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經典意識

作者：祝浩涵（貴州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六月初五日辛巳

          耶穌2023年7月22日

重視經典，以經典注釋來表達思想是中華傳(chuan) 統學術的顯著特點。朱熹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影響深遠，其經典意識既鮮明體(ti) 現了中華傳(chuan) 統學術的這一特點，同時又深刻參與(yu) 了傳(chuan) 統學術話語的發展與(yu) 塑造。探究朱熹的經典意識，對加深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發展脈絡、話語體(ti) 係、自身關(guan) 懷的哲學闡釋具有重要意義(yi) 。

中國傳(chuan) 統思想家們(men) 一般都不會(hui) 否定經典對於(yu) 為(wei) 學具有助益，更不會(hui) 在自己的實際為(wei) 學教學場景中完全不使用經典。但是，如朱熹一般強烈堅持經典必要性的思想家卻也並不多見。以朱熹的話語言之，儒者一般都不會(hui) 否定“道在六經”（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汪尚書(shu) 》），但是，對於(yu) 為(wei) 學，卻並非所有思想家都會(hui) 如朱熹一般強調“何可它求”（同上）。堅持“道在六經，何可它求”，進而批判和排擊種種“它求”的為(wei) 學路徑，構成了朱熹矢誌終生的事業(ye) ，這意味著六經與(yu) 朱熹所構想的“學”之間具有本質的聯係。

“於(yu) 無著摸處用工”（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是朱熹用以概括其早年所從(cong) 事學問的話語，也是他時常用來批判禪學及在他看來近禪的學問的話語。“於(yu) 無著摸處用工”隻是對某一類學問旨趣及其為(wei) 學方式的概括，對從(cong) 事此學的學者而言，所以要如此是因其追求的體(ti) 驗與(yu) 現實性意識存在類型上的差異，那個(ge) 本來性與(yu) 現實性交匯從(cong) 而顯示其為(wei) 本來的時刻是不可“著摸”的。“但得本莫愁末”並非不重視“末”，他們(men) 抱持的期待毋寧是要在“末”中見“本”，離了“末”，“本”也沒有了安立與(yu) 獲致的可能。但正是異質的體(ti) 驗決(jue) 定了在此過程中“末”隻具有工具性的價(jia) 值，喪(sang) 失了具體(ti) 的、獨立的意義(yi) ，使“末”成為(wei) “本”的抽象的代表。而正是這“末”處的準則與(yu) 規範是朱熹最在意的，那種無可捉摸的靈動的主體(ti) 感，並沒有使他在麵對曆史現實的種種準則與(yu) 規範時找到任運自在的體(ti) 驗。正是懲創於(yu) 曾親(qin) 身經曆過的“於(yu) 無著摸處用工”的學問的魅力與(yu) 弊病，朱熹對與(yu) 其具有相似性的宗旨及為(wei) 學方式才會(hui) 尤其警惕，克服這一學問形態及其種種變體(ti) 的努力才成了朱熹自覺從(cong) 事的一項事業(ye) 。

臨(lin) 安“訶詆百事推聖學，請複國仇施一怒”未果的經曆，更使朱熹深切體(ti) 會(hui) 到了“實理”之於(yu) “聖學”的重要性。在“刻意經學”而於(yu) “實理”漸有所得之後，朱熹也開始以此“實理”展開了對異端雜學的批判。概括而言，《雜學辨》最核心的關(guan) 切，即是批判“悟”這種典型的“於(yu) 無著摸處用工”的為(wei) 學方式，以及種種欲於(yu) 仁義(yi) 禮樂(le) 之外與(yu) 之上求“道”的本體(ti) 論、心性論認識。對朱熹而言，仁義(yi) 禮樂(le) 及與(yu) 此相關(guan) 的種種規範與(yu) 儀(yi) 節都是“實理”，他們(men) 是“未發以前”就在“天理渾然”中確定了的。那種區隔五常與(yu) “道”的做法，盡管未必沒有為(wei) 五常尋求更高的主體(ti) 或實體(ti) 根據的用心，也未嚐就有不重視五常的價(jia) 值與(yu) 地位的用意，但在朱熹看來，他們(men) 存在抽空“實理”的內(nei) 容的可能。在與(yu) 汪應辰論辯的書(shu) 信中，朱熹這一問題意識體(ti) 現得尤為(wei) 充分。如果說“雜學”一般抱持的都是儒釋合的觀點，那對雜學的批判，更多隻是在辨析儒釋異同。但對懷有“實理”信念的朱熹而言，他所辨析的，乃是“儒釋邪正”的問題。在此，“獨自”有“得”的“自得”，與(yu) “所安”一同喪(sang) 失了批判的效力，在“自得”與(yu) “所安”之上的“所安之是非”（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汪尚書(shu) 》），成了朱熹期冀與(yu) 信賴的標準。實際上，朱熹是一開始就抱定有“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後世之標準”（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論語訓蒙口義(yi) 序》）的信念。他所謂的“實理”，大多也與(yu) 經典有難以割裂的關(guan) 係。“道在六經”是朱熹“實理”觀的內(nei) 在要求。“刻意經學，推見實理”的親(qin) 身經曆無疑給予了朱熹充分的信心，他也每以此去勸勉那些未曾“推見實理”的學者。這意味著獲致“所安之是非”的努力也應該在“刻意經學”中進行。或者說，隻有“刻意經學”才能獲致提供“所安之是非”的根據，而這正是朱熹堅持“道在六經，何可它求”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道初年從(cong) 事於(yu) 湖湘學工夫實踐的時期，朱熹一度對自己堅持的即經典而明理，以及“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的主張產(chan) 生了動搖。（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何叔京》）這在朱熹思想發展的過程中，無疑是突出且值得重視的。這說明如湖湘學者或陸九淵強調的那種真實而親(qin) 切的“本心”體(ti) 驗，朱熹的確也是曾體(ti) 驗過的。它的存在，意味著“默會(hui) 諸心，以立其本”的道路是經朱熹親(qin) 證而後又放棄了的，這既與(yu) 朱熹對其所體(ti) 驗者的受用程度有關(guan) ，也與(yu) 其對同行者的觀感有關(guan) ，更與(yu) 此體(ti) 驗終究能否契合其問題意識有關(guan) 。乾道年間，朱熹在進一步研習(xi) 北宋諸儒著作及與(yu) 湖湘學者的交流探討中，逐步深化完善了自己對“實理”的認識與(yu) 體(ti) 會(hui) 。他在這一時期的寫(xie) 作也使其“實理”觀具體(ti) 的本體(ti) 論、心性論、工夫論圖景得以完善與(yu) 落實。同時，隨著朱熹對“實理”相關(guan) 問題的理解深入，他也愈發感覺到了以湖湘學為(wei) 代表的，二程後學之中存在的“本心”之弊。這即典型表現在他們(men) 的心性論具有“作用言性”的傾(qing) 向，工夫論具有“以心察心”式的主張。朱熹與(yu) 湖湘學者的諸多論爭(zheng) ，皆貫徹有對彼者所包含的這兩(liang) 方麵傾(qing) 向的揭露與(yu) 批評。同時，要對抗“它求”之方，更需要為(wei) 學者指明與(yu) 疏浚“何可它求”的道路。隨著朱熹心性及工夫理論的日趨成熟，他的經典注釋工作也在全麵推進。通過經典注釋來為(wei) 經典建立“成說”，為(wei) 學者提供“門庭”，是朱熹落實其“道在六經，何可它求”主張的必要工作。

在建構完成太極本體(ti) 理論，並明確“敬義(yi) 夾持”的為(wei) 學工夫之後，仍舊是“讀書(shu) ”的問題構成了朱熹和象山之間無可調和的矛盾。相對而言，如果湖湘學更多表現出的是一種“道”可“它求”的傾(qing) 向，那象山學便更直接顯示有“道”不在“六經”的風貌。朱熹對於(yu) 經典的重視，是關(guan) 係著他對於(yu) 為(wei) 學乃是因聖人之文以求聖人之心而明天地之理的構想的。此中，“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的考量是其基本邏輯。與(yu) 此相對應的本心之學，並不重視己心與(yu) 聖人之心間的張力，對他們(men) 的為(wei) 學事業(ye) 而言，聖人之文盡管可能仍有所助益，但並非是出於(yu) 結構性需求而擁有絕對必要性的東(dong) 西。甚至在他們(men) 看來，缺乏了當下具有明證性的“本心”作為(wei) “把柄”，對聖人之文的準確領會(hui) 或許也是不可能的。這一思路未嚐不是在聖人之文與(yu) 聖人之道日趨行遠的時代下，力圖立足於(yu) 當下具有明證性的基點而重新闡釋與(yu) 整合經典的努力。隻是其中“義(yi) 起”的風險，以及使傳(chuan) 統生活方式與(yu) 價(jia) 值信仰麵臨(lin) 曆史化、人類學化處境的嫌疑，使對聖人與(yu) 聖人之文所承載的價(jia) 值與(yu) 信仰懷有更深信念的朱熹難於(yu) 心安。朱陸之間對於(yu) 讀書(shu) 講學之事的根本分歧即由此而來，二人思想所以是“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章學誠：《文史通義(yi) ·朱陸》）的理由與(yu) 意義(yi) ，或亦正在於(yu) 此。

最後，我們(men) 不妨對“本天”與(yu) “本心”的內(nei) 涵做些進一步的闡發。我們(men) 認為(wei) ，所謂“本天”，即強調自身所珍視的價(jia) 值、傳(chuan) 承的文化、倡導的生活方式，實有著來自心理主體(ti) 之外的絕對根據。正是以此為(wei) 根基，我們(men) 才得以以如是的麵貌存在。而否定它，也就意味著我們(men) 的存在自身沒有超出於(yu) 存在之外的自在的目的與(yu) 理由。而“本心”，即意味著賦予生活以意義(yi) 的根據隻在存在自身，主體(ti) 的塑造與(yu) 塑造的主體(ti) 其實是一回事。沒有超越出存在自身的根據來為(wei) 我們(men) 的生活負責，即便有，它也不是我們(men) 自身可能獲知的。因此，與(yu) 其懸空揣摩與(yu) 依賴那些與(yu) 己不相幹或己所不能知的東(dong) 西，不如抓住當下一個(ge) 具有明證性的基點開天辟地、自立主宰。然而，基於(yu) 主體(ti) 性出發所承擔的社會(hui) 責任總是曆史的、地域的。從(cong) 主體(ti) 出發來理解生活方式，即承認社會(hui) 曆史因素、具體(ti) 的時地條件是塑造了我們(men) 如是生活方式的理由。這當然不會(hui) 妨礙挺立而又自覺的主體(ti) 去終日乾乾地克盡其責，但此種模式下的主體(ti) 價(jia) 值與(yu) 生活方式間並沒有必然的聯係。換言之，主體(ti) 的生活方式隻與(yu) 具體(ti) 的時地條件相關(guan) ，而無關(guan) 於(yu) 主體(ti) 實現其價(jia) 值的模式。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我們(men) 仍舊能保持同樣的主體(ti) 性。因此，一旦承認傳(chuan) 統儒者所固守的生活方式、所珍視的價(jia) 值信仰沒有越出時地以上的根據與(yu) 理由，本心之學便會(hui) 成立。而試圖排斥這樣的理解，主張我們(men) 的生活實有著超出主體(ti) 塑造與(yu) 時地變遷之外的根據，則便有了成立“本天”之學的必要性。經典是維係共同體(ti) 信仰的關(guan) 鍵，通過經典的權威性與(yu) 典範性，那些生活方式與(yu) 價(jia) 值信仰才得以參與(yu) 並形塑共同體(ti) 的曆史與(yu) 共同體(ti) 成員的生活。而經典是否具有獨立的地位與(yu) 價(jia) 值，又是其能否發揮典範性與(yu) 權威性功能的關(guan) 鍵。究竟是以共同體(ti) 生活維係信仰，還是以信仰去塑造新的共同體(ti) 生活，這正是朱熹經典意識背後蘊含的深刻問題，對這一問題的深入討論，正是加深理解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獨特價(jia) 值關(guan) 懷和話語體(ti) 係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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