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慰藉

作者：詹妮弗·拉特納·羅森哈根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本文簡要評論了兩(liang) 本新書(shu) ，講述了失敗能夠教導我們(men) 什麽(me) 。

 大衛·沃納羅維茨（David Wojnarowicz）1984年在紐約州紐約市蘇豪區(SoHo)牆上畫的有關(guan) 電視的塗鴉的畫麵。Rita Barros/Getty Images

青少年時期，我自始至終一直為(wei) 信仰體(ti) 係而苦惱。我曾經傾(qing) 向依靠父母的一本書(shu) 《為(wei) 什麽(me) 壞事發生在好人身上》（1981）來應對任何可能威脅我的世界觀的衝(chong) 擊，這本書(shu) 是拉比哈羅德·庫斯什納（Rabbi Harold Kushner）寫(xie) 的，認為(wei) 世界從(cong) 根本上說還是讓人覺得友好的地方，我對人類痛苦越來越多的清晰認識使得宗教提供的解釋似乎有些不夠令人滿意了。我丟(diu) 掉了工作，開始研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開始鎖定在彌補對啟蒙哲學的淺薄理解。它推崇進步和堅信人類實現完美的潛能，提供了解決(jue) 眾(zhong) 多所謂冤屈的現成答案：它們(men) 不過是曆史進步這個(ge) 宇宙敘事中微小的挫折，卻可能是必要的。接著，我上了大學，伴隨著而來的是有更多的機會(hui) 看著現代史上災難持續不斷出現。“曆史進步”的命題開始看起來顯得任性無知和荒謬絕倫(lun) 。雖然我花費了人生的頭20年在意義(yi) 框架內(nei) 探索，我明明知道它們(men) 遭遇失敗，失敗得一塌糊塗的時候，無能為(wei) 力。但是，作為(wei) 美國人，我卻花費了更長時間才意識到有我這樣想法的不止我一個(ge) 人。 

作為(wei) 美國人，我們(men) 不知不覺地來到一種崇拜成功和不能容忍失敗的文化中。對此問題，它用下麵兩(liang) 種方法之一處理。首先是將失敗視為(wei) 個(ge) 人化的和原子化的東(dong) 西，指責失敗者，他們(men) 應該為(wei) 其失敗負責。第二，同樣惡劣的是，對失敗是如此蔑視以至於(yu) 堅持認為(wei) ，正如哲學家科斯提卡·布拉達坦（Costica Bradatan）的話所說，看起來失敗的東(dong) 西事實上不過是“走向成功的墊腳石”。因此，我們(men) 在銀行出納員小隔間鑲框裝飾的格言中看到的眾(zhong) 多自我幫助類勵誌書(shu) 籍的陳詞濫調（失敗是不斷進步中的成功）或者在抖音上兜售蛋白粉的健身達人的名言，“沒有哪一種失敗是意誌力無法將其改變成為(wei) 成功的。” 在要求克服所有偶然性的文化中，甚至失敗一直都在被美國自我幫助產(chan) 業(ye) 情結進行商業(ye) 化：被重新包裝描述為(wei) 走向虛張聲勢的輝煌成就、成功和知識技能習(xi) 得的道路上（blip en route），而不是破壞性的、可能改變人生的重大事件。

進入這個(ge) 風景中的是兩(liang) 本新書(shu) ，布拉達坦所說的“嚴(yan) 肅對待失敗”的書(shu) 。布拉達坦的《失敗頌：謙遜的四個(ge) 教訓》（2023）和文學學者和文化批評家薩拉·馬庫斯（Sara Marcus）的《政治失望：從(cong) 重建到艾滋病危機的文化史》（2023）認為(wei) ，我們(men) 或許需要重新想象失敗，而且需要重新想象我們(men) 能夠從(cong) 失敗中獲得的意義(yi) 。兩(liang) 位作者都想讓我們(men) 將失敗視為(wei) 真正的損失，同時認定它可能給我們(men) 的生活提供某些價(jia) 值。

結合起來考慮，在太多的失敗見解都變成啦啦隊用的彩球一樣花裏胡哨的東(dong) 西的時代，兩(liang) 書(shu) 提出了一個(ge) 問題，即我們(men) 如何失敗得更好。對於(yu) 既不崇拜“成功”的偉(wei) 大上帝，也不依靠宗教或者哲學元敘事獲得安慰的人來說，失敗意味著什麽(me) 呢？這兩(liang) 本書(shu) 迫使我們(men) 去思考會(hui) 發生什麽(me) 事。他們(men) 能夠—我們(men) 能夠在失敗和損失中找到意義(yi) 嗎？我們(men) 應該做這樣的嚐試嗎？

布拉達坦的《失敗頌》認為(wei) “失敗的名聲已經千瘡百孔”，在現代世界，我們(men) 很多人沒有可以抓住的柱石幫助我們(men) 恢複希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好的途徑是擁抱他所說的“失敗療法”。適當理解和利用的失敗能夠悉數清除我們(men) 的傲慢自大和盛氣淩人，讓我們(men) 鼓足勇氣麵對自己的“不完美、動蕩不定和死亡。” 失敗毫無疑問是令人沮喪(sang) 的，幾乎總是不受歡迎的和令人不舒服的，但是在布拉達坦的重構中，它成為(wei) 一種蘇醒的形式，“揭示出人類生存條件中的某些根本性東(dong) 西。”成人就意味著在沒有安全網的情況下表演走鋼絲(si) 。

布拉達坦鼓吹這種精神療法式的蘇醒，研究了形式各樣的人物比如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聖雄甘地（Mohandas Gandhi）、蕭沆（E. M. Cioran,）、三島由紀夫（Yukio Mishima）---說明問題的是，他們(men) 沒有一個(ge) 是美國人，他們(men) 都認為(wei) 失敗是使其人生變得對他們(men) 來說有意義(yi) 的必要條件。布拉達坦戲劇化描述的人物的獨特性不僅(jin) 在於(yu) 他們(men) 失敗了，而且在於(yu) 他們(men) 主動追求失敗。他們(men) 這樣做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自我否認或者自我毀滅，而是認為(wei) 失敗“定義(yi) 了我們(men) ”。

比如，請考慮一下法國哲學家西蒙娜·韋伊出於(yu) 對弱勢群體(ti) 的狂熱同情，屢次投入革命事業(ye) 屢次失敗，20世紀30年代早期在工廠工作，隨後提出她自己的禁欲基督教神秘主義(yi) 作為(wei) 一種修身訓練的失敗生活。她尋找一種失敗，她稱為(wei) “去創造”的失敗，也就是說讓“某個(ge) 被創造出來的東(dong) 西再進入尚未創造的狀態”。對她來說，這意味著終極的“認同死亡”（她在34歲的年紀就實現了死亡的目標，因為(wei) 身體(ti) 最終屈服於(yu) 自我挨餓和肺結核）如果用布拉達坦的話說，作為(wei) 一種讓自己“更接近上帝的方式”。雖然有些極端，韋伊追求給人狂喜的毀滅是在提醒我們(men) 認識到，我們(men) 都是非常脆弱的、具身的存在，都在鋼索上表演，身下就是萬(wan) 丈深淵。

布拉達坦注意到，好的失敗呈現出多種樣式，但是都涉及到采取更加誠實的描述後果最嚴(yan) 重的一團糟局麵而不是抓住相對來說並不重要的東(dong) 西。他認為(wei) 聖雄甘地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甘地在自傳(chuan) 中給讀者提供了存在嚴(yan) 重問題的觀點，“像喜馬拉雅山那樣大的錯誤”，包括當學生期間在多個(ge) 桌子上吃飯的劣行，吃肉的早期試驗，在競選活動中的“失誤算計”。他的書(shu) 中章節是“悲劇”和“恥辱”的敘述，提供了教導甘地的讀者“如何生活在失敗中，如何將失敗變成更有意義(yi) 的生活之源。”但是，布拉達坦敏銳地指出，甘地的自我描述漏掉了最嚴(yan) 重的失敗：他推崇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痛苦並不敏感、對待“他人的死亡毫不在乎的冷漠態度”，甚至包括他的追隨者在內(nei) 都是如此。通過突出顯示甘地的做作、誇張、和被誤導的自我誇耀，布拉達坦顯示，我們(men) 並不總是自己失敗的最好評判者，即便我們(men) 是，我們(men) 也不應該將表演的高峰錯誤當成更加艱難的任務，即活體(ti) 解剖自我，辨識出取悅自己的虛假驕傲和令人舒服的幻覺。

布拉達坦最有趣的失敗描述是兩(liang) 個(ge) 非常不同的作家：羅馬尼亞(ya) 裔法國哲學家蕭沆（E. M. Cioran）和日本小說家三島由紀夫（Yukio Mishima）。蕭沆是這樣一種人物，即便他事實上不存在，布拉達坦也可能會(hui) 憑空創造出來一個(ge) 。因為(wei) 蕭沆將激烈反抗成功生活的外部標誌變成了一門優(you) 雅的藝術。惡名昭著的閑逛、令人反感的反人類態度和令人心驚的悲觀主義(yi) 是他的拿手好戲。事實上，蕭沆認為(wei) 人的第一個(ge) 錯誤就是根本不該生下來。活著本身就是一種失敗。人生意味著“學習(xi) 成為(wei) 失敗者。一旦人生追求“進入自然的終結，失敗就不再是被捆綁在成功身上的醜(chou) 陋的雙胞胎弟弟了。” 但是，布拉達坦論證說，這裏是蕭沆的深刻見解的紅利：如果做得正確，失敗並不是失敗者看見的東(dong) 西，而是透過失敗看到的東(dong) 西。這是一個(ge) 擁有潛力產(chan) 生自己行使的轉換和超越過程。它讓我們(men) 正麵對待“自己隨身攜帶的致命的空虛”，意識到那是對我們(men) 的“恢複”至關(guan) 重要的毒藥變良藥神奇轉換。

我們(men) 不應該錯誤地將表演巔峰當作更加艱巨的任務，活體(ti) 解剖自己身上的虛假驕傲和令人舒服的幻覺。

但是，三島可以作為(wei) 令人警惕的故事，一個(ge) 狂熱擁抱失敗的人是多麽(me) 容易變成自大狂。在三島荒謬地嚐試組織一場反對日本政府的兵變而失敗之後，他精心準備的剖腹自殺計劃---他本來希望成為(wei) 他的“美麗(li) 之死”，因為(wei) 他的剖腹自殺助手“介錯”（kaishaku），漢語詞匯，是出自日本曆史上為(wei) 切腹者來擔當補刀者的稱謂，是指在日本切腹儀(yi) 式中為(wei) 切腹自殺行為(wei) 因某種原因失敗後的補充斬首行為(wei) ，以讓切腹者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譯注）不給力，給徹底搞砸了。正如布拉達坦所說，他精心設計的計劃最終成了“慘不忍睹的屠殺和笨拙表演”。失敗是非常微妙之事。在失敗方麵，最終是很容易失敗得一塌糊塗的：布拉達坦在三島精心設計的死亡計劃中發現了一種“願意讓自己變得謙虛”的形式，具有反諷意味的是，結果卻變成了“最不謙虛的工程”。

雖然布拉達坦清楚他對其人物對自身痛苦的色情式激情持保留態度，但是他仍然支持其信念，認定失敗通過強行對我們(men) 的視角和比例意識進行一次重置，有一種暴露“我們(men) 生存條件的赤裸現實”的巨大威力。他認為(wei) ，失敗讓我們(men) 從(cong) 我們(men) 的世界肚臍（umbili¬cus mundi）神秘的地球中心綜合症中喚醒，將我們(men) 自己置於(yu) 一切的核心的一種病態傾(qing) 向，幻想我們(men) 比真實的情況重要得多。”他繼續說，“大部分時候，我們(men) 的行為(wei) 就好像整個(ge) 世界就是為(wei) 了我們(men) 而存在一樣。”失敗讓我們(men) 變得謙遜，它迫使我們(men) 在更大的“宇宙規模”上對自我的了解更真實一些。當我們(men) 做到了這一點，就忍不住看到“我們(men) 其實完全是無足輕重的生物。”

布拉達坦提出了具有強大說服力的充分理由證明失敗將我們(men) 從(cong) 自我中心打垮的生產(chan) 力。但是，他並沒有認為(wei) 他的“失敗療法”有無可匹敵的吸引力或者可實用性。一個(ge) 人試圖把自己搞砸了的東(dong) 西變成自我認知的能力或傾(qing) 向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經濟條件、社會(hui) 資本、性別、種族等因素，它們(men) 在決(jue) 定誰成功和誰失敗方麵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比如，經濟上失敗的可能性和負擔甚至在同一個(ge) 階級裏也是分配不均的。有些企業(ye) 、金融機構和富豪家族，他們(men) 幾代人積累的財富“太大了根本倒不了”，其他人則未必。在這方麵，布拉達坦的動人呼籲，即失敗有能力將我們(men) 從(cong) 自我中解放出來的呼籲可能是有為(wei) 保守主義(yi) 辯護的風險的，是要“拎著鞋帶把自己提起來”。

同樣，布拉達坦認可的無私回報或許大有前途，但是這僅(jin) 僅(jin) 適用於(yu) 掌控自我的最高權力尚未被剝奪的人。舉(ju) 一個(ge) 明顯的例子：人們(men) 能夠想象將布拉達坦的“失敗療法”應用在特朗普身上會(hui) 發生什麽(me) 呢？把他拉到一邊，然後指導他接受2020年大選失敗的心理治療方麵的好處，不光是對他本人而且對整個(ge) 美國社會(hui) 都是如此。但是，如果側(ce) 身靠近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將是另外一件事，比如你1963年前往伯明翰監獄裏那告訴他，“從(cong) 宇宙視角”看，他根本看不到自己其實是“完全無足輕重的生物”存在“某種無法抑製的極其滑稽的東(dong) 西”。同樣也不清楚的是，“將我們(men) 置於(yu) 世界中心的病態傾(qing) 向是否如布拉達坦使人感覺到的那個(ge) 樣子。比如，理查德·萊特（Richard Wright）曾經論證說，很多受壓迫的民眾(zhong) 是“自下往上”看待世界。或許需要重被喚醒那些被係統性地征服和公民權被剝的人去認識到其存在的不確定性和動蕩不定。這種意識或許成為(wei) 他們(men) 隨身攜帶的東(dong) 西。

但是，對於(yu) 討厭將世俗成功作為(wei) 道德優(you) 越感標誌的文化的那些人來說，布拉達坦的書(shu) 是一種滋補品。常見的口號“贏得勝利不是一切，是唯一之事”不僅(jin) 是錯誤的，而且是證明這個(ge) 社會(hui) 貧瘠平庸的證據，在那裏，連9年紀的孩子都覺得不得不參加在美國高中修AP課程（AP是指Advanced placement可取得大學同等程度課程的學分，就等於(yu) 說免修大學的那門課。---譯注）以便獲得大學學分，這個(ge) 社會(hui) 創造了一個(ge) 詞“成績超過預料的學生”來辨認出已經實現的成功現象，接著又創造出“人生教練”這種崗位，因為(wei) 人的生活現狀不夠好---需要在別人指導下變得更聰明、更快、更好。

如果布拉達坦是正確的，人們(men) 能夠從(cong) 個(ge) 人的和私有的失敗中得到某種補償(chang) ，那是否意味著我們(men) 也可以從(cong) 集體(ti) 的、和公共的失敗中獲得某些東(dong) 西呢？任何一個(ge) 對大規模槍擊案和多布斯訴傑克遜女性健康組織案（ Dobbs v. Jackson ）將墮胎的立法權交給各州或者搶櫻桃式政治地圖等感到憤怒和絕望的讀者來說，這個(ge) 問題非常及時，似乎特別具有現實意義(yi) 。這是薩拉·馬庫斯（Sara Marcus）研究美國社會(hui) 政治失望的新書(shu) 的核心主題，對於(yu) 當今時代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yi) 。她從(cong) 前的書(shu) 《戰場前線的姑娘：暴力革命的真實故事》（2010）引人注目地探討了20世紀90年代激進的女權主義(yi) 朋克樂(le) 隊給世界和文化帶來的影響。《政治失望》是一種非常不同的研究，其特征是渴望和哀悼而不是反抗。

馬庫斯假設“政治失望是美國20世紀政治體(ti) 驗的定義(yi) 性特征”。這是個(ge) 挑釁性的和發人深省的主張，但是，鑒於(yu) 她的信息來源的局限性和選擇性，人們(men) 可能覺得她沒有充分闡述出來。不過，她的書(shu) 的確有一種威力可以激發讀者擺脫幻滅感足夠長的時間，去考慮自重建以來眾(zhong) 多作家和藝術家將其失敗和沮喪(sang) 意識重新利用當作一種新的藝術表現形式。在某種意義(yi) 上，《政治失望》是左派被一次次暴揍一頓的曆史，同時在這些失敗中發現創造性資源。

就像布拉達坦的書(shu) ，馬庫斯的《政治失望》圍繞有關(guan) 建設性的沮喪(sang) 和憤怒的案例分析組織起來。它開始於(yu) 杜波伊斯（W.E.B. Du Bois）對非洲裔美國人的哀歌《黑人靈魂》（1903）的分析，他描述為(wei) “不幸者的音樂(le) ，失望的孩子”。它重新描述了20世紀30年代小說家蒂莉·奧爾森（Tillie Olsen）和美國民歌和藍調歌手、吉他演奏家黑人歌手萊德·貝利(（Lead Belly）的鬥爭(zheng) ，兩(liang) 人都是共產(chan) 主義(yi) 者，他們(men) 充滿希望的無產(chan) 階級承諾為(wei) 其著作提供了活力。但是，當共產(chan) 黨(dang) 擴展成為(wei) 大眾(zhong) 統一戰線（the Popular Front）緩慢拋棄即刻革命的願景和多種族工人階級團結後，兩(liang) 者都努力表現其失望體(ti) 驗，用聲音進行的實驗。對於(yu) 奧爾森來說，這意味著創造她的腳本，用以描述女性人物革命欲望受挫的聲音表現，而對於(yu) 萊德·貝利來說，這意味著在他的歌曲中表現黑人工人極其困難的喘息。他的擔憂已經被遺忘殆盡了。馬庫斯接著記錄了各種政治失望的形式，從(cong) 民權運動中的場景到不均衡的和推遲了的組成多種族團結努力的第二波女權主義(yi) 運動。她的研究還涉及到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艾滋病危機中的馬龍·裏格斯（Marlon Riggs）和大衛·沃納洛維茨（David Wojnarowicz）的美學積極行動主義(yi) 。這個(ge) 危機對同性戀社區的衝(chong) 擊十分巨大，因為(wei) 肆虐的同性戀恐懼症阻礙了應對這種挑戰的努力。

馬庫斯使用這些案例來顯示失望如何幫助藝術家將其損失體(ti) 驗概念化，並以一種促成政治團結的方式表達出來。他對失望的定義(yi) 是“一種持續不斷追求目標的欲望，但這個(ge) 目標和從(cong) 前相比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了。”這些“無法滿足”的體(ti) 驗可能令人惱火。但是，她認為(wei) 對於(yu) 很多美國藝術家來說，它們(men) 已經證明具有創造性，能夠創造新文化實踐和形式和政治願景，這是特權左派同盟建設的，超出他們(men) 生活時代現實的有修養(yang) 的、進步派的、多元主義(yi) 的政治願景。

馬庫斯說，未能實現來之不易的政治目標並不一定導致癱瘓或者絕望。她考察了另外一個(ge) 例子，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女權主義(yi) 詩人和批評家的著作中的“創造性地實現新陳代謝的失望”。馬庫斯注意到，70年代的女權主義(yi) 者無論是詩人、理論家還是音樂(le) 人，其焦點都集中在女性的聲音和她們(men) 被迫陷入的沉默。從(cong) 海倫(lun) ·瑞迪（Helen Reddy）的“我是女人，聽聽我的咆哮”(1972) 到米歇爾٠克利芙（Michelle Cliff）的“無言的筆記”(1978)到各種會(hui) 議和研討會(hui) 如現代語言學會(hui) 年會(hui) （1977）的“沉默轉變為(wei) 語言和行動”都是如此。馬庫斯顯示這種“聲音的提升”實際上旨在“將理性話語的民主理想與(yu) 擁抱具身的身份認同結合起來。”但是，女性仍然覺得自己被排除在外，其聲音仍然遭到無視---尤其是有色人種婦女。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古老的聲音模式陷入衰竭”。不再是牢牢抓住失敗的承諾不放，即曾經豪氣衝(chong) 天地希望讓女性的聲音變得更大，更容易聽得到，女權主義(yi) 詩人奧黛麗(li) ·洛德（Audre Lorde）和艾德裏安娜·裏奇（Adrienne Rich）在作品中將注意力扭轉到尚未探討過的女權主義(yi) “願景”和“設想”的可能性上麵。將失望引入景觀性的性別維度的新焦點以及女性能夠看見和被看見的方式上麵，他們(men) 將聲音轉變成為(wei) 願景，將失敗轉變成為(wei) 不屈不撓的勇氣。

在1862年梭羅（Thoreau）葬禮上發表的悼詞中，愛默生（Emerson）稱讚了他的尖刻好鬥卻又隱居的天才朋友，但是也溫和地責罵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個(ge) 失敗者。

布拉達坦從(cong) 現代思想史中搜尋失敗案例中給人帶來的某些心理的或存在的安慰，像他一樣，馬庫斯也在尋找對政治失敗的創造性補償(chang) 方式，在某種意義(yi) 上她是在擁抱個(ge) 人不幸能夠成為(wei) 其繆斯女神的觀點。馬庫斯竭力想在別人看來不過是左派衰落的曆史敘事中發現某種不失尊嚴(yan) 的優(you) 雅，她竭力要描述的正是失望和創造性之間的因果關(guan) 係，而對此努力感到同情的讀者或許覺得這已經沒有必要更清晰地論述了。

但是，對同樣充滿同情的其他讀者來說，她的書(shu) 或許提醒人們(men) 意識到，將失敗當作失敗是多麽(me) 困難的一件事。事實上，恰恰是左派人士竭力搜羅更多證據證明其曆史場景每個(ge) 階段的因果關(guan) 係的動態變化，正是他們(men) 渴望擁抱馬庫斯描述的政治渴望崩潰的創造性補償(chang) 。畢竟，暗示藝術家和積極行動者對所看到的政治基礎喪(sang) 失就發生在他們(men) 新創造性實踐或作品附近而感到驚訝是一回事，顯示這種失望引起了創造性的改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這就出現了一個(ge) 惱人的問題：這些極度聰明的人怎麽(me) 需要失望才能從(cong) 事其創造性工作？如果他們(men) 不是不得不對付使其感到失望的無論什麽(me) 政治和社會(hui) 創傷(shang) ，難道不是可能創作出更多好作品嗎？

裏格斯和沃納羅維茨有這麽(me) 多的天賦在身，即將到來的死亡之外，他們(men) 似乎能很容易把任何東(dong) 西都變成藝術。兩(liang) 人都在37歲的青壯年時期就匆匆去世，他們(men) 都更願意花更多時間描述願景。雖然馬庫斯非常有效地顯示，她的藝術家和積極分子如何試圖從(cong) 糟糕處境中獲得最佳成果，但她沒有展示出糟糕的處境是創造性的必要前提條件。

但是，馬庫斯論述失望的時間維度的書(shu) 中有一個(ge) 根本性的深刻見解，或許能幫助我們(men) 探索其書(shu) 中人物遭遇的種族主義(yi) 和沙文主義(yi) ，這些仍然是當今政治幻滅的威脅。她暗示，其書(shu) 中人物無論是否故意的，似乎都將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所說的“尚未意識到，尚未成型”（the Not-Yet-Conscious, Not-Yet-Become）的時間性引入到一種將過去和將來聯係起來的特殊關(guan) 係之中，它從(cong) 根本上改寫(xie) 了當今的絕望時刻。這個(ge) 關(guan) 鍵術語（尚未意識到，尚未成型）中的yet是最謙虛的副詞，在都遭遇政治打擊的幻滅的小說家、絕望的詩人和沮喪(sang) 的藝術家的思想中扮演了超大的角色。在鍾表、日程表和經濟製度賦予你的東(dong) 西與(yu) 竭力尋找政治和社會(hui) 改變的主體(ti) 所體(ti) 驗和認可的東(dong) 西之間，“yet”留下了臨(lin) 時性的故意脫離關(guan) 係的空間。如果事物的末尾出現了失望，當描述已經結束，視域已經關(guan) 閉之後，“yet”仍然可以使其繼續保持開放狀態。

哲學家伯特蘭(lan) ·羅素（Bertrand Russell）警告使用未來夢想作為(wei) 回避淒涼現實的破壞性影響。但是，他預設了“未來”和“現在”之間的關(guan) 係拆解，這是馬庫斯的很多人物並沒有能夠認識到的東(dong) 西。在深感無力、資源耗盡、情感破產(chan) 的時刻，他們(men) 拒絕承認存在某種難以探索的曆史前進，這種浩浩蕩蕩的洪流可能令他們(men) 驚慌失措也可能從(cong) 他們(men) 身邊繞過去。對他們(men) 來說，重新思考時間維度變成了一種用以撬開鎖著的大門的工具。在其創造性地回應政治渴望遭遇環境破壞之後，馬庫斯的藝術家們(men) 和知識分子們(men) 清楚說明“我們(men) 居住的世界並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

同樣道理，這些書(shu) 提醒我們(men) 認識到，失敗和失望作為(wei) 曆史體(ti) 驗是多樣的和複雜的，因為(wei) 重新設計它的人將其作為(wei) 療法和創造性工作。布拉達坦注意到“每個(ge) 組織起來的社會(hui) 都會(hui) 產(chan) 生自己的失敗者”---那些或者因為(wei) 自己的選擇或因為(wei) 機構問題而無法滿足理想狀態的要求的人。和過去相比的話，或者和將來相比，“在當今成為(wei) 失敗者是完全不同的事”，今天的社會(hui) 不是人們(men) 自己的社會(hui) 。

事實上，過去的聲音提供最好的案例，說明失敗和挫折並不是宇宙的最終宣判而是這多麽(me) 臨(lin) 時性重新評估，可以從(cong) 不同角度給出比較積極的評價(jia) 。這是美國超驗主義(yi) 者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觀點，他在150多年前就像布拉達坦和馬庫斯一樣嚐試從(cong) 失敗和挫折中尋找意義(yi) 。在其1841年的隨筆“補償(chang) ”中，愛默生夢想了“補償(chang) 規律”，他描述為(wei) “給予和索取的絕對平衡”，我們(men) 或許可以描述為(wei) 一種沒有加爾文主義(yi) 的加爾文神學。聽起來有些謹慎（如果不是有些迷信的話），愛默生堅持認為(wei) ，這個(ge) 宇宙總是在觀察來確保違規者不可能逃脫處罰，不是辛苦掙來的優(you) 惠一定受到懲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無緣無故的痛苦一定會(hui) 得到公平補償(chang) 。他也肯定失敗和失望的慰藉，他告誡讀者在下麵這個(ge) 深刻見解中尋找棲身之所：“每一個(ge) 沒有把我們(men) 打敗的惡魔都會(hui) 成為(wei) 我們(men) 的福報。”

但是，愛默生在今天之所以有相關(guan) 性不是因為(wei) 他提出了逆境損失肯定得到補償(chang) 的觀點，這與(yu) 我們(men) 在本書(shu) 中看到的觀點有些類似，而是因為(wei) 他或許在無意中顯示出的觀點 ，即諸如失敗和失望等能夠和的確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說明問題的例子是，在愛默生首次在文章中提出其補償(chang) 理論大概20年之後，他就將這個(ge) 理論付諸實施，他在試圖弄明白年輕的朋友和曾經的弟子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為(wei) 何英年早逝。在1862年梭羅葬禮上，愛默生在悼詞中稱讚了他的尖刻好鬥卻又隱居的天才朋友，但是也溫和地責罵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個(ge) 失敗者。他在公開場合表達了他曾經在私人日記中擁有的惱火，也就是說，如果他不把時間浪費在瓦爾登湖周圍摘草莓的話，梭羅本來可能成為(wei) 了不起的人。“我忍不住指出這是他的缺陷，就是胸無大誌。”愛默生對參加哀悼者這樣哀歎。

讓愛默生稍感安慰的是，他在1862年感到擔憂的那種令人失望的生活方式如今反而被看作一種勝利，當然，它應該促使我們(men) 暫停一下，稍微感到一絲(si) 安慰。不僅(jin) 如此，或許更令愛默生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失敗者助手打敗了他有關(guan) 補償(chang) 的最好思想；當然，對此，我們(men) 應該微笑。因為(wei) 在梭羅1838年9月23日的一條日記中這樣寫(xie) ：“如果我們(men) 安靜下來做好充分準備，我們(men) 將在每個(ge) 失望中找到補償(chang) 。”這裏，我們(men) 可以加入到梭羅的隊伍中一直笑到最後，但是這個(ge) “最後”暗示了布拉達坦和馬庫斯向我們(men) 展示出的尚未到來的一種結局。事實上，他們(men) 給我們(men) 很好的理由來保留這樣的希望：失敗和失望最好被理解為(wei) 序曲而非結論。我說的是我們(men) 稱為(wei) “人生”的那個(ge) 東(dong) 西，那個(ge) 一塌糊塗卻又令人癡迷不已的成長敘事。

作者簡介：

詹妮弗·拉特納·羅森哈根（Jennifer Ratiner-Rosenhagen），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曆史係傑出教授。

譯自：The Consolations of Failure Jennifer Ratner-Rosenhagen

The Yale Review | Jennifer Ratner-Rosenhagen: “The Consolations of…