu) 漢末便得以實現，漢代經學至鄭玄得以“小統一”，不可不謂其巨大貢獻。當然，鄭玄念述先聖、思整百家之目的，仍在如何從(cong) 先王舊典中，抽繹出整全完備的禮樂(le) 之道以實現致太平之事業(ye) ，因致太平之核心要義(yi) ，即在於(yu) 製禮作樂(le) 。範曄將鄭玄與(yu) 張純、曹褒置於(yu) 一傳(chuan) 之中，可謂慧眼獨具。

其實，如果打破古今藩籬，從(cong) 經學本身自洽性、融通性角度考慮，可以發現，鄭玄所宗主周公製“周禮”致太平之法，與(yu) 何休宗主孔子作《春秋》致太平之道，側(ce) 重雖有不同，但一皆明於(yu) “禮”。此所明“禮”，又隱然與(yu) 兩(liang) 漢“禮樂(le) 製作”之願景相關(guan) ，而《春秋》與(yu) “禮”的關(guan) 係，亦得以進一步抉發。眾(zhong) 所周知，太史公即已言“《春秋》者，禮義(yi) 之大宗”。《春秋》明於(yu) “禮”，“《禮》與(yu) 《春秋》本相表裏”，《春秋》與(yu) 《禮》在建製性上，確實有某種相通之處。其中，《春秋》與(yu) 《周禮》又頗具律法之性質，從(cong) 漢末諸儒紛紛以《春秋》議事，到曹魏采納鄭玄《漢律章句》及其《周禮注》，《周禮》“八議”製度即首次引入《魏律》， 可知將經義(yi) 引入律法實為(wei) 當時時代之風潮，而《春秋》與(yu) 《周禮》皆為(wei) 律法所尊奉之經典憲綱。凡此，皆可見二者地位實非比尋常。

兩(liang) 漢經學發展至鄭玄，從(cong) 此實現經學之一統，六經歸禮，並以“周禮”為(wei) 美備之說，漸成風習(xi) ，深刻影響了魏晉以降禮樂(le) 文明進程。此說又可從(cong) 兩(liang) 方麵展開，一方麵，鄭玄極力突出周公製禮與(yu) “周禮”作為(wei) 六經核心之地位，亦間接造成漢代經學由折中於(yu) 孔子轉為(wei) 製禮之周公的聖人觀轉向，以及由以《春秋》為(wei) 宗到以《周禮》為(wei) 核心的經典轉向，對後世聖王觀之演變流轉、中古經典體(ti) 係與(yu) 禮樂(le) 政教之架構，皆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另一方麵，以“周禮”為(wei) 美備之說，漸使兩(liang) 漢四百年今文儒者對“製禮作樂(le) ”持矜慎態度之堅守得以瓦解，並以禮為(wei) 紐帶，以時空等疏通方式順利解決(jue) 了“五經異義(yi) ”等群經扞格之問題。此後，六經皆禮逐漸走向六經皆史，從(cong) 而為(wei) 經學有效進入王朝禮儀(yi) 實踐、參與(yu) 禮樂(le) 文明奠定了基礎。

皮錫瑞曾指出“鄭玄出而漢學亡”，兩(liang) 漢經學經鄭玄詮釋而推闡至極，亦因鄭玄而使兩(liang) 漢今文十四博士之學同歸於(yu) 寂。可以說，鄭玄的經學詮釋縝密嚴(yan) 謹，且蘊含著強烈的治世之意。其注經開啟了經史之辨，經學以一種曆史化的維度，扭轉了以孔子為(wei) 核心的今文經學解釋係統，深刻影響了此後經學、政治、文明史的敘述與(yu) 演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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