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宋夏金為(wei) 何共奉“中國”之號？（下）

作者：曹流（中央民族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來源：“道中華”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九月初三日戊申

          耶穌2023年10月17日

遼宋夏金政權在思想上形成了共尊儒家的理念，在製度上共承了“中國之製”，由此凝聚了華夏認同，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共奉“中國”之號的道路。

隨著與(yu) 中原王朝交往交流的深入，遼夏金政權逐漸接受並形成了共尊儒家文化的理念。在尊孔崇儒理念的影響下，遼夏金政權在官僚、科舉(ju) 、行政、律法四方麵共承“中國之製”，從(cong) 而完成了由自稱“中國”到共奉“中國”之號的轉變。

共尊儒家之道

宋朝繼承了唐五代尊孔崇儒的理念，不僅(jin) 在中原大興(xing) 文教，而且在西北、西南地區創設“蕃學”和地方文教機構，以此推行儒家思想。

公元918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曾問身邊侍臣應該先祭祀哪位“有大功德者”。侍臣皆認為(wei) 應當敬佛。

遼太祖卻說：“佛非中國教”。

太子耶律倍說：“孔子大聖，萬(wan) 世所尊，宜先。”

遼太祖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議，於(yu) 是興(xing) 建孔廟，並讓其春秋釋奠。由此奠定了儒學在遼朝的政治地位。

西夏仁宗建孔廟、尊孔子為(wei) 文宣帝，並翻譯儒家經典，以《孝經》《論語》等為(wei) 教材，確立儒學在西夏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尊孔崇儒之風得以形成。

金熙宗在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建孔廟，又封孔子四十九世孫孔璠為(wei) 衍聖公，還親(qin) 蒞孔廟奠祭，並認為(wei) “孔子雖無位，以其道可尊，使萬(wan) 世高仰如此”，金代尊孔崇儒之風自此確立。

▲西夏文《論語注解》。（圖片來源：寧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研究院）

共承官僚之製

尊孔崇儒之風在遼夏金的確立，促進了各政權對隋唐五代各項“中國之製”的繼承。

遼在擁有幽雲(yun) 農(nong) 耕區域後，將農(nong) 耕區域的州縣製與(yu) 契丹人的部族製相結合，形成了“以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的二元製，並由此“官分南北”。南麵官係統仿隋唐五代之製“治漢人州縣、租賦、軍(jun) 馬之事”，管理漢、渤海等農(nong) 耕人口的事務；北麵官係統“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處理契丹各部和其他遊牧、漁獵部族事宜。這一“因俗而治”的二元製，緩和了民族間的矛盾，促進了轄域內(nei) 的民族交融。

▲契丹服飾。（圖片來源：《臨(lin) 潢史跡》）

女真人早先實行勃極烈製（女真人實行的帶有濃厚貴族議事會(hui) 殘餘(yu) 性質的朝官製度），金朝開國之初仍用舊製。隨著遼宋降官的大量湧入，金太祖便模仿遼人舊製，設置長吏、樞密院，以此初立“漢官之製”。金太宗時設置尚書(shu) 省，“遂有三省之製”，自此仿效中原農(nong) 耕區域中央集權體(ti) 製之法初具規模。至熙宗“天眷官製”改革時，“大率皆循遼、宋之舊”。在此基礎上，海陵王於(yu) 1156年進行官製改革，“罷中書(shu) 、門下省，止置尚書(shu) 省”，使得中央集權體(ti) 製更為(wei) 完備。

共承科舉(ju) 之製

遼朝效法唐與(yu) 五代官學之製，設國子學於(yu) 上京與(yu) 中京，置五京學於(yu) 五京，在地方設府州縣學，自上而下地形成了較為(wei) 完備的官學教育體(ti) 係。

遼人在保留契丹世人選製的基礎上，設置科舉(ju) ，以“唐宋之製取士”，分設甲、乙、丙三科。此舉(ju) 既保留了自身傳(chuan) 統，又提拔了諸如劉六符、馬人望等一批肱骨漢臣，加速了遼朝對中原文化的吸收與(yu) 借鑒。

西夏的科舉(ju) 之製並非一蹴而就。李元昊即位後便創建蕃學，“並令諸州各置蕃學”，雖然使用的是“蕃語”，但所學內(nei) 容卻是《孝經》《爾雅》等儒家經典。

金朝立國之初，太祖就注重中原文化，曾下詔攻克中京所獲的禮樂(le) 儀(yi) 仗、圖書(shu) 文籍，要首先運至他那裏。自然，金朝十分重視儒學教育，“自京師至於(yu) 郡邑，莫不有學，使秀民得以講道藝其中”。

中央設國子學、太學，地方設府學、州學、縣學，形成完整的官學教育體(ti) 係。金朝以“遼、宋之製不同，詔南北各因其素所習(xi) 之業(ye) 取士”，設南北選。科舉(ju) 考試科目仿照遼宋，“有詞賦、經義(yi) 、策試、律科、經童之製”。後來，海陵王增加殿試，合並南北選，隻以詞賦取士。世宗時，創女直進士科，稱“策論進士”。章宗時，又增製舉(ju) 宏詞科。

但不論金代科舉(ju) 製度如何變化，其主旨仍不外“合遼宋之法而潤色之”。

▲金代女子服飾。（圖片來源：《中華曆史通鑒》第2部）

共承行政之製

雖然遼已確立契丹人和漢人治理的二元製，但從(cong) 遼朝曆代君主為(wei) 鞏固自身權威的努力來看，部族製的因素被逐步消解，二元製逐漸向唐五代的中央集權製過渡。

遼人采納唐五代的治理經驗，建立起道、府、州、縣等科層化中央集權管轄模式，在地方設五京、六府，一百五十餘(yu) 州、軍(jun) 、城和二百餘(yu) 縣。這不僅(jin) 使“人民皆入版籍，貢賦悉輸內(nei) 帑”，而且將原先轄域內(nei) 部族製占主導的地區初步納入中央管轄體(ti) 係內(nei) 。

之後，遼聖宗進一步將部族社會(hui) 中最為(wei) 典型的王公貴族的頭下軍(jun) 州（遼朝的一種行政機構，其稅收除酒稅外概歸本主所有），以直接籍沒和間接收權的方式收歸國有。

與(yu) 之對應，聖宗還解放皇室斡魯朵內(nei) 隸宮州縣的人口，以此變相削弱斡魯朵的私有屬性，為(wei) 隸宮州縣最後納入國家版籍（登記戶口、土地的簿冊(ce) 等）作好了準備。不僅(jin) 如此，聖宗以奚王所獻之地改建中京，一舉(ju) 解決(jue) 了國中之國的問題。

這種二元製向中央集權製的轉變對遼整合中國北方功不可沒。

西夏行政體(ti) 製基本沿襲唐宋，設置府、州（郡）、縣等，實行中央集權管轄模式。

金朝隨著統治區域的擴大，由最初的猛安謀克製（金朝軍(jun) 政合一的地方行政組織，以三百戶為(wei) 一謀克，十謀克為(wei) 一猛安），向“以漢製治漢人”轉化，並承襲遼製，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共計十九路。

概言之，金朝雖保留猛安謀克及部族、乣（遼、金、元時期對歸降的北方各部族的統稱）等特有政治軍(jun) 事組織，但路府州縣等中央集權製度下的地方政治組織形式始終居於(yu) 主體(ti) 地位。

共承律法之製

遼朝立國後仍用契丹人習(xi) 慣法，如“射鬼箭”“沒入瓦裏”等刑名。

太祖時，“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此《律令》即指唐律令。此時，契丹習(xi) 慣法與(yu) 唐律令因蕃漢分治而並行。

太宗時，漢法開始適用於(yu) 契丹人、奚人、漢人、渤海人相互間的糾紛，即所謂“四姓相犯，皆用漢法”。興(xing) 宗時，製定《重熙新定條製》，進一步吸收漢法，如將隋唐五刑中死、流、徒、杖四刑正式納入刑名。道宗執政時，製定《鹹雍條製》，“凡合於(yu) 《律令》（指《唐律》）者具載之”，采用《唐律》173條。此後，大康年間對《鹹雍條製》加以增補時仍以《唐律》為(wei) 參校依據。

西夏立國後，逐步吸收以唐宋法律為(wei) 代表的中華傳(chuan) 統法律文化。仁宗李仁孝時的《天盛律令》即為(wei) 典型代表。在立法名稱上，西夏以律令作為(wei) 法典名稱，而“律”和“令”是春秋戰國以降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律形式。在立法思想上，《天盛律令》以儒家思想為(wei) 立法指導，繼承了唐宋以來儒家宗法思想中的“同居相為(wei) 隱”之製。在立法內(nei) 容上，《天盛律令》將“八議”“上請”“例減”等列為(wei) 定製，直接承襲唐宋律法有關(guan) 內(nei) 容。

金初，法製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太宗時，參用遼、宋舊法。熙宗在皇統年間，兼采隋、唐之製，參照遼、宋之法，編成《皇統製》，頒行中外。章宗時，以《唐律疏議》為(wei) 藍本，並取《宋刑統》的疏議加以詮釋製定《泰和律》，對元代法製產(chan) 生了積極的影響。

總而言之，遼宋夏金政權雖處在並立紛爭(zheng) 的曆史時期，但各政權並沒有各行其道，反而在交往交流過程中從(cong) 思想上形成了共尊儒家的理念，在製度上共承了“中國之製”，由此凝聚了華夏認同，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共奉“中國”之號的道路。（作者簡介：曹流，中央民族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族史學會(hui) 理事；錢逸凡對此文亦有貢獻）

（頭圖為(wei) 北京孔廟的孔子雕像。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