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宋朝有“李佳琦之問”，司馬光與(yu) 王安石會(hui) 怎麽(me) 回應？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八月初五日庚辰

          耶穌2023年9月19日

假設北宋熙寧年間，有人提出一個(ge) “李佳琦之問”：“79文錢貴嗎？有的時候找找自己原因，這麽(me) 多年了收入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那麽(me) 王安石、司馬光會(hui) 怎麽(me) 看待這個(ge) 問題呢？

司馬光也許會(hui) 說：“人何以貧窮如斯，確實需要找找自己原因。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yu) 人。”又說：“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zhai) 於(yu) 人，故其家常有嬴餘(yu) 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啙窳（懶惰之意）偷生，不為(wei) 遠慮，一醉日富，無複嬴餘(yu) ，急則取債(zhai) 於(yu) 人，積不能償(chang) ，至於(yu) 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這段話比較曉白，簡言之，就是認為(wei) 一個(ge) 人之所以窮，純是咎由自取，所以，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抑兼並”。

王安石則也許會(hui) 說：許多人之所以貧困潦倒，是因為(wei) 被兼並之家割韭菜，而官府不但未能施以援手，還進一步盤剝他們(men) 。早年王安石寫(xie) 過一首《兼並》詩，表達過這個(ge) 意思：“俗儒不知變，兼並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yu) 之爭(zheng) ，民愈可憐哉！”所以王安石主政後推行變法，而變法的主旨之一就是“抑兼並”，比如為(wei) 讓農(nong) 村貧民免受民間高利貸的剝削，王安石用“青苗法”為(wei) 農(nong) 民提供相對低息的貸款；為(wei) 讓販運於(yu) 各城市的客商免受行團大商人的剝削，王安石用“市易法”為(wei) 客商、鋪商搭建一個(ge) 相對更公平的交易平台。

不妨說，司馬光代表了一種右翼思路，王安石代表了一種左翼思路。坦率地說，我是承認司馬光的說法是有些道理的，但又認為(wei) 王安石的理想更為(wei) 高遠。如果理性地分析，司馬光的主張很容易導致出現富貧分化懸殊的問題，王安石的主張又難免令人產(chan) 生是否會(hui) 導致“政府擴權”“劫富濟貧”的疑慮。如何兩(liang) 害相權取其輕，如何在左右之間達成某種利益平衡，直到今天，這還是一個(ge) 充滿爭(zheng) 議的話題。

這裏我不打算對司馬光與(yu) 王安石的主張作出藏否、褒貶，隻來說說王安石變法的“抑兼並”是不是“劫富濟貧”，澄清一些關(guan) 於(yu) 王安石變法的誤解。

宋人所說的“兼並”，指資本雄厚、有能力操縱價(jia) 格的大商人，以及田連阡陌的大地主。王安石變法中的“市易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宗旨之一都是“抑兼並”。

對王安石的“抑兼並”，蘇轍是非常不滿的，提出強烈批評：“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誌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誌也，為(wei) 《兼並》之詩，……及其得誌，專(zhuan) 以此為(wei) 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富民之利焉可奪？今天的自由主義(yi) 學者也習(xi) 慣於(yu) 認為(wei) ，王安石變法中的“抑兼並”乃是傳(chuan) 統中國缺乏產(chan) 權保護、官府可隨意剝奪私人財產(chan) 的體(ti) 現。但如果我們(men) 讀過宋神宗與(yu) 王安石的一段對話，就會(hui) 知道這個(ge) 看法無非是今人的想當然而已——

宋神宗說：“但設法以利害毆（驅）民，使知所趨避，則可。若奪人已有之田為(wei) 製限，則不可。”王安石說：“如何可遽奪其田以賦貧民？此其勢固不可行，縱可行，亦未為(wei) 利。”

也就是說，針對田連阡陌的大地主兼並，宋神宗與(yu) 王安石都反對“遽奪其田以賦貧民”，所謂“抑兼並”，無非是通過利害關(guan) 係驅動民間選擇，比如對兼並之家課以重稅。

對城市中資本雄厚、有能力操縱價(jia) 格的大商人當如何“抑兼並”，宋神宗與(yu) 王安石也有過一段對話，從(cong) 中可以看出他們(men) 的具體(ti) 主張。

王安石提出在“市易法”中明確規定：“兼並之家，較固（壟斷）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宋神宗則要求刪去這一條款，並解釋說：“已有律，自可施行，故不須立條。”

王安石說：“雖有律，未嚐行，又未嚐委官司振舉(ju) （整頓），須先申明，使兼並知所避。”

神宗說：“若但設法傾(qing) 之，即兼並自不能為(wei) 害。”所謂“設法傾(qing) 之”，意思是說，朝廷可以想辦法讓民間的兼並之家相競爭(zheng) 、相掣肘，這樣他們(men) 便難以勾結起來壟斷市場。

王安石說：“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qing) ，即是紙鋪孫家所為(wei) 。孫乃百姓，製百姓不得，止當如此，豈有天下主亦為(wei) 孫家所為(wei) 也？”認為(wei) 國家應當明立法令，禁止兼並之家壟斷市場，而非無所作為(wei) ，畢竟政府不同於(yu) 民間豪富，政府有立法權，有能力建立更公平的市場秩序。盡管如此，王安石也從(cong) 沒有想過要直接剝奪富商的財產(chan) 分給貧民，隻是主張政府明確立法、禁止豪商壟斷市場而已。今天的發達國家不也出台了反壟斷法嗎？

所以，我們(men) 的結論是：宋神宗與(yu) 王安石主張的“抑兼並”，其實並非如蘇轍所言的“欲破富民以惠貧民”，更不是今人想象的“隨意剝奪私人財產(chan) ”，而是通過“設法以利害驅民”的方式調節貧富，比如對兼並之家課以重稅（這是“均稅法”的內(nei) 容），要求官戶出助役錢（這是“募役法”的內(nei) 容），削弱豪商操縱市場的能力（這是“市易法”的內(nei) 容），減少農(nong) 民對民間高利貸的需求（這是“青苗法”的內(nei) 容）。如果王安石有心有權“隨意剝奪私人財產(chan) ”，那用得著如此大費周折嗎？

實際上，蘇轍年輕時比王安石激進得多了，可謂是一個(ge) 狂熱的左翼青年，他曾向宋仁宗提議：“臣愚以為(wei) 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yu) 上，以業(ye) 無田之農(nong) 夫，恤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遊手之用。”這才是“欲破富民以惠貧民”、“隨意剝奪私人財產(chan) ”啊。不知道這個(ge) 狂熱左翼青年怎麽(me) 搖身一變，反過來怒懟王安石的《兼並》詩。

最後說幾句關(guan) 於(yu) 王安石變法的圖書(shu) 。梁啟超的《王荊公傳(chuan) 》盛讚王安石及其變法，林語堂的《蘇東(dong) 坡傳(chuan) 》凡涉王安石處，極盡抹黑之能事。兩(liang) 者筆下的王安石其實都不是真實的王安石，而是一個(ge) 符號，是作者之意識形態的投射。

《王荊公傳(chuan) 》對扭轉王安石敘事的陳舊慣性功莫大焉，《蘇東(dong) 坡》的文學激情更是特別容易打動人心，但從(cong) 曆史傳(chuan) 記的角度來說，兩(liang) 者都是不合格的，特別是《蘇東(dong) 坡傳(chuan) 》，不知道已經將多少讀者帶到陰溝裏去了。

托大說一句，我的《宋神宗與(yu) 王安石：變法時代》自信是迄今為(wei) 止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呈現最為(wei) 詳盡、評價(jia) 最為(wei) 公道的一部王安石傳(chuan) 記。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