賡續曆史文脈 薈萃百年易說 勇擔文化使命——“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係列成果總序

作者：劉大鈞

來源：《周易研究》2023年第4期

要論

“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是一項大型的文獻編纂工程，是對近代以來易學研究的總回顧，是對百餘(yu) 年來易學成果的檢索、保存、甄選與(yu) 傳(chuan) 承。項目共產(chan) 出《百年易學編年總目（1872-2015易學總目）》、《百年易學文章分類目錄》、《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初編及續編、《百年易學文章全文》、《百年易學著作全文》、《百年易學碩博論文全文》等六大成果。通觀百年易學研究之目錄與(yu) 全文，可見近代以來易學文獻的基本特點是：時空變遷明顯，出版形式多樣，文獻體(ti) 量龐大。通觀相關(guan) 代表性成果，可揭示近代以來易學成果的集中關(guan) 切是：在“中西古今”的變局中，作為(wei) 傳(chuan) 統經學的易學，如何變革與(yu) 轉型，如何建立現代易學的新範式。而近現代易學研究的基本主題是：對新思想、新時代的關(guan) 切，經學範式的終結與(yu) 回歸，對出土文獻的研究。由百年成果得失之啟示來看，“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麵”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應是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成熟的創新與(yu) 轉型原則。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於(yu) 6月2日出席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時強調：“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隻有全麵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1】在中國文化中，經學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根柢，而被譽為(wei) “大道之源”的《易經》，則居群經之首，是中國最古老的經典之一，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梁漱溟先生推崇《易經》“向來是我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張岱年先生稱讚“《周易》經傳(chuan) 實為(wei) 中華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的最高典籍”。【2】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易學家薪火相傳(chuan) ，詮釋《周易》之精神，探析其哲思，挖掘其奧義(yi) ，幾千年來從(cong) 未間斷，形成了厚重的易學傳(chuan) 統，創造了璀璨的易學文化，成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代表。在重視文化自覺與(yu) 自信的當下，整理曆代易學著述，傳(chuan) 承千年易學文化，正是“全麵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曆史”的題中之義(yi) 。

山東(dong) 大學易學與(yu) 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所開展的“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項目，是一項大型的文獻編纂工程，是對近代以來易學研究的總回顧，是對百餘(yu) 年來易學成果的檢索、保存、甄選與(yu) 傳(chuan) 承，是對中國古典學術現代轉型的聚焦與(yu) 總結，是對千年易學文化傳(chuan) 統的積極接續，更是對易學與(yu) 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築基與(yu) 期許。

以易學為(wei) 代表，清代以前古典時期的學術成果業(ye) 已得到基本的整理。從(cong) 曆代史誌目錄、公私藏書(shu) 目錄、經學專(zhuan) 科目錄等目錄書(shu) 中，我們(men) 可以知曉每個(ge) 時代的易學研究著作。而從(cong) 《四庫全書(shu) 》《續修四庫全書(shu) 》《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等大部頭叢(cong) 書(shu) 中，我們(men) 則可得見現存古典時期的基本易學文獻。經由這些目錄與(yu) 叢(cong) 書(shu) ，傳(chuan) 統易學的整體(ti) 麵貌便得以呈現。在近現代學術發展中，易學以不同的研究麵貌，延續了“顯學”的地位，對中國近代學術變遷影響很大。然而，與(yu) 其價(jia) 值不相匹配的是，百餘(yu) 年來的易學成果尚未有過係統的整理，學者們(men) 日常接觸的，隻是部分的、駁雜的、甚至片麵的近代易學文獻。【3】百年來有多少易學成果？其中有多少現存可見？又有哪些菁華佳作？它們(men) 解決(jue) 或提出了什麽(me) 問題？有怎樣的學術價(jia) 值？——這些問題長期困擾著當代的學者，也深刻影響著易學的未來。“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項目，便是以百餘(yu) 年來的易學成果為(wei) 對象，力圖係統整理此一時期的學術成果，補齊學術缺憾，形成文獻經典，展現出近現代易學的整體(ti) 麵貌，接續起三千多年的易學文化傳(chuan) 統。

本著接續傳(chuan) 統的文化自覺，自2005年至2009年，山東(dong) 大學易學與(yu) 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師生二十餘(yu) 人，曆時五年，自籌經費，搜集近代以來的易學論文，所得目錄13100條，輯集到手文章9700篇，審閱6500篇，甄選1500篇，編排為(wei) 《百年易學菁華集成（初編）》，共30大冊(ce) ，2100多萬(wan) 字，於(yu) 2010年付梓，初步展現了近代以來的易學麵貌，在學術界特別是海內(nei) 外易學界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然而，限於(yu) 當時的人力物力，《初編》隻是對近代以來部分易學論文的遴選。換言之，《初編》出版時，知而未見、未知未見的易學文獻所在多有，尤其晚清民國時期與(yu) 當代港台地區的資料所闕尤多。有鑒於(yu) 此，我們(men) 熱切期盼，能夠繼續檢索、搜集近代以來的易學成果，整理出更為(wei) 完整的目錄與(yu) 全文資料；進而在文獻齊備的基礎上，再次甄選菁華，續編一套能夠全麵展現百餘(yu) 年來易學成就的大型文集，以賡文脈、饗學林。2010年底，“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工作得以繼續開展。

“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項目首先要解決(jue) 的問題是近代以來有哪些易學成果。換言之，我們(men) 要檢索、製作較為(wei) 完善的《百年易學編年總目》（下簡稱《總目》），進而按圖索驥，搜集、匯總這些文獻。

為(wei) 製作易學目錄，我們(men) 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4】編織了三張“大網”，反複網羅百年易學論著，盡最大努力提高《總目》的完備程度。首先，我們(men) 檢索當前已有的近現代文獻目錄，以目錄書(shu) 為(wei) 對象，逐條閱讀、篩選其中的易學條目，匯總為(wei) 《總目》初稿。我們(men) 所用到的較為(wei) 重要的目錄書(shu) ，包括《民國時期總書(shu) 目》、《民國時期出版書(shu) 目匯編》、《民國時期發行書(shu) 目匯編》、《全國新書(shu) 目》、《全國總書(shu) 目》【5】、《全國主要期刊重要資料索引》、《全國主要期刊資料索引》、《全國報刊索引》、《“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匯編》、《“中華民國”出版年鑒》、《出版圖書(shu) 目錄》、《“全國”新書(shu) 目》（台灣）【6】、《漢學研究通訊》【7】等。其次，我們(men) 總結百年易學文獻之主題，提取出兩(liang) 百多個(ge) “關(guan) 鍵詞”，進而用這些關(guan) 鍵詞，檢索數據庫、圖書(shu) 館等網絡資源，匯總所得以補充《總目》。我們(men) 所用到的較為(wei) 重要的數據庫，包括“晚清、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大成老舊期刊全文數據庫”“台灣期刊論文索引係統”“台灣博碩士論文係統”“‘全國’報紙資訊係統”“台灣文史哲論文索引係統”“‘全國’圖書(shu) 書(shu) 目資訊網”“讀秀學術搜索引擎”“中國學術文獻總庫”“萬(wan) 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CALIS高校學位論文庫”等。除數據庫外，我們(men) 還檢索了“國家圖書(shu) 館”“台灣‘國家圖書(shu) 館’”“上海圖書(shu) 館”等圖書(shu) 館之館藏，檢索了“國學數典”“愛如生”“書(shu) 林網”“孔夫子舊書(shu) 網”等網絡平台之資源。目錄書(shu) 檢索與(yu) 關(guan) 鍵詞檢索，是我們(men) 製作《總目》所用最重要的兩(liang) 條途徑。在此基礎上，我們(men) 匯總已獲《總目》中的作者信息，形成近代以來研《易》學者名錄，進而據此名錄，逐一檢索他們(men) 的全部易學論著，再將所得與(yu) 《總目》一一核對，剔除重複，補充所闕。按作者名單檢索時，尤以檢索名家的全集、文集等所取得的增補效果最為(wei) 明顯。綜上，目錄書(shu) 、關(guan) 鍵詞、作者名檢索，是我們(men) 搜集易學成果、製作《總目》的三種途徑、三張“大網”。

製作完成《百年易學編年總目》後，我們(men) 以《總目》為(wei) 線索，對所知資料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搜集。文獻的搜集主要有三種方法：其一，對已經數字化的文獻，我們(men) 直接從(cong) 各網絡資源平台中下載電子資料，並打印保存。其二，對沒有數字化的文獻，我們(men) 查找其館藏地，由近及遠，前往複製。在項目開展的八年間，我們(men) 前後十餘(yu) 次前往北京、數次前往台灣、上海等地，搜集、複製所需資料，帶回項目組，進而對其進行掃描，予以數字化保存。其三，罕見的或較珍貴的文獻，尤其是晚清民國時期和當代港台地區的稀見易學著作，我們(men) 也嚐試購買(mai) 原件，並對其進行掃描以數字化保存。

文獻搜集到位後，本著嚴(yan) 肅嚴(yan) 謹的態度，我們(men) 依據文獻資料原貌，三校《總目》，修改了大量前人目錄書(shu) 和數據庫的登記錯誤，提高了目錄的準確性。在目錄內(nei) 容準確的基礎上，我們(men) 又針對文獻的實際情況，結合文獻學的基本規範，反複討論目錄的呈現方式。最終，我們(men) 擬定了幾十條“凡例”，對目錄中的格式性問題進行了合理的規範。內(nei) 容的準確性與(yu) 格式的合理性，大大提高了《總目》的學術價(jia) 值與(yu) 使用價(jia) 值。另外，按上文所述，在文獻搜集的工作中，我們(men) 對所得資料全部進行了數字化處理。對於(yu) 數字化後的電子版文獻，我們(men) 根據實際的情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係統進行了裁刪多餘(yu) 內(nei) 容、優(you) 化圖片質量等修圖工作，以保證電子資料的準確、可讀、美觀。

綜上，“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完成了目錄製作、文獻搜集與(yu) 數字化、目錄修定與(yu) 文獻修圖等工作，實際上解答了“近代以來有哪些易學成果”這一問題。通觀百年易學研究之目錄與(yu) 全文，可見近代以來易學文獻的基本特點是：時空變遷明顯，出版形式多樣，文獻體(ti) 量龐大。

從(cong) 時空變遷來看，百年易學可分為(wei) 晚清民國時期、當代港台地區、當代大陸地區三大版塊，每個(ge) 版塊均有自己的特色。晚清民國時期是學術轉型的開端，此時的學者或總結古典學術之成績，或嚐試開啟新的研究範式，著述種類、篇幅雖遠少於(yu) 後世，但經典論著比例很高，整體(ti) 的學術價(jia) 值、文獻價(jia) 值很大。然而，就文獻保存來看，晚清民國時期的文獻欠缺係統梳理，分散、亡佚的情況比較嚴(yan) 重，許多此一時期的資料已處於(yu) “不知不見”的狀態。就館藏於(yu) 各大圖書(shu) 館的近代文獻來看，其保存情況也不容樂(le) 觀。晚清民國資料一般被歸類為(wei) 普通古籍，“普通古籍”的定位對我們(men) 的文獻整理工作非常不利：一方麵，這些文獻作為(wei) “古籍”被館藏單位管束起來，不允許複製或拍照，有些甚至不允許調閱，因而對於(yu) 晚清民國時期的某些易學著作，我們(men) 雖知其館藏所在，卻遺憾不能予以數字化保存；另一方麵，“普通古籍”又是古籍中的“普通”者，“普通”便不會(hui) 受到足夠的重視，以至於(yu) 館藏單位無力甚至無心對之進行保護與(yu) 整理。此外，由於(yu) 晚清民國時期紙張製作、印刷方法的變革，資料的壽命遠低於(yu) 傳(chuan) 統文獻，再加上近代文獻數量較大、館藏分散等客觀情況，都使得這些文獻的保存、整理情況不容樂(le) 觀。我們(men) 以易學為(wei) 專(zhuan) 題，全麵整理晚清民國時期文獻資料的工作，在所有學科中，都是開創性的。通過學科專(zhuan) 題來知見、保存現當代的學術資料，應是值得推廣的做法。當代港台地區的學術研究，比大陸要繁榮得早。隨著台灣地區自六十年代開始的經濟發展，其易學研究逐漸起步，至七八十年代，台灣地區易學成果便非常豐(feng) 富，已實際達到了研究之高峰。比較而言，當代大陸地區的易學研究，在五六十年代雖然有圍繞辯證法、經傳(chuan) 關(guan) 係等問題之討論，但參與(yu) 學者的數量以及相關(guan) 討論的影響都比較有限。直到七十年代末，大陸易學研究才重新起步。雖起步較晚，但大陸易學發展得很快，尤其在八十年代首屆國內(nei) 周易學術研討會(hui) 與(yu) 首屆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hui) 的推動下，大陸地區的易學研究迅速走向繁榮。進入21世紀，無論是在研究群體(ti) 的規模上還是易學論著的數量上，大陸地區均已超過港台。不過，雖然在數量上已被趕超，但港台地區仍有研究時間的優(you) 勢，即對許多易學課題的研究均早於(yu) 大陸。從(cong) 學術研究的嚴(yan) 謹性上來說，對港台已有易學成果的充分掌握，應是當下學者進行易學研究的前提。然而，港台易學成果這個(ge) “前提”，到目前為(wei) 止，仍未得到係統的整理、呈現。一方麵，限於(yu) 客觀阻隔，大陸地區能夠方便見到的港台研究成果本就非常有限；另一方麵，台灣地區對自身的文獻整理有所不足，係統化、數字化程度要低於(yu) 大陸地區。因此，我們(men) 檢索、搜集港台地區的易學文獻，對當下易學研究與(yu) 發展有重要的意義(yi) 。

從(cong) 出版形式來看，民國以前以著作為(wei) 主要出版物，傳(chuan) 統的學術目錄基本都是書(shu) 目；近現代以來，學術成果的出版形式顯然有了重大的變化，其中最為(wei) 重要的是，近代出現了“報刊”這一新生事物【8】。隨著報刊數量的增多、刊登內(nei) 容的豐(feng) 富，晚清已降，越來越多的學術性文章刊登於(yu) 報刊之上。近代以來，報刊論文藉其發表的及時性與(yu) 傳(chuan) 播的廣泛性，逐漸比肩乃至超越著作形式的學術影響，成為(wei) 學者們(men) 采用的最為(wei) 重要的成果出版形式。自晚清以來，如“國粹派”與(yu) 《國粹學報》、新文化運動與(yu) 《新青年》、“學衡派”與(yu) 《學衡》等，學者多藉報刊文章申說其學術與(yu) 思想主張；且往往集結學術誌趣相近的學者，以某一學術刊物為(wei) 陣地，形成學術團體(ti) ，彼此爭(zheng) 鳴。鑒於(yu) 近代報刊在學術傳(chuan) 播上的重要影響，我們(men) 在整理百年易學成果時，首先便將報刊文章作為(wei) 最基本的檢索對象。就易學著作而言，按前文所述，晚清以前的易學著作，通過史誌目錄、公私藏書(shu) 目錄等書(shu) 目，與(yu) 《四庫全書(shu) 》《續修四庫全書(shu) 》等叢(cong) 書(shu) ，能夠獲得整體(ti) 的呈現。晚清以後出版的圖書(shu) ，至今尚欠係統的整理。我們(men) 搜集百餘(yu) 年來的易學著作，便是要接續古典學術傳(chuan) 統，以易學為(wei) 切入點，做好近現代學術文化的總結與(yu) 傳(chuan) 承。除專(zhuan) 門的易學著作外，一些非易學專(zhuan) 著中也會(hui) 有研究《周易》的章節。尤其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學科體(ti) 係的引入，不同學科領域均有對《周易》的新研究；伴隨著這種研究範式的變化，哲學、經學、文學、史學等不同研究著作中出現了大量的易學研究章節，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在“孔子”篇下有“易”一章，便是此種形式的代表。胡適論“易”一章，在出版形式上雖不是專(zhuan) 門的易學著作或報刊文章，但對易學研究而言、對中國哲學研究而言，無疑都是十分重要的。由此，我們(men) 係統搜集，將非易學著作中的研《易》章節節選出來，形成“別裁”類文獻。“別裁”類文獻涉及多個(ge) 學科，檢索整理不易，但匯集起來，有突出的文獻與(yu) 研究價(jia) 值。此外，隨著易學研究群體(ti) 的平民化與(yu) 學術團體(ti) 的形成，“論文集”這種出版形式自近代開始也逐漸興(xing) 起。晚清民國時期，如《古史辨》第3冊(ce) 上所纂集的易學研究論文，如李證剛所編《易學討論集》收入的易學研究論文，均有很大的影響。晚清民國時期的論文集文章數量較少，到20世紀後半葉，隨著港台與(yu) 大陸地區易學研究的繁榮、學術活動的增加，會(hui) 議論文集、紀念論文集乃至學術輯刊開始湧現，論文集刊發的易學文章“爆炸式”增長，其數量已不亞(ya) 於(yu) 報刊論文【9】，成為(wei) 當代易學研究的重要出版形式。與(yu) 論文集文章相似，易學“碩博論文”也是在20世紀後半葉才大量出現的。民國時期，學位製度雖已建立，但研究生學位授予數量過少，沒有專(zhuan) 門的易學研究論文【10】。此後，隨著當代學位製度的發展，易學方向之碩博士論文陸續湧現，成為(wei) 百年易學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綜上而言，近代以來的易學文獻包括報刊文章、著作、別裁、論文集文章、碩博論文等五種類型，出版形式多樣。

通過對晚清民國時期、當代大陸地區、當代港台地區等三大版塊中的五種易學文獻之係統搜集，我們(men) 發現百餘(yu) 年來易學文獻之體(ti) 量非常龐大。具體(ti) 而言，我們(men) 搜集到晚清至2015年間的易學文章條目（包括報刊文章、論文集文章、別裁文獻）計32110餘(yu) 種、易學專(zhuan) 著條目計7190餘(yu) 種、易學碩博論文條目計1430餘(yu) 種，所有易學文獻目錄共計40730餘(yu) 種，製作為(wei) 《百年易學編年總目（1872-2015易學總目）》，凡210餘(yu) 萬(wan) 字。《百年易學編年總目（1872-2015易學總目）》打破時代和地域的限製，打破文獻類型的限製，是近代以來易學文獻目錄的首次集結，是對晚清以來易學研究成果的開創性和整體(ti) 性整理，是百餘(yu) 年來易學研究目錄的集大成。

以《百年易學編年總目（1872-2015易學總目）》為(wei) 線索，我們(men) 對四萬(wan) 餘(yu) 種易學文獻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搜集，其中收集到手並數字化《百年易學文章全文》（包括報刊文章、論文集文章、別裁文獻）共計31280餘(yu) 篇（尚缺830餘(yu) 篇），我們(men) 將所有文章按編年順序合並，滿400頁左右裝訂為(wei) 一冊(ce) ，共匯編為(wei) 813冊(ce) 。813冊(ce) 文章全文匯編中，晚清民國部分有36冊(ce) ，占比雖小但文獻價(jia) 值、學術價(jia) 值很高，我們(men) 準備全文出版；港台地區易學文章約300冊(ce) ，也有很高的價(jia) 值，我們(men) 爭(zheng) 取分批次出版。除易學文章外，我們(men) 搜集並數字化《百年易學著作全文》共計2350餘(yu) 種（尚缺4840種【11】），搜集並數字化《百年易學碩博論文全文》共計1350餘(yu) 篇（尚缺80餘(yu) 篇）。我們(men) 收集易學文獻的齊備程度冠絕海內(nei) 外。

匯總而言，我們(men) 檢索到百餘(yu) 年來的易學論著目錄共計40730餘(yu) 條，搜集到的文獻共計34980餘(yu) 種，足見近現代易學成果之豐(feng) 碩，亦足見當代易學延續了“顯學”之地位。回答完“近代以來，有哪些易學成果”這一問題後，“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項目需要進一步回答的問題是：近代以來有哪些優(you) 秀的易學成果？換言之，項目組需要從(cong) 所搜集到的文獻中，甄選出菁華作品，全麵、客觀展現近現代易學的學術成績。

為(wei) 此，在資料性工作結束後，我們(men) 組織易學專(zhuan) 業(ye) 方向的師生，發揮專(zhuan) 業(ye) 優(you) 勢，逐一審閱了相關(guan) 文獻並予以分類。根據《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初編）》的經驗，並結合已有目錄與(yu) 資料的實際情況，我們(men) 按研究主題，將搜集到的易學文章分為(wei) 《周易》通論、《周易》經傳(chuan) 研究、易學史研究、《周易》哲學、《周易》象數、《周易》與(yu) 術數、易學文獻研究、《周易》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周易》與(yu) 現代學科、通俗類等十大類。每大類下再設小分類，共計110餘(yu) 項小類。分類所得，即為(wei) 《百年易學文章分類目錄》。

在分類目錄的基礎上，我們(men) 在相同研究主題中充分比較所搜集的易學文章，甄選能夠代表該課題研究高度的菁華文章，匯編為(wei) 《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續編）》文集。《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續編）》共精選1500餘(yu) 篇文章，按研究主題匯編為(wei) 九種、70冊(ce) （為(wei) 影印版，約400頁一冊(ce) ），共計約28000頁，約3000萬(wan) 字。相較《初編》，《續編》的最大特色是對甄選範圍的補全。《續編》的甄選範圍，在時間上予以補充（在《初編》1901-2005年的基礎上，前溯至晚清、後順至2015年），在出版類別上予以補充（較《初編》增加大量論文集文章、別裁文獻），在數量上予以補充（《初編》甄選自6500餘(yu) 篇文章，《續編》甄選自初編審閱範圍之外的2.5萬(wan) 餘(yu) 篇文章）。除甄選文章範圍的擴大外，為(wei) 保證精選質量，盡量避免優(you) 秀文章的遺漏與(yu) 平庸文章的羼雜，按研究主題擬定精選名單後，我們(men) 還將所擬精選與(yu) 《初編》所選一並複核：一方麵在編年目錄中錄入精選結果，在與(yu) 相同年代文獻的充分比較中予以調整，以確保精選能夠展現每一階段的學術成就；一方麵在作者排序目錄中錄入精選結果，充分比較每位學者的不同易學成果，確保精選的文章是作者的代表性成果，能夠展現其學術的最高水平。總之，《續編》甄選之文章，是在文獻齊備的基礎上，在相同研究主題文獻的比較中，結合年代代表性與(yu) 作者代表性，反複討論、調整而成的精選結果，應是準確的菁華甄選，能夠展現近代以來的易學成就與(yu) 學術特色。《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續編）》目錄及全文，即是“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項目的最終成果。

《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的“初編”與(yu) “續編”，在百餘(yu) 年來的三萬(wan) 多篇易學文獻中，甄選三千餘(yu) 篇菁華，按研究主題匯編起來，實際是紮紮實實回答了“近代以來，有哪些優(you) 秀的易學成果”這一問題。所謂“優(you) 秀的”成果，一定是關(guan) 切時代主題的成果，是活在當下、有生命力的成果。百餘(yu) 年間的易學成果，既是對傳(chuan) 統的接續，又是身處新時代的開拓，構築起當下，影響著未來。這些易學研究，是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對經學時代易學思想的大反思、大總結與(yu) 新詮釋。通觀《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所甄選之代表性成果，可揭示近代以來易學成果的集中關(guan) 切是：在“中西古今”的變局中，作為(wei) 傳(chuan) 統經學的易學，如何變革與(yu) 轉型，如何建立現代易學的新範式。近現代易學研究的基本主題是：對新思想、新時代的關(guan) 切，經學範式的終結與(yu) 回歸，對出土文獻的研究。

在西方軍(jun) 事與(yu) 文化的衝(chong) 擊以及中國政治與(yu) 社會(hui) 變遷的影響下，近代以來，以易學為(wei) 代表的中國古典學術，也進入了“千年未有之變局”，此變局中的最大變化是傳(chuan) 統經學範式的終結。自漢代以來，經學作為(wei) 官方學術形態，以“聖人”“聖教”“天道”為(wei) 價(jia) 值標準，關(guan) 切道德倫(lun) 理、心性修養(yang) 與(yu) 社會(hui) 治理，主導了中國兩(liang) 千餘(yu) 年間的政治、社會(hui) 、思想與(yu) 文化。隨著鴉片戰爭(zheng) 的爆發，西方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也震動了一批士大夫的思想觀念。這些覺醒的士大夫發現，經學主導下的傳(chuan) 統學術，並不能夠使中國擁有堅船利炮，因而他們(men) 開始“師夷長技以製夷”，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學，在經學體(ti) 係之外別開生麵，確立了新學的地位。經學與(yu) 新學在一段時間內(nei) 是並行的，兩(liang) 者有衝(chong) 突亦有調和。新學的引入與(yu) 傳(chuan) 播很快，新式學堂雖有荒廢經學的現象，但在整體(ti) 上新學尚未動搖經學的地位，此時的新學尚需借經學以論證自身的合理性。19世紀末，隨著國家與(yu) 民族危機的加深，尤其在甲午戰敗的衝(chong) 擊下，經學受到了直接的質疑。麵對富國強兵的迫切需求，經學被斥為(wei) “無用”，“無用”的經學占用了人才與(yu) 資源，不利於(yu) 新學的快速發展，因而廢黜經學幾為(wei) 朝野共識，晚清廢止小學讀經、廢止科舉(ju) ，其原因皆在於(yu) 此。更為(wei) 激進者，則有“燒經”之舉(ju) 。

晚清“廢經”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外來衝(chong) 擊。在存亡續絕的民族危機麵前，麵對技術與(yu) 工具進步的迫切訴求，經學相較自然科學所能發揮的作用，顯然是不值一提的。隨著經典與(yu) 聖人地位的動搖，經學所受外部的衝(chong) 擊，進一步轉化為(wei) 深刻的內(nei) 部變革，因而在20世紀，學者們(men) 對經學的性質進行了重新定位。在“經學時代”（馮(feng) 友蘭(lan) 語），“經”被釋為(wei) “常道”，是超越性的價(jia) 值標準。20世紀初，“經”的“常道”意義(yi) 被剝落了，章太炎舉(ju) “經”之本義(yi) 為(wei) “一根線”，稱“經書(shu) ”為(wei) “線裝書(shu) ”，又定性六經胥為(wei) 史書(shu) ，雲(yun) ：“‘六經’無一非史，後人於(yu) 史之外，別立為(wei) 經，推尊過甚。”【12】章氏所論，正是通過對六經的重新定性，夷經為(wei) 史，而破除了傳(chuan) 統經學的價(jia) 值係統。20世紀初，劉師培著有《經學教科書(shu) 》、皮錫瑞著有《經學曆史》，兩(liang) 者寫(xie) 作時間相近（劉著成於(yu) 1904年，皮著成於(yu) 1905年），但對“經”的定位全然不同。皮錫瑞稱六經為(wei) “孔子所作之經”，“其微言大義(yi) 實可為(wei) 萬(wan) 世之準則”，“六經即萬(wan) 世教科書(shu) ”，【13】顯然皮氏仍持傳(chuan) 統經學觀，本“聖人”“常道”來定位經學。劉師培則認為(wei) 孔子之前早有“六經”，“成周一代之史，悉範圍於(yu) 《六經》之中”，至於(yu) 孔子編訂之“六經”，則“或為(wei) 講義(yi) ，或為(wei) 課本”；【14】劉師培以周代的“六經”為(wei) 載政教之史書(shu) ，以孔子編訂的“六經”為(wei) 孔門教科書(shu) ，顯然是對六經剝落“常道”的平實定性。對比皮錫瑞與(yu) 劉師培兩(liang) 人，正可得見經學在價(jia) 值層麵的變化。

進入民國之後，經學範式的瓦解更為(wei) 徹底。1912年，蔡元培就任教育總長，改革學製，廢除經學學科，全麵接軌西方學科體(ti) 係；原屬經學學科的經書(shu) ，被分列入哲學、史學、文學諸科。學製的改革，意味著作為(wei) 整體(ti) 的“經學”不再得到官方的認可。隨著西學傳(chuan) 入的深化，尤其隨著留學生的歸國，以現代學科的方法重新認識、研究傳(chuan) 統經書(shu) ，逐漸成為(wei) 學術主流。以易學為(wei) 例，在民國初年的學製改革中，易學被歸入哲學門類；易學的哲學化研究，逐漸成為(wei) 現代易學發展的潮流。上文提及的胡適1919年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對這一學術範式轉變的影響很大。胡適在著作中先論史料的辨別問題，在其看來，一切傳(chuan) 統著作都是需要分辨的“史料”，這與(yu) 其日後所持“六經皆史料”之觀點是一貫的。將《周易》作為(wei) “史料”予以審定後，胡適提出經文、傳(chuan) 文、後世易注應區分時代，在曆史性原則下進行獨立研究。他認為(wei) 經文純為(wei) 卜筮之用，毫無哲學價(jia) 值，不必過多關(guan) 注，因此胡適所研究的易學哲學，實是《易傳(chuan) 》中的哲學。胡適的研究範式，剝離了曆代易學所積累的象數與(yu) 義(yi) 理內(nei) 容，割裂了經文與(yu) 傳(chuan) 文的聯係，進而用“哲學”的視域研究《易傳(chuan) 》，得出自己的結論。與(yu) 劉師培相較，在胡適的研究中，經學的知識與(yu) 方法已難覓蹤跡，傳(chuan) 統經學範式已徹底終結。

經學範式的終結，除受時代變革與(yu) 西學傳(chuan) 入的衝(chong) 擊外，亦與(yu) 其自身的問題有關(guan) 。在經學的視域中，經書(shu) 所載是聖人之“道”，此“道”至高無上、亙(gen) 古不變，在不同經書(shu) 中是一貫的，在不同時代的聖賢中是一貫的。換言之，在傳(chuan) 統經學中，《周易》《尚書(shu) 》《春秋》等經書(shu) 雖體(ti) 例不同、內(nei) 容各異，但均是聖人之言、聖人之教，故而在“常道”的涵攝下，這些經書(shu) 天然地構成一個(ge) 整體(ti) ；《周易》經文、傳(chuan) 文雖不同時，但“人更三聖，世曆三古”，作《易》者均是聖人，前聖、後聖其“道”相同，因而《周易》經傳(chuan) 便是一個(ge) 前後通貫的整體(ti) 。經學範式中的這些基本主張，雖然是經過近代學術變革洗禮、重視曆史與(yu) 邏輯統一的當代學者所不能接受的。例言之，清代易學家張惠言畢生治漢代虞氏易，因虞翻世傳(chuan) 孟氏易，孟喜易學又可上溯至田何、再上溯至孔子，因而張惠言堅定地認為(wei) 虞氏易便是孔子所傳(chuan) 之易，通虞氏易便是通孔子之易學。張惠言的學術立場，在今天看來是極其“迂腐”的。再如漢代盛傳(chuan) 孔子為(wei) 漢家立法的說法，即孔子預知三百年後有漢代，因而將漢代的治理方法撰於(yu) 經書(shu) 之中，留待後人使用。這一“讖緯”色彩明顯的說法，正能體(ti) 現傳(chuan) 統經學的神秘性，而直到皮錫瑞，仍堅信、頌揚孔子為(wei) 漢家立法之事。更有甚者，隨著經學地位的動搖，近代廖平、康有為(wei) 等鼓吹經學的神秘性與(yu) 權威性（廖平提“天學”的主張，康有為(wei) 在民國後建孔教會(hui) ），妄圖藉此延續經學在學術中的主導地位，其結論常近於(yu) 荒謬。

針對經學範式故有之弊端，近代知識分子打起了“祛魅”“祛聖”的旗幟，並在西學的影響下，重視學術研究的邏輯性、實證性、曆史性原則，以個(ge) 體(ti) 的理性思考代替聖人之“道”的統攝。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近代學術的變革是值得肯定的。隨著經學範式的崩潰與(yu) 現代學術體(ti) 係的完善，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從(cong) 不同學科視域出發，重新審視、研究《周易》，逐漸成為(wei) 現代易學的主流。通覽我們(men) 所搜集的易學文獻，從(cong) 哲學與(yu) 史學角度出發的研究成果最多、影響最大。經學終結時，周予同先生號召：經學已經死亡，但經學史的研究應該開始。就《易經》來看，這一號召是實現了的，近代以來對易學史的研究極其繁榮，已涉及曆代的易學名家。除研究易學的曆史外，還有學者基於(yu) 史學的需求，以《周易》為(wei) 史料，探究其中的曆史。如我們(men) 所熟知的顧頡剛先生考卦爻辭中的曆史故事，郭沫若先生考《周易》經傳(chuan) 背後的社會(hui) 生產(chan) 狀況，影響非常深遠。在經書(shu) 中，《周易》的哲學性最強，故而現代學製改革中被劃入哲學門類【15】，以哲學的路徑研究易學便成為(wei) 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當下易學研究的核心路徑。除史學與(yu) 哲學外，百餘(yu) 年來從(cong) 文學、醫學、倫(lun) 理學、心理學、宗教學、教育學、數學、天文學、政治學、經濟學、環境科學、美學、法學、化學、生物學等學科出發的易學研究，均積累了相當數量的成果。

從(cong) 現代學科出發的易學研究，已曆經了百年的時間，取得了豐(feng) 富的成果，甚至可以說形成了現代易學研究的新傳(chuan) 統。然而，我們(men) 也應該看到，從(cong) 經學範式到新學範式，易學研究的這一轉型仍有可商榷之處，也造成了研究中的一些不足甚至錯誤。例如，新研究常常生硬地割裂易學體(ti) 係，造成研究的偏失。胡適先生所講《周易》哲學受到眾(zhong) 多質疑（米星如、李季、嚴(yan) 靈峰等），這些質疑的關(guan) 鍵都在於(yu) ：胡適所講是不是《周易》哲學的核心？是不是《周易》哲學全部的要點？張岱年先生著有《中國哲學大綱》，與(yu) 胡適著作相較，張著從(cong) 範疇出發梳理中國哲學，其中涉及易學哲學內(nei) 容的範疇占比很大，遠不是胡適所講《周易》哲學所能概括的。從(cong) 胡適所受批評可以看出，新學範式下的易學研究，常常是對易學割裂的、片段的甚至碎片化的研究。更為(wei) 重要的是，對易學割裂式的研究，並不是表麵性的問題，其根源在於(yu) 新學的範式並不能夠整體(ti) 涵攝易學之內(nei) 容。例言之，百年來《周易》哲學（義(yi) 理）研究的範疇，在宇宙論、認識論、辯證法等西方哲學範疇之外，又有太極、太和、陰陽、中正、時、生生等傳(chuan) 統易學範疇的研究，基於(yu) 傳(chuan) 統範疇的這些研究並不能夠簡單歸入某一西方哲學問題。再例如，《周易》一書(shu) 的最大特色是擁有符號係統，基於(yu) 易卦符號發展出的象數之學，擁有自己獨立的概念、知識體(ti) 係，這是易學的根本所在，更是一項專(zhuan) 門之學。引入西方學科體(ti) 係後，百餘(yu) 年來，象數之學的位置並未得到妥善安頓。由此來看，割裂《周易》文本、割裂易學知識係統，恐怕是新學範式研究下的不得已之舉(ju) 。

割裂易學體(ti) 係、脫離傳(chuan) 統易學語境後，新學範式還出現了另一個(ge) 弊端：有學者全憑己意解《易》，隨意發揮，奇見、謬見迭出。傳(chuan) 統易學多是有所傳(chuan) 承的，雖然不能以虞氏易等同於(yu) 孔子易，但必須肯定的是，虞氏易注所用訓詁、所用易例，多是有所傳(chuan) 承的經典易學解釋。經學時代的這些經典易學解釋，雖不一定契合文本本義(yi) ，但別有詮釋意義(yi) 、文化意義(yi) ，是易學體(ti) 係不可缺少的部分。近代以來，剝離掉曆代易注，直接麵對《易傳(chuan) 》乃至直接麵對卦爻辭而對《周易》所作的新釋，在今天看來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更有甚者，近幾十年來，伴隨著“易學熱”，大陸與(yu) 港台地區都出現了匪夷所思的學術現象，時時有人號稱解開了易學的千古秘密，展閱其書(shu) ，則所論極為(wei) 荒謬。追溯這種現象的源頭，恐怕正是易學範式變化中對傳(chuan) 統易學體(ti) 係的割裂。因而需要說明的是，我們(men) 所搜集的百年易學資料，絕大部分是專(zhuan) 業(ye) 的研究性學術成果。而對百餘(yu) 年來，諸如上文所提欠缺專(zhuan) 業(ye) 性的通俗類或術數類文獻，對其中有學術價(jia) 值的部分，我們(men) 也作為(wei) 一種文化現象在《總目》中予以保留（但分類入“通俗”大類以與(yu) 專(zhuan) 業(ye) 研究區分，且不作精選考慮）。

反思這些不足可見，在新學範式主導的當下，熟悉經學傳(chuan) 統、掌握經學範式的知識與(yu) 方法，是易學發展所亟需的。實際上，馬一浮、熊十力等當代新儒家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推重易學義(yi) 理之闡釋，以及山東(dong) 大學易學與(yu) 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自80年代開始提倡易學象數之研究，胥是對經學範式的重估與(yu) 回歸。

出土易學文獻研究，是近現代易學的另一重要主題。民國時期，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與(yu) 敦煌唐寫(xie) 本《周易王弼注》殘卷等新資料的發現，已引起了學術界之重視。近幾十年來，出土易類文獻種類愈豐(feng) 、影響愈大。1973年，馬王堆帛書(shu) 《周易》出土，對當代易學研究影響甚巨，堪稱“石破天驚的大事”，極大推動了早期易學的研究走向深入。譬如帛書(shu) 《要》篇詳細記載了孔子與(yu) 弟子論《易》的內(nei) 容，一方麵廓清了近代以來對孔子與(yu) 《易》的密切關(guan) 係之懷疑；另一方麵也記錄了孔子對《周易》占筮的態度和他研《易》的內(nei) 容，證實了孔子對《周易》核心價(jia) 值轉移的重要貢獻。繼馬王堆帛書(shu) 《周易》後，阜陽漢簡《周易》、多種數字卦材料、王家台秦簡《歸藏》、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周易》等先後麵世，持續豐(feng) 富著早期易學資料！2014年，清華簡《筮法》《別卦》整理出版，我們(men) 再次有幸得見久已失傳(chuan) 的先秦易類文獻！《筮法》應是戰國時代數術之士的作品，其中許多內(nei) 容可以與(yu) 漢代象數、筮占等相印證，如其中所載類似月體(ti) 納甲的理論、所載八卦互體(ti) 之說、所載八卦納地支之法等，足以啟示我們(men) 漢代易學是淵源有自的。而清華簡《筮法》所用的獨特筮占方法、與(yu) 漢人相異的部分八卦取象等，又同時啟示我們(men) 早期易學擁有極為(wei) 豐(feng) 富多彩的麵貌。總而言之，易類出土文獻為(wei) 當代易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新鮮資料，展現了早期易學的豐(feng) 富麵貌，也解決(jue) 了易學史上許多長期懸疑的問題，毫無疑問地成為(wei) 了近現代易學的基本主題之一。

綜上所述，我們(men) 所期許的當代易學經典範式，應是既充分吸收傳(chuan) 統經學優(you) 勢，又充分吸收近代新學優(you) 勢、充分結合出土資料新見的。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傳(chuan) 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複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wei) 今用、洋為(wei) 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麵’，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16】“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麵”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應是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成熟的創新與(yu) 轉型原則。饒宗頤先生生前屢屢提及“新經學”的想法；湯一介先生生前在《周易研究》等期刊刊發多篇文章，討論構建“《周易》解釋學”的問題；當下越來越多的學者關(guan) 注並認同人文學科本土化的觀點。所有這些主張，均是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現代轉型的再思考，是對中國文化發展方向的展望。

優(you) 秀的傳(chuan) 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基與(yu) 靈魂。《周易》作為(wei) 五經之首、大道之源，一直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近代以來，隨著經學的崩塌，傳(chuan) 統文化多舛多難、曆經坎坷，卻又積極轉型、曆久彌新。當下隨著中國經濟、政治的崛起，文化自信日益成為(wei) 時代的需求。文化自信，最大的來源就是中華民族優(you) 秀的傳(chuan) 統文化。按前文所述，“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項目成果包括六大部分：其一，《百年易學編年總目（1872-2015易學總目）》，係對晚清至2015年間所有易學成果的目錄匯總，共計40730餘(yu) 條，210餘(yu) 萬(wan) 字；其二，《百年易學文章分類目錄》，係對百餘(yu) 年來易學文章的專(zhuan) 業(ye) 分類，按研究主題分為(wei) 十大類、110餘(yu) 小類；其三，《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初編及續編，是在分類目錄的基礎上，對能夠展現近現代易學成就與(yu) 特色的菁華文章之甄選，初、續兩(liang) 編共收錄文章3000餘(yu) 篇，總計5000餘(yu) 萬(wan) 字；其四，《百年易學文章全文》，共計31280餘(yu) 篇；其五，《百年易學著作全文》，共計2350餘(yu) 種；其六，《百年易學碩博論文全文》，共計1350餘(yu) 篇。山東(dong) 大學易學與(yu) 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檢索、保存、甄選這些近現代易學成果，其目的就是賡續優(you) 秀的傳(chuan) 統文化。麵對晚清以來的文化變革，我們(men) 希冀以易學為(wei) 典範，通過對過去百餘(yu) 年易學研究成果的匯總、梳理與(yu) 精選，銜接起傳(chuan) 統與(yu) 當下，超越近代以來的反思，在與(yu) 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溝通中，對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添加一份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最後必須提及的是，“百年易學研究菁華集成”項目工作得到了海峽兩(liang) 岸目錄學、文獻學以及易學領域眾(zhong) 多專(zhuan) 家學者的熱忱幫助。他們(men) 是：台灣“中研院”經學研究所林慶彰教授，台北教育大學孫劍秋教授，台灣師範大學賴貴三教授，香港教育大學鄭吉雄教授，高雄師範大學黃忠天教授，高雄師範大學林文欽教授，台灣“中央大學”楊自平教授，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李威侃老師，高雄科技大學沈信甫老師，台北教育大學李侑儒同學，台灣師範大學陳俊諭同學和複旦大學陳居淵教授，山東(dong) 大學文學院院長杜澤遜教授，山東(dong) 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發展學院王新春教授。諸位專(zhuan) 家為(wei) 本項目的完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課題組全體(ti) 同仁感懷在心。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載《人民日報》2023年6月3日第001版。
2.語見梁漱溟先生、張岱年先生為1987年召開的“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所作之賀信。（劉大鈞主編《大易集成（重編本）·賀信》，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4頁）
3.不獨易學，近現代學術之整體成果，至今未能得到較全麵的梳理。如民國時期出版的圖書，雖有《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圖書館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1997年出版）、《民國叢書》（上海書店1989年出版）等書目或叢書，但收錄種類非常有限。
4.前人的相關目錄有：山東省圖書館編《易學書目》，台灣“中研院”林慶彰先生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97）》，武漢大學高桂芬編訂《周易研究論文索引（1901-1986）》等。但這些目錄所收文獻類型不足，且條目遺漏較多，遠不能達到完備的程度。
5.多數年份中，《全國總書目》實為《全國新書目》雜誌收錄書目之匯總。但因曆史原因，兩者有交叉補充之情況，故一並列出。
6.此處《“全國”新書目》為台灣出版與大陸重名的目錄期刊。《“中華民國”出版年鑒》《出版圖書目錄》《“全國”新書目》實際上是台灣地區曆年出版圖書目錄，因不同時期刊發所用的期刊有所變化，故列有三種。
7.此《漢學研究通訊》為台灣期刊，非專門目錄書。但其中有海內外曆年學術會議等信息，參考價值很大。
8.中國古代有類似於“報刊”的文獻，但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報刊。
9.論文集文章與報刊文章有一定的重複比例。
10.有相近主題的文章，如有研究“陰陽”概念的學位論文。
11.大部分為港台地區術數類著作。
12.章太炎《國學概論》，載《國學概論·國故論衡》，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0、26頁。
13.皮錫瑞《經學曆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6頁。
14.劉師培《經學教科書》，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第9、11頁。
15.台灣地區出於對中國哲學“哲學性”的質疑，易學研究長時間被歸入中文係。
16.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載《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第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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