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dong) 大學文學院院長杜澤遜教授：賡續中華曆史文脈

原標題：賡續中華曆史文脈

——對話山東(dong) 大學文學院院長杜澤遜教授

受訪者：杜澤遜

采訪者：劉同華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六月十一日丁亥

          耶穌2023年7月28日

杜澤遜教授向記者講述古籍版本知識。所講述古籍為(wei) 宋元遞修本《禮記正義(yi) 》。

杜澤遜教授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永樂(le) 大典》存卷綜合整理研究”，圖為(wei) 該項目整理資料之一。劉同華攝

開欄的話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強調，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隻有全麵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men) 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本報推出“堅定文化自信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欄目，通過對話訪談專(zhuan) 家學者，介紹相關(guan) 領域貫徹落實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重要講話精神，共同努力創造屬於(yu) 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生動實踐。

1

從(cong) 先秦時期開始，中國就已經形成追求統一、追求天下大同的思想文化

記者：典籍文獻記錄著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壯大的演進曆程，承載著厚重的曆史和燦爛的文化，在融通古今、保護文脈上發揮著重要作用。

杜澤遜：在中國，文化的產(chan) 生非常早。但是早期的文化由於(yu) 沒有文字，所以那時的中國人對曆史隻能一代講給下一代聽，這就屬於(yu) 傳(chuan) 說。所謂傳(chuan) 說不一定是虛構。傳(chuan) 說就是我告訴你，你再告訴他，這就是口傳(chuan) 曆史。有人可能覺得傳(chuan) 說故事不一定真，其實真東(dong) 西就隱伏在裏頭。

有了文字以後，就進入一個(ge) 新的曆史時期——可以記載下來了。這樣逐漸就形成了典籍。但是有些典籍，沒有傳(chuan) 到今天，比如上古時代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傳(chuan) 到今天而且可靠度比較高的是儒家經典，比如《周易》《尚書(shu) 》《詩經》《春秋》《儀(yi) 禮》等。當然，還有諸子百家，像《老子》《莊子》《墨子》《孫子兵法》等等，都是早期的文本。

在古代，隨著文獻出土，又證實了一些典籍出現的年代其實更早，比如《穆天子傳(chuan) 》。西晉初年，在河南發掘了戰國時期魏國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簡，均為(wei) 重要文化典籍，稱為(wei) “汲塚(zhong) 書(shu) ”，其中就有《穆天子傳(chuan) 》，這就證明了這部典籍起碼是先秦的古書(shu) ，從(cong) 不同的角度記錄下先秦時期中國人的活動。

到了漢朝武帝時期，就把儒家的學說觀點、倫(lun) 理道德、政治主張在內(nei) 的一整套儒家思想作為(wei) 國家的指導思想，儒家經典就成為(wei) 國家的經書(shu) 。我們(men) 都知道，當時董仲舒傳(chuan) 《春秋經》（主要是《公羊傳(chuan) 》），那麽(me) 董仲舒的學生們(men) 就可以通過這樣的學習(xi) 渠道來晉升，就像今天考大學考幾門課程。通過這樣的方式，讀書(shu) 人既可以得到生活保障，又可以有政治地位，還可以有榮譽價(jia) 值。

學習(xi) 儒家典籍成為(wei) 主流，其他的諸子百家就成了輔助性的學問。這裏要注意一點，儒學成為(wei) 主流並不是說古人就不學諸子百家的學問了。因為(wei) 儒家有包容性，允許其他學問的存在和發展。這也成為(wei) 儒家思想長期以來被尊崇的一個(ge) 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包容性——道不同不相為(wei) 謀，但是也不相害。

推而廣之，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始終主張用和平的方式來處理事情、化解矛盾，這個(ge) 思想很重要。比如孫武，他的《孫子兵法》是先秦典籍，作為(wei) 一個(ge) 軍(jun) 事家，他追求的是要打勝仗、用軍(jun) 事手段解決(jue) 問題，但是他的最高追求恰恰是不打仗——怎樣能夠不打仗解決(jue) 問題，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樣的價(jia) 值追求就高明了，就超越了作為(wei) 一個(ge) 軍(jun) 事家的存在，而具備了哲學思維。通過這個(ge) 例子，我們(men) 可以看出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和我們(men) 的古聖先賢不僅(jin) 僅(jin) 追求和平，更是通過兼容並包不同的主張、不同的思想來追求更高層次的和平，也就是大一統。我們(men) 看夏商周秦漢大家都不同意分裂，當客觀上有了紛爭(zheng) 因素、分裂局麵的時候，大家都謀求統一。所以到了戰國時期，諸侯國越來越少，剩下幾個(ge) 大的諸侯國確實還存在爭(zheng) 鬥，但是他們(men) 爭(zheng) 鬥的目的都是要統一，隻不過是由哪個(ge) 諸侯國來完成統一的問題。

從(cong) 先秦時期開始，中國就已經形成追求統一、追求天下大同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說主流的認識是統一好。在文化上，我們(men) 從(cong) 古至今也是在不斷做這方麵的工作。孔子把六經做了整理，傳(chuan) 授給學生，學生們(men) 就接受這種追求和平、追求統一的思想。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就要推行書(shu) 同文。書(shu) 同文麵上看是文字統一，背後則是文化統一。所以，政治統一就要求文化統一，而文化統一才能實現真正的政治統一。

記者：作為(wei) 古籍整理專(zhuan) 家，請您給我們(men) 梳理一下曆史上較為(wei) 重要的典籍整理情況。

杜澤遜：中國古代整理典籍，較早且名氣大的是在漢代。漢代大量收集各種典籍圖書(shu) ，到了漢武帝時期典籍的量非常大，可以說堆積如山。於(yu) 是，漢武帝就讓劉向劉歆父子成立一個(ge) 團隊，對典籍進行了係統整理。為(wei) 什麽(me) 說是係統整理？因為(wei) 劉向劉歆對典籍進行了分門別類，而且對每一部書(shu) 都做了非常有深度的介紹，也就是具有評價(jia) 性的批評。而這種對典籍進行的批評，就成了國家的統一標準。這套批評也形成了一本書(shu) 《七略》。

略的本義(yi) 是邊疆，在這裏“七略”就是把圖書(shu) 分成七類，然後用國家的標準對典籍統一做了介紹和評價(jia) ，成為(wei) 中國第一部官修目錄和第一部目錄學著作。

為(wei) 什麽(me) 要著重介紹這段曆史呢，因為(wei) 這樣的舉(ju) 措實際上是文化上的統一工作。曆朝曆代，都由官方來主導統一對典籍作整理，這種行為(wei) 就是文化和思想的統一。當然文獻整理是諸多方式方法中的一個(ge) 。唐朝開元時期也對全國的典籍用國家標準統一進行整理，也是要作評論。當時這項工作是由元行衝(chong) 主持的，可惜元行衝(chong) 這部書(shu) 已經失傳(chuan) 。但是這項工作，同樣是為(wei) 了文化思想的統一。到了宋朝，國家成立崇文院，由職務很高的人擔任管理者，甚至有時是宰相兼領這項職務，收集存放各地獻來的圖書(shu) ，然後統一進行整理，用國家的標準進行評論，很多宋代以前的珍貴典籍得以保存。

後來，明朝修《永樂(le) 大典》、清朝修《四庫全書(shu) 》，都是文化思想的統一工作。這個(ge) 意向就更清晰了。這裏的統一是多元的，正如我們(men) 的民族是多元一體(ti) ，文化同樣是多元一體(ti) 。打個(ge) 比方，就是不斷把文化的各個(ge) 流脈匯集成大江大河。長江黃河就是我們(men) 的主流文化，這個(ge) 主流文化支持著我們(men) 的主流思想，而這個(ge) 主流思想就是大一統。多民族的統一的國家，就是我們(men) 的文化認同。

就像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裏所說的，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這就是文化的格局。在共同認可的基礎上，主流和支流是共存的。這同樣是中國典籍的基本精神。中國的典籍可以說汗牛充棟，甚至是無邊無沿，窮一人畢生之力不可能讀完，那怎麽(me) 辦？就是要抓住主流思想，攻讀那些體(ti) 現主流思想文化的典籍，這成為(wei) 曆代讀書(shu) 人的文化使命。所以，曆朝曆代，都在做典籍文獻的整理工作。而且從(cong) 今天傳(chuan) 世的典籍文獻來看，流傳(chuan) 下來的經典是以國家級文獻為(wei) 主的。

2

從(cong) 長遠來看，國家版本館的功能是非常大的，它能把今天的經典和優(you) 秀作品沉澱下來、保存下去

記者：新時代新征程，我們(men) 要做好典籍版本研究和挖掘工作，把中華民族瑰寶嗬護好、珍惜好。在您看來，建立國家版本館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yi) ？

杜澤遜：建設中國國家版本館，是文明大國建設的基礎工程，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標誌性文化工程。

原來國家新聞出版署設有國家版本圖書(shu) 館，每個(ge) 出版社出書(shu) 都要給版本圖書(shu) 館送一套保存。版本圖書(shu) 館並不是開放的，其功用主要是保存圖書(shu) 。

那有沒有必要這樣做？如果我們(men) 從(cong) 曆史上來照一照、看一看，就會(hui) 明白是非常有必要的。曆史是一麵鏡子。唐朝的時候，日本、朝鮮都派人來中國學習(xi) ，這些人學成可以歸國服務，也可以留在中國做官，也可以代表中國政府回國處理事情，當時的科舉(ju) 考試是給他們(men) 留有名額的。這些人受他們(men) 母國委派來到中國，其中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購買(mai) 中國的書(shu) 籍帶回國家。其中很重要的一類書(shu) 籍就是佛經，當時是手抄的經卷。我們(men) 可以想象，在長安城、洛陽城裏，甚至像寧波這些地方，好多來中國學習(xi) 的人要購買(mai) 這些卷子。那時候，這樣的經卷可以說隨處可看。如果沒有他們(men) 要的現成經卷，就會(hui) 有人專(zhuan) 門去幫他們(men) 抄寫(xie) 。

那時長安城裏到處都可見的卷子，有幾件流傳(chuan) 到了今天呢？有，但是不多。倒是在敦煌有個(ge) 藏經洞，數萬(wan) 卷書(shu) 保存了下來。如果像敦煌這樣的藏經洞能有三五個(ge) 的話，在今天得是多大的國寶。再比如宋版書(shu) ，在今天可以說是價(jia) 值連城。前輩學者黃永年先生曾經說過，宋朝學生書(shu) 包裝的不就都是宋版書(shu) 嘛。可是今天宋版書(shu) 流傳(chuan) 下來的都是國寶。大詞人李清照當時往南逃，帶著書(shu) 籍、古器物，後來走不動了，就把一些書(shu) 扔了。扔的這些都是當時的國子監本。在今天從(cong) 版本學上看，這都是最重要的版本。

我們(men) 今天到處都是書(shu) 。但是如果結合前麵講的例子，再過1000年後這些書(shu) 能不能保留下呢？會(hui) 不會(hui) 像唐朝的卷子、宋版書(shu) 一樣，當時很常見，今天卻見不著了。從(cong) 曆史上來看，當時流行、後世又能保留下來的，千不存一。

這就需要成立國家版本館，就像昔日的藏經洞一樣，把我們(men) 今天流行於(yu) 中國甚至外國的出版物，妥善地保存下去。所以我覺得這是國家版本館的第一功能。另外有中央館和地方分館的搭配設置，也考慮得很周到，因為(wei) 從(cong) 曆史上看分散更容易保存，都集中在一起有風險。包括各地的博物館、圖書(shu) 館具備存放條件的，也都承擔著這方麵的功能。

因此，我覺得從(cong) 長遠來看，國家版本館的功能是非常大的，它能把今天的經典和優(you) 秀作品沉澱下來、保存下去。

還有一種保存形態，那就是對於(yu) 無形的書(shu) 籍和信息的保存，比如大量產(chan) 生和傳(chuan) 播於(yu) 互聯網上的知識成果。不能輕視這些成果，這些成果有不少是寶貴的資料，把我們(men) 某時某刻鮮明的活動、鮮明的思想、鮮明的智慧記載下來了。

如果讓它隨便就流失了，當然是個(ge) 損失。把無形的成果保存下來，其實難度更大。所以，國家版本館既保存有形的東(dong) 西，也保存無形的東(dong) 西。

杜甫有句詩，“乾坤萬(wan) 裏眼，時序百年心”。我們(men) 今天就是要看到500年後、1000年後。把我們(men) 今天認為(wei) 隨處可得的東(dong) 西盡可能多地保存到500年、1000年後，甚至更久。

3

做好曆史典籍版本的研究和挖掘，需要我們(men) 把整理工作做深做細,真正讓古籍“活”起來

記者：您40年與(yu) 古書(shu) 為(wei) 伴，搶救出瀕臨(lin) 失傳(chuan) 的珍貴古籍數千種，使其得以新生。比如您曾經承擔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科研規劃重點項目《四庫存目標注》，獲全國優(you) 秀古籍圖書(shu) 獎一等獎。您曾說：“醫生救人的命，我們(men) 救書(shu) 的命。”學界同仁對這句話傳(chuan) 達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感觸很深。

杜澤遜：說起《四庫存目標注》，有很多感人的往事。1981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恢複，1983年當時國家成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hui) （簡稱“古委會(hui) ”），批準在一部分高校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山東(dong) 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就是那年批準成立的。我1981年考入山東(dong) 大學中文係，1985年畢業(ye) ，正好碰上古籍所招研究生，順利考取，1987年畢業(ye) 留校，在古籍所工作，被指定為(wei) 王紹曾先生的助教。當時王紹曾先生主持古委會(hui) 項目《清史稿藝文誌拾遺》，我參加了這個(ge) 項目。

1992年1月我來中華書(shu) 局送《清史稿藝文誌拾遺》的稿子，辦完事到琉璃廠買(mai) 到一部《四部全書(shu) 附存目錄》，線裝本四冊(ce) ，上麵有民國時期某位學者的批注，條目不太多，但是體(ti) 例與(yu) 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莫友芝《郘亭知見傳(chuan) 本書(shu) 目》差不多。之所以買(mai) 這部書(shu) ，是因為(wei) 1988年我寫(xie) 碩士論文，題目就是《四庫全書(shu) 總目》研究，畢業(ye) 後又跟王紹曾先生做《清史稿藝文誌拾遺》，學術方向可以說是目錄版本學、四庫學。我買(mai) 這部《四部全書(shu) 附存目錄》，目標明確，就是要從(cong) 事《四庫存目標注》，因為(wei) 邵懿辰、莫友芝他們(men) 主要標注了《四庫全書(shu) 》著錄的書(shu) ，而沒有標注存目的書(shu) 。《四庫全書(shu) 總目》記載的書(shu) 一萬(wan) 多種，其中三分之一是《四庫全書(shu) 》收入的，三分之二是“存目”，也就是《四庫全書(shu) 》未收而僅(jin) 僅(jin) 在《四庫全書(shu) 總目》中保存了目錄。這部分“存目”書(shu) 早在清代就受到關(guan) 注，乾隆時期就有了單行的木刻本，但受重視程度還是不高的。隨著古籍事業(ye) 的發展，“存目”書(shu) 將近7000種，史料價(jia) 值巨大，就越來越受重視。我把這部《四部全書(shu) 附存目錄》帶回濟南，向王紹曾、霍旭東(dong) 、劉曉東(dong) 等先生匯報，他們(men) 都非常支持。於(yu) 是馬上著手工作，買(mai) 了十幾個(ge) 硬皮本子，和我愛人分工，把存目的6793種書(shu) 的書(shu) 名、卷數、著者及朝代抄在十一個(ge) 本子上。每條間隔4行，這個(ge) 空白用來標注各書(shu) 存世的版本。

半年後，國務院第三次古籍規劃會(hui) 召開。會(hui) 上周紹良、胡道靜兩(liang) 位先生先後提出“存目”書(shu) 的重要，建議調查並影印，周紹良先生明確提出影印《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會(hui) 後北京大學提出編纂影印《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計劃，獲得國務院古籍小組批準。我本人因古籍小組秘書(shu) 長傅璿琮先生推薦，參加了《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編纂工作，任總編室主任，在北大幹了四年。在這個(ge) 過程中，過目“存目”書(shu) 善本5000餘(yu) 種，完成了《四庫存目標注》的大部分工作。到2005年，《四庫存目標注》寫(xie) 定工作完成，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四庫存目標注》從(cong) 開始到完成經曆了十五年，先後列入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高校古委會(hui) 重點項目、國家古籍規劃辦出版資助項目，而《四庫全書(shu) 存目叢(cong) 書(shu) 》也是國務院古籍整理重大項目。

記者：《永樂(le) 大典》已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一個(ge) 重要符號，自問世以來廣受關(guan) 注。請談一下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永樂(le) 大典》存卷綜合整理研究”的相關(guan) 情況。

杜澤遜：今天，做深做細曆史典籍版本研究和挖掘工作，就要繼續做好校勘、標點、注釋、今譯以及數字化等工作，真正讓古籍“活”起來。以《永樂(le) 大典》的整理為(wei) 例。2020年，中宣部出版局古籍辦公室國家古籍小組對部分委員征求意見，看《永樂(le) 大典》有什麽(me) 工作可以做？我作為(wei) 委員回複了一個(ge) 《永樂(le) 大典》綜合整理計劃，分六大方麵。後來對《永樂(le) 大典》進行綜合整理的工程就交給我來組織實施。目前，我們(men) 正在對傳(chuan) 世的《永樂(le) 大典》進行係統性整理，包括高清影印、標注現代標點、用國家繁體(ti) 字出版物通用字形予以排印出版、推進數字化等。此外，還在推進“分書(shu) 重編”工作，就是把《永樂(le) 大典》割裂引用的古書(shu) 逐條拆分、各歸其書(shu) ，從(cong) 而使《永樂(le) 大典》引用的典籍文獻輯集成書(shu) 。“分書(shu) 重編”屬於(yu) 係統性整理工程，較以往各取所需的輯佚方法有著明顯不同，能夠幫助讀者便捷地掌握利用其有用線索，進一步開展更加深入的研究工作，讓這部巨典更加充分地發揮作用。

就古籍版本而論，比如《九章算術》，據專(zhuan) 家研究，這部書(shu) 定型於(yu) 漢代，總結了先秦到漢代的數學成果。西漢早期，張蒼、耿壽昌對其進行過增補刪訂。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為(wei) 其作注，唐代李淳風又進一步作解釋。唐代曾在國子監設立算學館，規定學習(xi) 十部算學典籍，叫《算經十書(shu) 》，其中有《九章算經》《周髀算經》等。在北宋年間曾用雕版印刷這些算經，南宋汀州又重刻之。然而這些算經大都流傳(chuan) 稀少，《九章算經》南宋汀州刻本僅(jin) 存前五卷，後四卷失傳(chuan) 。所幸明代永樂(le) 年間修《永樂(le) 大典》時，這些算經大都被引用。清代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shu) 》，四庫館臣戴震從(cong) 《永樂(le) 大典》中輯出，並精心校訂、補圖，《九章算術》九卷基本恢複了全貌。回顧曆史，《九章算術》定型於(yu) 漢代，在唐代科舉(ju) 考試中列入“明算科”，可謂最顯赫的時期，其後漸被冷落，到清代又受重視。從(cong) 這個(ge) 曆史過程中可以發現，曆史典籍版本經過種種曲折流傳(chuan) 下來，成為(wei) 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發揚光大的寶貴財富，離不開每一個(ge) 時代都有一批人在精心嗬護著。

曆史典籍版本從(cong) 曆史深處走來，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ti) ，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深邃智慧。做好曆史典籍版本的研究和挖掘，需要我們(men) 把整理工作做深做細。進入新時代，典籍事業(ye) 迎來新的發展機遇，無論在物質形態還是精神內(nei) 涵方麵，都得到更好的繼承、傳(chuan) 承，我們(men) 任重而道遠。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