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文明觀

作者：許春華（河北大學哲學與(yu) 社會(hui) 學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八月初四日己卯

          耶穌2023年9月18日

曆史上的春秋時代，是中國文明繁盛、轉型的時代，這意味著孔子自始即麵對諸種文明形態，既有縱向的三代文明，也有橫向的邦國文明。孔子的文明觀即體(ti) 現在如何看待和判定這些文明形態。

文明損益觀

對於(yu) 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形態，孔子秉持一種“損益”之道。當弟子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時，孔子回答：“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wei) 政》）孔子所說的“禮”，已經超越了具體(ti) 的儀(yi) 節和禮製，而上升為(wei) 一種文明意義(yi) 之“禮”，而“夏禮”“殷禮”“周禮”，即指夏、商、周三代的禮樂(le) 文明形態。在不同朝代的更迭過程中，不同文明形態之間的損益是一種常態。也許是因為(wei) 夏、商朝代文獻不足的緣故，“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文獻”即承載文明的典籍。杞、宋分別為(wei) 夏人、殷人之後，“夏禮”“殷禮”因為(wei) 文獻不足，不能窺見其全貌，故隻能“言之”卻不能“徵也”。相比而言，夏、商、周三代，孔子更傾(qing) 心於(yu) “周禮”，對於(yu) 周人文明讚美有加，“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論語·八佾》）在對“夏禮”“殷禮”損益的基礎上，“周禮”即周人文明已然發生了變革。從(cong) 表現形態來看，周人文明不僅(jin) 包括“禮”“樂(le) ”文明，亦包括“詩”“書(shu) ”文明；從(cong) 內(nei) 在意涵來看，“德”成為(wei) 周人文明的核心主題，“德”之觀念遍及周人文明的各個(ge) 領域，以至於(yu) 王國維推論：殷周之際政治與(yu) 文化劇烈變革的結果，是周人“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ti) ”。

“吾從(cong) 周”表明孔子對周人文明的推崇；但“從(cong) ”並非盲目服從(cong) 、跟隨，表明孔子並未因此失去對文明形態的理性判斷。“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張所問的是未來如何可知，孔子卻以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選取擇優(you) 過程，歸結出文明形態的“損益”之道。這種“損益”之道，源於(yu) 孔子對三代文明連續性的理性判定，“百世可知”既是孔子對文明形態變遷的哲學闡釋，也是他對中華文明連續性的一種理論預設。

文明優(you) 先觀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不過，即使麵對堯舜之聖，孔子也不是頂禮膜拜，而是采取一種非常清醒的理性態度。“子貢曰：‘如有博施於(yu) 民，而能濟眾(zhong) ，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yu)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子貢認為(wei) “博施濟眾(zhong) ”可謂“仁”，孔子認為(wei) 若果真能如此，則不是止於(yu) “仁”的層次，而是達到了“聖”的境地。不過，堯舜並未達到這種境地，“猶病”即有所不足。可見，“聖”的境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樣需要一種德業(ye) 升進的工夫。《論語》最後一篇曆數堯禪讓於(yu) 舜的告誡，舜禪讓於(yu) 禹的辭命，孔子所重不是帝位的禪讓，而是“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朕躬有罪，無以萬(wan) 方；萬(wan) 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的憂患意識，是其中“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論語·堯曰》）的代代相沿，它們(men) 承載著早期中國的製度文明、政治文明。相比於(yu) 堯舜帝位禪讓，孔子更注重堯舜創造早期中國文明的曆史功績。

孔子雖然崇尚周人文明，但他並沒有貶低其他地域、邦國、朝代的文明水平。從(cong) 曆代王朝的文明成果來看，孔子既看到了其“損益”之處，同時主張平等看待其文明貢獻，“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論語·衛靈公》）。“夏時”“殷輅”“周冕”作為(wei) 早期中國各個(ge) 朝代的文明成果，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用，這說明孔子更看重文明的多樣性和原創性。《韶》為(wei) 舜帝之樂(le) ，《武》乃周人武王之樂(le)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盡”即“止”“極”之義(yi) ，舜帝《韶》樂(le) 止於(yu) “盡善”“盡美”，即道德精神與(yu) 審美精神的完美統一；而《武》樂(le) 雖然屬於(yu) 周人文明的一部分，“未盡善”即在道德精神上仍有欠缺，未達到既“盡善”亦“盡美”的境地。可見，與(yu) 朝代更迭相比，孔子更傾(qing) 向於(yu) 一種文明優(you) 先的價(jia) 值取向。

與(yu) 來自西方周人的文王、武王相比，對於(yu) 地處東(dong) 方的殷商遺民及其傑出人物，孔子亦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同樣許以“仁者”“賢者”“逸民”。“微子去之，箕子為(wei) 之奴，比幹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論語·微子》）伯夷、叔齊乃東(dong) 方孤竹君國子，孔子讚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論語·公冶長》）“子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yu) ！’”（《論語·微子》）另一處則許之以“賢人”與(yu) “仁者”，“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

從(cong) 不同地域的差別來看，孔子亦秉持文明優(you) 先的價(jia) 值取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春秋時代，“九夷”臣屬楚、吳、越三國，戰國時代又專(zhuan) 屬楚國，其地域處於(yu) 華夏文明邊緣，“陋”，即文明程度低下，君子象征一種程度更高的文明水平，“居之”即其言行舉(ju) 止、儀(yi) 容體(ti) 態，可有文明同化之功。在回答子張時，“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論語·衛靈公》）蠻，南蠻；貊，北狄。“忠信”“篤敬”乃君子言行的規範要求，孔子認為(wei) 即使“蠻貊之邦”，亦應追求養(yang) 成“言忠信”“行篤敬”的品質與(yu) 人格，達到華夏文明對君子言行的品質要求。孔子這種“文明優(you) 先”的價(jia) 值取向，是對聖賢人物、王朝更迭、地域差別、種族之別的超越，昭示出一種注重多樣性、包容性、豐(feng) 富性的文明取向。

“仁”的文明維度

春秋時代的魯國，雖然政治、經濟實力不能與(yu) 春秋五霸比肩，但它是一個(ge) 文明中心。這一點可從(cong) 兩(liang) 處文獻佐證，一是《左傳(chuan) ·昭公二年》，晉國韓宣子到訪魯國，發出感歎：“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yu) 周之所以王也。”二是《史記·魯世家》載，“魯有天子禮樂(le) 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這使魯國成為(wei) 宗周文明的“中心之中心”。相比於(yu) 齊桓公、晉文公等諸侯對其他弱小邦國的“霸道”，孔子主張“懷柔”“教化”的邦交戰略。魯國季氏將征討顓臾，顓臾乃魯國附庸小邦，季氏欲取為(wei) 己有。孔子認為(wei) 顓臾乃先王封國，不可伐；其地在魯國邦域之中，亦不必伐。孔子弟子冉求不但為(wei) 季氏聚斂，而且與(yu) 季氏共謀，孔子對冉求說：“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孔子回答哀公問政時，認為(wei) 治理天下之道有“九經”，其中“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列於(yu) 最終，“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可見，“修文德”“柔遠人”，乃孔子一貫肯定的邦交戰略。

對於(yu) 這一點，恐怕孔子對於(yu) 管仲的評價(jia) 最為(wei) 突出。子路、子貢對於(yu) 管仲頗有微詞，“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yu)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yu)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wei) 諒也，自經於(yu) 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子路以“未仁乎”，子貢以“非仁者”評判管仲，孔子卻以“如其仁！如其仁！”評斷管仲。

孔子反複向弟子們(men) 陳明立場的深意何在？春秋時代，管仲是較早意識到“夷”“夏”之別的思想者。《左傳(chuan) ·閔公元年》載：“管敬仲（管仲）言於(yu) 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qin) 昵，不可棄也。’”“厭”即滿足，“親(qin) 昵”即同一。閔公元年，北狄伐邢，次年入衛，齊桓公救邢、存衛，助推齊國霸業(ye) 興(xing) 起，這一時期正值“南夷與(yu) 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公羊傳(chuan) ·僖公十年》）的危亡之際。“諸夏”指華夏文明，管仲主張維係華夏文明秩序。孔子並未以日常生活的小禮小節評價(jia) 管仲，而是站在華夏文明高度，充分肯定了管仲對於(yu) 華夏文明的曆史功績。第一，“被發左衽”乃夷狄之俗，是一種與(yu) 文明相對的蠻族生活方式，“微管仲”是一句假設句式，指管仲維係了華夏文明的純粹性；第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指管仲維護了華夏文明的統一性；第三，“民到於(yu) 今受其賜”，孔子讚許管仲對華夏文明的匡正之功，使華夏文明能夠利澤天下百姓。這就是孔子“如其仁”的思想深意，“仁”亦由此獲得了一種“文明”維度。

孔子一生顛沛流離，但他心心念念的是傳(chuan) 承華夏文明的神聖使命。“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天之將喪(sang)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yu) 於(yu) 斯文也；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隻要華夏文明的脈係猶存，隻要“天”之“未喪(sang) 斯文”，孔子就始終不耽忘自己的神聖使命，這就是孔子對華夏文明傳(chuan) 承的自覺意識與(yu) 擔當精神。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