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兩(liang) 稱“仲尼”考釋

作者：曹樹明（陝西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三年歲次癸卯六月初五日辛巳

          耶穌2023年7月22日

傳(chuan) 為(wei) 子思之作的《中庸》，在朱熹所訂第二章和第三十章，兩(liang) 次直呼“仲尼”。這一現象吸引了古今中外許多學者的關(guan) 注。

眾(zhong) 所周知，仲尼是孔子的字，而子思是孔子之孫。孫子直呼祖父的字，引發的首要問題是，這是否違背了古代的避諱製度？最早產(chan) 生疑問的是南宋王十朋：“豈有身為(wei) 聖人之孫，而字其祖者乎？”（《策問》）他還據此推斷《中庸》一書(shu) 或有漢儒“附益之偽(wei) ”。無獨有偶，朱熹也有多位弟子向他請教這個(ge) 問題，分別見於(yu) 《朱子語類》《中庸或問》和《答陳安卿》中，朱熹的解答是“古人未嚐諱其字”；而對於(yu) 其中緣由，他卻沒有深究，所以朱熹有時也含糊其詞地說“恐在當時為(wei) 可耳”。實則，表示不確定之義(yi) 的“恐”字大可不必出現，因為(wei) 孔子門人編纂的《論語》中，亦有六處“仲尼”，甚至直稱孔丘之名。這至少意味著，在那個(ge) 時代，避諱不是必須的。與(yu) 《論語》一樣，《中庸》不但未諱其字，而且未諱其名，第十三章即說“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進言之，不論是由於(yu) “古人未嚐諱其字”，還是因為(wei) 周代“無酷諱”（王觀國《名諱》），抑或是基於(yu) “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禮記·曲禮》），《中庸》都是可以稱“仲尼”的。因而，依此而認為(wei) 其中有漢儒之附益，或說“‘仲尼祖述堯舜’一語，一定不是孫兒(er) 的話”（陳榮捷《初期儒家》），均不能成立。

然而，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中庸》為(wei) 何兩(liang) 稱“仲尼”？關(guan) 於(yu) 此，學界的看法大致有六：第一，“古人稱字者最不輕”。這是宋魏了翁在《答張大監》中提出的觀點；明蔡清《四書(shu) 蒙引》也說“古人重字，如子思之於(yu) 孔子，亦稱仲尼雲(yun) ”；日狄生徂徠《中庸解》第三十章注亦曰：“稱字者尊之至也。”而字之被尊崇，在於(yu) 它代表一個(ge) 人的品德。這一觀點照應了“仲尼”的出場，但何以同為(wei) 敬稱的“子”“夫子”等沒有被這兩(liang) 處采納，卻無法得到合理的說明。再者，認為(wei) 古人重字，似也存在理解上的偏頗。《儀(yi) 禮·士冠禮》《禮記·郊特牲》皆雲(yun)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表明取字的目的是敬名。也就是說，稱字的原因在於(yu) ，尊貴的名不能隨意被稱呼。故而，稱字是敬其人，而非敬其字或重其字。也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隋劉炫《孝經述義(yi) 》才說“稱字輕於(yu) 稱名矣”。第二，“明非一家之私”。元王義(yi) 山《稼村類稿》主張，第三十章起到了“萃天地造化於(yu) 夫子之一身”的神妙作用，第二章“稱仲尼者再”則“係仲尼於(yu) 中庸之上”，“蓋以夫子集中庸之大成者也”，兩(liang) 章都意在揭示，子思是把仲尼視為(wei) 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六經之道的代表，而非自家之祖父：“仲尼者，六經之仲尼也、千萬(wan) 世之仲尼也，吾豈敢私之以為(wei) 己祖哉！”清龔元玠《四書(shu) 客難》所雲(yun) “首引仲尼之言，此言仲尼之行，皆舉(ju) 其字，明非一家之私也”，與(yu) 王說屬於(yu) 一類。毋庸諱言，王、龔的觀念中充滿了強烈的崇古崇聖意識，而在這種意識下做出的判斷，雖然獨樹一幟，但很難保證客觀公允。第三，“所引書(shu) 之本文”。王陽明嫡傳(chuan) 弟子季本之《中庸私存》宣稱，第二章“所引書(shu) 之本文也”，故“著仲尼字”，而後文引孔子的話“止稱‘子曰’”，則是由於(yu) 所引為(wei) “當時所記之文”。這種說法純屬猜測，沒有充足的證據，亦未解釋第三十章“仲尼”的再次出現。第四，“自填諱”。清袁枚《隨園隨筆》主張，《中庸》中的“仲尼”乃“自填諱”而來，非子思本人所寫(xie) 。所謂“填諱”，亦名“題諱”，指子孫為(wei) 祖先撰寫(xie) 行狀、碑誌等文字時，請人代寫(xie) 祖先名號。可是，袁氏之說實難成立。首先，子思是在著書(shu) ，不是寫(xie) 行狀或碑誌；再者，“填諱”現象出現較晚，清錢大昕《十駕齋養(yang) 新錄》所雲(yun) “是宋人已稱填諱矣”雖非確考，但將這一現象推至先秦，無論如何都是過頭的。第五，“特筆”。在《中庸誼詁》裏，清馬其昶認為(wei) ，《中庸》“兩(liang) 書(shu) 仲尼，特筆也”。在馬氏看來，孔子有實實在在的參天地、讚化育的盡性之功，但他有德無位，因而其功績不像“以大德受天命”的舜、文、武、周公等那麽(me) 容易被人知曉，職是之故，子思用直呼仲尼的特殊筆法來刻意彰顯孔子之德。而反觀曆史，《中庸》兩(liang) 次直書(shu) “仲尼”的確引起了後人的注意，但這種做法並未達到“昭明聖祖之德”的效果，反而引發了對子思作《中庸》的問難。這一事實，在一定程度上從(cong) 反麵構成了對馬其昶之說的證偽(wei) 。第六，明下文“子曰”皆夫子之語。日伊藤仁齋《中庸發揮》注“仲尼曰”一條說：“此稱仲尼者，明下文所引‘子曰’者，即皆夫子之語也。”中井履軒《中庸逢原》的注解與(yu) 之文字稍異、語義(yi) 則同。分析地看，他們(men) 的解釋確有發人所未發之處，然而卻無法回答《中庸》為(wei) 什麽(me) 放棄“孔丘”“孔子”“孔夫子”等能起到同樣作用的稱呼，且二人與(yu) 季本一樣，亦沒有對第三十章的再呼“仲尼”作出說明。

如上諸說皆有一定的道理，但卻麵臨(lin) 一個(ge) 共同的問題：《中庸》它處引孔子之言皆稱“子曰”，何以僅(jin) 此兩(liang) 處例外？實則，隻有聯係上下文而統觀《中庸》，這個(ge) 問題才能得到更為(wei) 深入的剖析。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仲尼”為(wei) 主語，比較容易理解：稱字可以表示尊敬，且比“孔子”“孔夫子”等“外之之辭，孔姓之通稱”（《中庸或問》）更能避免誤解；而若延續上文體(ti) 例，冠以“子”字，作“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又不太合乎語言習(xi) 慣。可見，“仲尼”是第三十章的最佳選擇。那麽(me) ，第二章以“仲尼曰”引入的理由是什麽(me) 呢？這主要取決(jue) 於(yu) 其上的第一章。第一章講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等高度抽象的哲理，體(ti) 裁是議論體(ti) ，而第二章卻忽然轉為(wei) 語錄體(ti) ，這自然就需要標明語錄的言說者。標明的方式，應力求準確但又不失敬意，因此“仲尼”仍是最合適的。在首條語錄指明作者的情況下，下文再引他的話，為(wei) 了省文而簡稱“子曰”就完全可以。而假如徑直以“子曰”銜接第二章的引文，則具有通用性質的尊稱“子”具體(ti) 指向何人，就不甚明確。

引人思考的是，亦在《禮記》中、同被視為(wei) 子思之作的《表記》《坊記》《緇衣》等皆以“子言之”開篇，為(wei) 何偏偏《中庸》選擇了不同的著述體(ti) 例？是否可依據“子言之”和“仲尼曰”的相似性，而認為(wei) 《中庸》的原本乃以第二章為(wei) 開篇呢？當然不能。事實上，“仲尼曰”的字眼，恰可證明此章非《中庸》原本的首章，否則開頭就不會(hui) 是“仲尼曰”，而應為(wei) 子思慣用的“子言之”。由此可以推斷，原始的《中庸》文本就是以第一章為(wei) 開篇，下接“仲尼曰”為(wei) 第二章，今本《中庸》未對這一部分進行改編。有鑒於(yu) 此，武內(nei) 義(yi) 雄《子思子考》、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等把《中庸》第一章視為(wei) 後人所加的觀點，就需要重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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