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的“三代”情結

作者：夏靜（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六月初七日癸未

          耶穌2023年7月24日

“三代”一詞，最早見於(yu) 《論語·衛靈公》“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指夏、商、西周，秦以後也開始包括東(dong) 周，並且一直沿用下來。“三代”所創造的高度文化成就受到了處於(yu) 思想交鋒中先秦諸子的追捧。回望“三代”，是中華思想文化向後看思維定式的顯著標識之一，由此也形成了古代文學批評傳(chuan) 統中獨具民族文化特質的“三代”情結，這一特質在齊梁時期的劉勰身上體(ti) 現得極為(wei) 鮮明。《文心雕龍》中“三代”一詞，出現七次，夏、商、周出現的次數更多，至於(yu) 堯、舜、禹、湯、文、武等三代聖王則是高頻出現，作為(wei) “三代”文化載體(ti) 的“六經”以及樂(le) 舞、樂(le) 器、樂(le) 歌、禮製、禮器等也被其一一拾掇進去，從(cong) 而展現出一幅具有濃鬱“三代”政教文化色彩的曆史畫麵。在儒、釋、道三家之學並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劉勰的這一偏好，獨樹一幟，的確不同於(yu) 這一時期那些偉(wei) 大的批評家。劉勰的“三代”情結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一是“鬱鬱乎文哉”的價(jia) 值導向，一是“征聖立言”的神聖書(shu) 寫(xie) ，一是“原始表末”的路徑依賴。

“鬱鬱乎文哉”的價(jia) 值導向。“鬱鬱乎文哉”的說法，源於(yu) 孔子。孔子以傳(chuan) 承宗周文明為(wei) 己任，以《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為(wei) 教義(yi)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對“三代”文化一往情深，故而有“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八佾》）的感慨。孔子以“三代”禮樂(le) 文化為(wei) “文”的思想對劉勰的影響很深。對“三代”文化成就，劉勰推崇備至，“斯文之興(xing) ，盛於(yu) 三代”（《文心雕龍·銘箴》），“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書(shu) 記》），“三代所興(xing) ，詢及芻蕘”（《議對》）；對周代更是不吝讚美之詞，“周監二代，文理彌盛”（《章表》），“近褒周代，則鬱哉可從(cong) ”（《征聖》），“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誄碑》）。他秉持以禮樂(le) 之文為(wei) “文”的正統理念，在“三代”禮樂(le) 文化的各種載體(ti) 中探尋“文”的源頭，致力於(yu) 闡釋各種文體(ti) 皆源於(yu) “六經”。《原道》篇開宗明義(yi) ，劉勰明確斷定“文”乃“三才”之文、禮樂(le) 之文，天文、地文和人文以反映天經地義(yi) 之至理而具有一致，以此作為(wei) 全書(shu) 彌綸群言、原始要終的基礎。從(cong) 天文到地文到人文的同一性推斷可以看出，劉勰對商周以來天、地、人“三才”合一宇宙觀、世界觀的全麵吸收與(yu) 賡續發展。從(cong) 《征聖》篇“政化貴文”“事跡貴文”“修身貴文”的語義(yi) 所指來看，劉勰不僅(jin) 將“文”的源頭指向“三代”，而且宗周的色彩極為(wei) 鮮明。縱觀《文心雕龍》一書(shu) ，“本乎道，師乎聖，體(ti) 乎經，酌乎緯，變乎騷”（《序誌》）的總體(ti) 原則，均是在三代“尚文”觀念的籠罩下，在“鬱鬱乎文哉”的價(jia) 值導向中形成的。

“征聖立言”的神聖書(shu) 寫(xie) 。“征聖立言”思想，源於(yu) “軸心期”諸子。晚周以來，五霸七雄紛爭(zheng) ，社會(hui) 激烈變遷，諸子欲撥亂(luan) 反正，但人微言輕，遂借托古構想，借堯、舜、湯、武打壓霸主，灌輸王道理想。在思想譜係與(yu) 文化心態上，諸子塑造了上古帝王的偉(wei) 大人格與(yu) 傳(chuan) 承譜係。孔子對此不遺餘(yu) 力，墨子道夏禹，孟子言必稱堯舜，許行則為(wei) 神農(nong) 之言，莊子臆造古聖先王之說（羅根澤《晚周諸子反古考》），以此建構古史的“黃金時代”。這是“三代”情結產(chan) 生的曆史語境，也是中國曆史上道統思想的曆史依據。劉勰對前代聖王不乏溢美之辭，有著鮮明的聖王崇拜意識，視前代聖王言行舉(ju) 止為(wei) 萬(wan) 世不變之遵循，諸如“玄聖創典”“素王述訓”“文王患憂”“公旦多材”“夫子繼聖”（《原道》）的讚譽；又諸如“帝軒刻輿”“大禹勒筍簴”“成湯盤盂”“武王戶席”“周公慎言於(yu) 金人”“仲尼革容於(yu) 欹器”（《銘箴》）的褒揚。劉勰有著明確的“征聖立言”意圖，所謂“征聖立言”就是為(wei) 文學立法，所以我們(men) 也就不難理解《文心雕龍》全書(shu) 中有那麽(me) 多的文學法則，譬如“體(ti) 有六義(yi) ”（《宗經》）、“八體(ti) ”（《體(ti) 性》）、“三準”（《鎔裁》）、“四對”（《麗(li) 辭》）、“練字四要”（《練字》）、“二患”（神思）、“立文之道，其理有三”（《情采》）、“六觀”（《知音》），等等。從(cong) 《原道》開篇來看，劉勰宣稱本書(shu) 的寫(xie) 作目的，就在於(yu) 傳(chuan) 達“道”的神聖性、驗證“聖”的合法性和效仿“經”的永恒性，他堅守荀子以來原道、征聖、宗經的立場，捍衛“三代”以來神聖書(shu) 寫(xie) 的意圖，可謂異常堅定。

“原始以表末”的路徑依賴。“究始終”“探表末”是《文心雕龍》寫(xie) 作方法上的主要依憑，劉勰稱之為(wei) “原始以表末”，也稱之為(wei) “原始要終”。曆史地看這一思想的源頭，一是源於(yu) 《周易》，並經由漢代司馬遷的闡發；一是源於(yu) 墨子的“三表法”，是對“有本”“有原”“有用”三條標準的闡發。在《史傳(chuan) 》《章句》《附會(hui) 》《時序》諸篇中，劉勰反複提及“原始要終”，並於(yu) 終篇歸納為(wei) “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yi) ，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ju) 統”（《序誌》）四種寫(xie) 作方法，可謂心心念念、不厭其煩。劉勰長於(yu) “原始以表末”的研究方法，《文心雕龍》各篇均以此方法來論述文學問題。譬如《明詩》篇，劉勰以“鋪觀列代”“撮舉(ju) 同異”為(wei) 原則，將詩歌之“始”上溯到葛天氏之樂(le) ，曆述黃帝、唐、虞、夏、商、周時期的代表作品，在此基礎上敘述漢代以後四言詩、五言詩的演化曆程。他秉承“究始終”“探表末”的法則，當一個(ge) 問題不得解時，將其“始”追溯到“三代”，便會(hui) 進入正統的譜係，獲得不證自明的合法性，這是包括劉勰在內(nei) 的古代學者的常見寫(xie) 法，在古籍中屢屢可見，是古典時代的傳(chuan) 統，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yi) 。見於(yu) 《文心雕龍》一書(shu) ，如《辨騷》：“固知《楚辭》者，體(ti) 慢於(yu) 三代，而風雅於(yu) 戰國。”《詔策》：“命之為(wei) 義(yi) ，製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養(yang) 氣》：“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才略》：“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凡此種種，振葉尋根、觀瀾索源，“三代”情結的印記清晰可見。這種探究問題原委、始末，並將其追溯到“三代”的路數，是貫穿《文心雕龍》全書(shu) 的重要書(shu) 寫(xie) 路徑，在一定程度上體(ti) 現了劉勰在寫(xie) 作方法上的路徑依賴。

劉勰雖然深知“時運交移”“與(yu) 世推移”（《時序》）的道理，也明了“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cong) 省，易以書(shu) 翰矣”（《書(shu) 記》），遵循著從(cong) 省從(cong) 簡的趨勢，但在其有意的建構、刻意的修飾甚或不經意的陳述中，或多或少地都流露出對“三代”的仰慕之情。回望“三代”也是中華思想史上一個(ge) 常見的主題，也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價(jia) 值導向、書(shu) 寫(xie) 方式與(yu) 方法路徑。就此而言，劉勰就是一個(ge) 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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