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的曆史形態與(yu) 現代走向

來源：楊國榮

來源：《光明日報》國學版，2023年9月23日第11版

如何理解經學？這是一個(ge) 依然需要思考的問題。曆史地看，經學的建製化形態形成於(yu) 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其更早形態則是以《詩》《書(shu) 》《禮》《易》《春秋》等作為(wei) “文本”的經典之學。在漢以前，這些文本已存在，但並未取得建製化經學的形態。從(cong) 背景看，建製化的經學乃與(yu) 政治大一統格局的創建相關(guan) ，麵對以“王國”為(wei) 中心、以封建等形式凝聚眾(zhong) 多“邦國”的三代秩序格局之終結，新的郡縣製國家必須發展出與(yu) 政治大一統形勢並行的學術層麵的共識機製，於(yu) 是，五經博士的設置成為(wei) 經學建製化的方式。兩(liang) 千多年來的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雖然經曆了王朝更替、社會(hui) 變遷、外族入侵，但以多民族為(wei) 特征的中國社會(hui) 卻沒有解體(ti) ，大一統意識深入人心，這多有賴於(yu) 經學。荀子在戰國時代就已提出：“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liang) 心。”（《解蔽》）這一看法似已預示大一統秩序格局，隻能基於(yu) 道出於(yu) 一，道出於(yu) 一則有賴於(yu) 共同的“聖”；經學作為(wei) 中華文明的基本價(jia) 值之載體(ti) ，承負著超出了具體(ti) 王朝和特定政治社會(hui) 的大一統秩序意識，而政治大一統的創建無疑需要其支持。

以大一統秩序的意識為(wei) 關(guan) 切，經學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曆史形態。明代何良俊曾指出：“漢儒尚訓詁，至唐人作正義(yi) 而訓詁蕪穢矣，宋人喜說經，至南宋人作傳(chuan) 注而說經遂支離。”（《四友齋叢(cong) 說》，中華書(shu) 局，1959年，第26頁）這裏既涉及明代以前經學的演進過程，也關(guan) 乎經學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的不同特點。廣而言之，漢初文帝已設立魯詩和韓詩的博士，漢景帝則進一步設置春秋公羊博士和齊詩博士，雖然此時經學尚未取得獨尊地位，但經學作為(wei) 與(yu) 統一秩序一致的意識已經初步形成。漢武帝時確立“五經博士”，經學漸趨昌盛。西漢注重今文經學，所立博士大都是今文學家。《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書(shu) 》有歐陽（生）、夏侯（建）、夏侯（勝）；《詩》有申（培）、轅（固）、韓（嬰）；《禮》有戴（德）、戴（勝）；《春秋》有公羊、穀梁、左傳(chuan) ，等等，其中，隻有《左傳(chuan) 》等屬於(yu) 所謂“古文經學”。

在其衍化過程中，漢代經學形成了兩(liang) 個(ge) 令人關(guan) 注的現象。其一是煩瑣化。經學的展開以疏解經典為(wei) 主要形式，然而在漢代後期，這種詮釋越來越趨於(yu) 繁複，以至一個(ge) 字的釋義(yi) ，常動輒數萬(wan) 字。其二是隨著經學獲得建製化，其內(nei) 容也難免趨於(yu) 教條化。經學注重名分，一旦把某些觀念和規範立為(wei) 名分、定為(wei) 名目、號為(wei) 名節，“以名為(wei) 教”，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形式化、強製化，與(yu) 此相應，則是流於(yu) 虛偽(wei) 化，各種為(wei) 了迎合外在品評以獲取名利的人與(yu) 事頻頻出現。煩瑣與(yu) 虛偽(wei) 交互作用，使兩(liang) 漢經學漸失活力。魏晉時期，王弼、何晏等以玄學變革漢代經學，用簡明的義(yi) 理，取代了漢儒的繁複釋義(yi) ，一掃籠罩在經學之上的迷霧，學風為(wei) 之一變。同時，魏晉時期，名教與(yu) 自然之辯成為(wei) 重要論題，從(cong) 總的趨向看，魏晉儒學（經學）注重名教與(yu) 自然的關(guan) 聯：在名教出於(yu) 自然的觀念中，自然為(wei) 名教提供了根據；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為(wei) 主張，名教合乎自然超越了名教對自然的抑製。與(yu) 之相關(guan) ，兩(liang) 漢經學以名為(wei) 教所導致的虛偽(wei) 化趨向也得到了某種限定。

二

經過南北朝的長期分離與(yu) 對峙，隋唐在政治上重歸統一，與(yu) 之相聯係的是重建大一統秩序格局。唐太宗命孔穎達等編撰《五經正義(yi) 》，初步體(ti) 現了在三教並峙狀況下以經學凝聚共識的要求。後來唐高宗要求儒士進一步考訂《五經正義(yi) 》，並確立了其在官方的正統地位。《五經正義(yi) 》基本上采用了“疏不破注”的原則，但也並非完全拘泥於(yu) 某一注文。以《尚書(shu) 正義(yi) 》而言，其內(nei) 容便整合了《今文尚書(shu) 》、偽(wei) 《古文尚書(shu) 》，以及孔安國的《尚書(shu) 傳(chuan) 》等。《五經正義(yi) 》既承繼了漢儒的經學觀念，又兼容南北經學，其形成和修訂之後，逐漸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標準參考書(shu) 。在《五經正義(yi) 》之外，陸德明的《經典釋文》也構成了唐代經學的重要著作，該書(shu) 兼及《易》《書(shu) 》《詩》等十餘(yu) 種書(shu) ，按皮錫瑞的說法，“為(wei) 唐人義(yi) 疏之先聲”。《五經正義(yi) 》和《經典釋文》所代表的唐代經學，體(ti) 現了經學統一化的趨勢，這種統一背後，是大一統秩序格局的建構，它從(cong) 一個(ge) 方麵體(ti) 現了經學的政治關(guan) 切。《五經正義(yi) 》之後，科舉(ju) 取士有了圭臬，經學為(wei) 政治上的大一統意識培育了主體(ti) 。

宋代的經學與(yu) 理學有著內(nei) 在關(guan) 聯，宋人說經，側(ce) 重義(yi) 理的闡發。宋儒有懷疑趨向，流風所至，也及於(yu) 經，《易》《詩》《書(shu) 》等，都曾成為(wei) 懷疑對象。除了疑經之外，宋儒側(ce) 重於(yu) 以學理解釋經典，關(guan) 於(yu) 《易》《詩》《書(shu) 》等經典，宋儒不限於(yu) 字詞的訓詁，而是注重從(cong) 心性、理氣、性命、知行等方麵加以闡釋，其中既包含形而下的觀念，也滲入了形而上的內(nei) 涵。在《經學理窟》中，張載便指出：“萬(wan) 事隻一個(ge) 天理。”（《張載集》，中華書(shu) 局，1978年，第256頁）具體(ti) 到禮學，張載認為(wei) ：“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為(wei) 之節文；樂(le) 統同，樂(le) 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張載集》，第261頁）這裏既有對傳(chuan) 統禮學關(guan) 於(yu) 禮別異、樂(le) 合同的承繼，也蘊含基於(yu) 理的推論，所謂“萬(wan) 事隻一個(ge) 天理”即構成了這種推論的前提。在二程、朱熹、陸九淵那裏，經學與(yu) 理學進一步融合為(wei) 一。

清代經學以乾嘉學派為(wei) 主幹，訓詁考據則構成了其主要進路。盡管乾嘉學派有皖派、吳派等區分，但在以考證為(wei) 治經主導方式上，又有相通之處。這一意義(yi) 上的經學具有實證的特點。從(cong) 文獻角度看，其中涉及勘定、校勘、辯偽(wei) ，等等；在名物考釋方麵，則關(guan) 乎廣搜博考：“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幹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ye) 。誦《周南》《召南》，自《關(guan) 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行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製，則迷於(yu) 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製。不知鳥獸(shou) 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xing) 之意乖”（戴震：《與(yu) 是仲明論學書(shu)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3頁）；從(cong) 訓詁層麵著眼，則與(yu) 字詞的理解相關(guan) ，而字詞的釋義(yi) ，又基於(yu) 音韻考察：清儒對音韻的研究，構成了實證化經學的重要方麵。當然，清代也有注重義(yi) 理的研究取向，如戴震的經學便不限於(yu) 考據，而是包括哲學的探索，但主流的經學則展開於(yu) 名物訓詁。

步入近代以後，經學依然得到延續，今文經學的複興(xing) 則是其中引人矚目的現象。龔自珍以公羊春秋論政事、談變革，魏源也以公羊三世說議時代變遷。康有為(wei) 進一步將今文經學與(yu) 托古改製結合起來，並以“三世說”溝通《禮記·禮運篇》的“大同”“小康”，提出了“據亂(luan) 世”進化到“升平世”（小康），再由“升平世”進化到“太平世”（大同世界）的曆史衍化過程，並把這一過程視為(wei) 人類社會(hui) 進化的普遍規律。由此，“公羊三世說”成為(wei) 其改良主義(yi) 政治主張的理論依據。以上看法把西方進化論運用於(yu) “三世說”中，改變了“天不變，道亦不變”觀念，並轉換了以三代為(wei) 理想的曆史觀，賦予公羊學曆史理論以某種近代的形態。當然，上述看法盡管注入了近代內(nei) 涵，但作為(wei) 經學，其學說仍具有傳(chuan) 統的印記。曆史地看，“經學博士”與(yu) 科舉(ju) 製度曾在不同意義(yi) 上為(wei) 經學提供了製度的擔保，如果說，“博士”製的衰微雖然使這一官方化體(ti) 製開始退出曆史舞台，但經學本身依然得到延續，那麽(me) ，1905年科舉(ju) 製的終止，則在較為(wei) 寬泛的層麵標誌著建製化的六經之學，逐漸完成了其曆史使命。

可以注意到，經學既具有學術的意義(yi) ，也表現為(wei) 一種思想觀念，經學的秩序關(guan) 切與(yu) 政治品格，主要與(yu) 後者相關(guan) 。作為(wei) 思想係統的經學，經曆不同的演變階段，取得了相應的曆史形態：與(yu) 郡縣製大一統政治秩序的奠基相關(guan) ，兩(liang) 漢經學同時形成了“以名為(wei) 教”的曆史形態；魏晉經學在解構兩(liang) 漢經學的同時又重建了具有玄學形態的經學；唐代的經學適應了重建大一統政治格局的需要，表現為(wei) 基於(yu) 《五經正義(yi) 》的統一的經學；宋代以理說經，與(yu) 之相應的是理學化的經學；清代以考據為(wei) 進路，所形成的是實證化的經學；近代以來，經學被賦予近代的內(nei) 涵，並表現為(wei) 近代經學。在學術的層麵，經學有今文與(yu) 古文、考證與(yu) 義(yi) 理等區分，在思想和觀念的層麵，則以政治意識為(wei) 內(nei) 涵。

三

具有政治意識品格的建製化經學之消亡，並不意味著經學本身的消亡。晚清以來，經學仍在延續，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國學熱的興(xing) 起，經學在某種意義(yi) 上呈現複興(xing) 之勢。然而，這裏需要區分經學的不同形態：經學在曆史上曾呈現多樣性，其現代的延續或複興(xing) ，同樣應取得不同於(yu) 以往的形態，後者可以視為(wei) 現代經學或經學的現代形態。如前所述，在思想觀念層麵，傳(chuan) 統經學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社會(hui) 體(ti) 製不可分割。伴隨著科舉(ju) 製終止以及中國從(cong) 傳(chuan) 統到現代的變遷，經學的傳(chuan) 統形態也開始漸趨消亡，現代經學或經學的現代形態顯然無法延續這一形態的經學。回溯曆史，不難注意到，經學本是以《易》《詩》《書(shu) 》《禮》《春秋》等為(wei) 本的經典之學，中華文明基本價(jia) 值在其中孕育；而在經學建製化之後，這些價(jia) 值得以持續，但也總是與(yu) 當時的政治形態綁定在一起。現代經學以回到更原初的經典文本為(wei) 指向，以更開放視野詮釋其中的精神與(yu) 價(jia) 值理想。從(cong) 經學作為(wei) 中華文明基本價(jia) 值載體(ti) 的視角，從(cong) 構建中華文明古今連續性等方麵切入，可以闡發一種現代經學或經學的現代形態。

如上所述，經學既以思想觀念為(wei) 內(nei) 涵，又有學術的麵向，後者首先與(yu) 文獻的研究相關(guan) ，並展開為(wei) 文獻整理、考訂、訓釋等方麵。經學的學術內(nei) 容在後來逐漸形成某種實證化的趨向，並形成了與(yu) 近代科學相近的研究方法，包括注重證據、善於(yu) 存疑、無征不信，以及運用歸納、演繹的邏輯方法。經學同時表現為(wei) 具有某種政治意識功能的思想和觀念形態。經學的政治意識內(nei) 涵具體(ti) 體(ti) 現為(wei) 普遍的價(jia) 值觀念和價(jia) 值原則，並從(cong) 思想觀念、行為(wei) 方式等方麵引導著傳(chuan) 統文化，無論是兩(liang) 漢“以名為(wei) 教”的經學，還是後來玄學化、理學化的經學，都包含某些與(yu) 傳(chuan) 統政治形態相聯係的特殊內(nei) 容。

現代經學既需要在學術層麵承繼和延續經學的文獻研究和訓詁名物，也應當在思想和觀念層麵揚棄傳(chuan) 統經學。在學術層麵，對以往文獻的研究，可以吸取並借鑒經學的成果，並將其運用於(yu) 實證性的考察過程。作為(wei) 價(jia) 值觀念係統的經學包含的觀念則既有普遍性的規定，也包含特殊的內(nei) 容。從(cong) 普遍之維看，經學滲入了對人類演進、社會(hui) 發展的價(jia) 值目標以及規範係統的理解，其中凝結著至今依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yi) 的思想。以價(jia) 值原則而言，經學對傳(chuan) 統的仁道原則作了肯定和闡發，這一原則確認了人之為(wei) 人的內(nei) 在價(jia) 值，並與(yu) 禮、義(yi) 等觀念相結合，表現為(wei) 製約人與(yu) 人之間關(guan) 係的普遍規範。經學的以上觀念，在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yi) 。當然，必須承認，傳(chuan) 統經學中也包含不少具有曆史印記和曆史限定的內(nei) 容。在傳(chuan) 統經學的視域中，社會(hui) 人倫(lun) 與(yu) 政治相互關(guan) 聯，等級性成為(wei) 普遍的規定，對人與(yu) 人關(guan) 係的這一理解不同於(yu) 近代以來的新觀念，其內(nei) 容無疑需要轉換。

現代經學或經學的現代形態當然仍應關(guan) 注傳(chuan) 統文獻和經典，但在具體(ti) 的研究過程中，無法忽視時代的視域。這裏，首先需要揚棄將經學還原為(wei) 經學史，並在傳(chuan) 統的形態中考察經學這一進路。把經學還原為(wei) 經學史，意味著僅(jin) 僅(jin) 從(cong) 曆史的角度考察經學，並以回溯、梳理經學的衍化為(wei) 經學的主要工作。這一研究趨向單純地停留、關(guan) 注經學的以往形態，無法體(ti) 現經學的現代進展。如前所述，經學在曆史上曾隨著曆史變遷而形成不同的形態，並獲得了相應的內(nei) 容，今天的研究，同樣應當取得新的內(nei) 涵。現代經學或經學的現代形態，意味著賦予經學以不同於(yu) 以往時代的品格，這就需要基於(yu) 理論層麵的創造性研究，這種研究不同於(yu) 簡單的曆史還原。然而，遺憾的是，今天在經學研究的領域，我們(men) 往往主要看到“公羊學”“穀梁學”，或“儀(yi) 禮”“周禮”的考證，這些研究與(yu) 經學的以往形式並沒有實質的差異，現代經學顯然難以停留於(yu) 這一層麵。具體(ti) 地看，在指向傳(chuan) 統文獻或經典的過程中，應從(cong) 現代理論的層麵加以探索，考察其多重義(yi) 理以及在回應不同的時代問題所可能具有的意義(yi) 。

以《春秋》而言，僅(jin) 僅(jin) 停留於(yu) “公羊學”所蘊含的“微言大義(yi) ”，顯然無法跳出今文經學的傳(chuan) 統視域。《春秋》本是曆史著作，其中既包含曆史事實的記載，也滲入了曆史的觀念。《春秋》的研究，應體(ti) 現這一特點，注重揭示其中的曆史意識，把握其中的曆史觀念。曆史地看，王陽明已提出“五經皆史”的看法，章學誠也有類似的觀念，在《春秋》中，曆史的意識得到了更為(wei) 集中的體(ti) 現，而這種意識又常常與(yu) 價(jia) 值觀念聯係在一起：“親(qin) 仁善鄰，國之寶也”“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qin) ，失親(qin) ，患必至”（《春秋左傳(chuan) ·隱公六年》、《春秋左傳(chuan) ·僖公五年》）等看法，便體(ti) 現了這一點。《春秋左傳(chuan) 》所載鄭莊公與(yu) 其母薑氏“隧而相見”，更是蘊含了“信”與(yu) “孝”的交錯和緊張。同樣，《禮》主要表現為(wei) 一種規範係統，其中關(guan) 乎社會(hui) 人倫(lun) 的多重要求，包括應當做什麽(me) 、應當如何做，後者體(ti) 現於(yu) 人與(yu) 人之間的交往過程。以日常相處來說，鄉(xiang) 裏飲酒，“主人拜迎賓於(yu) 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禮記·鄉(xiang) 飲酒義(yi) 》）這裏既有對“如何做”的規定，也體(ti) 現了“尊讓”的交往形態。對《禮》的研究，應當指向其中內(nei) 含的規範觀念，包括它所涉及的禮與(yu) 法關(guan) 係：相對於(yu) “法”的規範所呈現的強製形態，“禮”更多地表現為(wei) 非強製的係統，“法”與(yu) “禮”的以上不同內(nei) 涵相應於(yu) 其相異的作用方式。同時，禮與(yu) 義(yi) 的關(guan) 係，也是需要關(guan) 注的重要方麵，這一關(guan) 係涉及的是外在的規範係統與(yu) 內(nei) 在的規範意識之間的互動。對禮的研究，需要聯係《禮》的相關(guan) 觀念。如果僅(jin) 僅(jin) 梳理禮的特定形態，則無法超越曆史的描述。進一步考察，五經之一的《易》也內(nei) 含多樣的規定，其中既包含形而上的哲學觀念，也滲入了認識論、方法論的思想。道與(yu) 器、形上與(yu) 形下的溝通，構成了其哲學層麵的取向；觀物取象、彌綸天地之道，則從(cong) 不同層麵體(ti) 現了它的認識論立場。《易》肯定“通變之謂事”（《易經·係辭上》），將“事”與(yu) “物”區分開來，強調作為(wei) 人之所為(wei) 的“事”具有把握、應對萬(wan) 物變遷的作用，由此展現了獨特的哲學視域。對《易》的考察，應掃除玄之又玄的神秘形態，回歸其內(nei) 在的理性精神。與(yu) 之相關(guan) ，《詩》中固然有“思無邪”所表征的政治意識，但其中也內(nei) 含豐(feng) 富的藝術、美學思想，對《詩》的現代探索，應著重把握它的審美見解和關(guan) 於(yu) 藝術創造、美的規律的看法，以及對賦、比、興(xing) 等藝術方式的具體(ti) 運用，探究《詩》所展現的情感之維及其在人的存在過程中的意義(yi) ，而不宜拘泥於(yu) 風、雅、頌的特定形態。討論更久遠問題的《書(shu) 》，主要是殷周等時代的政論、曆史文獻以及早期治國理政之文檔的匯編，其中包含曆史哲學、政治哲學的內(nei) 容，與(yu) 之相應，從(cong) 現代的角度考察《書(shu) 》，應該以曆史哲學、政治哲學為(wei) 關(guan) 注之點，注重其“無偏無黨(dang) ，王道蕩蕩”“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尚書(shu) ·洪範》《尚書(shu) ·湯誓》《尚書(shu) ·康誥》）等政治理念。

總體(ti) 上，現代經學應當展示現代的理論視域，並在相關(guan) 義(yi) 理的引導下，敞開經學的深沉內(nei) 涵。在這一過程中，傳(chuan) 統的經典也將在新的理論（義(yi) 理）的層麵得到闡發。寬泛而言，每一時代都需要體(ti) 現該時代的學術特點，現代經學也並不例外，而經學之取得現代形態，則關(guan) 聯著與(yu) 以往的經史子集有所不同的文史哲等學科，這些學科的引入，同時意味著超越傳(chuan) 統的視域，在現代意義(yi) 上以理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