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的限度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八月初八日癸未

          耶穌2023年9月22日

今天許多人以為(wei) 皇帝一定是口含天憲、出口為(wei) 敕，但這一想象並不合宋朝史實。我仔細考究過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種種約束，其完備性可謂為(wei) 曆代所不及，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一般性約束，也有其他王朝所無的特別約束。

兩(liang) 宋三百餘(yu) 年，從(cong) 未誕生過一個(ge) 獨裁的君主，倒是著名的權相出現了一大串，我們(men) 可以列出一個(ge) 長名單：王安石、蔡京、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等。宋代可能沒有很好地解決(jue) 權相專(zhuan) 製的問題，但君權則是受到了有效限製。

我將宋朝君主所受到的約束歸納為(wei) 10項。下麵我們(men) 一一考察。

天·誓約·道理

首先讓我們(men) 從(cong) 古代帝王心目中最不可褻(xie) 瀆的神秘力量——“天”說起。

在秦始皇建立帝製之後，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漢代時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才在皇權之上設置了一個(ge) 更高位階的“天道”，將“絕對皇權”改造成“相對皇權”。現在受過理性啟蒙的人們(men) 似乎難以想象古人對於(yu) 天的敬畏，但對於(yu) 古人來說，他們(men) 確實相信上天有一雙眼睛盯著人間，並通過災異向失德的統治者提出警告。元豐(feng) 八年（1085），神宗皇帝駕崩，太皇太後垂簾聽政，呂公著這麽(me) 告訴太皇太後：“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愨，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luan) 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

對天的敬畏，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宋朝君主的行為(wei) ，如鹹平六年（1003），“有星孛於(yu) 井（宿）、鬼（宿），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yu) ”，這一反常的天象讓宋真宗誠惶誠恐，對宰相說，“朕德薄，致茲(zi) 謫見，大懼災及吾民，密邇誕辰，宜罷稱觴之會(hui) ，以答天譴。” 生日Party都不敢舉(ju) 行了。

而熙寧二年（1069），當宰相富弼聽聞有人在宋神宗麵前“言災異皆天數，非關(guan) 人事得失所致者”，感到非常憂慮：“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wei) 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爭(zheng) 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luan) 之機，不可以不速救。”立即“上書(shu) 數千言，力論之”。從(cong) 科學理性的角度來看，那位跟神宗說“災異非關(guan) 人事得失”的臣僚似乎很有道理；但從(cong) 政治邏輯的角度來說，富弼的憂慮無疑更具智慧：君主敬天，才不敢一意孤行；若出於(yu) 祛魅，將君主對天的敬畏消解掉，隻會(hui) 有利於(yu) 皇權專(zhuan) 製主義(yi) 的生成。

後來神宗暫罷新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yu) 對天的敬畏。我們(men) 知道，熙寧變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熙寧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又遇上了大旱災，“東(dong) 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mai) 麻糝麥麩，合米為(wei) 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楬木，賣以償(chang) 官，累累不絕”。

有一個(ge) 叫做鄭俠(xia) 的小官，不忍看流民流離失所，繪成《流民圖》，上書(shu) 宋神宗，請求罷去新法，並說：“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神宗皇帝“反複觀圖，長籲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詔令“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歡叫相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

顯然，天作為(wei) 節製人間君權的超驗之維，在宋代政治運行過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當然，這種來自於(yu) 天的約束非宋朝所獨有，不過接下來我們(men) 要說的另一道約束君主的超驗之維，則是宋代獨有的，那就是“誓約”。誓約為(wei) 宋太祖所立，每一任嗣君即位之初，都必須恭讀這份誓約。對誓約一事記述最詳者，為(wei) 署名陸遊的《避暑漫抄》：

藝祖（即宋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yu) 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yan) 。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敕，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cong) ，餘(yu) 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複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

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yi) ，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呂）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

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le) 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yu) ，誓詞三行。一雲(yun)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yu) 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yun)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shu) 言事人。”一雲(yun) ：“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靖康末年，徽宗、欽宗兩(liang) 帝被金人所擄，有一位叫做曹勳的官員隨徽宗北狩，未久他有了一個(ge) 機會(hui) 逃歸南方，臨(lin) 行前，徽宗向他囑托國事：“歸可奏上（指宋高宗），藝祖有約，藏於(yu) 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嚐輒易。”

我們(men) 應該怎麽(me) 理解這份誓約呢？你可以說它是太祖的遺詔，但更準確地說，這其實是宋皇室與(yu) 上天之間的立約，趙宋的君主如果違背誓約，則“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間敬畏的時代，這樣的“誓約”具有比一般的遺詔更大的約束力。從(cong) 曆史事實來看，兩(liang) 宋三百多年，皇帝也確實不敢違背這份誓約。

隻有宋高宗破過例、開過殺戒，於(yu) 建炎元年（1127）殺了“伏闕上書(shu) ，力詆和議”的太學生陳東(dong) 、布衣歐陽澈。這可能因為(wei) 當時處於(yu) 戰時狀態；而且，在靖康之變中倉(cang) 促登基的趙構本人，不可能知道有這麽(me) 一塊藏於(yu) 太廟夾室的誓碑，也未親(qin) 曆“恭讀誓詞”的莊重儀(yi) 式，即使聽曹勳轉述過“誓不誅大臣言官”的太祖遺訓，畢竟跟對著誓碑立毒誓的感受不一樣。

不管怎樣說，趙構殺上書(shu) 言事之人，無疑背叛了太祖立下的誓約，不必替他辯護。數年後，他本人也不得不為(wei) 誅殺陳東(dong) 與(yu) 歐陽澈之舉(ju) 表示悔罪：“朕初即位，昧於(yu) 治體(ti) ，聽用非人，至今痛恨。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複生，追痛無已。”

如果我們(men) 對比其他王朝，不管是漢唐，還是明清，都有許多士大夫因為(wei) 言論罪而受戮，就會(hui) 相信宋朝君主跟上天的這項立約是多麽(me) 的難能可貴。

在宋朝，還有一道對君主的約束也具有超驗的性質，那便是“道理”。其淵源也是來自宋太祖：“太祖皇帝嚐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開國皇帝認同“道理最大”，即意味著承認權力不是最大、皇權不是最大，皇權之上，還有“道理”。君主雖號為(wei) 至尊，但在“道理”之前不能不低頭：“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萬(wan) 乘之尊而屈於(yu) 匹夫之一言” 。

從(cong) “道理”二字，宋朝理學家姚勉推演出一個(ge) 完整的“道統譜係”：“天開我朝，道統複續。藝祖皇帝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對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氣感類從(cong) ；五星聚奎，異人間出：有濂溪周惇頤倡其始，有河南程顥程頤衍其流，有關(guan) 西張載翼其派；南渡以來，有朱熹以推廣之，有張栻以講明之。於(yu) 是天下之士亦略聞古聖人之所謂道矣。” “道理”被闡釋為(wei) “道統”，具有超驗的永恒價(jia) 值，由士大夫發現並闡發出來。

另一位理學家真德秀則將“道理”闡釋為(wei) “公議”：“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yu) 人心、萬(wan) 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wei) 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yu) 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yu) 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

不管將“道理”解釋成道統，還是公議，它都高於(yu) 君權，並且其闡釋權不歸君主，而歸士大夫。

祖宗法·條貫·國是

如果說，作為(wei) 道統之所係的“道理”有點類似於(yu) “自然法”的概念，那麽(me) 宋人念茲(zi) 在茲(zi) 的“祖宗法”，則類似於(yu) “習(xi) 慣法”的概念。

宋明兩(liang) 代最重祖宗法。宋朝每有新君登基，都要強調一遍對“祖宗成規”的忠誠：太宗即皇帝位，申明他將“恭稟遺訓，仰承法度，不敢逾違”；真宗即位，亦稱“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仁宗即位，誠惶誠恐說“凡百機務，盡有成規，謹當奉行，不敢失墜”；英宗即位，還是重申“悉有成規，惟謹奉行”；神宗即位，也是謙稱“雖寡德之未類，敢舊章之或隳”……

不過，宋明二朝祖宗法的形成機製又有很大差別，明朝的祖宗法是由開國皇帝朱元璋親(qin) 手訂立、頒行的成文法，要求子孫永世遵守：“今令翰林編輯成書(shu) ，禮部刊印以傳(chuan) 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luan) 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yu) 無窮矣！” 宋代的祖宗法，卻不是哪一個(ge) 皇帝製定的，而是由一係列先帝故事、習(xi) 慣、慣例、故典所組成。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故典與(yu) 慣例的整理，通常都是由士大夫群體(ti) 來完成，士大夫在篩選、闡釋祖宗法的過程中，毫無疑問融入了儒家的治理理想，因而，宋朝的祖宗法甚至不能說是哪一位趙宋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體(ti) 塑造出來、經過漫長時間形成的非成文憲法性慣例。

祖宗法旨在約束君主行為(wei) 、確立政治運行原則，這一點跟規範士民行為(wei) 的一般性法律有著本質性的差異。當現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為(wei) 時，士大夫集團往往就會(hui) 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讓步。宋真宗曾經想給他寵信的內(nei) 侍劉承規討個(ge) 節度使的名銜，宰相王旦即以“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無，不可聽也”為(wei) 由，斷然拒絕了真宗皇帝的要求。

在非成文的憲法性慣例之外，宋朝當然也有規範皇室行為(wei) 的成文法，叫做“條貫”。開國之初，宋太祖已意識到條貫乃是預防後世君主肆意妄為(wei) 的妙法：“太祖即位，嚐令後苑作造熏籠。數日不至，太祖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shu) 省、尚書(shu) 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複依，方下製造，乃進禦。以經曆諸處，行遣至速須數日’。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左右曰：‘可問宰相。’上曰：‘呼趙學究來！’趙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mai) 一熏籠；今為(wei) 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蓋不為(wei) 陛下設，乃為(wei) 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台諫理會(hui) 。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若無熏籠是甚小事也。’”

按照宋朝的條貫，內(nei) 廷要增添幾隻取暖用的“熏籠”，需經過繁複的程序，層層審批，走完這些程序，最快也得幾個(ge) 工作日。其間如果台諫覺得不妥，還可以駁退回去。宋太祖草莽出身，對這樣的條貫開始時很不耐煩，但經過宰相趙普的解釋，太祖就明白過來了，廟堂不比民間，民間可以用數十錢買(mai) 一熏籠，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當然需有條貫約束，否則後世君主揮霍無度，豈不後患無窮？

從(cong) 實際的情況來看，這一條貫對於(yu) 宋朝君主是有約束力的，如宋仁宗“好食糟淮白魚”，然而按“祖宗舊製，不得取食味於(yu) 四方”，所以“無從(cong) 可致”，一直過不了吃一頓糟淮白魚的嘴癮。後來，還是宰相呂夷簡家中有糟淮白魚，呂夫人便給皇後送了兩(liang) 筐魚。又如宋代的內(nei) 廷嬪妃，例分五等，各有俸錢，皇帝不能隨便給寵愛的嬪妃升工資，曾有幾名妃子纏著宋仁宗“請降禦筆進官”，皇帝答應了，“取彩箋書(shu) 某宮某氏特轉某官”，至給俸日，這幾名妃子“各出禦筆乞增祿”，但有司以不合條貫為(wei) 由，“悉退回”，眾(zhong) 妃隻好找皇帝投訴，將禦筆彩箋撕掉，說：“元來使不得。”仁宗“但笑而遣之”。

除了不成文的憲法性慣例（祖宗法）、成文的普通法（條貫），宋朝還有一項特定時期內(nei) 施行的機製——“國是”，也對君主構成了約束。

所謂“國是”，是指君主與(yu) 士大夫集團共同商定、製訂的“基本國策”。北宋前期崇尚“異論相攪”，“異論相攪”有好處，眾(zhong) 人均能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但也有壞處——莫衷一是，爭(zheng) 吵不休。熙寧年間，朝廷為(wei) 順利推行新法，變“異論相攪”為(wei) “共定國是”，“國是”確立下來之後，皇帝與(yu) 廷臣都共同遵守，不可再爭(zheng) 執不下，用南宋初宰相李綱告訴高宗的話來說，“古語有之雲(yun) ：‘願與(yu) 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事不難舉(ju) 也。”

“國是”非君主一人決(jue) 定，而必須與(yu) 執政大臣協商，達成君臣共識；而且，“國是”對君主與(yu) 大臣均有約束力，皇帝想單獨更改“國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臣則可以借“國是”掣肘皇權。元豐(feng) 五年（1082），宋神宗有意兼用變法派與(yu) 保守派，“欲取新舊人兩(liang) 用之”，說“禦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但宰相蔡確不同意，理由就是“國是方定” ，若起用保守派領袖司馬光，恐怕會(hui) 動搖變法的“國是”。神宗還能怎樣？隻好放棄司馬光。

“國是”的概念在北宋神宗朝形成之後，一直貫穿至南宋時期，如南宋秦檜執政期間，“和議”便是國是。

經筵·史官·公議

前麵我們(men) 提到的司馬光，當過史館檢討、翰林侍讀學士，這兩(liang) 個(ge) 職務又代表了另外兩(liang) 項約束君主的機製：史官製度與(yu) 經筵製度。

經筵是一項特殊的教育製度，以帝王為(wei) 教化的對象，旨在通過講筵，讓帝王了解和吸取曆代興(xing) 亡的教訓、熟悉和接受儒家的經義(yi) 。但經筵不僅(jin) 僅(jin) 是禦前教育，從(cong) 更深層次看，經筵乃是一項精妙的政治製度，目的在於(yu) 用儒家義(yi) 理馴化皇權，用儒家的話來說，這叫做“格君心之非”，“君德成就責經筵” 。

宋朝是經筵製度發展成熟的時期，國家設立了專(zhuan) 門的機構（講筵所）和經筵官（翰林侍讀、侍講），訂立了經筵的法規（《講筵式》），有固定的講筵時間（每年二月至端午、八月至冬至，通常為(wei) 隔日一講）、講筵場所（北宋為(wei) 邇英閣，南渡後一般稱講筵閣）與(yu) 講筵科目（講經與(yu) 講史）。宋朝君主不管是有為(wei) 之君（如神宗、孝宗），還是庸常之君（如真宗、英宗），都比較溫良，這跟經筵的教化是分不開的。

傳(chuan) 統的史官製度也是讓君主心存顧忌的力量。呂公著曾告誡宋神宗：“人君一言一動，史官必書(shu) 。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wei) 萬(wan) 代譏笑！故當夙興(xing) 夜寐，以自修為(wei) 念。以義(yi) 製事，以禮製心，雖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惡不可不去。” 因此，如果君主在乎身後的曆史聲名，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顧忌：“宋太祖一日罷朝，俯首不言者。久之。內(nei) 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shu) 之，我所以不樂(le) 也。’”

當然，要讓君主對曆史心存敬畏，史官的獨立性非常重要。在宋朝，保持史官的獨立性是士大夫的一項共識。北宋人劉燾在太學讀書(shu) 時，閱讀《史記》，看到書(shu) 中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句，便跟同窗誇口說：“明日考試，我必用此句。”第二天太學考試，出的策論題是“論《神宗實錄》”，與(yu) 軍(jun) 事毫無半點關(guan) 係。但這難不倒劉燾，他答道：“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結果他的策論獲得第一名的評分。這裏值得注意的不是劉燾的急智，而是宋人關(guan) 於(yu) 曆史書(shu) 寫(xie) 的認識：史官具有獨立的“秉筆權”，不受君命所左右。

按宋朝慣例，君主與(yu) 大臣議事的任何場合，都需要有史官在場。這跟現代政治中的電視直播有著類似的功能，都是政治透明度的體(ti) 現，隻不過一個(ge) 是即時公開，一個(ge) 是留給曆史與(yu) 後人。宋哲宗時，“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即這個(ge) 大臣想跟皇帝秘密商議事情，要摒退左右與(yu) 史官。但起居舍人（史官）呂陶堅決(jue) 抵製，他說，“君臣議事，屏左右已不可，況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哲宗最後隻好下詔，確立了今後議事時史官必須與(yu) 聞的原則。

上麵我們(men) 還提到真德秀推崇的公議。真氏對公議有進一步闡發：“公議，天道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wei) 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 公議當然也是一道束縛君主的繩索。曆代王朝中，宋代可以說是最尊重公議的朝代，宋人自己認為(wei) ，“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議論。”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與(yu) 公論，往往會(hui) 受群臣抗議。

宋寧宗初即位，出現了專(zhuan) 斷的苗頭：“進退宰執，移易台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yu) 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yu) 謀，給舍不及議。”當時朱熹為(wei) 經筵講官，不客氣地告誡皇帝：“正使實出於(yu) 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yu) 理，亦非為(wei) 治之體(ti) ，以啟將來之弊。況中外傳(chuan) 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yu) 公議乎！” 在宋人看來，君主不可專(zhuan) 斷，即使君主作出的裁斷是正確的、“悉當於(yu) 理”，這樣做“亦非為(wei) 治之體(ti) ”；為(wei) 治之本乃是服從(cong) 朝廷的公議。

至此，我們(men) 已介紹了九項約束君主的機製：天、誓約、道理、祖宗法、條貫、國是、經筵、史官、公議。其中，“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shu) 言事人”的誓約、“天下惟道理最大”的君臣共識、“共定國是”的機製，都是宋代獨有；其他幾項雖非宋朝獨有，卻以宋製最為(wei) 發達。

政體(ti) 結構

我們(men) 馬上要說到的第十道約束，對君權構成了最為(wei) 有力的掣肘，這便是宋朝強大的士大夫集團，或者說，是宋朝特別的政體(ti) 構造。

在宋朝，“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君臣的共識，士大夫成為(wei) 治理國家的主體(ti) ，而不是君王的工具。曆代王朝當中，宋朝的政體(ti) 可以說是最為(wei) 純粹的士大夫政體(ti) 。盡管君主具有最尊崇的地位，最高的裁決(jue) 權，又是百官的權力源，但按宋人的理想，君主的最佳狀態是作為(wei) 主權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禮儀(yi) 的代表，並不需要具體(ti) 執政；國家的治理權由一個(ge) 可以問責、更替、士大夫組成的政府執掌。用現代政治學概念來說，這叫做“虛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叫做“權歸人主，政出中書(shu) ” 。

在這樣一種由士大夫主導的政體(ti) 中，專(zhuan) 斷的君權是難以展開的。如果君主意欲攬權，馬上就會(hui) 遭受士大夫集團的強烈抗議：“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

為(wei) 了說明具體(ti) 政治過程中政體(ti) 結構對於(yu) 君權的約束與(yu) 掣肘，我們(men) 不妨來看看元豐(feng) 改製之後一道詔敕（即俗稱的“聖旨”）的出台流程。你要是以為(wei) 宋朝的皇帝喝一聲“擬旨”，然後口授一道聖旨，聖旨馬上就成為(wei) 效力至高無上的法律，那肯定是被古裝電視劇誤導了。實際上，宋朝君主的詔敕，從(cong) 草擬到生效，需要經過非常嚴(yan) 密的程序。

詔敕當然是以君主的口吻書(shu) 寫(xie) ，以君主的名義(yi) 發布，君主當然可以直接授意擬旨，但更常見的情況是，宰相機構先將意見寫(xie) 成劄子（這個(ge) 意見往往要經廷臣合議），進呈皇帝，獲認可，再授意起草詔敕。不管旨意來自皇帝本人，還是出自宰相機構，都歸中書(shu) 省的中書(shu) 舍人起草（大除拜的內(nei) 製則由翰林學士起草），並不是說皇帝指定哪一個(ge) 親(qin) 信太監大筆一揮就能夠變成一道聖旨。

宋代中書(shu) 舍人的職責有二，一為(wei) “製詞”，即根據君主或宰相的旨意起草詔敕，這個(ge) 旨意宋人稱為(wei) “詞頭”，中書(shu) 舍人有一項特權：如果他覺得詞頭不合法度，可以拒絕草詔，這叫做“封還詞頭”，是宋朝法律明確賦予中書(shu) 舍人的權力：“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頭” 。宋仁宗朝時，蔡襄當知製誥，“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 。

如果中書(shu) 舍人認為(wei) 詞頭並無什麽(me) 失當，或者他懶得多事，總之將詔敕起草好了，也寫(xie) 得很漂亮，便可以進呈皇帝“禦畫”（認可），形成“錄黃”（因其以黃紙抄寫(xie) ）行下。草擬的程序至此結束。

但錄黃的行下也要走複雜程序：“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 即由中書(shu) 令、中書(shu) 侍郎、中書(shu) 舍人依次在錄黃上簽名（不過宋代通常不置中書(shu) 令，例由尚書(shu) 右仆射兼中書(shu) 侍郎行使相權，宣奉詔書(shu) ），這叫做“宣奉行”，然後才付門下省。宋代中書(shu) 舍人的第二個(ge) 職責，就是“宣行”錄黃：“授所宣奉詔旨而行之” 。

由於(yu) 草詔的中書(shu) 舍人與(yu) 宣行的中書(shu) 舍人未必是同一個(ge) 人（因為(wei) 中書(shu) 舍人是輪值的），如果宣行的中書(shu) 舍人認為(wei) 詔敕不當，他有權拒絕“宣行”，即拒絕在錄黃上簽名，實際上就是駁回詔敕。元祐元年（1086）七月，時任中書(shu) 舍人的蘇軾就駁回了一道計劃“給散青苗錢斛”的錄黃：“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shu) 名行下”，因為(wei) 蘇軾堅持認為(wei) ，自熙寧變法以來，發放青苗錢貸款已演變成一項惡法，“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複行之歟”？

如果負責宣行的中書(shu) 舍人並無異議，便可在錄黃上簽名，表示通過，這叫做“書(shu) 行”，然後發至門下省審核。

門下省的審核程序為(wei) ：“若製詔、宣誥下與(yu) 奏鈔、斷案上，則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 即由給事中、門下侍郎、侍中依次審讀、簽字（不過宋代通常也不置侍中，例由尚書(shu) 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行使相權，審讀詔書(shu) ），實際上負責審核錄黃的就是給事中。給事中如果認為(wei) 詔敕不當，也有權力封駁。宋代給事中封駁詔敕的權力也是法定的：“若政令有失當、除授非其人，則論奏而駁正之。” 即將錄黃駁回去，不予通過。我們(men) 舉(ju) 個(ge) 例子：南宋初，有個(ge) 叫做王繼先的禦醫，因為(wei) 治好了高宗之病，高宗想封他為(wei) “武功大夫”，旨下，被給事中富直柔封駁，因為(wei) 這種破例的人事任命不合宋代的“伎術官法”。高宗說，“這是特例，繼先診視之功實非他人比，可特令書(shu) 讀行下，仍諭以朕意。”富直柔不屈不撓，再次封駁。最後高宗不得不“屈意從(cong) 之，所有已降指揮可更不施行”。

給事中若是對錄黃沒啥意見，則簽署下自己名字，表示審核通過，這叫做“書(shu) 讀”。按照程序，給事中審讀通過之後，宰相（尚書(shu) 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方得簽名。若宰相在給事中“書(shu) 讀”之前先署了名，則為(wei) 違製。元豐(feng) 五年（1082），門下省吏人將奏鈔先送門下侍郎王珪簽署，再送給事中審核，給事中舒亶馬上提出抗議，認為(wei) 此事“自非執政大臣（暗指王珪）怙權擅事、輕蔑朝廷，即是吏史憑附大臣，沮壞法令”。神宗皇帝隻好下詔將承辦此事的吏人“送門下省別加重罰”。

顯然，中書(shu) 舍人不“書(shu) 行”、給事中不“書(shu) 讀”，都對皇帝的聖旨構成了合法的封駁：“凡事合經給事中書(shu) 讀並中書(shu) 舍人書(shu) 行者，書(shu) 畢即備錄、錄黃過尚書(shu) 省給劄施行。如不可行，即不書(shu) 而執奏，謂之繳駁。”

一道詔敕經過中書(shu) 舍人“書(shu) 行”與(yu) 給事中的“書(shu) 讀”之後，才可以付尚書(shu) 省執行，接受詔敕的尚書(shu) 省長官也需要在敕尾簽字（由於(yu) 宋代不置尚書(shu) 令，以尚書(shu) 左右仆射為(wei) 尚書(shu) 省長官，所以尚書(shu) 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尚書(shu) 右仆射兼中書(shu) 侍郎需要再簽一次名）。三省長官的簽名，體(ti) 現的是宰相對於(yu) 詔敕的副署權。以君主名義(yi) 詔告天下的所有敕命，都需由宰相副署、且以政府為(wei) 出敕機關(guan) 頒發下去，“非經二府（指三省與(yu) 樞密院）者，不得施行” ，換言之，沒有宰相副署的皇帝敕命，是不具法律效力的。

宰相副署，既體(ti) 現了君權的受限、相權的行使，同時也表示詔敕出自宰相，宰相對它負責：“（詔敕）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出於(yu) 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 。因為(wei) 君主是不能負責任的，隻能由副署的宰相負責。也所以，君主不可以直接發布詔敕、指揮政府，富弼曾警告宋神宗：“內(nei) 外事多陛下親(qin) 批，事事皆中，亦非為(wei) 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

說到這裏，我們(men) 要澄清一個(ge) 誤解——許多人可能都會(hui) 習(xi) 慣地認為(wei) ，聖旨必定是皇帝所發，但其實，宋朝的詔敕雖名為(wei) “聖旨”，通常卻不是皇帝發出的，而是宰相機構發出的；法理上，發布詔敕的合法機構是宰相，而非君主本人。

如果詔敕頒布生效之後又發現有失當之處呢，該怎麽(me) 辦？莫急，宋朝還設有一道關(guan) 卡——台諫。台諫擁有論列政令得失、審查詔敕乃至追改詔敕的法定權力：但凡“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逾製、誅求無節、冤濫未伸，並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ju) ” 。仁宗皇帝便見識過台諫的厲害：“台諫官見（詔敕）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 （關(guan) 於(yu) 宋朝宰相的副署權與(yu) 台諫的監督權，我們(men) 下一篇文章還會(hui) 講到，參見《宰執得以行之，台諫得以言之——相製相維的權力結構》一文））。

現在，我們(men) 可以總結出宋代一道詔敕的出台程序了：皇帝授意詞頭—中書(shu) 舍人起草（此時中書(shu) 舍人有權封還詞頭）—錄黃行下—中書(shu) 舍人宣行（此時中書(shu) 舍人有權繳駁錄黃）—給事中審核（此時給事中也有權封駁）—宰相副署（宰相若不副署，則詔敕無法律效力）—台諫追改詔敕。在整個(ge) 流程中，各個(ge) 環節都對君主的權力構成製度性的監督與(yu) 製衡。

餘(yu) 話

宋代之後，如此精密、繁複的詔敕出台程序不複再有；對於(yu) 君主的重重束縛，也被一一解除。

朱元璋廢除宰相製，是傳(chuan) 統政體(ti) 的一大變故。宰相製度既然作廢，過去一直存在的君權與(yu) 相權的相製相維，也就完全坍塌了。所以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置相”篇中，劈頭宣布：“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雖然明朝後來設立了內(nei) 閣製，但明內(nei) 閣不是政府的領袖，“不置官屬，不得專(zhuan) 製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guan) 白” ，當然也不會(hui) 有副署權；其職不過是替皇上起草詔書(shu) ，以及草擬批答奏章的意見稿，相當於(yu) 唐宋時期的翰林學士與(yu) 中書(shu) 舍人。

不過，明代的政製尚保留一些約束君權的機製，比如，遇大臣出缺，由“廷推”產(chan) 生候選人；內(nei) 閣間或有封還皇帝意旨之舉(ju) ；六科給事中亦有封駁詔命之權。而這三個(ge) 機製到了清代就全都不存在了。

清廷將內(nei) 閣大學士的品秩提至一品，看似尊崇，實則上內(nei) 閣淪為(wei) 傳(chuan) 抄文書(shu) 的閑職；皇帝還建立了“廷寄”製度，廷寄的諭旨甚至不必經過內(nei) 閣抄發，更別說封駁了；清廷又設軍(jun) 機處，作為(wei) 皇帝的機要秘書(shu) 處，原來屬於(yu) 內(nei) 閣的權力轉移到軍(jun) 機處，但軍(jun) 機處同樣是皇權附庸，梁啟超幹脆將它比喻為(wei) “寫(xie) 字機器”：“軍(jun) 機大臣之奉上諭，則如寫(xie) 字機器將留聲機器所傳(chuan) 之聲，按字謄出耳。”

這些製度上的變化，也導致了唐宋詔敕與(yu) 明清聖旨存在形式上的巨大差異。我們(men) 去看唐宋的誥命，會(hui) 發現其誥文的起首，通常是一個(ge) “敕”字，或者是“門下”二字；而明清時期的誥命，往往以“奉天承運皇帝詔（製）曰”開頭。這說明什麽(me) ？說明唐宋時期的詔敕，例出自政府（“門下”代表宰相機構，“敕”字亦為(wei) 宰相所畫），是宰相領導的政府在行使執政權；而明清時期的聖旨，例出自內(nei) 廷，是“奉天承運”的皇帝直接行使權力。那麽(me) ，君主行權與(yu) 宰相行權有什麽(me) 差別嗎？有。第一，君主世襲，未必皆賢，而宰相可選賢與(yu) 能；第二，宰相行權，若出差錯，可以問責，而君主若出差錯，無法負責任。

唐宋誥命的誥詞之後，還有一大串簽名：提出詞頭的宰相、起草的中書(shu) 舍人、“書(shu) 行”的中書(shu) 舍人，“書(shu) 讀”的給事中、副署的宰相；而在明清人的誥命上，這一大串署名是沒有的，誥詞之後就是皇帝的鈐印“製誥之寶”。這又說明了什麽(me) ？說明唐宋詔敕的出台，需要經過層層審議的程序，每一個(ge) 簽名的官員都對詔敕負責；而明清誥命的出爐，盡管也有一套程序：“本部遇有應給誥敕官員，具本奏聞，仍具印信手本、開寫(xie) 合授散官並年籍腳色，送中書(shu) 舍人，候書(shu) 寫(xie) 完備，本部具印信手本送尚寶司，於(yu) 禦前用寶訖，具奏禦前頒給” ，但這裏除了具奏皇帝，其餘(yu) 的都僅(jin) 僅(jin) 是技術性程序，而不是政治性程序。宋人製詔過程中的繁複審議程序，在明清時期是完全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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