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孑民乃北京大學老校長，不惟得北大師生之擁戴，亦得國內(nei) 外師生及社會(hui) 各界之景仰。其主政期間北大所取得之成就，曆史上已有定論，不必贅述。更難能可貴者，作為(wei) 學人，蔡元培還提出了諸多蜚聲中外的文化教育理念，如“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以及“美育代宗教”等。惜乎他的這些理念常被人誤解，從(cong) 而衍生諸多迷障與(yu) 弊害，恐為(wei) 蔡元培始料未及也。我嚐在《論當代中國社會(hui) 的精神特征及教化中的諸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在蔡元培之思想裏，學術與(yu) 教化乃分開者，學術可以自由，但社會(hui) 教化必須統一，且統一的社會(hui) 教化高於(yu) 自由的国际1946伟德。所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是針對大學內(nei) 的學術研究而言，不針對社會(hui) 教化而言，即不是說一般的社會(hui) 維係可以沒有基本的人倫(lun) 道德基線，而一任自由下去。拙文於(yu) 此有詳論，不必多言，此處止再列一文獻，以明蔡氏之說，既而堅拙文之實。蔡元培於(yu) 一九一○出版的《中國倫(lun) 理學史》之“緒論”中特別標舉(ju) 了“倫(lun) 理學”與(yu) “修身書(shu) ”的區別，他說：
    
     
    
    修身書(shu) ，示人以實行道德之規範者也。民族之道德，本於(yu) 其特具之性質、固有之條教，而成為(wei) 習(xi) 慣。雖有時為(wei) 新學殊俗所轉移，而非得主持風化者之承認，或多數人之信用，則不能驟入於(yu) 修身書(shu) 中，此修身書(shu) 之範圍也。倫(lun) 理學則不然，以研究學理為(wei) 的。……其於(yu) 一時之利害，多數人之向背，皆不必顧。蓋倫(lun) 理學者，知識之徑塗；而修身書(shu) 者，則行為(wei) 之標準也。持修身書(shu) 之見解以治倫(lun) 理學，常足為(wei) 常識進步之障礙。故不可不區別也。[①]
    
     
    
    此處雖是言不可以修身書(shu) 之觀念治倫(lun) 理學，但當亦不可以倫(lun) 理學之觀念治修身書(shu) 。此論彰彰甚明，何可誣也。
    
    至於(yu) “美育代宗教”一論，自有其高致處，亦自有其刺謬處，若不諦審蔡氏之學，膚淺之士未必能明，當須專(zhuan) 文詳論之。不然，耳食之輩持“日常生活審美化”之論，以為(wei) 即此可解決(jue) 當下人之精神危機。此真所謂“棺槨異處，飛者入池”之論。這裏止用丹尼爾·貝爾之言以示時人之謬。
    
     
    
    藝術、自然或衝(chong) 動在酒神行為(wei) 的醉狂中隻能暫時地抹煞自我。醉狂終究要過去，接著便是淒冷的清晨，它隨著黎明無情地降臨(lin) 大地。這種在劫難逃的焦慮必然導致人人處於(yu) 末世的感覺——此乃貫穿著現代主義(yi) 思想的一條黑線。[②]
    
     
    
    世人多以蔡氏此說而去宗教，根本為(wei) 虛妄無根之論。實則依蔡氏之說，止可上提美育而至於(yu) 宗教，不可下拉宗教而至於(yu) 美育。由此，即可開中國傳(chuan) 統之心性學與(yu) 美學及宗教之關(guan) 係問題。當然，此為(wei) 繁複之學術問題，非一二言可盡，恕暫且不表。
    
    這裏止重溫蔡元培“大學改製”理念，以見當代大學辦學宗旨之誤與(yu) 夫人文教育之失。
    
    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嚐依據歐洲各國高等教育之編製，提出《大學改製之事實及理由》一議案，交由校務會(hui) 討論，期以改革現行之學科設置。因為(wei) 當時我國之高等教育，多仿日本之製，設法、醫、農(nong) 、工、商各科於(yu) 大學，而又別設此諸科之高等專(zhuan) 門學校，雖程度稍別深淺，而其科目無甚差別。蔡氏以為(wei) ，此種設置多有弊端，此在日本已有跡可查，所謂“殷鑒不遠，即在日本”，隻是我國高等教育行之未久，其弊不甚著耳，然不可不未雨綢繆也。鑒於(yu) 此，蔡氏遂提出改編大學編製之構想。構想實甚簡單，其大端乃：
    
     
    
    大學專(zhuan) 設文、理二科。其法、醫、農(nong) 、工、商五科，別爲獨立之大學。其名為(wei) 法科大學、醫科大學等。[③]
    
     
    
    所以如此分別之理由端在：“文、理二科，專(zhuan) 屬學理；其他各科，偏重實用。”[④]由此可見，此構想之大要即在：高等教育須分大學與(yu) 高等專(zhuan) 科學校，前者究文、理之純粹學理，精深而虛靈；後者求技術之創新，實用而廣被。
    
    此議既出，即得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陳校長、北京法政專(zhuan) 門學校吳校長、北京醫學專(zhuan) 門學校湯校長、北京農(nong) 業(ye) 專(zhuan) 門學校洪校長一致讚同。爾後，報教育部核準，教育部請教育總次長、參事、專(zhuan) 門司司長、北洋大學及各高等學校校長，對於(yu) 此構想均無異議。北京大學適時對其編製實行改革，大體(ti) 不過：其一，文理兩(liang) 科擴張；其二，法科擬成立獨立之法科大學，商科並入之。因為(wei) 北京大學法科較為(wei) 完善，有獨立成立專(zhuan) 門法科大學之資格，商科較弱，不能成立專(zhuan) 門之商科大學，但依美、日等國法科兼設商業(ye) 學之例，可並入法科專(zhuan) 門學校；其三，北京大學之工科則直接並入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因北洋大學亦國立，且地處天津，操作甚為(wei) 方便。
    
    但此種構想及舉(ju) 措，卻遭到了遠在蘇格蘭(lan) 的周春嶽的質疑，他專(zhuan) 門撰文《大學改製之商榷》給《太平洋》雜誌記者，陳述其疑問。其文曰：
    
     
    
    通常大學，專(zhuan) 設文、理二科。以外各科，別爲獨立大學。果為(wei) 良製乎？吾亦不能無疑。西文之大學（University），原意為(wei) 教授高等學術各科之綜合體(ti) 。故言大學，即聯想分科。分科無定，多多益善，大規模的集合組織，與(yu) 分工之原則，相輔而行，現代文明社會(hui) 之特征也。歐美各邦大學，罕見限於(yu) 文、理二科。單科大學，其例也絕鮮。德國之各項高等專(zhuan) 門學校，亦難引為(wei) 例證。其程度即令與(yu) 大學分科相當，彼究未正式居大學之名也。[⑤]
    
     
    
    周氏以為(wei) ，以文、理二科專(zhuan) 究學理，而法、商諸科專(zhuan) 重實用作為(wei) 高等教育殊別其編製之理由是不充分的。“蓋學理致用兩(liang) 者之偏重偏輕，文、理二科與(yu) 其他科之間，亦僅(jin) 有程度之差，而無種類之別，集於(yu) 同一大學，絕無滯礙。又況學理致用兩(liang) 者，本可互有助益，相輔而行也？”[⑥]
    
    針對周文的質疑，蔡元培以《讀周春嶽君<大學改製之商榷>》答之，其於(yu) 吾人理解高等教育多有啓發，故這裏作較長的征引：
    
     
    
    周君又以通常大學專(zhuan) 設文、理二科為(wei) 不然。案此條為(wei) 鄙人所提議。鄙人之意，學與(yu) 術雖關(guan) 係至為(wei) 密切，而習(xi) 之者旨趨不同。文、理，學也。雖亦有間接之應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為(wei) 的，終身以之。所兼營者，不過教授著述之業(ye) ，不出學理範圍。法、商、農(nong) 、工，術也。直接應用，治此者雖亦可有永久研究之興(xing) 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務於(yu) 社會(hui) ；轉以服務時之所經驗，促其術之進步。與(yu) 治學者之極深研幾，不相侔也。鄙人初意以學為(wei) 基本，術為(wei) 支幹，不可不求其相應。故民國元年修改學製時，主張法、商等科者，不可不兼設文科。設醫、農(nong) 、工各科者，不可不兼設理科。是年十月所頒之大學令第三條曰：“大學以文、理二科為(wei) 主。須合於(yu) 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為(wei) 大學：一，文、理二科並設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醫、農(nong) 、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即鄙人所草也。六年以來，除國立北京大學外，其他公立、私立者，多為(wei) 法、商等科。間亦兼設法科、工科，均無議及文、理二科者。足為(wei) 吾國人重術而輕學之證。至於(yu) 兼設文、理、法、工、商各科之北京大學，則又以吾國人科舉(ju) 之毒太深，升官發財之興(xing) 味本易傳(chuan) 染，故文、理諸生亦漸漬於(yu) 法、商各科之陋習(xi) （治法、工、商者，本亦可有學術上之興(xing) 會(hui) ，其專(zhuan) 以升官發財為(wei) 的者，本是陋習(xi) ）。而全校之風氣，不易澄清。於(yu) 是，有學術分校之議。鄙人以為(wei) 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zhuan) 門學校”。兩(liang) 者有性質之別，而不必有年限與(yu) 程度之差。在大學，則必擇其以終身研究學問者為(wei) 之師，而希望學生於(yu) 研究學問以外，別無何等之目的。其在高等專(zhuan) 門，則為(wei) 歸集資料，實地練習(xi) 起見，方且於(yu) 學校中設法庭、商場等雛形，則大延現任之法吏、技師以教之，亦無不可。即學生日日懸畢業(ye) 後之法吏、技師以為(wei) 的，亦無不可。以此等性質之差別，而一謂之“大”，一謂之“高”，取其易於(yu) 識別，無他意也。[⑦]
    
     
    
    從(cong) 蔡元培之答辭中，我們(men) 可以會(hui) 悟一下意思：其一，雖文、理研學理，法、商、農(nong) 、工、醫重實用，但若以“大學”名之，即必設文、理二科，不然不得名之為(wei) 大學；其二，文科或理科大學在設文科或理科的基礎上，可兼設法、商、農(nong) 、工、醫其中之任何一科或數科。可見，在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中，隻設文、理二科而不及理，法、商、農(nong) 、工、醫者，可名曰大學，隻設文科而兼及法、商者或隻設理科而兼及醫、農(nong) 、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亦可名曰大學。不然，即隻可名曰“高等學校”。總之，文、理科為(wei) 大學所必具。但此種教育理念在實施過程中遭遇困難，除北京大學以外，一般大學多隻設法、商、農(nong) 、工、醫，而不及文、理二科，足見國人之輕學重術之病。即便是學科設置較為(wei) 完備的北京大學，因治法、商、農(nong) 、工、醫諸科者多以升官發財為(wei) 目的，此風漸漬於(yu) 文、理二科，使得風氣大壞。於(yu) 是，遂有分校之議。從(cong) 這裏可以看出，大學改製亦是不得已而為(wei) 之。
    
    但我們(men) 必須記取蔡元培之教育理念，大學當以文、理二科為(wei) 主，斯二者又以極深研幾為(wei) 終身之誌業(ye) 。大學雖然不必必然排斥法、商、農(nong) 、工、醫諸科，但斯五者隻是“術”，乃吾人於(yu) 社會(hui) 謀取職業(ye) 之準備。前者蔡氏名之曰“學問”，後者名之曰“教育”，並雲(yun) ：“教育者，專(zhuan) 門之業(ye) ；學問者，終身之事。”[⑧]然大學須以極深研幾之精神主導專(zhuan) 門之業(ye) 的實用與(yu) 夫職業(ye) 之功利，若以專(zhuan) 門之業(ye) 的實用與(yu) 職業(ye) 之功利染漬乃至敗壞極深研幾之精神，則大學不成其為(wei) 大學。故蔡氏嚐對北大學生過於(yu) 功利與(yu) 實用之情表示不滿：“委身於(yu) 學校而縈情部院，用誌不紛之謂何！且或在學生時代，營營於(yu) 文官考試、律師資格。而要求 保送，此其燥進，與(yu) 科舉(ju) 時代之通關(guan) 節何異？言之可痛心！”[⑨]到此，我們(men) 可知，蔡元培之所以力主文、理科大學與(yu) 高等專(zhuan) 門學校區分，不過欲護持住大學之根本精神，此根本精神即在：追求學理之科學態度，精神自由之超越理念。以與(yu) 講求實用、功利與(yu) 效益之法、商、農(nong) 、工、醫之專(zhuan) 門學校異其義(yi) 。故周春嶽不讚成蔡氏之分亦並非不對，不過，周子僅(jin) 從(cong) 具體(ti) 設置上想，而不能深會(hui) 蔡氏之用心，亦周子體(ti) 之不切故也。讀蔡元培《北大第二十二年開學式演說詞》更可明其意：
    
     
    
    諸君須知，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ye) 的機關(guan) ，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guan) ，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guan) 。所以，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yi) ，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為(wei) 要達上文所說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yu) 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xing) 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xing) 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men) 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他。……且既然認定大學是研究學理的機關(guan) ，對於(yu) 純粹學理的文理科，自當先作完全的建設。[⑩]
    
     
    
    但大學的現實常沒有蔡元培預想的那麽(me) 好，常背離了純粹的學問精神，是以其感歎曰：
    
     
    
    其時北京大學學生，頗為(wei) 社會(hui) 所菲薄。孑民推求其故，以為(wei) 由學生之入大學，仍抱科舉(ju) 時代之思想，以大學為(wei) 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guan) 。故對於(yu) 教員之專(zhuan) 任者，不甚歡迎。其稍稍認真者，且反對之。獨於(yu) 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yi) ，而學生特別歡迎之，以為(wei) 有此師生關(guan) 係，可為(wei) 畢業(ye) 後奧援也。故於(yu) 講堂上領受講義(yi) ，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別預備外，對於(yu) 學理，毫無興(xing) 會(hui) 。而講堂以外，又無高尚之娛樂(le) 、與(yu) 學生自動之組織。故學生不得不於(yu) 學校以外，竟為(wei) 不正當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墮落也。乃於(yu) 第一日對學生演說時，即揭破“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wei) 天責，不當以大學為(wei) 升官發財之階地”雲(yun) 雲(yun) 。[11]
    
     
    
    若大學之師生於(yu) 純粹學理毫無興(xing) 會(hui) ，惟存中舉(ju) 及第之想，不惟大學不成其為(wei) 大學，且必至人格墮落，世風疲憊。此益可概見蔡元培大學改製之無奈與(yu) 痛楚也。
    
    時光荏苒，瞬逾百稔，當年蔡元培之“大學改製”擬議已成曆史陳跡，然吾人今日重而溫之，非無意義(yi) 也。試看今日之大學教育，昔蔡元培斥之為(wei) 陋習(xi) 者，比比也。君不見，“四十歲時沒有四千萬(wan) 不要說是我的學生”之言乎？！今日之大學，非以“追求學理之科學態度，精神自由之超越理念”為(wei) 其高低之標準，僅(jin) 以就業(ye) 率為(wei) 其成敗之標杆，此純粹一實用主義(yi) 之效益原則，所有學科在此標杆麵前一律平等。於(yu) 是乎，傳(chuan) 統的文史哲等學科遂無人問津，因這些學科與(yu) 工業(ye) 化社會(hui) 、信息化社會(hui) 不相侔也。由此，大學成為(wei) 一單純的職業(ye) 培訓場，精神的高致不複存焉。然真能精研學問之人必不能認同此，無論其所究之學問為(wei) 何。愛因斯坦嚐言：
    
     
    
    一切宗教、藝術和科學都是同一株樹的各個(ge) 分枝。所有這些誌向都是爲著使人類的生活趨於(yu) 高尚，把它從(cong) 單純的生理上的生存境界提高，並且把個(ge) 人導向自由。我們(men) 較古老的大學都是從(cong) 教會(hui) 學校發展起來的，這決(jue) 非偶然。教會(hui) 和大學——就它們(men) 執行其真正的職責來說——都是爲了使個(ge) 人高尚。[12]
    
     
    
    或曰：大學生不須人人日後精研學問。此誠然也。然文史哲等傳(chuan) 統學科亦不能皆衡之效益原則，須鼓勵部份人從(cong) 事，哪怕由國家或社會(hui) 供養(yang) 之。今日社會(hui) 日益富裕，然世風頹敗，正業(ye) 文史哲者日減故也，而國家社會(hui) 竟無動於(yu) 衷。蔡元培當年在北大，於(yu) 學風式微之際，欲挽狂瀾於(yu) 既倒，是以改革大學設置，以護持純粹之學理精神。迨及理想不能實現，即以請辭以示抗議，試看《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其鏗鏘之氣，猶未絕也。故譽之為(wei) “中國大學校長第一人”，正其宜也。今日大學學風之卑劣，猶甚其時，而鏗鏘之氣，卻甚衰甚微。嗟乎，非有氣度如蔡元培者，孰能製其狂流哉？！
    
    筆者混跡於(yu) 湖南科技大學哲學係有年矣，於(yu) 人文教育之失敗有真切之痛。哲學專(zhuan) 業(ye) 招生本不景氣，為(wei) 隔年一招，且即使招來，亦多轉往別的科係，所剩者寥寥。近日又聞，以後各專(zhuan) 業(ye) 招生純粹依據市場原則，有人填報即開設，無人填報即關(guan) 閉。並特別提到，哲學、曆史與(yu) 藝術為(wei) 最有可能關(guan) 閉之三科。昔在古希臘及我國之先秦，斯三者為(wei) 最發達強盛之學科，孰能料及今日之尷尬。嗚呼，哀哉！
    
    由讀《蔡元培全集》，得知其“大學改製”理念，再方之以今日大學之現實，良可致慨也。昔蔡元培嚐戒吾人曰：“至於(yu) 大學學生，本為(wei) 研究學問而來，不要誤認這學問機關(guan) 為(wei) 職業(ye) 教育機關(guan) ，但能圖得生活上便利，即為(wei) 已足。”[13]惜乎已成末世絕響矣。
    
    
    注釋
    
    
    [①]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第6-7頁。
    
    [②] [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yi) 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三聯書(shu) 店1989年版，第97頁。
    
    [③]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第130頁。
    
    [④] 同上，第131頁。
    
    [⑤]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第153頁。
    
    [⑥] 同上，第154頁。
    
    [⑦]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第150頁。
    
    [⑧] 《北大進德會(hui) 旨趣書(shu)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第126頁。
    
    [⑨]  《北大進德會(hui) 旨趣書(shu)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第126頁。
    
    [⑩] 《北大第二十二年開學式演說詞》，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第344頁。
    
    [11] 《傳(chuan) 略上》，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第330頁。
    
    [12] 愛因斯坦：《道德衰敗》，許良英等編：《愛因斯坦全集》第三卷，商務印書(shu) 館1979年版，第149頁。
    
    [13] 《北大一九二一年開學式演說詞》，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第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