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三重屬性

作者：鄭佳明（湖南師範大學教授、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來源：《新湘評論》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六月初二日戊寅

          耶穌2023年7月19日

現在湖湘文化很熱，說法也很多。從(cong) 空間上講，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從(cong) 時間上講，湖湘文化是曆史文化；從(cong) 內(nei) 涵上講，湖湘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文化，我們(men) 從(cong) 多維度認識湖湘文化，深刻理解湘人精神、湘人血性和湘人思想，這有利於(yu) 更深入全麵地把握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

“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湖湘文化”是指湖湘流域的文化。雖然湖南到清朝中期才成為(wei) 單獨的行省，但是湖湘流域的人民在這塊土地上已經生活了數千年，如果說湖湘文化像一條河，則在這塊土地上流淌了千百年。馬克思主義(yi) 反對“地理環境決(jue) 定論”，但是充分肯定地理環境對曆史文化和社會(hui) 文明的深刻持久的影響。湖湘文化從(cong) 屬於(yu) 中華主流文化，並形成了鮮明的地方特色，反過來對主流文化作出重要貢獻。

湖湘流域的地理環境決(jue) 定了湖湘文化農(nong) 耕文明的基本屬性。在湖南道縣玉蟾岩洞穴遺存中，發掘到一萬(wan) 二千年以上的農(nong) 耕稻穀與(yu) 陶器，在澧陽平原彭頭山新文化遺址也發掘到八千至九千年前的早期農(nong) 耕文化遺存。炎帝神農(nong) 創立農(nong) 耕文化的傳(chuan) 說，舜帝南巡和大禹治水的傳(chuan) 說，都表明湖湘地區的農(nong) 耕文明在中國具有領先、成熟、深厚的優(you) 勢；“魚米之鄉(xiang) ”“湖廣熟，天下足”等口碑就是一種曆史的認同。湖南農(nong) 耕文化占優(you) 勢的狀況一直持續到近現代，湖湘文化也一直在這個(ge) 基礎上生存和發展。這個(ge) 基本屬性決(jue) 定了湖湘文化本質和類型，決(jue) 定了湖湘文化的價(jia) 值觀和思想方法，決(jue) 定了湖湘文化與(yu) 中國主體(ti) 文化的同一性，決(jue) 定了湖湘文化的先進性與(yu) 曆史局限性，也是對湖湘文化的“道南正脈”做了注腳。

湖湘地理深刻影響湘人的性格氣質。湖南是一塊美麗(li) 神奇的土地。湘、資、沅、澧四水由南向北，從(cong) 群山中穿過，注入洞庭湖，留下星羅棋布的山水田園，如錦繡的畫卷。一年四季，綠樹常青，鮮花盛開，動物繁多，生機盎然，養(yang) 育著三湘兒(er) 女。湖南多山多水，山多，使人堅強，水多，使人靈秀，湖南人能雅能俗、能文能武、能柔能剛、能狷能狂。湖南地形地貌特殊。險峻武陵，蒼莽羅霄，逶迤五嶺，三麵環山，一麵向北開口，麵對著浩淼的洞庭湖和滾滾長江，形成一個(ge) 巨大的馬蹄形盆地。地勢南高北低，冬天北風毫無遮攔地直貫三湘四水，氣溫驟降；夏季太平洋帶來的雨水被阻隔在山外，炎熱異常。洪水和幹旱常常結伴而行，接踵而至，鍛煉了湖南人吃苦耐勞的品質。少數民族的“霸蠻”和極端的氣候造成了的湖南人的“血性”。

錢基博在《湖南近代百年學風》一書(shu) 中說：湖南之為(wei) 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重山疊嶺，灘河峻激，地質剛堅，民性倔強。風氣錮塞，常不為(wei) 中原文明所沾被。風氣自創，能別於(yu) 中原人物以獨立。人傑地靈，大儒迭起，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誌節。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好一個(ge) “蓋地理使之然也”！自古至今，湖湘文化有兩(liang) 個(ge) 因子，即本土的習(xi) 性與(yu) 外來的義(yi) 理，曾國藩說的“血誠”，“血”就是本土習(xi) 性，“誠”就是儒家道德。他還說湘軍(jun) 將領必須做到“忠義(yi) 血性”，教育孩子做人要“明強”，都是同一個(ge) 意思，這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色。湘人舉(ju) 世公認的“霸蠻血性”“獨立根性”、憂患擔當、思變求新，都是“地理之使然也”。

湘人精神世界中的地域因素。曾國藩說，“湖南之為(wei) 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ya) ”。他和錢基博都用了一個(ge) 詞，叫作“群苗所萃”。楚人到沅湘流域之前之後很長時間，由於(yu) 山水阻隔，眾(zhong) 多土著部族，形成了多種多樣多變的自然神崇拜。《漢書(shu) ·地理誌》記：“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秦漢史料記載：巫儺(nuo) 活動為(wei) 朝野所重，巫儺(nuo) 遍及了湖湘民間，屈原的《九歌》就是沅湘之間少數民族的祭歌。李澤厚先生在《己卯五說》一書(shu) 中把沅湘苗蠻文化稱作“巫文化”。“楚辭”就是巫文化信息的記載。隻不過是屈原把民間粗俚詞語升華為(wei) 貴族的雅言。“巫文化”浸潤著楚文化，楚文化孕育了道文化。老莊都是楚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軍(jun) 事上政治上秦贏了，但是文化上精神上楚文化成了贏家，道文化得到了傳(chuan) 播，兩(liang) 漢、魏晉、隋唐，道文化都是中國主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巫道文化基因滲透於(yu) 三湘四水，影響著湘人的精神世界與(yu) 思維模式。周敦頤用道家的無極太極思想資源創立理學恐非偶然，融會(hui) 道佛的理學思想在湖南落地生根，也有其土壤氣候的原因。

湖湘文化是曆史文化

地域講的是空間，曆史講的是時間。文化本身就是曆史的記錄、積澱和提煉。湖湘文化是曆史文化，講的是文化的曆史屬性。這裏有兩(liang) 層含義(yi) ，一是中國大曆史的發展，對湖湘文化的影響；二是湖南自身曆史重大事件和人物對湖湘文化的影響。

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移動對湖湘文化的影響。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中國經濟文化的中心曾經多次遷移。楚人南遷，“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對湖湘遠古文明產(chan) 生了決(jue) 定性影響；秦漢建立統一的王朝，湖湘地區與(yu) 中原一體(ti) 化，加快了進程；但是在宋以前，湖南仍處於(yu) 中華文明的邊緣地帶。從(cong) 宋朝開始，特別是南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湖湘文化繁榮發展，不僅(jin) 出現了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而且出現了影響和貢獻巨大的“湖湘學派”，出現了嶽麓書(shu) 院為(wei) 代表的一批湖湘書(shu) 院。湘學從(cong) 此產(chan) 生，湖湘文化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重要支脈。元朝和明朝，政治中心北移，湖南發展放緩，文化進入低潮，直到明清之際出現王夫之，湖湘文化才為(wei) 之一振。

近代曆史上文化中心的格局。茅海建先生有個(ge) 觀點很有啟發，他認為(wei) ，中國文化在近代，大體(ti) 可以形成三個(ge) 區域，一是受滿族文化影響的北方地區，其中心在北京。二是“受西方資本主義(yi) 文化影響”而產(chan) 生變異的南方沿海地區，有廣州和上海兩(liang) 個(ge) 中心。三是繼承了中國“正統的”文化傳(chuan) 統的南方內(nei) 陸地區，湖南是一個(ge) 中心。湖南人要麽(me) 不說話，湖南人一說話，全中國都在聽。他說，他是將湖湘文化當作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正統”，來認識、思考、評價(jia) 的。湖南在近代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中心，是從(cong) 南宋理學產(chan) 生被認為(wei) “道南正脈”開始，到曾國藩和湘軍(jun) 集團以傳(chuan) 統文化救亡衛道，“同治中興(xing) ”時基本形成。從(cong) 嘉道經世思潮到辛亥革命，湖南引領思想，人才輩出，成為(wei) 近代曆史鼎革的策源地。

戰爭(zheng) 和移民給湖南曆史帶來深刻影響。湖南處在南北東(dong) 西的交通要道，曆史上是兵家必爭(zheng) 之地，古往今來飽受戰火洗禮。楚人南征和秦漢統一戰爭(zheng) 不說，宋元明清，每一次改朝換代，湖南都成為(wei) 廝殺的戰場。近代太平軍(jun) 起義(yi) 、湘軍(jun) 起兵、國民革命軍(jun) 北伐、紅軍(jun) 北上抗日，湖南都作為(wei) 發生地而引人注目；全麵抗戰八年，中日兩(liang) 軍(jun) 主力在湖南對峙七年，全國二十一場十萬(wan) 人以上的中日大會(hui) 戰，在湖南打了七次。“湘人尚武”“無湘不成軍(jun) ”的說法是有曆史根據的。

戰亂(luan) 和災荒是曆史上大規模移民的基本原因。林增平先生闡述湖湘文化曆史的時候，把移民作為(wei) 湖湘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魏晉南北朝時期由北向南，安史之亂(luan) 和五代十國期間，由東(dong) 向西發生大規模移民；北宋、南宋到元朝建立，北方人遷移到江南，湖南因“四塞之國”，封閉安全，聚集大批人才，促進了文化的繁榮；明清之際，大規模農(nong) 民戰爭(zheng) 和清軍(jun) 入關(guan) ，曆史重演，湖南收留了大批江西、廣東(dong) 等地的移民，人口結構得到很大改善，為(wei) 晚清湖南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大規模移民，不僅(jin) 促進了湖南的發展，而且促使湖湘文化具有主動學習(xi) 的態度和極大的包容性。

流寓文化是湖湘文化形成中一個(ge) 令人矚目的現象。李蕭聃先生專(zhuan) 門著文《流寓學略》論述這一現象。唐宋以前，朝廷把荒僻的湖南當作流放之地，從(cong) 屈原賈誼開始，一直到李白、杜甫、王昌齡、元結、劉禹錫、柳宗元、韓愈、胡安國、朱熹、王陽明等數以百計的高官和文人來過湖南，有的是貶黜，有的是做官，有的是旅行，都給湖南留下了文字。有一本書(shu) ，叫《曆代名人詠長沙》，據記載，古代名人僅(jin) 僅(jin) 是詠長沙的詩詞就有五百三十八首。他們(men) 留下足跡，留下詩文，留下了憂國憂民的情懷。流寓文化不僅(jin) 大大提高了湖南的文化品質，客觀上大大加強了湖南與(yu) 全國文化的交流，連通了華夏文明的血脈。

湖湘文化是思想文化

我們(men) 說湖湘文化是思想文化，並非忽視湖湘文化中的文學、史學、民俗等其他文化形式。重點講思想文化，是因為(wei) 思想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統帥和靈魂，是湖湘文化獨具的特色和優(you) 勢。什麽(me) 是思想？思想的核心是價(jia) 值觀和基本哲學觀點，思想有分散的碎片化的思想，也有係統的條理的思想，學術就是思想的整理，學者是思想的代言人，思想家是思想的創造者。湖湘文化在宋代形成了“湖湘學派”，之後“湘學”一脈相承，直到近現代。

屈原以思想和詩給湖湘文化打下了底色。屈原是偉(wei) 大的詩人，同時也是偉(wei) 大的思想家。一是作為(wei) 楚國貴族後裔，在他的詩篇中充滿了自然崇拜和巫道文化氣息，具有鮮明的道家思想；二是他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他在楚國任左徒的時候，和他在《離騷》和其他詩篇中，表達了典型的儒家施政理想。“昔三後之純粹兮”，是謳歌古代聖王；“哀民生之多艱”，是關(guan) 切民生；“豈餘(yu) 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是忠君愛國；三是因為(wei) 他處在改革的時代，多次出使中原，他又具有法家的思想。他主張任人唯賢，遵守法度，限製王族和貴族的權力。

他行吟十餘(yu) 年，足跡遍及沅湘，最終把生命留給了湖南。湘人視他為(wei) 鄉(xiang) 賢、師祖。曾國藩說屈原在湖南“為(wei) 百代所祖”。我們(men) 自稱“屈賈之鄉(xiang) ”。他給我們(men) 留下來的最寶貴的東(dong) 西，一是他那悲天憫人的憂患意識，“心憂天下”是他的價(jia) 值觀，他勇於(yu) 擔當，以天下為(wei) 己任，當他意識到無力救國的時候，便以身殉國殉道；二是他的人格高尚，廉潔純粹，司馬遷說，屈原正道直行，其誌潔，其行廉，可與(yu) 日月爭(zheng) 光，大有聖賢氣象；三是追求真理，堅持真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雖九死而不悔”；四是他那源於(yu) 儒法道，又高於(yu) 儒法道的政治理想。他文以載道，以美麗(li) 宏遠的詩篇，把這些寶貴的思想傳(chuan) 遍了三湘四水，傳(chuan) 遍了中華九州。曆代湘人學者對屈原、對《離騷》《楚辭》進行了不懈的傳(chuan) 承、詮釋、弘揚。

周敦頤對湖湘文化的影響有兩(liang) 個(ge) 層麵。第一，他開創了“理學”，被公認為(wei) “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創立理學意義(yi) 十分重大，他的“無極而太極”完成了道家沒有完成的宇宙發生論，同時大大地前進了一步，創造了儒家宇宙本體(ti) 論。儒家的倫(lun) 理道德有了形而上的根據。他把儒家的“誠”作為(wei) 道德本體(ti) ，統一了天道與(yu) 人道，統一了天人之道。無極而太極，太極而人極，聖賢可學可至，“希賢、希聖、希天”，君王和士大夫的人生和事業(ye) 有了最終的歸宿和安頓。周敦頤對湖湘文化的直接影響很大，除了因為(wei) 他的理論之重要，還因為(wei) 他是湖南鄉(xiang) 賢；第二，他的思想在他的兩(liang) 位學生程顥和程頤那裏得到了充實和放大，形成了理學較為(wei) 完整的理論體(ti) 係，後經朱熹總結提升，傳(chuan) 播開來。二程的學問由他的學生傳(chuan) 播到湖南，形成了著名的“湖湘學派”，這就是所謂的“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

湖湘學派、嶽麓書(shu) 院與(yu) 朱張會(hui) 講。大學士胡安國及其子胡宏，於(yu) 湘潭創立碧泉書(shu) 院，並在衡山山麓創辦文定書(shu) 院，吸引了眾(zhong) 多湖南才子來求學，如胡寅、胡憲、譚知禮和黎明等。他們(men) 創立了湖湘學派。後來朱熹和張栻在長沙嶽麓書(shu) 院、城南書(shu) 院主持講學，使湖湘學派更加成熟。胡安國的《春秋傳(chuan) 》和胡宏的《知言》成為(wei) 代表性著作。張栻與(yu) 當時朱熹、呂祖謙齊名，並稱“東(dong) 南三賢”。他先後主講嶽麓、城南兩(liang) 書(shu) 院。張栻主持嶽麓書(shu) 院時，提倡“經世濟民”，培養(yang) 實用人才，擴大了湖湘學派在全國的影響，長沙成為(wei) 全國聞名的理學基地。有學者說“以不得卒業(ye) 於(yu) 湖湘為(wei) 恨”。湖南各地以嶽麓書(shu) 院為(wei) 榜樣，興(xing) 起了建立書(shu) 院的熱潮，多時竟有數以百計的書(shu) 院分布於(yu) 湖湘大地，故有“天下書(shu) 院半湖湘”之說。元明之際湖湘文化似乎沉寂下來，但是以嶽麓書(shu) 院為(wei) 首的書(shu) 院教育，弦歌不絕，理學在湖南下沉，深耕細作，根深葉茂，維係湖湘文化的學統與(yu) 文脈，積蓄著厚積薄發的曆史能量。

王船山總結了宋明以來的中國學術，開辟了中國近代思想史新篇章。明清之際，天崩地裂，國破家亡。思想家力圖找出宋明理學存在的問題。王船山說“六經責我開生麵”，就是這個(ge) 意思。他滿懷孤憤，披肝瀝膽，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著述三十多年，從(cong) “六經”孔孟，到程朱陸王，反本開新，讓儒學、儒家文化別開生麵。如果說周敦頤解決(jue) 了宇宙論、人生論、天道人道的問題，那麽(me) 王船山解決(jue) 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他在認識論方麵，把世界的物質性、客觀性，放在優(you) 先的地位，釜底抽薪地對朱熹和王陽明做出批判，這個(ge) 批判讓思想從(cong) 空中回到了地麵上，回到現實生活中，是真正的“別開生麵”。在方法論上，他強調“變”，他幾十年研讀、解讀《周易》，不斷地對《周易》進行思考闡發；他看到世界在變，中國在變，人在變，他提出“趨時更化”，不僅(jin) 僅(jin) 要與(yu) 時俱進，而且“道隨器變”，要與(yu) 時代一起變化。在認識論與(yu) 方法論的關(guan) 係上，他強調了“經世致用”，認識論與(yu) 方法論統一，理論與(yu) 實際統一，人生與(yu) 事功統一。他帶有唯物和辯證傾(qing) 向的思想，已經觸到了現代哲學思想的真諦，他跟西方的那些思想家，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遙相呼應，成為(wei) 中國近代思想的先驅；在此基礎上他產(chan) 生了民主、民權的思想，平等、均權的思想。最重要的是，王船山的民族氣節和民族思想，給了轉型應變的華夏民族以強大的思想武器，這個(ge) 武器在近代曆史轉型中發揮了巨大威力。湖湘文化再一次與(yu) 中華文化同頻共振。

魏源與(yu) 嘉道經世思潮。嘉慶道光年間，內(nei) 憂外患集中呈現出來，中國開始了千年大變局。情形與(yu) 明清之際十分相似。陶澍、賀長齡、魏源、湯鵬、鄧顯鶴等湘籍官員與(yu) 學者，受王船山思想影響，以天下為(wei) 己任，以強烈的憂患意識為(wei) 動力，以經世致用的思想為(wei) 武器，掀起一波改變風氣，影響政局，啟迪後世的思想解放運動，為(wei) 湖湘文化注入了生機與(yu) 活力。齊思和先生評價(jia) 魏源講了四句話，“晚清學術界之風氣，倡經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凡此數學，魏氏或倡導之，或光大之。匯眾(zhong) 流於(yu) 江河，為(wei) 群望之所歸，豈非一代之大儒，新學之蠶叢(cong) 哉。”章開沅先生說：“對於(yu) 魏源，前人評價(jia) 已多，其中以齊思和先生之論析最為(wei) 概括而又貼切。”嘉道經世派有幾個(ge) 標誌性的成績，第一就是陶澍的漕運、鹽稅和水利三大改革，第二是《皇朝經世文編》，第三是《海國圖誌》，最重要的是魏源在《海國圖誌》這本書(shu) 的《序言》中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主張。陶澍等人對數年之後興(xing) 起的湘軍(jun) 集團核心成員，產(chan) 生了密切的聯係和重大的影響，這是湖湘文化史的一段佳話。

曾國藩的經世理學。曾國藩和湘軍(jun) ，對晚清政局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開啟了中國走向世界的大門，開始了中國工業(ye) 化的征程。學術界對曾國藩有兩(liang) 個(ge) 定論，一是說他事功本於(yu) 學問，二是他的學問是傳(chuan) 統文化。這實際上是說，他運用湖湘文化，實踐湖湘文化，改造弘揚湖湘文化，讓湖湘文化達到一個(ge) 時代的高度和嶄新的境界。曾國藩學問第一個(ge) 特點，叫作“一宗宋儒，兼容漢學”，同時博覽經史百家。第二個(ge) 特點是倡導經濟之學。經濟之學實際上就是指我們(men) 現在所說的政治管理。包括官製、財用、鹽政、漕務、錢法、冠禮、婚禮、喪(sang) 禮、祭禮、兵製、兵法、刑律、地輿、河渠等十四個(ge) 方麵，經濟之學也就是“經世之學”。第三個(ge) 特點就是一切從(cong) 實際出發，大膽創新，解決(jue) 前進中的問題。

羅列這樣一些湖湘思想史的重要節點，就是力圖勾畫出湖湘思想重點與(yu) 脈絡。中國近代史到了曾國藩時期，已經來到了一個(ge) 轉折點。譚嗣同的改良結束後，黃興(xing) 、蔡鍔、宋教仁是舊民主革命，毛澤東(dong) 領導的是新民主主義(yi) 革命，這是一個(ge) 中國主體(ti) 思想發生劇烈變革的時代。雖然我們(men) 不能以湖湘文化的脈絡再來概括這些思想和變革，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湘人仍然站在時代的前列，仍然在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直到今日，湖湘文化的基因一直在湖南和中國的思想文化中流淌，或多或少，時隱時現地發生著作用。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