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南邊疆書(shu) 院發展與(yu) 文化治理

作者：張浩浩（雲(yun) 南民族大學雲(yun) 南省民族研究所）；王振剛（雲(yun) 南師範大學曆史與(yu) 行政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三明學院學報》2023年第2期

摘    要：明清時期，書(shu) 院在西南邊疆各地廣泛建設，並且不斷朝向官學化發展。書(shu) 院逐漸成為(wei) 廣西、雲(yun) 南、貴州和四川等邊疆民族地區的文教中心。中原王朝一直有“重文德，興(xing) 學校”的文化治理傳(chuan) 統，因此書(shu) 院建設成為(wei) 明清政府文化治邊的重要路徑之一。統治者依靠名賢遺跡推進書(shu) 院的文化建設，凝聚西南邊疆士人的精神信仰；利用書(shu) 院祭祀儀(yi) 式促進儒學在西南邊疆的傳(chuan) 播；借助書(shu) 院教育籠絡西南邊疆英才；加強西南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書(shu) 院建設的數量和規模，深化國家認同和民族團結。這種邊疆的文化治理路徑，對現今邊疆文教的發展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yi) 。

作者簡介：張浩浩，男，河南洛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書(shu) 院史、中國邊疆史

縱觀曆史，周公製禮作樂(le) ，積極推行“文德教化”。秦朝以後，王朝國家一般推行“內(nei) 向型”的治邊方略。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啟了儒學的製度化，“重文德，興(xing) 學校”便成為(wei) 王朝國家文化治邊的重要路徑之一。就西南邊疆而言，中原王朝遵循“守中治邊”和“守在四夷”等理念，以高昂的文化自信，利用行政力量，將儒家文化傳(chuan) 播於(yu) 西南邊疆，通過對“夷民”推行教化和懷柔羈縻之策，試圖“以夏變夷”[1]1-12。其中“興(xing) 學立教”成為(wei) 王朝國家對西南邊疆文化治理的重要且十分有效的途徑，形成了以官學為(wei) 核心，書(shu) 院、社學（義(yi) 學）和蒙學為(wei) 構成的邊疆文教的立體(ti) 教育係統①。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hui) 議上強調：“必須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為(wei) 新時代黨(dang) 的民族工作的主線，推動各民族堅定對偉(wei) 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高度認同，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建設。”[2]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指導下，邊疆的文化治理已經逐漸被學界所關(guan) 注。書(shu) 院作為(wei) 王朝國家對邊疆文化治理的重要路徑，對主流文化體(ti) 係的構建、邊疆民族的文化認同以及邊疆內(nei) 地一體(ti) 化都產(chan) 生著深遠影響。因此，對於(yu) 明清時期西南邊疆書(shu) 院的發展與(yu) 邊疆文化治理的探討具有一定現實意義(yi) 。

一、明清時期西南邊疆地區書(shu) 院的發展

由於(yu) 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和民間的文教需求，書(shu) 院於(yu) 唐朝興(xing) 起，它是官方和民間共同作用下文化創造、積累和傳(chuan) 播的必然結果。兩(liang) 宋時期，文化事業(ye) 的推進和頻繁戰亂(luan) 引發的官學式微，書(shu) 院與(yu) 名賢、教育、學術相結合，逐漸形成規模，呈製度化發展態勢。宋元更替促使書(shu) 院出現新的發展動向，尤其是少數民族人士參與(yu) 書(shu) 院建設，以教育和學術為(wei) 中心，加快了中原主流思想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傳(chuan) 播，為(wei) 邊疆的文化治理和民族凝聚開辟了新道路。明清是中國遼闊疆域版圖的定型期，其中明朝雖有北疆邊患和海疆倭患等問題，但是統治者對西南邊疆的經略仍有一定成效。明朝官學的腐敗刺激了地方教育中心———書(shu) 院的興(xing) 起，並且向西南地區推廣，在西南邊疆形成“重文德、興(xing) 學校”的景象。另外，科舉(ju) 製對西南士人的籠絡和王陽明作為(wei) 西南地區明賢的影響力，實現了西南地區書(shu) 院由極缺到豐(feng) 富的飛越，引發了邊疆地區儒學的廣泛傳(chuan) 播。清朝前期完成了“大一統”偉(wei) 業(ye) ，並對邊疆地區實施了有效管轄，西南地區的書(shu) 院得以不斷發展。這些一方麵使得少數民族上層進一步接受“漢學”的熏陶，另一方麵加強了“漢夷一體(ti) ”和邊疆內(nei) 地的融合。

（一）明清時期廣西書(shu) 院發展概況

據廣西地方誌和相關(guan) 資料記載，廣西地區的書(shu) 院建設始於(yu) 南宋紹興(xing) 年間的柳州駕鶴書(shu) 院和北流（今容縣）勾漏書(shu) 院，止於(yu) 1929年天主教會(hui) 建在桂平縣的拉丁書(shu) 院，曆時近800年，共建書(shu) 院300餘(yu) 所[3]53-59。明清時期，廣西書(shu) 院建設呈現較為(wei) 繁榮的景象。綜合《廣西通誌》和《廣西教育史》，明代廣西書(shu) 院達70所（新建66所，興(xing) 複4所），占曆史上廣西書(shu) 院總數的23%，成為(wei) 廣西書(shu) 院發展史的第一個(ge) 高峰。書(shu) 院多分布於(yu) 東(dong) 部開化區，並逐漸向西部延伸，呈現出空間分布的不均衡性。這一時期，廣西書(shu) 院的發展經曆了曲折的曆程。明初和明末是書(shu) 院發展的停滯期，而明中期的嘉靖一朝卻出現了大爆發式的湧現，新建書(shu) 院數量達整個(ge) 明朝一半以上，這與(yu) 政府乃至上層官員推行的教育政策息息相關(guan) 。以嘉靖朝為(wei) 例，當時的內(nei) 閣大學士多奏請創建書(shu) 院，且能得到皇帝的支持[4]136-143。除此之外，王陽明對廣西書(shu) 院建設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嘉靖六年（1527年），王陽明以兩(liang) 廣總督兼巡撫的身份赴廣西，平定思恩土府叛亂(luan) 和田州苗民起義(yi) 。待動亂(luan) 平定之後，王陽明認為(wei) 有必要推行教化以絕後患，於(yu) 是創辦敷文書(shu) 院。《敷文書(shu) 院記》之中提到：“守仁曷往視師，勿以兵殲，其以德綏，乃班師撤旅，散其黨(dang) 翼，宣揚至仁，誕敷文德……”[5]83王陽明儒學思想在廣西的傳(chuan) 播對廣西社會(hui) 發展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清代廣西書(shu) 院建設達到了全盛。清初，清政府為(wei) 了穩定統治秩序，掌控輿論導向，壓製抗清宣傳(chuan) ，並沒有采取大興(xing) 文教的舉(ju) 措，僅(jin) 僅(jin) 讓旗人子嗣接受書(shu) 院教育，甚至抵製漢人興(xing) 建書(shu) 院。隨後，康雍乾三朝鼓勵興(xing) 學，為(wei) 書(shu) 院頒發匾額，明確書(shu) 院的地位和管理製度，加強了對書(shu) 院的掌控[6]17-21。在這段時間內(nei) 廣西書(shu) 院實現激增，達到近二百所。太平天國起義(yi) 源自廣西，對書(shu) 院的破壞巨大，最後殘存的書(shu) 院在清末民初實現了改製。縱觀清代廣西書(shu) 院的發展，其深入邊地偏遠的州縣，對廣西地區的學術、科舉(ju) 乃至地域文化的塑造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

（二）明清時期雲(yun) 南書(shu) 院發展概況

唐宋時期，中原各地書(shu) 院興(xing) 起，而雲(yun) 南處在南詔、大理地方政權統治階段，雖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但尚未接受書(shu) 院教育模式。元代統治者將雲(yun) 南納入行省製度之中，有學者提出雲(yun) 南書(shu) 院始於(yu) 元代，不過查閱各種資料，不足以證實這種觀點。真正確實可考的雲(yun) 南第一所書(shu) 院建於(yu) 明朝弘治年間（雲(yun) 南第一所書(shu) 院有秀峰書(shu) 院和龍華書(shu) 院兩(liang) 種爭(zheng) 論）[7]168-179。明朝政府在平定雲(yun) 南之後，設雲(yun) 南指揮使和布政司，將其納入治理體(ti) 係之內(nei) 。明初，屯墾在全國範圍內(nei) 推行，而雲(yun) 南尤為(wei) 顯著，呈現出“諸衛錯布於(yu) 州縣，千屯遍列於(yu) 原野”的情形[8]270。衛所製和移民實邊的政策，促使大量中原人士遷入，不僅(jin) 帶來先進生產(chan) 技術，還促進了邊疆內(nei) 地文教一體(ti) 化發展。朱元璋曾曉諭禮部：“邊夷土官皆世襲其職，鮮知禮義(yi) ，治之則激，縱之則玩，不預教之，何由能化？其雲(yun) 南、四川邊夷土官，皆設儒學，選其子孫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yi) ，而無悖禮爭(zheng) 鬥之事，亦安邊之道。”[9]3475-3476由此，雲(yun) 南掀起了“興(xing) 學校，敦教化”的潮流。據《中國書(shu) 院史》的梳理，明朝雲(yun) 南共有書(shu) 院79所，數量居全國各省第12位，明顯高於(yu) 其他邊疆地區，足以見得雲(yun) 南文化繁榮的盛況。明代雲(yun) 南書(shu) 院的建設主要以滇西的大理為(wei) 中心，擴散至雲(yun) 南府、臨(lin) 安府和永昌府等地區，以山長製為(wei) 主要管理製度，教育內(nei) 容為(wei) “大課”作八股文，“小課”學詩賦古文。考課則分為(wei) “官課”（官府主持）與(yu) “齋課”（山長主持）[10]90-92。這一時期，雲(yun) 南書(shu) 院教育漸與(yu) 科舉(ju) 製結合，雲(yun) 南士人有“去夷比漢”的文化定位和身份傾(qing) 向。

清朝雲(yun) 南書(shu) 院的發展與(yu) 全國各地大致同步，亦是從(cong) 康熙“大興(xing) 文教”開始。當時就任雲(yun) 貴總督的蔡毓榮有《籌滇十疏》，力陳在雲(yun) 南推行文教的必要性。他支持創辦昆明書(shu) 院，並在碑記中指出：“從(cong) 來地方之治在風俗，風俗之厚在教化，教化之興(xing) 在詩書(shu) 。”[11]56依據雲(yun) 南各地的地方誌統計，清代雲(yun) 南書(shu) 院達到247所，分布地域仍以大理府最多，且一些邊疆民族地區逐漸興(xing) 建書(shu) 院。此時，雲(yun) 南書(shu) 院教育成為(wei) 學宮的重要補充，承擔著培養(yang) 儒學人才和“以漢化夷”的重要作用。清朝雲(yun) 南出現了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書(shu) 院，其中以五華書(shu) 院和經正書(shu) 院影響最大，教學質量高，藏書(shu) 豐(feng) 富，管理製度嚴(yan) 格，湧現出許多知名的文化人物。清末民初，雲(yun) 南書(shu) 院在動亂(luan) 的背景下破壞嚴(yan) 重，並在近代轉型中實現了改製。

（三）明清時期貴州書(shu) 院發展概況

貴州書(shu) 院興(xing) 起於(yu) 宋元時期。《貴州通誌·學校誌》載：“鑾塘書(shu) 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宋紹興(xing) 時建。今廢，石碑尚存。”[12]158建於(yu) 南宋紹興(xing) 年間的鑾塘書(shu) 院是有史可考的貴州境內(nei) 第一所書(shu) 院。元代，何成祿創建的文明書(shu) 院較為(wei) 知名。貴州書(shu) 院在明清時期達到了極盛時期。明朝建立之初十分注重對邊疆的經略，永樂(le) 十一年（1413年），明政府在貴州設置布政使司，成為(wei) 貴州建省的開端。貴州建省之後，書(shu) 院教育得到快速發展。根據曹鬆葉的《明代書(shu) 院概況》統計，明朝貴州書(shu) 院共有40所，與(yu) 內(nei) 地省份差距不大，邊疆文化由此得到發展。明代貴州書(shu) 院發展有明顯的階段性和地域性特征。在階段性方麵，明代貴州書(shu) 院在洪武、永樂(le) 年間發展遲緩，直到弘治年間逐步攀升，嘉靖、萬(wan) 曆時期趨於(yu) 繁盛。其中僅(jin) 嘉靖時期貴州就興(xing) 建14所書(shu) 院，以王陽明創建的龍岡(gang) 書(shu) 院影響力最大，有力推動了貴州的文化繁盛；在地域性方麵，書(shu) 院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較快的貴陽、思南、鎮遠等黔東(dong) 北和黔中地區，其他更為(wei) 偏遠的地區則非常少見。明代貴州書(shu) 院的發展，在教化土司、鄉(xiang) 紳以及少數民族民眾(zhong) 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13]120-124。清朝雍正時期，在朝廷詔令的倡導下，貴州官員興(xing) 起了創辦書(shu) 院的潮流。貴陽巡撫元展改建陽明書(shu) 院，更名為(wei) 貴山書(shu) 院，增設學舍，聘請山長。隨後，諸多官員認識到書(shu) 院對培育人才的作用，積極參與(yu) 書(shu) 院建設，有的捐資修建，有的製定管理製度，推動了貴州書(shu) 院的發展。清朝貴州書(shu) 院的建設，除了在發達地區較多之外，還深入偏遠的少數民族聚居區，“以黎平府為(wei) 最，遍及今日的全省各地。過去偏僻的‘千裏苗疆’，一向被稱為(wei) ‘化外之地’的八寨廳（今丹寨縣）、古州廳（今榕江縣）等少數民族聚居區，都建立了一批書(shu) 院”[14]42。清朝貴州書(shu) 院接近二百所，逐漸取代地方官學，成為(wei) 地方教育體(ti) 係的核心。道光之後，貴州書(shu) 院受戰亂(luan) 和社會(hui) 動蕩的影響發展緩慢，並在清末改製後實現轉型發展。

（四）明清時期四川書(shu) 院發展概況

在西南地區，四川文教的發展曆來首屈一指。四川書(shu) 院至遲在唐代已經出現。宋代四川書(shu) 院發展同全國書(shu) 院發展的軌跡是一致的。在北宋官學不發達之際，四川書(shu) 院迎來了第一次發展高潮。南宋理學繁盛，四川書(shu) 院進一步增加。據《中國書(shu) 院製度研究》一書(shu) 統計，宋代書(shu) 院共711所，其中四川書(shu) 院31所，占4.3%，在各地區中居第6位[15]354-359。元代，四川書(shu) 院步入衰落期。明初，社會(hui) 經濟恢複發展，書(shu) 院建設重新起步。成化至萬(wan) 曆時期，四川書(shu) 院出現繁榮景象，共建書(shu) 院81所，嘉靖年間就有19所，占總數的21%，這明顯與(yu) 理學的廣泛傳(chuan) 播有關(guan) [16]46-52。清代，四川書(shu) 院實現普遍發展並最終完成了改製。這一時期，書(shu) 院建設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初創恢複期、繁榮期和整頓期。順治到康熙年間，書(shu) 院發展趨勢並不明顯。雍正和乾隆鼓勵書(shu) 院建設之後，四川書(shu) 院一度達到百餘(yu) 所。清代四川書(shu) 院的發展具有很明顯的特征：首先數量擴大，分布擴展，為(wei) 曆代之最，約有五百餘(yu) 所；其次，層次分明，類型集中，在官學化影響下，政府撥款建設省府縣等各級書(shu) 院；最後是書(shu) 院和官學之間的區別逐漸縮小[17]206-220。除此之外，書(shu) 院的管理和教學工作也有了詳細規定，經費運作、日常管理、聘任考核都實現了製度化發展。同治、光緒之後，隨著封建教育的衰落和“西學東(dong) 漸”，四川書(shu) 院改設為(wei) 近代學堂。

二、西南邊疆書(shu) 院與(yu) 明清文化治邊主要表現

（一）凝聚精神信仰：名賢遺跡與(yu) 西南邊疆書(shu) 院的建設

名賢遺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南邊疆地區的文化中心，同時作為(wei) 書(shu) 院的精神內(nei) 核又推動著書(shu) 院的發展。名賢作為(wei) 儒學的重要人物，對重塑西南邊疆民眾(zhong) 的國家認同具有重要意義(yi) 。明清時期西南書(shu) 院的規模和數量有了極大提高，其中以名賢遺跡為(wei) 基礎建設的書(shu) 院占有一定比例。由名賢遺跡而興(xing) 建的書(shu) 院與(yu) 一些特定的培養(yang) 科舉(ju) 人才的書(shu) 院具有明顯不同，前者具備凝聚精神信仰和學術傳(chuan) 承的功能。

明清時期，西南邊疆因名賢遺跡而興(xing) 建的書(shu) 院以四川為(wei) 最盛，雲(yun) 貴和廣西則相對較少。“嘉靖及以前的四川明代書(shu) 院共有77所，而名賢遺址書(shu) 院有20所，占總數四分之一。”[18]94士人多有“崇聖尚賢”的追求，巴蜀之地在古代多有名宦來遊，以他們(men) 的遊曆之地作為(wei) 書(shu) 院建設的精神源流，不僅(jin) 擁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吸引力，還有利於(yu) 文化精神的凝聚。在官府的大力支持下，四川在周敦頤、程頤、魏了翁等名人活動遺跡的基礎上建立了濂溪書(shu) 院、北岩書(shu) 院、鶴山書(shu) 院等知名書(shu) 院。此外，地域性名人也被賦予了相應的文化意義(yi) ，以李白、蘇軾故裏和杜甫寓居地為(wei) 文化遺跡建設了青蓮書(shu) 院、東(dong) 坡書(shu) 院和草堂、少陵書(shu) 院，文人精神以書(shu) 院為(wei) 媒介，成為(wei) 西南學子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對象。

雲(yun) 南源自本土的名賢並不多，多以外來名賢遺跡作為(wei) 書(shu) 院的文化內(nei) 核。如以王景常貶謫地而建景賢書(shu) 院，以楊慎講學之所建碧嶢書(shu) 院。貴州除了以王守仁經曆處設置的陽明書(shu) 院外，還有紀念柳宗元、王昌齡而設的儒溪書(shu) 院、龍標書(shu) 院。廣西清湘書(shu) 院是在全州刺史柳開講學處建設，明代多任知州在此基礎上多為(wei) 擴建，時稱“誰為(wei) 江南無好景，清湘仿佛小蓬萊”[19]214。通過將名賢遺跡凝聚為(wei) 精神信仰，西南地區的書(shu) 院文化建設得到了實質性內(nei) 核，並且地方政府對名賢大力追捧，在文化建設的基礎上使得人格和精神感召深入人心。

（二）主流意識形塑：書(shu) 院祭祀與(yu) 儒學在邊疆地區的傳(chuan) 播

祭祀、講學、藏書(shu) 刻書(shu) 是書(shu) 院的三大核心功能。李鴻章的《改建正誼書(shu) 院記》有載：“事有創自晚近，而於(yu) 三代聖人之法適合者，今書(shu) 院是也。書(shu) 院始於(yu) 唐明皇建麗(li) 正書(shu) 院。蓋六館之屬，與(yu) 今書(shu) 院異。宋元時，輒因先賢遺跡，思而祠之。請於(yu) 朝，設官主教事，如蘇州之學道文正、和靖、鶴山皆是。蓋祠堂之屬，與(yu) 今書(shu) 院同而異。今書(shu) 院之法，實即三代鄉(xiang) 學、宋元郡縣學之法。”[20]7391由此來看，書(shu) 院祭祀從(cong) 宋元開始不斷走向興(xing) 盛。古代中國一直有祭祀傳(chuan) 統，對祖先、先賢的祭祀是其中的重要內(nei) 容。宋代文化的繁榮使書(shu) 院承繼了學校祭祀師賢的傳(chuan) 統。明清書(shu) 院不斷增多，尤為(wei) 重視祭祀活動。書(shu) 院的祭祀對象主要包括先聖先賢、先儒名宦、鄉(xiang) 賢祖先等，祭祀儀(yi) 式一般由山長主持，或由當地行政長官或監院負責，包括釋奠和釋菜儀(yi) 式，具有道德教化、學術認同、賢人示範的功能[21]86-88。

明清時期，西南邊疆書(shu) 院的祭祀活動成為(wei) 儒學傳(chuan) 播、宣揚教化的重要路徑。作為(wei) 既是官方主導又有民間力量投入的書(shu) 院以祭祀為(wei) 媒介，將儒家主流意識形態樹立於(yu) 邊疆，引發西南士人的信仰與(yu) 基層民眾(zhong) 的認同。廣西書(shu) 院在宋代主要祭祀程朱等理學大師，在明清則是注重對王陽明和陳白沙等理學大師的祭祀；明代由於(yu) 廣西多次禁毀書(shu) 院與(yu) 陽明心學有關(guan) ，因此對王陽明的祭祀活動有所抑製。廣西書(shu) 院還熱衷於(yu) 祭祀嘉靖年間彈劾嚴(yan) 嵩而被貶廣西的名宦吳時來、董傳(chuan) 策等人。明清時期的廣西書(shu) 院也掀起祭祀著名文人的熱潮，柳宗元、蘇軾、秦觀都位列其中。縱觀明清時期，廣西書(shu) 院具有多樣化的祭祀對象，並且在官方支持下，通過祭祀構築邊疆本土儒學體(ti) 係，使得書(shu) 院在日常祭祀活動中傳(chuan) 播了儒家正統意識形態。

雲(yun) 南儒學祭祀在西南邊疆之中不太突出，“滇者宋時未入版圖，不得與(yu) 於(yu) 中原文獻之傳(chuan) 。至今醇謹者多，而決(jue) 意效法程朱者絕少”[22]56。明清時期，雲(yun) 南書(shu) 院逐漸重視祭祀，一方麵祭祀不同名賢樹立道德楷模，感知其人格魅力，啟迪士人立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誌；另一方麵施行規範化的儒學禮儀(yi) ，促使邊疆社會(hui) 形成尊師重道、崇賢尚禮的優(you) 良風氣[23]69-73。昆明五華書(shu) 院有六賢祠，主要祭祀鄂爾泰、楊名時等人。建水崇文書(shu) 院則以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為(wei) 祭祀對象。

祭祀在明清時期貴州書(shu) 院同樣承擔著重要作用。貴州宣慰司中宣揚儒學的楊懋曾提道：“我國朝定製，凡建學必立廟崇祀先聖先賢，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yu) 今日也。”[24]209貴州建省之後，書(shu) 院祭祀活動推動了中原文化在貴州的傳(chuan) 播。明清貴州書(shu) 院的祭祀有一些顯著特征：首先，祭祀空間成為(wei) 書(shu) 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貴州學子十分推崇祭祀孔子及其門徒，注重承繼各派儒學源流；最後，書(shu) 院的祭祀禮儀(yi) 具有人格教育和社會(hui) 教化作用[25]136-140。貴陽文明書(shu) 院的先聖廟是祭祀的重要文化符號，其他地方的書(shu) 院也建有崇聖祠，甚至邊遠地區的書(shu) 院都有祭祀空間。

四川地區是西南儒學傳(chuan) 播的核心，書(shu) 院規模和數量都比較突出。宋代，周敦頤為(wei) 官於(yu) 合州，程頤入仕涪州，致使四川各地書(shu) 院都崇尚祭祀理學大家。這種傳(chuan) 統一直延續到明朝，四川夾江的平川書(shu) 院、敘州的翠屏山書(shu) 院、石泉的酉山書(shu) 院、萬(wan) 縣的萬(wan) 川書(shu) 院及成都的大益書(shu) 院都祭祀著宋五子，構築了理學在四川的傳(chuan) 播體(ti) 係。清代，府州縣各級官學的教育到乾隆中期已漸被書(shu) 院代替。尤其是晚清，張之洞出任四川學政，將漢學之風傳(chuan) 播到四川各地，“尊經書(shu) 院祀文翁”成為(wei) 當時的顯著特征，強化了西南士人的文化認同[26]164-174。

（三）籠絡邊疆英才：書(shu) 院教育與(yu) 西南邊疆的科舉(ju) 取士

書(shu) 院起初隻是類似現代圖書(shu) 館的一種藏書(shu) 機構，隨著文化繁榮，書(shu) 院逐漸有了教育功能。“學而優(you) 則仕”，從(cong) 事教學活動的書(shu) 院自然與(yu) 選舉(ju) 人才的科舉(ju) 製相結合。明朝時期，統治者十分注重對書(shu) 院的掌控以加強對士人的思想控製。但是心學興(xing) 起之後，當權者對社會(hui) 思想的控製陷入困境，因此多次出現禁毀書(shu) 院的現象。清朝乾嘉漢學興(xing) 起，影響力不斷擴大，促使朝廷支持其發展。乾隆有上諭：“經史，學之根柢也。會(hui) 城書(shu) 院聚黌庠之秀而砥礪之，尤宜示之正學。朕時巡所至，有若江南之鍾山書(shu) 院，蘇州之紫陽書(shu) 院，杭州之敷文書(shu) 院，各賜武英殿新刊《十三經》《二十二史》一部，資髦士稽古之學”[27]5561漢學成為(wei) 考試的重要內(nei) 容之一，這時候尊經崇漢的風氣由書(shu) 院而傳(chuan) 播開來。

宋初，四川士人尚不注重科舉(ju) 考試，書(shu) 院的教育也以學術探討和傳(chuan) 播為(wei) 主。魏了翁曾於(yu) 鶴山書(shu) 院講學，促使洛、蜀二學會(hui) 通。隨後，朝廷為(wei) 鼓勵邊疆蜀地的學子考取功名，采取就地考試、補助經費等方式，邊地學子參加考試的熱情高漲[28]47-49。明代四川書(shu) 院建設為(wei) 數不少，但是私人講學性質的占比較大，並且明朝中後期官場腐敗，四川書(shu) 院多為(wei) 名士研究學術之地，政治色彩不太濃厚，對科舉(ju) 人才的培養(yang) 處在低潮期。清代四川書(shu) 院發展到頂峰，特別是官學化明顯，官辦居多，經費由地方政府撥給，書(shu) 院院長由地方官員選聘德才兼備、聲望高的學者擔任。清代四川書(shu) 院的教學基本上有兩(liang) 種目的，其一是為(wei) 清政府培養(yang) “良士”和“名臣”，為(wei) 了“興(xing) 文教以植人材”；其二是為(wei) 了“敦教化”，通過書(shu) 院培養(yang) 邊疆士人，宣揚正統思想，教化邊地百姓，移風易俗而穩固統治。書(shu) 院學生的就學目的既是為(wei) 科舉(ju) 應試，也是為(wei) 了進行基礎知識學習(xi) 或經史研究。以四川安縣的汶江書(shu) 院為(wei) 例，知縣張仲芳重修書(shu) 院時，製定的學習(xi) 要求就僅(jin) 圍繞著科考而來。較為(wei) 知名的錦江書(shu) 院，其教學內(nei) 容也無法規避科舉(ju) 的窠臼[29]148-157。

明清時期，統治者十分注重雲(yun) 貴地區的科舉(ju) 取士。為(wei) 了籠絡邊疆英才，采取了一係列優(you) 待政策。嘉靖十四年（1535年），雲(yun) 南、貴州鄉(xiang) 試各自設科，在鄉(xiang) 試名額上，之前雲(yun) 南取二十名較少，朝廷將其增加至四十名，貴州亦相應有所增加。至於(yu) 生員的甄選，全國生員三年一考，年老或者殘疾都要被篩除，唯有雲(yun) 南和貴州的生員可免於(yu) 考核[30]697。由此，雲(yun) 貴士人熱衷於(yu) 參加科舉(ju) ，地方教育由此得到極大發展。書(shu) 院作為(wei) 培養(yang) 科舉(ju) 人才的重要場所亦取得豐(feng) 碩成果。由明至清，雲(yun) 南書(shu) 院增至二百餘(yu) 所，遍布各地，與(yu) 學宮、社學等教育機構培養(yang) 了大批科舉(ju) 人才。“明朝雲(yun) 南取進士233人，舉(ju) 人2563人，且分布於(yu) 全省17個(ge) 府州，接受書(shu) 院或者其他官學、私學教育繼而科舉(ju) 入仕，逐漸成為(wei) 雲(yun) 南士人的普遍共識。時至清朝，官學教育培養(yang) 出雲(yun) 南地區的廩生1295人，增生2069人，附生2049人，共約5413人，共培養(yang) 了文武進士823人，文武舉(ju) 人11 481人，欽賜進士舉(ju) 人144人。”[31]92-96明朝貴州建省之後，推行科舉(ju) 製，在落後地區推行文教，選擇優(you) 秀人才管理邊疆民族地區；尤其是對於(yu) 有威望的土司子弟，要使他們(men) 接受儒家教化融入中央治理體(ti) 係，書(shu) 院教育無疑是最恰當的途徑之一[32]16-20。明清時期貴州書(shu) 院得到極大發展，雖然官學化不斷加深，但是當地士紳非常熱衷於(yu) 捐資建設書(shu) 院，他們(men) 還參與(yu) 書(shu) 院的管理和教學，促進教育和科舉(ju) 的深度融合發展[33]71。清代貴州書(shu) 院的官學化程度極高，山長基本上由官府任命，以教化“夷狄”、培養(yang) 科舉(ju) 人才為(wei) 使命。朝廷對貴州的科舉(ju) 優(you) 待政策基本同雲(yun) 南一致，而貴州書(shu) 院的興(xing) 盛也為(wei) 科舉(ju) 取士創造了條件。興(xing) 義(yi) 知府張瑛極力支持書(shu) 院發展，重金聘請學者於(yu) 桅峰書(shu) 院講學。當時“興(xing) 義(yi) 府學風興(xing) 盛，培養(yang) 出一批人才。10餘(yu) 年間，考取舉(ju) 人20餘(yu) 名、貢生8名、進士2名，比較知名者有官至內(nei) 閣學士的景其浚、詩人張國華、書(shu) 院山長貴天乙等人，民間稱為(wei) ‘曠古未有’”[14]56-68。

廣西科舉(ju) 的發展也與(yu) 明清書(shu) 院建設的勃興(xing) 密切相關(guan) ，尤其在清朝，廣西書(shu) 院的核心目標就是培養(yang) 科舉(ju) 人才。這一時期桂東(dong) 南和桂東(dong) 北的書(shu) 院發展較快，科舉(ju) 人才也多出於(yu) 此。桂林為(wei) 廣西省城，文教興(xing) 盛，構成了以桂林臨(lin) 桂縣四大書(shu) 院（宣成、秀峰、桂山、經古）的文化輻射核心。桂林書(shu) 院教育的發展，匯聚了大量文化名人，進一步推動地域文化的繁盛，以至於(yu) 出現了“嶺西五大家”和“臨(lin) 桂詞派”等文人集團。“有清一代，廣西中進士科的587名進士，298名出自桂林府，占50%左右。”[34]11科舉(ju) 人才湧現與(yu) 書(shu) 院的培養(yang) 息息相關(guan) 。據《全州縣誌》記載，當時中原官員任職全州，新建或重建了清湘、湘山和鳳坡等書(shu) 院，文教的發展導致全州科舉(ju) 人才輩出，甚至形成了蔣氏科舉(ju) 家族[35]35-38。總體(ti) 而言，書(shu) 院在西南邊疆各地的興(xing) 建，籠絡了大批科舉(ju) 人才，不僅(jin) 對中原文化在邊疆的傳(chuan) 播起到引領作用，還有力推進了邊疆的文化治理。

（四）促進國家認同：書(shu) 院在西南邊疆民族地區的深入

書(shu) 院的勃興(xing) 與(yu) 以儒家意識形態為(wei) 核心的中原主流文化的廣泛傳(chuan) 播相關(guan) 。書(shu) 院兼具學術研究和社會(hui) 文化教育功能，比傳(chuan) 統官學更加靈活多樣，在文化普及和傳(chuan) 播過程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統治者注意到書(shu) 院在王朝秩序中發揮的作用，因此利用行政權力幹涉其發展。明朝心學借助書(shu) 院傳(chuan) 播，導致其受到政府的禁毀。書(shu) 院的一些私學屬性在清代專(zhuan) 製主義(yi) 中央集權的高度發展過程中消失，走向了官學化，甚至在部分地區取代官學，成為(wei) 地方文教體(ti) 係的核心[36]65-67。

元代統治者深知中原文化對政權穩定所發揮的作用，諸多蒙古族官吏聯合漢族官紳開始興(xing) 建書(shu) 院。書(shu) 院的發展顯出獨有的時代特色，一方麵少數民族投入書(shu) 院建設，另一方麵書(shu) 院開始向邊疆民族地區深入，少數民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強化了國家認同的理念[37]36-39。明清書(shu) 院的增多，使得西南邊疆的書(shu) 院建設更加深入。

明朝西南邊疆書(shu) 院不斷發展，但直到清代才廣泛深入邊疆民族地區。就四川而言，清朝書(shu) 院已經分布於(yu) 川西的藏區和羌區。川西藏區書(shu) 院才創建就被政府直接管控，與(yu) 官學並未有較大差異。當時川西藏區書(shu) 院主要是鬆潘的岷山書(shu) 院、錦屏書(shu) 院，為(wei) 少數民族接觸儒學提供了場所[38]114-115。羌區的書(shu) 院以汶川書(shu) 院較為(wei) 知名，該書(shu) 院始建於(yu)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由知縣、士紳和瓦寺土司共建，對土司子弟的教育有一定貢獻[39]2620。另外，羌區還有茂州九峰書(shu) 院、石泉酉山書(shu) 院等。

雲(yun) 貴兩(liang) 省曆來就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區，書(shu) 院的興(xing) 建促進邊疆和內(nei) 地發展的一體(ti) 化。明代樹立了“治國以教化為(wei) 先”的方針，為(wei) 了治理雲(yun) 南等邊疆民族地區，訓練土司子弟，提高其文化素質和治理能力，書(shu) 院幾乎遍及雲(yun) 南各府州縣。移民實邊、衛所製、屯田等政策在雲(yun) 南的施行，更使儒學廣泛傳(chuan) 播。明代大理為(wei) 雲(yun) 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該地共建書(shu) 院23所，白族聚居區就有16所，並且有學者認為(wei) 大理龍華書(shu) 院為(wei) 雲(yun) 南創設最早的書(shu) 院[40]673。清政府極力推行在西南邊疆地區的改土歸流，雲(yun) 南麗(li) 江的木氏土司在雍正年間改土歸流，結束了其對納西族社會(hui) 的文化壟斷。此後，曆任流官在納西族社會(hui) 大力推廣儒學。特別是麗(li) 江知府楊馝與(yu) 儒學教授萬(wan) 鹹燕創辦雪山書(shu) 院，從(cong) 雍正初年建立到光緒末改學堂，曆時近二百年，登科第者大多曾就讀於(yu) 此[41]32-36。儒家文化得到納西族士人的廣泛認同。貴州民族地區書(shu) 院的發展，得益於(yu) 龍場悟道的王陽明將自己的學說於(yu) 邊地傳(chuan) 播。文明書(shu) 院、龍岡(gang) 書(shu) 院等的興(xing) 建，促使陽明心學逐漸成為(wei) 貴州地域文化的主流。貴州書(shu) 院一般都在少數民族分布區，到了清朝發展到了頂峰。由於(yu) 貴州教育落後，地方政府創辦書(shu) 院的基本要求便是教化邊民，與(yu) 其他地區致力於(yu) 科舉(ju) 取士存在差異。貴州民族地區書(shu) 院呈現由北向南、由東(dong) 向西的發展過程[42]206-209。以侗族地區為(wei) 例，明代創有天香書(shu) 院，清代黎平府、鎮遠府等地的侗族聚居區興(xing) 建了大量書(shu) 院，使得邊遠山區的侗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有了讀書(shu) 的機會(hui) 。廣西少數民族以壯族最多，明朝開始書(shu) 院不斷在壯族聚居區興(xing) 建。“太平府、慶遠府、鎮安府、泗城府等壯族地區書(shu) 院數量從(cong) 南宋時期的一所（即宜州的龍溪書(shu) 院，宋嘉定八年由權州事張自明創建），發展到清朝的三十餘(yu) 所。”[43]60在改土歸流之後，廣西壯族地區的書(shu) 院主要起著“移風易俗”和“興(xing) 學校，教人才”的作用，促進民族交流以及對中原主流文化的認同。

三、西南邊疆書(shu) 院發展對於(yu) 文化治邊的重要意義(yi)

馬大正教授在《中國邊疆經略史》的開篇就談及“邊疆”概念的綜合性和複雜性。他認為(wei) ：“中國邊疆是一個(ge) 曆史的、相對的概念，隻有綜合地考慮了政治、軍(jun) 事、經濟、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麵的因素後，才能得出一個(ge) 相對明確的答案。”[44]3從(cong) 最直觀的角度來看，邊疆是一個(ge) 國家的邊緣性部分。在主權國家形成之前，古代中國邊疆的勢力範圍具有一定的流動性，並伴隨著戰爭(zheng) 而不斷改變。因此，統治者在政權建構和保持國家統治秩序的穩定層麵上，必定要將邊疆治理放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位置。中國古代王朝國家的疆域模式呈現出區域獨特性和發展多樣性的特征，在“核心-邊緣”的結構下，邊疆區域具有了“邊、少、異、移、穩”等特殊文化表征[45]84-91。而中國的邊疆治理是一個(ge) 運用國家權力並動員社會(hui) 力量解決(jue) 邊疆問題的過程[46]67-72。其中有顯性和隱性的區分，邊疆治理顯性特征主要表現在製度方麵，一般情況下包含“政治製度、行政區劃製度、行政管理製度、法律製度、經濟製度等方麵的內(nei) 容”[47]79-84；而主流文化對邊疆地區的影響、不同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邊疆區域的整合認同問題，都是邊疆治理重要的隱性要素，關(guan) 乎著邊疆治理的成效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作為(wei) 對國家治理具有重要影響意識形態，邊疆觀往往成為(wei) 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48]1-9如此而言，各種邊疆治理的路徑背後蘊含著相應的文化範式。“天下觀”“大一統”以及“夷夏觀”等文化觀念深刻影響著王朝國家邊疆治理的實踐。在中國古代，至遲於(yu) 戰國之際就形成了“夷夏觀念”主導之下的疆域觀和天下觀，古人對“核心-邊緣”地域空間認知導致“內(nei) 華夏，外夷狄”的族群文化、風俗習(xi) 慣的分野。那麽(me) “邊疆”在古代統治者的視野裏就存在著鮮明的文化屬性。中原地區生產(chan) 力水平高，在“大一統”的思想推動下，秦朝以後的統治者往往致力於(yu)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構建，但是隨著版圖的擴大，中央王朝的統治力由核心區到邊緣區遞減，僅(jin) 靠戰爭(zheng) 開拓和政治製度設計無法保證邊疆地區的長治久安。因此，以儒家思想或者中原主流文化作為(wei) 王朝正統意識形態向邊疆推進，謀求邊疆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具有積極意義(yi) 。

周公“製禮作樂(le) ”主張德治，後來“用夏變夷”“重文德，興(xing) 學校”成為(wei) 王朝統治者對邊疆進行文化治理的重要路徑。書(shu) 院作為(wei) 中原文化繁榮的產(chan) 物，隨著王朝對西南邊疆治理的深入，其逐漸成為(wei) 文化治邊體(ti) 係之中的核心組成部分。明代，儒學借助書(shu) 院向西南邊疆的四川、雲(yun) 南、貴州、廣西各地滲透，這一時期書(shu) 院半私學和半官學的特征，激勵著官紳民共建，刺激著書(shu) 院建設的發展繁榮。這一時期書(shu) 院亦成為(wei) 學術研究的重要場所，其自由的討論風氣令官府忌憚，尤其是陽明心學在西南邊疆各地的傳(chuan) 播，為(wei) 明朝政府的文化治邊設置了不穩定因素。清朝西南邊疆的書(shu) 院基本上實現了官學化，甚至有的成為(wei) 地方教育的中心，成為(wei) 政府對西南邊疆民族地區文化治理的核心方式。

明清兩(liang) 朝的地方政府在西南邊疆利用名賢遺跡加強邊疆書(shu) 院文化建設，樹立儒學精神偶像，以書(shu) 院為(wei) 載體(ti) ，讓中華文化精神在西南邊疆得以具象化傳(chuan) 遞，形成地方曆史文化的精神地標，不僅(jin) 在明清時期促進了西南邊疆文化內(nei) 核的凝聚，還為(wei) 現代人留下了以書(shu) 院為(wei) 核心的文化礦藏。西南是邊疆民族地區，聚眾(zhong) 講學包含深層次的人格和精神感召，重新複興(xing) 書(shu) 院文化精神，有利於(yu) 凝聚當代邊疆民族地區的精神信仰。

西南邊疆書(shu) 院的祭祀，可以窺見儒學傳(chuan) 播的基本儀(yi) 式。雲(yun) 貴川桂等地有著不同的儒學祭祀傳(chuan) 統，“從(cong) 西南諸書(shu) 院祭祀的曆史敘事來看，均有一種漢文化向邊地傳(chuan) 播勝於(yu) 儒學內(nei) 部畛域之爭(zheng) 的思想傾(qing) 向”[49]104-108。它並不是中原文化和邊疆本土文化的區別，而是儒學傳(chuan) 播過程中的地域特色呈現。這些具體(ti) 內(nei) 容都成為(wei) 現代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wei) 其與(yu) 內(nei) 地文化有根本一致的儒家精神內(nei) 核，並且還有儒學內(nei) 涵選擇演變的地域特色，對現代地域文化挖掘、重構和複興(xing) 具有積極意義(yi) 。

明清的西南邊疆書(shu) 院建設，利用書(shu) 院教學和科舉(ju) 取士大量延攬邊疆英才，最後將書(shu) 院建設擴展到更為(wei) 偏遠的地區，提高了少數民族的文化素質和國家認同意識，使得中原王朝對邊疆的文化治理取得顯著成效，有力促進了西南邊疆各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尤其是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積極推動邊疆教育發展的新時代，重新挖掘書(shu) 院的文化內(nei) 涵，將書(shu) 院的“論道、講學、習(xi) 禮、藏書(shu) ”與(yu) 現代教育文化理念融合，是實現西南邊疆教育改革、學術繁榮和民族凝聚的重要路徑之一。

注釋
 
1西南邊疆地區作為曆史地理觀念，在明清時期包括現今的滇、黔、桂、川四省區（部分學者認為隻包含四川西南部），並且在一段時間之內還將中南半島的北部地區納入了王朝的西南版圖。早在秦朝之時，統治者就積極經營西南的巴蜀之地，漢唐盛世對西南地區設製管轄，元代以後西南邊疆更成為中原王朝著力開發和經略的戰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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