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冰】執兩用中、守中致和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⑨

欄目:光明日報儒家經典解讀係列
發布時間:2023-08-05 22:44:22
標簽:守中致和、執兩用中

執兩(liang) 用中、守中致和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⑨

作者:董冰(山東(dong) 省委黨(dang) 校〔山東(dong) 行政學院〕副教授、山東(dong) 省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五月廿七日癸酉

          耶穌2023年7月14日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強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執兩(liang) 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蘊含著樸素的辯證智慧,凝聚著崇高的價(jia) 值追求,承載著美好的道德願景,一直是值得我們(men) 繼承和發展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要素,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高度契合。

 

“執兩(liang) 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主要在《中庸》一書(shu) 中得到集中闡述,原文為(wei) “執其兩(liang) 端,用其中於(yu) 民”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兩(liang) 句。其大意為(wei) 做事時要抓住過和不及這兩(liang) 個(ge) 極端,調和起來采用適中的做法,既不能過於(yu) 保守,也不能過於(yu) 激進;執守住中道以達致天地和諧運行、萬(wan) 物並生而不悖的中和狀態。

 

中華文明從(cong) 其源頭就形成了尚中、貴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最早可追溯至上古五帝時期。一說軒轅居中央之地,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wan) 民、度四方,有土德之瑞,故尊稱為(wei) 黃帝,古人即以中為(wei) 尊,求中致和。先人們(men) 在生產(chan) 生活實踐中逐漸體(ti) 認到“中”“和”的價(jia) 值意義(yi) ,發現“中”“和”與(yu) “好”“對”“行”“成”之間的規律性聯係,自然就追求“中”“和”的思維和行為(wei) 方法。《易經》有“中行無咎”“陰陽相合”的思想,老子《道德經》中也強調“不若守中”“知和曰明”等。孔子首創“中庸”一詞,把中庸之德譽為(wei) “至德”,並言其為(wei) 己“一以貫之”之道。

 

首先,守中即守正。“中”為(wei) 本、為(wei) 正。《中庸》開篇即講:“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雲(yun) :“中即訓正。”程頤解:“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所以,“中”給出了最高的參照標準和最終的合法性原則,是不可逾越的紅線和底線。

 

其次,執兩(liang) 以用中。“中”為(wei) 適中、適度、適宜。《論語·為(wei) 政》有雲(yun) :“攻乎異端,斯害也矣。”孔子特別強調過和不及都是極端,都不得其中。隻有全麵掌握兩(liang) 端,才能“擇乎中庸”,從(cong) 兩(liang) 端中取出適當的“中”來。可見,用中既不是“鄉(xiang) 願”式的一味折中與(yu) 調和,也不是機械地、僵化地取兩(liang) 端平均值,而是在兩(liang) 端之間巧妙地找到恰好、正好。

 

再次,尚中以求和。用中、守中不是以“中”作為(wei) 統一性取消多樣性,而是達致“和”,即多樣性和諧統一的理想狀態。孔子中庸思想的最高意境,不止於(yu) 中,而在乎中和。“和”是“中”的目的和價(jia) 值歸宿。孔子主張“禮之用,和為(wei) 貴”,希望終結社會(hui) 的衝(chong) 突和動蕩,使國家上下相合,達到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麵。因此,達到中和需要更高明的承載——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以仁愛、至誠、寬容為(wei) 底色,內(nei) 含著以和為(wei) 貴、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倫(lun) 理要求,是走向中和的道德踐履。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言:“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

 

最後,時中。中和、平衡的狀態不是固定不變的,要根據事情的變化和發展不斷調適來維持中道。《論語·裏仁》曰:“君子之於(yu) 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yi) 之與(yu) 比。”君子處理天下的事情,沒有固定不變的要怎樣做或者不怎樣做,而是適合情理,隨著變化而變化。孟子稱讚孔子為(wei) “聖之時者”,能夠做到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通權達變不違仁的,非孔子莫屬。《孟子·盡心上》說:“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子以“嫂溺叔援”的例子生動形象地說明了中庸之道權衡輕重、隨時而變,將原則性與(yu) 靈活性完美結合的高妙之處。

 

延安時期,毛澤東(dong) 同誌用唯物辯證法解釋過猶不及,在中庸樸素的辯證智慧中注入了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元素,成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與(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的著名理論範例。他說:“過猶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yu) 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cong) 量的關(guan) 係上找出與(yu) 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他認為(wei) 過與(yu) 不及的錯誤在於(yu) 沒有選擇最能符合事物發展的度,沒有達到主觀和客觀相符合、理論和實踐相符合。就這樣,在“兩(liang) 個(ge) 結合”的必由之路上,我們(men) 黨(dang) 始終在理論與(yu) 實踐上紮實推進,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yi) 新境界,一次又一次地印證“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yi) 行”。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多次強調,把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ti) 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並將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自覺運用於(yu) 治國理政的實踐中。譬如“兩(liang) 點論”與(yu) “重點論”相結合的矛盾觀、“蹄疾”而“步穩”的發展觀、善於(yu) 把握全局及長遠的係統觀念和戰略思維、識變應變求變的創新思維、劃出紅線與(yu) 亮明底線的法治觀念和底線思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全球觀以及文明多元並生、交流互鑒、和諧共處的思想等,既部署了“過河”的任務,又指導解決(jue) 了“橋或船”的問題,具有深遠的理論與(yu) 實踐意義(yi) 。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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